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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讲座(文化) 第一讲:日本文化的历史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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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精心安排了“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讲座,希望通过此次不受空间距离限制的活动,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们从中感受到日本文化以及日本研究的魅力。



第一讲:日本文化的历史特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崔世广



主讲人介绍:

崔世广,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任日本东京大学、庆应大学、上智大学、皇学馆大学、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客座研究员,独协大学客座教授。曾任外交学院兼职教授、河南大学兼职教授、厦门大学讲座教授,现任大连外国语大学讲座教授。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青年优秀科研成果奖等奖项。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研究方向为日本文化、日本思想史、中日文化比较。出版主要学术成果有《近代启蒙思想与近代化》、《日本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变革与文化建设研究》、《神道与日本文化》、《文化、文学与中日关系》、《日本的自画像与他画像》、《21世纪初期日本的文化战略》等,另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纵观前近代的日本文化,既包含古代的、中世的、近世的等各种要素,又兼有日本的、东方的、西方的等不同因子,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如何从整体上把握日本文化的历史特性,不仅对外国人,就是对日本人来说恐怕也是一个难题。下面,将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尝试以“历史的阶段性与内在的统一性”为视点对其进行解读。

一、日本文化的历史阶段性

  我们在梳理日本传统文化的历史发展阶段时,需要留意和综合考量以下几个因素:第一,在近代以前,中国文化在东亚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日本持续受到先进文化的强势辐射和影响,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发展存在某种同步现象;第二,伴随日本国内统治阶级以及文化承担者的更替,时代精神、社会趣向和文化嗜好发生改变,这又会影响到对外部文化的移植与改造;第三,由于日本历史上没有出现过文化革命,古老的文化层与新的文化层往往并存于同一时代;第四,随着日本历史的发展,社会下层不断抬头和成长,这些新成长起来的社会阶层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文化。这样,日本文化发展演变的历史,便同时也是文化层不断拓宽加厚的历史。

  日本传统文化的发展演变,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日本早期吸收大陆文化,形成农耕社会以及民族国家的时期,可以将其称为氏族时代的文化。公元前3世纪前后,伴随着新的种族和文化主体的渡来,水稻种植技术和铁器也从中国大陆传入日本。稻作农耕的采用,促进了生活的定居化和农耕共同体的形成。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村落共同体的联合体——部落共同体,这些部落的联合与兼并,又形成了许多部落小国以及部落联盟国家。4世纪前半期,大和国统一了西起九州北部东至中部地区的广大区域,从而基本结束了地域国家分立的状态,开始进入了大和时代。到5世纪,大和朝廷的势力达到了除北海道以外的日本大部分地区,并于5世纪末建立了被称作氏姓制度的政治制度。

  随着农耕社会的确立、国土的统一以及统一国家政权的建立,日本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这主要表现在语言、社会结构、宗教习俗等方面。首先,日本语的形成。日本语言学界大都认为,在这一时期,作为联结民族之纽带、形成民族共同生活方式与心理之必要前提的日本语,已随着农耕社会和早期国家的形成而确立了。其次,日本式共同体主义人际关系模式的形成。这一时期,全国大大小小的氏族共同体,形成了以天皇氏族为顶点的纵向阶梯式主从关系结构。这一结构,不仅是氏姓制度下皇室与豪族以及豪族之间关系的模式,而且成为以后日本社会的基本结构,随着时代的进展不断在各种社会形态下得以展开和重建。再次,神道世界观的形成。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祭祀的固定化、经常化,各地出现了为祭祀自然神和氏族祖先神的神社。在大和朝廷统一整个日本和形成皇统谱的过程中,各种大大小小的共同体的氏神也形成了以天皇家族的祖先神——天照大神为主神的神统谱。这样,在大和朝廷建立统一国家的古坟时代,也形成了以农耕仪礼为主要内容,以神人一致、诸神之间有着等级序列关系为主要特色的系统化民族宗教——神道。

  日本传统文化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经由大化革新移植唐文化,建立中央集权的律令体制,到平安时代日本文化国风化的时期,可以将其称为王朝贵族时代的文化。大化革新是在当时国际背景下推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是日本统治阶层移植先进的唐朝文物制度,加强中央朝廷的权力,强盛国家的重大历史性事业。正因为如此,这次对大陆文化的移植,不仅积极主动而且目的明确,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经过日本统治阶层的努力而建立起来的律令国家制度,已俨然具有了“小唐朝”的外观。在意识形态方面,积极移植佛教和儒教,佛教被当作镇护国家的要法,用来护佑国土和五谷丰登,儒教也被用来加强天皇的权威,为中央集权的律令体制服务。由于统治者的倡导,在文学、建筑、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出现了猛烈的“唐风化”风潮。

  但是,到平安中期以后,律令体制渐趋崩坏。唐朝的衰退,使前期移植的唐文化失去了外在样板的力量,本来就缺乏深厚社会基础的律令制度走上被改造和否定的道路。这一时期,由于时代精神的变化,出现了文化的“国风化”。随着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变动,经过多年来对大陆文化的消化和吸收,在摄关政治时代形成了国风文化。最能表现文化国风化的是假名的创造,其结果使日本民族文学得到了极大繁荣。以《古今和歌集》、《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为代表的日本民族文学作品,具有华丽、优美、纤细、柔弱、物哀等风格,突出地表现了日本人的审美特点。在美术方面,也创造出了以追求流畅、优美、美丽等为特点的国风化作品,如大和绘等。

  日本传统文化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从公家文化向武家文化转变,兼有吸收融合大陆禅宗文化的时期,可以将其称为公武交替时代的文化。进入镰仓时代,与公武并立、武家渐渐取得对公家优势的时代潮流相适应,这一时代的文学艺术也在保留贵族文化特点的同时,出现了雄健、豪放、写实等反映时代动向的特征。在文学方面,和歌作为表现贵族心理和情趣的文学形式,放出了最后的光芒。同时,也出现了敏感接受时代动向,表现时代思索深化的随笔和历史书籍,如《方丈记》、《愚管抄》、《徒然草》等。最能反映时代气息而富有特色的是军记物语,如《平家物语》、《源平盛衰记》等,真实生动地描绘了武士们的活动。在雕刻艺术等方面,也产生了不少富于写实和有人情味的作品。

  镰仓文化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镰仓新佛教的兴盛。这一时代创立的新佛教有日本净土宗、净土真宗、日莲宗、时宗等。另外,佛教中国化的结晶——禅宗也被移植进来,受到了武士阶级的欢迎。这些新佛教都以选择一个拯救之道(如念佛、禅、题目等),从一而修为特色,而排斥其他所有教义。另外,不同于以往的重视学问和长期修行的贵族佛教,新佛教反映了武士和庶民的要求,符合日本人喜好简易、现实和重实行的特点,使佛教向所有阶层、所有人开放。而且,新佛教将日本天台宗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成佛可能性发展为现实性(现世或死后均能成佛),从而将佛教变成了肯定现世的宗教,实现了改造佛教——佛教日本化的道路。

  室町时代虽然充满动乱,却是产业经济大发展的时代。在这一时代,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业以及城市都得到了很大发展。究其原因,是因为大名们连年征战,对底层的统制力减弱。与此相应,地方和下层的独立意识却大大增强。于是,室町时代产生了以武士为首,町众和农民亦能享受的具有广泛庶民性的文化。最能反映室町文化庶民性的是连歌,此外还有御伽草子、能和狂言等。室町时代文化的一大特点,是对禅宗文化的吸收。这一时代的美术,在古来的优雅精神之上加之于禅的精神,形成了重简素和重幽玄的特色,在建筑、绘画、雕刻、庭园中得到充分体现。另外,还创造出了将美学观念、人际关系、宗教原理等纳入具体艺术形式的生活艺术,如花道、茶道、香道等。室町时代的文化,对日本以后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日本传统文化发展的第四个阶段,是武士阶级重建政治社会秩序和文化,同时着力吸收宋明理学的时期,可以将其称为武家时代的文化。在德川时代的锁国体制下,随着幕藩体制的确立、安定和产业的发达,创造出了以武士阶级为中心,又明显带有“士农工商”阶层色彩的文化。这一时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具有现实主义倾向。其不仅表现在以合理主义精神研究自然科学以及古典文献方面,还表现在儒学家等对现实和人欲的肯定方面。另外,文学巨匠松尾芭蕉、井原西鹤、近松门左卫门等对现实生活、人的本能欲望、情爱与社会矛盾的描写,以及描绘市井生活的浮世绘的流行等,也是这种精神的集中体现。

  江户文化的一大特征,是对宋学为代表的儒学的吸收和改造。随着等级身份制社会的建立,主张“众生平等”的佛教被驱逐出了政治和“公”的领域,而强调上下支配服从关系的朱子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可以说,江户时代的思想基本是围绕着朱子学而展开的。由于产生于中国大陆的儒学,与日本的社会结构和现实并不完全相符,到德川中后期,经过日本人的改造,终于形成了强调对自己主君的忠、对情欲相对宽容和以诚为中心的儒学,完成了儒学的日本化。江户时代的文化发展,还表现在复古国学的成立上。复古国学家们强调日本是神国,极力排斥儒教和佛教,认为儒佛使日本人丧失了符合天地自然精神的生活,他们依据神道思想一方面反对严格等级身份制下的强制性支配,一方面对幕府政治歌功颂德肯定现实秩序。复古国学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标志着日本长期学习大陆文化历史的终结。


二、日本文化的内在统一性

  那么,呈现出历史阶段性的日本文化是否存在内在的统一性?换句话说,日本文化中是否存在着规定其自身发展的内在核心呢?答案是肯定的。在这里,我想将其称作广义上的神道世界观。

  丸山真男在上世纪60年代曾以《古事记》《日本书纪》《风土记》《万叶集》等为基本素材,析出了日本思想文化的“原型”或“古层”,认为这是日本在历史长河中吸收改造外来文化的原动力。无独有偶,加藤周一也同样依据这些文献的研究,指出日本在《万叶集》时代形成了“土著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将会促使外来文化的日本化。另外,源了圆也认为,神道存在着令人惊叹的连续性,“当我们考察日本对佛教、儒教的接受方式和儒、佛在日本的变貌时,就会知道,也许是‘神道式的’东西作为无意识的民族心理在其中发挥了某种作用。”

  以上大家的研究表明,广义的神道世界观,可以视为日本文化中发挥内在统一性作用的核心要素。神道是日本民族土生土长的宗教,在日本文化的形成期,神道的基本性格应该已经形成了。神道这种固有民族宗教,反映着日本人与自然以及社会的关系,形成了日本社会的基础文化,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起着规定、统合民族文化性格的作用。

  神道之所以具有这样的作用,原因之一在于神道乃扎根于日本风土的宗教。日本的自然条件比较优越,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分明,周围有寒流与暖流经过;但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频发,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危害。这样的风土环境,是古代日本人产生神道信仰的基础。郁郁葱葱的森林,湍急的河流,突发的火山爆发,突如其来的台风等,对日本人的生活带来深远影响,使日本人产生了万物有灵的观念。可以说,神道的产生是扎根于日本人的这种神灵观念的。

  另外,神道的产生与农耕生活也息息相关。日本在水稻农耕的基础上形成了生活共同体,在祈求神灵保护农业丰收以及收获后答谢神灵的祭祀场上,逐渐形成了神道。随着农耕社会的发展,神道也与农耕生活相结合,具有了祖先崇拜和农耕仪礼的内容。日本神道中保留的许多农耕仪式,都是水稻农耕传入日本后才形成的。而且,随着地域共同体和国家共同体的形成,神道也拥有了强烈的共同体主义性质。正因为神道深深扎根于日本社会,也才能一边吸收外来文化而发展壮大,一边承担起延续民族文化基因,并对外来文化进行改造的任务。

  也就是说,神道既是自然发生的宗教,也是“农耕共同体的宗教”。这种共同体是人与自然的共同体、人与社会的共同体,还是人与神灵的共同体。即神道是将自然、社会、神灵融为一体的宗教。这种与日本的风土、历史、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神道,经过长期的发展和积淀,成为了日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成为日本文化的潜在意志,规定着日本文化的特性。

  神道的特性规定着日本移植、改造外来文化的基调。日本人在将大陆的佛教移植过来后,按照自己的风土人情和生活原理加以改造,到镰仓时代后佛教完全世俗化,来世主义的佛教被改造成了现世主义的佛教。另外,经过改造后的儒教,也抛弃或不再追求抽象性、思辨性的世界观,而将其伦理道德规范变为了适应等级制度的东西,对人的情欲也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儒教成了与日本人共同体主义生活原理相一致的东西了。

  当然,由于神道不像佛教、儒教和基督教那样拥有完备的世界观体系,所以其在面对外来强势文化时,往往会像石田一良所说的那样,就像“换穿衣裳的偶人”,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改变着自己的装扮,但其基本原理却顽强地保留了下来。在外来文化势力强大时,就改变自己的打扮,披上新的外衣,但一旦风头过后,又会以新的形式恢复自己的势力。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神道大体经过早期神道、神社神道、国家神道、神社神道与独立神社并存等几个发展阶段,也出现过广为人知的神佛融合、神儒融合的历史现象,这体现了神道的灵活性和强韧性。

  但是,在长期吸收、改造外来文化的过程中,神道也会发生某种分化和变形,并与日本化了的外来文化重新整合,按照日本人的现实生活需求实行功能分担,从而形成新的文化秩序。

  例如,佛教最初是镇护国家的意识形态,但随时代的变化对现实政治的影响不断变小,特别是到江户时代完全被排除出了公的领域。但是与此同时,神道与佛教两者却形成了新的分工,共同构成了日本人的宗教信仰世界。神道主要与人生及生活的仪礼有关,如出生、七五三节、成人仪式、结婚仪式,以及祈年祭、秋祭等。而佛教主要与往生仪礼有关,如丧葬仪式、盂兰盆节等。许多家庭既有神龛,又设佛坛;既参加神道祭祀活动,也参加佛教祭奠仪式。但是,无论神道还是佛教都是现世主义的,都是关注现实的宗教信仰,这一点根源于神道的现实主义。

  另外,儒教也是如此。在江户时代,日本虽然移植了具有很强思辨性的朱子学,但却在不知不觉中将其加以改变。经过日本人的改造,抛弃了朱子学的形而上学内容,儒家道德也与日本的社会结构及日本人的实际生活相结合,形成了日本的独自道德体系。即这种来自儒家的道德与“士农工商”的四民等级相结合,形成了武士道、町人道、农民道等阶级道德,由此向社会各个阶层普及,承担起了阶级道德教化的作用。

  还有,与缺乏严密的世界观体系的事实相对应,日本文化中虽然没有类似于中国思想中超越性存在的“道”,却形成了与现实生活需要相结合的、特殊主义的“道”,由之构成了日本的“道文化”。如所周知,在日本传统社会,拥有将某种思想观念与具体技艺相结合的各种各样的“道”,如茶道、花道、书道、画道、香道,以及剑道、弓道、空手道、相扑道等。这便是所谓的“文武两道”,对日本人的成长和人生修养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道”在基本精神方面与神道是相通的,如其具体性、封闭性,寓复杂于简单之中,既现实又超现实等等。也就是说,只要某种活动、行为达到了一定高度,具有了某种内容、仪式和精神内涵,都可以上升为“道”。实际上,每个领域都可以有自己的“道”,但这些“道”都是特殊主义的,并不志向于一般性和超越性,不具有普遍性和开放性。这种将精神性、规范性融于具体事物之中,重视仪式性和感受性的“道文化”,在根底上与神道有着相通之处,正是神道为日本的“道文化”准备了一般性基础。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说,历史的阶段性体现了日本文化的时代性,内在的统一性则保证了日本文化的体系性。两者的辩证统一使日本文化既具有丰富性,又具有一贯性,而这便是日本文化的独自特色。



主要参考文献:
1、加藤周一著、杨铁婴译《日本文化的杂种性》,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加藤周一著;叶渭渠,唐月梅译《日本文学史序说》(上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版。
3、丸山真男著、区建英 刘岳兵译《日本的思想》,三联书店,2009年版。
4、武田清子編『日本文化のかくれた形』、岩波書店、1984年。
5、石田一良著、许极燉译《日本文化—历史的展开与特征》,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6、源了圆著、郭连友 漆红译《日本文化与日本人性格的形成》,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



感谢收听。下期将发表“中日僧侣往来与茶文化东传”,由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江静教授播讲。欢迎感兴趣的朋友们注意收听。



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讲座(文化)

题目及主讲人


第一讲 日本文化的历史特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崔世广


第二讲 中日僧侣往来与茶文化东传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教授 江静


第三讲 日本端午习俗中菖蒲文化与插花漫谈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副教授 郑青


第四讲 走近日本香道艺术

    北京大学教授 滕军


第五讲 和食中体现的日本人的审美意识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 徐静波


计划每周四发布,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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