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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2020年长三角地区巡回日语教师研修会”顺利举行# 我们中心的日语教育专家们参加了在上海市工商外国语学校举办的“2020年长三角地区巡回日语教师研修”。除了日语教学讲座以外，我们介绍了新教材《IRODORI：生活中的日语》。详情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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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2020年长三角地区巡回日语教师研修会”顺利举行
以下文章来源于上海市工商外国语学校 ，作者商外二部
上海市工商外国语学校
上海唯一以“外国语”命名的中职校。 知行合一，有内涵有腔调的国际化学校。
关于这本新教材，请参考这个网址：https://www.jpfbj.cn/irodori/（点击页尾阅读原文跳转）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是日本唯一一所在世界各国及地区综合性地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专门机构。1994年北京日本文化中心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北京事务所成立。为加深中日两国相互理解，基于以上理念，本中心在中国各地举办了多种多样的活动及事业。主要活动分为文化艺术交流、日语教育、日本研究知识交流三个领域。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访日学者投稿『をちこち（遠近）』(4)
2018年7月16日至8月24日，在日本开展了为期40天的考察和参访，主题是“日本的河流保护和公众的公益参与”。在日本期间，我陆续拜访了超过10家河流保护和公益相关的公益机构，收益匪浅。
研究日本河流保护问题对于中国的意义，在于中国还是一个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初期的一个经济体。我希望看到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中，不同阶段的主要环境污染问题和公众和社会在这个问题中的核心关切和角色，对于现阶段中国尤其有参考意义。从2015年发布《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水十条）之后，围绕河流保护的工业污染治理得到极大关注和政策行动力，“农业污染”和“生活污染”开始成为很多河流污染的污染源。
相对美国和欧洲，中国和日本的生活习惯大体相似，在农业污染和生活污染的表现有非常同源的参考性，例如琵琶湖的污染以及治理的过程，非常值得中国很多内湖的学习（目前已经有很多交流学习项目，例如太湖和洞庭湖）；琵琶湖从70年代初开始，大量的工业污水和农业生活污水导致严重的富营养化，而且多次反复，发生严重的赤潮，经过将近30年的协同治理，目前已经水清岸绿，成为著名的旅游胜地。
琵琶湖的水质
工业污染的治理，重点是政府的政策和企业的主体责任；农业污染和生活污染，则需要广泛的公众动员和公众教育，形成社会共识。当“普通公众”成为“污染主体”的时候，公众共识和集体行动就显得特别重要。在琵琶湖周边，还有很多很小的公益组织从事各种水保护，例如专门养萤火虫的机构，还有从事“水井和泉水”的研究者，以及用废油做的肥皂等再利用生活技能的推广。
作者与在琵琶湖附近保护萤火虫的朋友们合影（左起第二位是作者）
80年代，中国就提出：我们不要走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今天回看这段历史，我们还是先把环境污染了。中国目前也发生着大规模的污染转移，从城市郊区搬迁到更远的地方，从东部搬迁到中西部。污染也许并没有减少，而是更加隐蔽和不可见，甚至发生了大规模的转移。这样的产业转移伴随的污染转移，好像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不可缺少的。
人和水，人和河流，有很多关系，但是水的污染者也是人。如何通过公众参与机制的规划，产品的设计，来引导公众关注和保护河流，是我们河流守望者一直在探索的事情，我们把“河流保护的公众参与”作为我们的核心能力，提出了“有河流的地方就有守望者”的远景，希望人人都可以成为河流守望者。
日本回来之后，我带回来很多样品和资料，很多信息现在还在消化，希望运用到我的工作之中。日本同仁在和我分享的时候，也道出了我的困惑：如果都是讲道理的话，公众是不愿意听的，他们需要看到解决方案，告诉我：如何办？这方面日本人的严谨和细致，让我启发很大，因为中国的公益组织目前大部分停留在“讲道理”的阶段。
例如东京市民雨水学会，是一个没有全职的“小”组织，但是全国有100名左右的会员，他们开发了一款展示水污染全过程的“桌面游戏”，在办公室用雨水回收插件做了好几个不同场景的雨水回收装置，可以在不同的房屋状况下自主做雨水回收工作，让人看了就想马上回家自己动作做一个，我还一下子买了10个带回来，后来还去拜访了雨水插件的发明人，她授权我们使用，并鼓励我们在中国做雨水回收的推广。雨水回收在中国刚刚起步，还很小众，不仅仅是雨水回收的政策，还是雨水回收的公众教育，都做得很少。
回收雨水装置
我参加日本的環境技術展覧会，看到一个用于捡拾垃圾的“钳子”，这个钳子的设计一下子吸引我，因为它的设计理念，也正好击中了我们开展“联合净滩”中的痛点，在垃圾捡拾过程中一些大的垃圾无法抓起，同时在长度上不匹配，而且也不好随身携带。这样的产品虽然不能普及，但是会让人觉得垃圾捡拾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也鼓励持有人经常去河流旁边捡拾垃圾，美化环境举手之劳。听说这个“钳子”还获得了日本设计大赏，日本的工匠精神在这里体现的让人感动。
这些产品和场景，我在京都环境科学中心还看到了很多，有专门为小朋友提供的环境绘本室，有展示工业化历程和垃圾分类的展区，也在楼顶种植了水稻，还有大量的互动教具，足够一个小朋友家庭在里面高兴的玩一天，我相信这一天下来，一个环保的种子就种下来，没有任何说教。从人出发，从产品出发，来做公众参与，是我此行最深刻地体验和收获。
我希望继续努力，把日本这样很好的设计带回到中国。
当然，我也看到日本公益行业在使用互联网方面还不多。而中国的互联网在公益和社会创新领域的应用非常之广泛。我在日本期间也做过好多分享，介绍中国的河流保护以及公益行业的情况，尤其是提出的“互联网公益组织”的概念受到很多日本同仁的关注。河流守望者的使命是“支持本地人解决本地环境问题”，所以我们也在做数字化转型，搭建一个互联网社区，为一线的河流守望者提供“互联网巡河工具”，我们开发了“巡河宝”小程序，让河流守望者更方便简单的开始巡河任务，并激发他们坚持下去。
日本40天，参访了将近40家不同的机构和人，让我对日本的河流保护和公益文化有更深刻的理解。和中国一样，日本也是一个有浓厚慈善文化的地方，大家会很关注本地社区，但是公益气氛并不好。在日本人与未来防灾科技中心，我看到并理解了地震对于日本社会的重塑，和中国的2008年汶川地震成为中国的“公益元年”一样，日本1995年的阪神地震也是日本的“志愿者元年”，个人加入为动机的义工团队，进而发展为有组织的团队。推动1998年发布了《NPO法律》，主要是福利和残疾等、救灾和环保等。
极大的灾害和事件，才是环境问题解决的契机，日本也一样，中国也是如此，这也许是人类必须经历的劫难，只有此，才可能有更多共识。
我1983年出生，今年37岁（参访的时候是35岁），大学毕业24岁开始进入公益行业工作，从事公益环保已经超过14年，在我们绿色潇湘，我都算年纪最大的“老资格”，但是在我参访日本的公益组织，尤其是环保组织，基本上都是超过50岁的“老同志”，甚至好几个年过七旬的机构理事来接待我，他们看到我的名片，第一句话就是说：你好年轻啊！
日本的环境运动早已经在70年代和80年代的高潮，那个时候的“主角”，今天已经年过六旬，很多河流保护组织也面临着严重的新老更替的问题，没有年轻人愿意来做公益。我想年轻人不来做公益，除了薪酬整体不高之外（中国也一样），除了日本社会的整体老龄化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环境问题已经不是日本社会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只有最重要的社会问题，才会希望这个社会最勇敢，最热情，最有创新意识的年轻人来创业。
这是好事，日本同仁不应该羡慕我们。
刘盛
1983年出生。作为保护河流组织“绿色潇湘”理事长，从事环保活动。刘盛先生还建立和运营提供融资咨询服务的机构，是一位中坚实务家。2018年他参加了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日中知识交流强化项目，作为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亚洲经济经济研究所海外短期访问学者，在大塚健司主任研究员的指导下，就日本的河流保护和市民参与公益活动，进行了学术研究。
『をちこち（遠近）』日文
寄稿シリーズ「中国知識人の訪日ストーリー」
＜4＞
「日本の環境汚染の歴史から見る、中国における河川保護の主な問題と動向」
链接↓
https://www.wochikochi.jp/relayessay/2020/11/4.php
（点击页尾阅读原文跳转。外网打开较慢，请耐心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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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是日本唯一一所在世界各国及地区综合性地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专门机构。1994年北京日本文化中心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北京事务所成立。为加深中日两国相互理解，基于以上理念，本中心在中国各地举办了多种多样的活动及事业。主要活动分为文化艺术交流、日语教育、日本研究知识交流三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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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东亚视域下的中日文化关系——以非文字交流为中心”国际学术研讨会圆满闭幕# 由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与哲学学院主办，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资助的“东亚视域下的中日文化关系——以非文字交流为中心”学术研讨会，已于2020年11月21日在浙江工商大学校内成功举办。详情→http://t.cn/A6GBvr8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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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预告|「沙龙活动」“正发声”的女性声音 x “正发生”的女性现实# 北京日本文化中心（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同北京中间剧场共同策划了一场名为《“正发声”的女性声音 x “正发生”的女性现实》的沙龙活动，将于12月6日周日在中间剧场举行，详情→活动预告|「沙龙活动」“正发声”的女性声音 x “正发生”的女性现实
活动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影片及导演交流，两部日本女导演的作品《睡虫》及《拂晓的黑暗》分享及其演后谈交流；第二部分为沙龙对谈连线，我们将邀请之前“中日女性影展”的策展人沈念及“那个”的两位策展人陈卓、张钊华在现场进行连线，就“中日当代文化艺术（展览/电影/戏剧）中的女性”进行对谈，探讨在不同的媒介下，女性“发声”的多种可能，以及这种“发声”对“正发生“的女性的现实所可能具有的意义。
活动预告|「沙龙活动」“正发声”的女性声音 x “正发生”的…
活动时间：12月6日
活动地点：中间剧场A厅
13:30-14:00 观众入场
14:00-14:57 作品《拂晓的黑暗》
15:00-15:20 《拂晓的黑暗》Q&A（现场连线）
15:25-16:27 作品《睡虫》
16:27-16:50 《睡虫》Q&A（现场连线）
16:55-17:30 女性主题茶话会
*由于新冠疫情原因，2位日本导演的Q&A及3位中国嘉宾的茶话会环节皆为现场连线进行。
导演
阿部はりか
（Kaneko Yurina）
– 购票信息 –
活动费用：50￥/张
中间剧场会员 40￥/张
每人限购4张
戳下方小程序二维码即可缴费报名，无法选座，座位按照下单顺序选取当前最优位置出票。放映当天凭下单信息中间剧场A厅取票入场，票类售出无法退换请慎重考虑。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是日本唯一一所在世界各国及地区综合性地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专门机构。1994年北京日本文化中心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北京事务所成立。为加深中日两国相互理解，基于以上理念，本中心在中国各地举办了多种多样的活动及事业。主要活动分为文化艺术交流、日语教育、日本研究知识交流三个领域。
#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讲座（戏剧）第四讲：传统与创新并举的古…
#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讲座（戏剧） 第四讲：传统与创新并举的古典戏剧——日本歌舞伎（上）# 我们精心安排了“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讲座，希望通过此次不受空间距离限制的活动，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们从中感受到日本文化以及日本研究的魅力。
【第四讲：传统与创新并举的古典戏剧
——日本歌舞伎（上）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副研究员 李玲】→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讲座（戏剧） 第四讲：传统与创新并举的古典戏剧——日本歌舞伎（上）
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讲座（戏剧） 第四讲：传统与创新并举的古…
*扫描或长按识别文末二维码可阅读本文的繁体字版文本。
我们精心安排了“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讲座，希望通过此次不受空间距离限制的活动，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们从中感受到日本文化以及日本研究的魅力。
第四讲：传统与创新并举的古典戏剧
——日本歌舞伎（上）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副研究员 李玲
主讲人介绍：李玲，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副研究员。2002年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硕士毕业，同年就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2008—2009年担任日本国立新潟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部客座研究员。2018年9月—2019年9月日本早稻田大学访问学者（获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文化和旅游部艺术类人才培养特别项目），2013年始至今为日本早稻田大学演剧博物馆特聘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日本传统戏剧与中日戏剧比较研究。出版专著《日本狂言》（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雕刻灵魂的表情——日本能面与能面师》（人民邮电出版社2017年）、《艺藻集——中日传统戏剧思考》（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8年4月）；出版译著：“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研究丛书”《品梅记》（文化艺术出版社2015年）、《不愿做奴隶的人——聂耳传》（新星出版社2019年7月1日）。发表《日本歌舞伎<女杀油地狱>研究》、《日本明治时代天览剧研究》、《日本狂言中的中国题材研究》、《试论中国的日本狂言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从功法、行当和家系角度考察日本歌舞伎女形表演艺术的传承》、《大木偶的命运——中国川北大木偶与日本木偶净琉璃的现状报告》、《吴兴国与猿之助——从京剧与歌舞伎的创新前沿看戏剧流派发展规律》、《试论20世纪初日本的一份戏曲名伶唱片目录资料》等论文。近年来在《北京青年报》“北青艺评”栏目发表多篇关于日本能、狂言及歌舞伎的文章。
日本歌舞伎是拥有400多年历史的古典戏剧，它与能乐、文乐木偶戏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歌舞伎的脸谱和能乐面具一样，作为象征日本传统文化的一个符号，令人过目不忘。
2019年中村狮童与初音未来演出广告，摄影李玲
歌舞伎除了自身戏剧表演艺术的独特性，最令世界剧坛刮目相看的是它的传承方式和演出模式。歌舞伎的艺术传承保留着传统的世袭制度，而演出则以现代商业模式高密度地循环。前近代的艺术传承结合商业化运营，大量传统戏的反复上演加上借用东西方经典文学及当代通俗文艺的创新戏，时时天马行空，却又表现出古典世界的自由与宽阔，传统与创新并行不悖。我认为，日本歌舞伎的古典戏剧身份，并非是一种过去完成时态，它以现在进行时的方式发展自我，参与到世界剧坛的百花齐放中去，这是它生存和生产方式的特征。
关于歌舞伎的内容，我分上下两篇来谈。今天从歌舞伎的历史起源、歌舞音乐、角色行当这几个方面谈谈我的认识。
歌舞伎KABUKI，这一词语的词根来源于动词傾く（KABUKU），KABU指脑袋，KABUKU是歪着脑袋的动作，表示人们歪头皱眉、感到心生疑惑、无法赞同的样子。傾く（KABUKU）是16世纪末的一个流行语，指的是风格过分夸张绚丽的行为或者人，其含义褒贬兼而有之，既存在异于正统、打破常规的反抗和创新，也带有哗众取宠、令人侧目的嫌弃。17世纪初，歌舞伎接过这一时代审美意识的标签，由风靡一世的歌舞表演逐步发展为体系完整精密的戏剧样式，我想，KABUKU这一词汇里出人意表、胆大妄为的精神依然是歌舞伎的本质，也是它能够在当代保持青春的源泉。
研究文献通常以1603年5月作为歌舞伎发展史的起点。这一年春光烂漫之际，京都鸭川河岸边及北野神社附近来了一个戏班，为首的是一个叫做阿国的女子，他们奇装异服，演一些浪荡于花街柳巷的片段，其舞蹈风靡街头巷尾，被称为“阿国歌舞伎”。实际上，在歌舞伎的前历史里，全民不分贵贱热烈参与的各种舞蹈，包括宗教性质、诗歌集会或乡土风俗舞蹈已经在日本各地流行了一个多世纪。在这段时期中，日本艺能史出现了两个趋势：一是平民百姓参与艺能创作；二是女性表演者活跃，这是阿国歌舞伎产生的土壤。1603年同时也是德川家康就任征夷大将军，日本由战乱进入太平盛世的江户时代。随着幕府制度逐步完善，京都、大阪、江户三地都建立了官方牌照的公娼制度，花街柳巷内部盛行以歌舞伎舞蹈招揽客人，同时各地也相继出现模仿阿国歌舞伎的女子表演团体。驻扎平户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负责人理查德·考克斯（Richard Cocks，1566-1624）在他的《英国商馆长日记》（Diary kept by the head of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Diary of Richard Cocks, 1615-1622）中记录大阪、堺、下关、长崎的旅途酒宴常有女子歌舞伎来跳舞助兴。各种类型的群体舞蹈令人迷醉，开启了和平带来的解放与享乐，但却败坏风纪，引发斗殴事件，不利于新建立的政权统治。因此幕府多次发布女子歌舞伎禁令，但实际上屡禁屡演或依旧暗中偷演。同时与女子歌舞伎平行出现的还有若众歌舞伎，若众即留有前发的美少年，兼有男色的嫌疑，其弊害如同女子歌舞伎。摩登的歌舞伎舞蹈盛行半个世纪后，在1652年被幕府彻底严禁，取而代之的是剃去前发的成年男子戏班，走向了偏重对话科白及情节发展的戏剧表演之路。现存许多绘画资料展现了初期歌舞伎的表演样貌，屏风画、绘卷、还有被称为“草纸”的娱乐性出版物都非常写实地描绘着形形色色的歌舞伎舞台表演，台上数人起舞甚至是全场群舞，尤其引人注目。
17世纪末元禄年间（1688—1704）的前后大约50年，是歌舞伎转向搬演故事的戏剧性道路发展的一个高峰，尽管如此，歌舞音乐依然是歌舞伎表演的基本元素，是世家子弟学艺开蒙的“四功五法”，也是歌舞伎表演程式的基本语汇。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不仅仅表现在歌舞伎这个名称，选择使用“歌舞演故事”这样含义的假借字，更确凿的是，歌舞伎剧目分类中专门有“舞蹈剧”这一类别，同时非舞蹈剧剧目中也普遍包含着音乐舞蹈段落。歌舞伎舞蹈剧原是女形艺人，也就是歌舞伎男旦的表演专项，后来发展到18世纪末，生行舞蹈剧目也逐渐兴盛。随着音乐创作的不断创新，舞蹈也更趋向多姿多彩，产生了一个演员循序渐进地表演多个人物的舞蹈，通过瞬间变换装束和道具，展现舞蹈技巧和别出心裁的演出效果，这类作品称为“变化物”。“变化物”舞蹈是歌舞伎海外公演的必演曲目，也可以理解为歌舞伎表演的浓缩精华。歌舞伎早期音乐伴奏主要采用能乐的四种乐器（称为四拍子）：小鼓、大鼓、太鼓和笛子，琉球传来的中国三弦被称为“三味线”，这种弦乐器经过改造后占据了歌舞伎音乐的中心位置。三味线音乐体系相当庞大，根据表演地域、表演场所、唱腔、乐器大小尺寸的不同衍生出不同的风格流派。歌唱类型擅长抒情的长呗（呗念bài，为诵读经文、赞歌的意思，中文目前很少用，其实写作长歌也可以）、说唱类型厚重朴素的常磐津、声乐技巧高难的清元，这些日本三弦音乐类型的多样化发展与歌舞伎舞蹈表演息息相关。同时歌舞伎音乐广泛吸收民间的歌谣小曲，以声乐伴唱和三弦伴奏的形式使舞蹈充满韵律变化，而且无论是抒情还是叙事，其歌其舞均有诗意的文辞作为支撑。歌舞伎舞蹈剧代表作有《京鹿子娘道成寺》、《藤娘》、《鹭娘》、《卖年糕》，还有一系列“镜狮子”类型舞蹈剧等。像《劝进帐》这样的经典名作，后半部的音乐舞蹈尤其重要；而改编自文乐木偶戏类型的剧目保留了净琉璃说唱伴奏，其音乐更犹如指挥棒，中国著名的编剧兼导演阿甲先生（1907—1994）看了1979年来华演出的《忠臣藏》，他说：“我感到三弦的威力特别强大，它不是一般地担任伴奏的职能，它简直是参加演员创作人物，掌握感情韵律的导演”（《看日本歌舞伎表演有感》，载于《光明日报》1979年1月20日）。
接着谈一谈歌舞伎的行当，我喜欢借用中国戏曲术语来描述日本传统戏剧，因为两者有许多相似的特点，我就不拘泥于日文词语表达了。歌舞伎与它的前辈艺术能乐相比，有一个显著的演进，那就是歌舞伎抛弃了面具并产生了行当。能乐没有行当，只有主角、配角的区分，主角通过面具和服装可扮演男女老幼、神仙鬼怪。歌舞伎由初期阶段的一幕戏逐步发展为多幕戏，再到错综复杂多头绪的全本戏，自然产生了更多角色类型的需求，于是行当应运而生。但歌舞伎作为江户时代当时的现代戏，一方面它存在迅速反映社会现实的写实能力，同时也继承着前辈传统，虽然没有了面具，但有类型化的脸谱和程式化的身段，虚拟写意与写实并不相悖，虚实结合的挥洒自如是歌舞伎表演的重要特征。另外从演出经营与戏班管理的角度来看，行当分类也是统筹把握剧团人员的必要制度。行当实际上是将戏剧表演的功法训练进行了归类细化，生、旦、净、丑各有专擅，而每一行当中又根据角色的年龄、身份地位、善恶脾性等特征可以细分。以旦行为例，中国戏曲里的正旦、花旦、闺门旦、武旦、老旦、彩旦基本都能在歌舞伎旦行中找到大致相应的类型。行当区分越来越细，意味着舞台表演越来越细腻讲究，戏剧表演的传统也积少成多，形成大体系。今年10月东京歌舞伎座上演的剧目包括片冈仁左卫门（1944—）和坂东玉三郎（1950—）各自的拿手好戏，76岁的仁左卫门是俊扮的潇洒机智的生行，70岁的玉三郎演美妙的舞蹈剧《杨贵妃》，如此高龄犹能在舞台上游刃有余，除了艺人的刻苦精进，行当表演程式功不可没。
今天就先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本中心温馨贴士：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歌舞伎，可以在一下网站上看到更为丰富的图片和视频资料：
独立行政法人日本艺术文化振兴会的官方网站（日语/英语）
https://www2.ntj.jac.go.jp/dglib/modules/learn/
“歌舞伎世界”(中文)
https://www2.ntj.jac.go.jp/unesco/kabuki/sc/
感谢收听。下期将发表“传统与创新并举的古典戏剧—日本歌舞伎（下）”，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李玲副研究员播讲。欢迎感兴趣的朋友们注意收听。
日本研究之窗 —— 系列讲座（戏剧）
题目及主讲人
麻国钧 中央戏剧学院
第四讲 “传统与创新并举的古典戏剧——日本歌舞伎（上）”
第五讲 “传统与创新并举的古典戏剧——日本歌舞伎（下）”
李玲 中国艺术研究院
第六讲 “中国近代戏曲与日本”
李莉薇 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第七讲 “中日现代演剧交流”
第八讲 “新中国成立后至上世纪80-90年代的日中戏剧交流”（暂定）
第九讲 “从地下演剧到走向世界 ——蜷川幸雄与铃木忠志的戏剧轨迹”
每周四（计划）发布，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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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是日本唯一一所在世界各国及地区综合性地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专门机构。1994年北京日本文化中心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北京事务所成立。为加深中日两国相互理解，基于以上理念，本中心在中国各地举办了多种多样的活动及事业。主要活动分为文化艺术交流、日语教育、日本研究知识交流三个领域。
#川内伦子：一场探索美的过程｜日本影汇参展艺术家系列专访#今…
#川内伦子：一场探索美的过程｜日本影汇参展艺术家系列专访# 今年，集美·阿尔勒将目光聚焦于日本，由石桥财团Artizon美术馆副馆长笠原美智子女士担任学术主持，荣荣&映里策划，展览《时代的洞察-日本写真的现在》展出了川内伦子、片山真理、山城知佳子、志贺理江子这四位活跃于国际艺术舞台的日本女性摄影师的作品。
本期则为参展摄影师川内伦子的专访→ 川内伦子：一场探索美的过程｜日本影汇参展艺术家系列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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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日中摄影文化交流季”项目由北京日本文化中心（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与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联合举办。
#转载｜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第30届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成立30…
#转载｜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第30届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成立30周年纪念庆典# 由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办，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资助的“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第30届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成立30周年纪念庆典”，于2020年11月21日在复旦大学隆重举行，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梅本和义理事长发来了贺词，本中心高桥耕一郎主任、野口裕子副主任出席了会议，高桥主任发表了祝辞。会上，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向本基金会和其他相关团体及个人颁发了感谢状。会议详情→转载｜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第30届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成立30周年纪念庆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