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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边界:日本建筑展》线上论坛预告(收看方式更新)# 在深圳设计互联正在进行的日本现代建筑展《穿越边界:日本建筑展》的策展人大岛正、早野洋介(MAD建筑事务所)、青山周平(B.L.U.E.建筑设计事务所)将在2月18日(周六)10:00~12:00于线上进行精彩的碰撞和交流。详情→http://t.cn/A6C2ad3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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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独立影院:
采访Cinémathèque Takasaki经理 志尾睦子
志尾睦子,群马县高崎市“Cinémathèque Takasaki”影院总经理,她向我们推荐了两部电影,前田悠希的《迷墙 剧场版》(2020)和佐向大的《夜奔》(2022)。这两部故事片都生动地展现了当今日本社会随处可见的脱节之处。
这一次,我们走访了志尾睦子所在的“Cinémathèque Takasaki”,听她讲述了有关这座电影院的历史和当今日本电影的故事。
采访/文:月永里绘 摄影:西邑匡弘 编辑:国际交流基金
“Cinémathèque Takasaki”距离群马县高崎车站步行只需几分钟。这座开业于2004年的电影院,墙上悬挂着一排排来过这里的导演、演员的签名。这座电影与以“让当地人看丰富多彩的电影”为理念,放映了许多不同的影片。它不仅是高崎电影文化的重要场所,也是支撑日本当代电影文化的重要的据点。
在“Cinémathèque Takasaki”创办之前,推动当地电影事业发展的是“高崎电影节”,自1987年开幕以来,不仅是高崎市民,就连东京一代的影迷们也竞相来访。高崎电影节以其不受作品体量影响,精准选拔优秀电影的能力闻名,是枝裕和(《幻之光》)、青山真治(《无援》)、诹访敦彦(《双》)、西川美和(《蛇草莓》)等电影导演的早期作品都曾在这里获得青年大奖,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此后都活跃于世界影坛之上。
目前担任总经理的志尾睦子,与这座电影院的缘分,也始自于她来参加高崎电影节。而这“初遇”也令她记忆深刻。
志尾:那是1999年第十三届高崎电影节,我应征了电影节的志愿者。那时我在当地一所大学读书,因为毕业论文的题目与电影有关,一位朋友便邀请我一起报名高崎电影节的志愿者,说或许能有助于毕业论文的撰写。说实话,最初我是一点兴趣都没有的。之前参加高崎电影节还是我孩童时期父母带着去的,在那之后就再没留意过。不过难得朋友发出邀请,我也不好意思拒绝,于是就和她一块儿去了电影节的办公室。那是一所破旧公寓里的一个房间,屋里各种资料、杂物堆积如山。来来往往的工作人员也都极富个性。我几乎立刻就后悔来这儿了,想着“这种地方绝对待不下去,我要赶快回家!”
Cinémathèque Takasaki总经理志尾睦子女士
彼时还是大学生的志尾女士被个性鲜明的电影节工作人员们吓了一跳,而在他们当中,担任高崎电影节负责人的茂木正男先生,在那时就展现出了领袖的魅力。
志尾:当时,我缩在办公室的角落里,一个穿了一身黑的大叔悠闲地走进来,满脸笑容地问我:“你为什么到这里来?”这个人就是茂木先生。我当时无措极了,人家一定觉得我是因为特别喜欢电影才来到这儿的,我怎么也说不出口,自己只是为了写毕业论文,被朋友拉着来的。茂木先生也完全没意识到我的窘迫,还对我说着。包括他自己在内,大家其实都是在志愿工作,虽然成为电影节的工作人员会遇到很多的挑战,但也会收获此处独有的乐趣。
就这样,志尾女士不怎么情愿地加入了志愿者的行列,但她很快就被电影节工作人员们的热情所感染。
志尾:我开始参加每周一次的例会,虽然只是因为没有勇气拒绝,但几次之后,我便发现,最初因为个性太过鲜明而让我觉得害怕的工作人员们,实际上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人。当时的我虽说喜欢电影,但也不过是偶尔去去影城的程度。可高崎电影节的工作人员们不同,他们都是狂热地影迷,每次去办公室,关于电影的讨论随处可闻。在这里没有人追求金钱上的回报,有的只是一个完全由对于电影的热爱成就的电影节。虽然最初觉得很惊讶,但渐渐的,我也感受到了融入其中的快乐,为了能够加入大家的讨论,我开始疯狂地看电影。
此外,我以前一直以为,要是想看的电影在高崎的电影院没有上映的话,就只能跑去东京看。后来才惊讶地发现,这些影片原来在高崎电影节就有上映,只不过我不知道罢了。在对于在自己的身边就有这样的文化场所、身边有人做着这样伟大的事情感到震惊的同时,我开始对一件事情产生了兴趣,那就是,为何这样的电影节不被大众所知?被这样的兴趣牵引,参与着电影节活动,不知不觉我也变成了电影节常驻的工作人员。
“第十七届高崎电影节”(2004年3月)情景
据说,在“Cinémathèque Takasaki”开业之前,除了每年一度的“高崎电影节”之外,这里每两个月还会有一次有电影节工作人员举办的放映会。
志尾:最初,电影节的工作人员也负责电影放映。其背景是1980年下半年开始在东京兴起的独立影院热潮,在山崎的人们也热切地想看看在东京上映的艺术电影。当时,录像带还不常见,我们想要看这些电影就只能去向发行公司租借胶片。然而租借胶片需要花很多钱,为此我们开始举办放映会等活动,希望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可以说,我们“想看电影”的愿望催生了放映会,并在此后逐渐发展为希望自己喜爱的影片“被看到”。虽然他们创立了一年一度的电影节,但每年只有一次的聚会并不是他们的初衷,他们想要的是一个可以随时都能传播电影的场所。“总有一天我会建一座电影院”,这是我认识茂木先生起他就在说的话。
当高崎电影节在当地站稳脚跟时,他期待已久的电影院终于开张了。2004年7月,名为“高崎社区电影院”的非营利组织成立,茂木先生担任总经理,我担任经理,副经理则是同为电影节工作人员的小林荣子,在增加放映技师和接待人员后,“Cinémathèque Takasaki”开始营业。然而,从一开始就很难确保我们满意的放映。
志尾:当时茂木先生负责策划上映内容。他为影院的开幕选择了几部作品,但一个个都被发行方拒绝了。经过半年左右的奔走,才终于决定,以侯孝贤导演的《咖啡时光》(2003)和蕾雅·普尔导演的《蓝蝴蝶》(2004)作为开幕影片。事实上,《咖啡时光》就是在高崎拍摄的,而且茂木先生和我都有出演。虽然过程颇为曲折,但最终能够以这两部影片迎来影院的开幕,我感到非常高兴。
开业后大概三年的时间里,租借电影拷贝一直都比较困难。我们经常从发行公司那里收到“你们也可以在影城上映后在上”或者“东京放映结束后半年或者一年,有空档的话可以租给你们”之类的回复。可是一来我们不想做复映影院,二来如果要等一年的话,想看的人不会一直等着我们,而是选择去东京观影。我们痛苦地意识到,在我们希望的时间上映我们想要的影片是多么的困难。
那时还是胶片电影的时代,电影拷贝先在大城市放映一轮之后才出租也情有可原,而且当时电影拷贝的数量并不像现在这么多,发行商可能也会对将珍贵的拷贝租给没什么实绩的新电影院心存顾虑。况且那时,在当地,独立影院本身就很少见。
“Cinémathèque Takasaki”开业时(2004年12月)的情景
就在影院历经苦苦挣扎,总算开始走上正轨的时候,作为顶梁柱的茂木先生却病倒了,并于2008年逝世。茂木先生的不幸离世,给以志尾为首的所有相关人员带去了巨大的悲痛和打击。
志尾:说实话,我当时觉得,茂木先生去世了,电影节也将不复存在。我们一直都是追随着茂木先生的 ,我们无法想象自己能做到像茂木先生一样。可是,和所有人都是志愿工作的电影节不同,电影院是公司性质的,员工的生活需要得到保障。可即便如此,我还是做不到继茂木先生之后来经营这家影院。因此,我找到了一位有长年企业管理经验的非营利组织董事,希望由他来接手影院的经营。
他认为,我们必须以此为契机彻底改变经营方针,并提出了很多重构的想法。然而,他的提议却总被我们反对。或许引入新的方针可以改善我们的经营状况,但这背离了茂木先生以及我们大家一直以来对这座电影院抱有的理念。
就在这个时候,一直为此事担心的茂木先生的朋友们联系了我,问我“你为什么不接管影院呢?”“如果接手的人不是能够理解我们的理念的人,影院就无法成为我们期望的样子”。我说:“可我完全不懂经营,这样下去影院会垮掉的。”“如果是你来接手的话,大家都会支持你的”他们这样对我说。这时,我才终于下定了决心。
就这样,志尾女士成为了非营利组织高崎社区电影院的代表董事。积极地开始了新的尝试与挑战。
志尾:我开始绞尽脑汁地思考如何在不改变我们理念的前提下经营这家电影院。为此决定向政府寻求帮助,接受市里的委托开展电影委托承制业务,并参与有着百年以上历史的电影院“高崎电气馆”的重建与运营等,随着业务的不断开展,我们电影院的经营方式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高崎电影节的成功固然是我们能够与政府部门建立深入合作的原因之一,但这也要仰赖于高崎市作为文化名城的定位。随着战后不久便成立的“高崎交响乐团”开当地乐团文化之先河,高崎享有了“音乐之城”的美誉。2019年,高崎艺术剧场在车站附近落成,内设大剧场。
志尾:人们常说,高崎市似乎每周都会举办一些文化活动。的确,以高崎电影节为首,高崎音乐节、高崎游行节、高崎绘本节等众多市民活动已经持续举办了几十年,这与政府建立的完善的支持制度密不可分。现任的高崎市长每次都对我说:“Cinémathèque Takasaki是高崎市的宝贵财富”,而在我们因新冠疫情陷入危机时,他也尽最大的努力为我们提供帮助。
虽然我们是一家民营的电影院,但社区电影精神仍是我们所做一切的核心,在守护文化方面我们坚持官民一体,把作为文化的电影传递给大众是我们思想的根本。我想高崎市长也明白这一点。其他地方的影院人惊讶地发现,没有一个城市的政府比高崎市更支持电影文化。
当地居民对于这里的电影制作活动持开放的态度,电影委托承制活动频繁。事实上,高崎也是许多电影的取景地。
顺便一说,在邱金海导演的电影《情牵拉面茶》(2017)中出现的高崎白衣大观音,就在距离这里步行15分钟的观音山上。那尊观音菩萨是守护高崎人民生活的象征。此外,这附近颇为出名的榛名山和榛名湖也经常出现在电影的场景中。
高崎站正面大街,交响路上并立的高崎电影节旗帜
在闯过了重重危机的Cinémathèque Takasaki中,迄今为止最受欢迎的电影是哪一部?
志尾:我们这里的第一部大热电影是荻上直子导演的《海鸥食堂》(2005),这部作品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了历史观影人数第一的记录,但最近,奉俊昊导演的《寄生虫》(2019)刷新了这个记录。此外,小栗康平导演的《被埋葬的树木》(2005),一部在群马县拍摄的当地电影也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除了经营业务,作为高崎电影节和Cinémathèque Takasaki的代言人,志尾女士也在日本各地开展演讲,还撰写了许多的专栏和随笔等文章。电影院每月发行的刊物“Cinémathèque Takasaki 荧屏新闻”,每期的卷首语专栏也由她主笔。
志尾:自从小林担任Cinémathèque Takasaki的经理后,放映内容的策划便由她一手负责,只余这个专栏还在由我执笔。自从电影放映的介质从胶片变为DCP数字电影包,发行的电影拷贝数量激增,我们影院上映的电影数量也趋于上升。相应的,这也意味着每一部电影获得充分介绍的机会将会减少。因此,在这个专栏中,我以每月推荐的形式,选取一部作品,深入介绍其内容。而小林作为一名狂热的韩国电影爱好者,每当有韩国的电影上映时,她都会亲手制作免费的宣传页分发给观众。
“ Cinémathèque Takasaki”大厅的一角。除每月发行的免费宣传页外,还张贴了许多电影相关的新闻报道等。
影院的工作人员似乎天然的由电影爱好者汇成,此前在这里工作的职员中,如今有许多都活跃在电影制作的一线。
志尾:最近,凭借电影《我们的二人世界》(2020)出道的导演饭塚花笑、富士台人气剧目《静雪》(2022)的编剧生方美久等都曾在我们这里兼职。他们两位从一开始就志在电影,因此在去东京之前,选择在这里兼职工作。此外,虽然不曾在这里工作,但《赤色彗星俱乐部》(2017)的导演武井佑吏、《少女邂逅》(2018)的导演枝优花等青年导演也都出身高崎。
茂木先生总说,他希望创造一个场所 ,让当地想要从事电影相关工作的年轻人,不必远赴都东京也能与电影相伴。因此,在看到曾在这里工作的年轻人日后活跃在电影界时,我会发自内心的替自己18年来的努力感到高兴。同时,也希望这座电影院和我们的电影委托承制业务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代替东京成为人们在当地发展电影事业的平台。
最后,我们请志尾女士为“JFF+INDEPENDENT CINIMA”项目推荐了两部面向海外的作品。
志尾:《夜奔》和《迷墙 剧场版》都是很好地捕捉了日本小城市感觉的电影。不同于大城市,日本的小城市虽然山川秀丽,富有自然之美,但往往很少拥有真正出色的地方,很难令人说出“这里真棒”。从这个层面来看,这两部电影非常真实地反映了“所谓小城市,是这样的地方”。
志尾女士推荐给“JFF+INDEPENDENT CINIMA”的日本电影《迷墙 剧场版》(左)、《夜奔》(右)。
志尾睦子
非营利性组织高崎社区电影院代表董事,Cinémathèque Takasaki总经理。大学期间参加了高崎电影节志愿活动。2004年参与建立非营利性组织高崎社区电影院,并参与开办群马县首家独立影院Cinémathèque Takasaki,任经理。2008年,前任总经理逝世后,继任现职。
探访独立影院:
采访Forum仙台经理桥村小由美·长泽绫
坐落于宫城县仙台市的电影院“Forum仙台”向我们推荐了小森Haruka&濑尾夏美导演的《双重之城/谱写置换地之歌》(2021年),以及城定秀夫导演的《阿尔卑斯看台的外缘》(2020年)。这两部作品都是在日本全国的独立影院巡回放映的热议之作。
此次,我们来到了“Forum仙台”,聆听该影院的桥村小由美经理,以及负责Forum Cinema Network全体影目选排工作长泽绫女士,讲述这座电影院的来历,以及日本电影的当下。
采访·文字:月永理绘 拍摄:西邑匡弘 编辑:国际交流基金
宫城县仙台市,是战国武将·伊达政宗开拓的一座“森林之都”。它是日本东北地区最大的一座城市,也是一座绿意盎然的美食之城。同时,它也是居住在市内的著名小说家·伊坂幸太郎作品中时常借用的故事舞台。实际上,他的好几部作品在拍成电影时,也是在仙台取的外景。“Forum仙台”和仙台站东口的姐妹影院“Cine La Vita”一起,被电影迷们所熟知。这座电影院的绿色招牌十分醒目,它就坐落在欢乐街·国分町和官公厅街略北的青叶神社大街上、此处还留存着伊达政宗开拓仙台时的风貌。Forum仙台的经理桥村小由美女士自1999年该影院营业起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她出身仙台,非常喜欢电影,所以选择了在电影院工作。
桥村:我读大学时去了山形,开始在和我们这家电影院属同一集团的“Forum山形”打工,毕业后就直接在那里工作了。后来,我又在“Forum 盛冈”工作了四年,为了开一家“Forum仙台”,所以就回到了老家,大概是这么一种感觉。“Forum仙台”从1999年12月开始营业,当时大家都在为千禧年而吵嚷,所以我记得刚开始营业的时候特别辛苦。
“Forum仙台”“Cine La Vita”仙台地区总经理——桥村小由美。
运营“Forum仙台”的,是以东北为中心开设了十家电影院的“Forum Cinema Network”。Forum Cinema Network的董事长长泽裕二先生于1984年在山形市创立了日本第一家由市民出资建造的电影院——“Forum山形1·2”。长泽夫妇一边经营电影院,一边养育子女,逐渐将电影院的规模扩大到了包括仙台在内的全国7个城市之中。现在,长泽夫妇的女儿长泽绫和哥哥长泽纯共同担任全部Forum电影院的影目选排。
长泽:以前是由影院的经理直接和发行公司联络,现在则由我和哥哥统一负责影目的选排。话虽如此,如今一些特辑和企划等活动大多仍就由各影院的经理负责。各地Forum影院的经理都是个性强烈的影迷,一谈到电影大家的就聊得停不下来。我认为,经理们的这种个性可以反映在他们工作的各个影院中,这也是我们电影院的魅力所在。
另一方面,因为有总部的存在,所以在选片时,也能和比较主流的发行公司做交易,并由总部统一承担起会计和人事业务。这样就能一边平衡有盈余的影院和赤字的影院,一边推动运营的工作。虽然是独立影院,但我们是一个集团公司,这种独特的风格或许也正是“Forum Cinema Network”的优势所在。
长泽绫女士负责以东北为中心、开设了十家电影院的“Forum Cinema Network”整体影目选排工作
长泽女士可以说是和电影院一起长大的了。
长泽:我父母都在Forum山形工作,我家隔壁就是电影院,事务所和我家的客厅相连,二者仅一门之隔。平时其他工作人员,还有来电影院的推销人员都会很普通地出入我家,客厅里还经常会开一些机关杂志的编辑会议。桥村女士我也是从小就当成Forum工作的姐姐而熟识的。
Forum仙台一开门就诞生了超热门作品。那就是点燃了日本第一轮韩流热潮的韩国电影《鱼》(1999年)。
桥村:在Forum仙台开始营业前,我在东京的试映会上观看了《鱼》,当时大受感动。因为当时发行方cinequanon的相关人士说到“还没有决定在仙台的哪家影院上映”,于是我便恳请他们“那么请一定在我们家上映吧!”于是该片便在2000年1月上映了。之后就是连日的客满,这部影片成了一直放映到当年10月份的超热门作。当时的仙台几乎没有上映亚洲电影的地方,那之后我们也上映了不少韩国电影,比如李沧东导演的《薄荷糖》(1999年)等。
长泽:托桥村女士的福,Forum仙台也拥有了一批亚洲电影的固定影迷呢。台湾地区的电影特辑,也属于常规企划之一了。
桥村:我对亚洲电影突然开窍的契机,是从在Forum山形工作时,每年举办的特辑“中国电影的全貌”上开始的。起初客人来得并不多,但是作品数量很多,从准备到整理都很辛苦。于是我忍不住问“这个活动真的有必要年年办吗?”于是董事长就对我说“你要先看过作品再说吧。”于是我就看了陈凯歌导演的《黄土地》(1984年)和张艺谋导演的一些作品,立即就看得入了迷。
2005年,影院“Cine La Vita”于仙台站前开馆。(2009年该影院移至附近大楼)两座影院之间的距离很近,乘坐地铁甚至可以赶场连看。但是两影院的上映作品又是通过什么标准来决定的呢?
长泽:“Cine La Vita”离仙台站很近,所以位置很好找。一般面向“大众”类的电影就选“La Vita”,而面向“核心受众”的硬核电影则会选“Forum”,我们大致会如此区分。不过也并不是区分得特别明确。
我们虽是独立影院,但并不是专放文艺片的影院。只要是好作品,一些主流影片我们一样会上映的。前几天我们还上映了居住在仙台的伊坂幸太郎先生原作的好莱坞影片《子弹列车》(2022)。我们这家Forum电影院是“为影迷而存在”的电影院,这就是我们的初心。所以在选片方面,我们不会考虑自己偏爱哪一部影片,而是优先考虑住在这座城市的影迷们想要看什么。我们不挑电影类型和规模,所以选片范围是很广的。
“Forum仙台”的接待大厅。陈列着丰富多彩的上映作品传单和海报。
其实,倘若要问“什么电影是有独立影院风格的电影?”“什么是文艺片?”,想来是很难找到答案的吧。近些年来,独立电影和商业电影之间的分界线也越来越模糊了。
桥村:越是思索,最终越会导向这样的结论——说到底,它们都是“电影”不是吗?电影原本就没有什么大小区分。毕竟,“Forum仙台”的开场作品可是《黑客帝国》(1999年)呢。而且当时夜场电影放映的是在东京的独立影院颇受热议的《水牛城66》(1998年)。所以说,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在意过作品的流派和规模大小。当时有很多的年轻观众来看《水牛城66》,连日里都是客满。后来大受欢迎的作品里,还有位居我们电影院历代票房收入首位的《福音战士新剧场版:序》(2007年)和《摄影机不要停!》(2018年)。
在“Forum仙台”开门11年后的2011年3月11日,东日本大地震袭击了东北全境。仙台市也遭受了极大的创伤,市内的影城因此被迫暂停营业数月。
桥村:幸运的是,Forum仙台所在的那条路地基强劲,建筑物本身几乎没有受损。震后约一周后解除了停水通告,电影院也马上开门了。
长泽:当时东北这边的交通完全出于停滞状态。什么都进不来,什么都出不去。我们只能用手头现有的上映素材去周转,所以也重新安排了上映时间表。
桥村:有一些影城甚至闭门了3个月甚至半年之久。很快我们就听到客人反馈说“刚买了《哆啦A梦》的预售券,结果电影院不开,看不到呀。”或“(两部连续的大制作日本电影)《SP》的第一部(野望篇)已经看过了,现在却看不到第二部(革命篇)了。”等等。而且电影公司那边也提了诉求,我们影院上映了很多平时不会选择的影片,很快就座无虚席了。
长泽:地震刚结束时,有一些声音认为“现在真的应该重开影院吗?”“眼下是看电影的时候吗?”,不过一旦再开,就能明显感受到大家是真的很想来电影院看电影。
地震后,距离“Forum仙台”较近的“仙台视听觉资料室”(仙台mediatheque)(2001年1月开业)设立了记录、发布东日本大地震之中发生事件的平台——“不能忘却的3·11中心”。滨口龙介导演等人住在仙台制作纪录片,与该平台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关系。“Forum仙台”也收到了很多导演、演员等电影工作者们的应援。
桥村:地震发生后,大家真的都很关心东北的情况。有些客人会专程来仙台。有些导演之后还和我提到“地震之后,我来东北做过志愿者。”此外,也有来自海外的关心,比如维姆·文德斯导演就来过福岛。
长泽:2011年10月,举办东京国际电影节的时候文德斯导演来到日本,当时他就告诉我,自己一定要去福岛。他在Forum福岛免费上映了作品《皮娜》(2011年),甚至还前往被指定为计划避难区域的饭馆村。Forum福岛的经理是文德斯的超级粉丝,所以当时真的感动极了。
维姆·文德斯导演来访“Forum福岛”时的集体照片。中央靠后方的是维姆·文德斯导演,站在他前面的是长泽女士。
其实自过去起,就有一位电影导演会频繁来访地方上的独立影院。他就是桥村女士称之为“独立影院教父”的若松孝二导演。
长泽:若松导演的作品《芋虫》(2010年)在柏林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女演员奖之后,进行了Forum四家电影院的巡回访问致辞。我和若松导演、寺岛女士一起走遍四家电影院,当时很多客人非常感动地说“这么有名的女演员和名导演竟然会来东北的独立影院呀!”
如今,导演独立制作、独立发行作品,并在全国电影院巡回上映的形态并不少见,但在当时可以说是划时代的做法。若松导演还在作品《11·25自决之日 三岛由纪夫与年轻人们》(2011年)上映时携主演井浦新先生在东北做了六家电影院的巡回访问。之后井浦新先生本人也开始带年轻演员们来访了。他还以此次新冠疫情为契机,和同行朋友斋藤工、渡边真理子等一同开展了电影院应援活动——“独立影院公园”。其实,在这一应援行动开展前,他们已经为继承若松导演衣钵,开展了很多为电影院增添活力的活动了。
新冠感染扩大,全国发布了紧急事态宣言后,“Forum仙台”和“Cine La Vita”也不得不暂时关闭了一个月。
桥村:不过,即便是在如此困难的时期,观影人数仍旧没有出现大幅的减少。年长客人中来观影的人数的确要比过去少了一些,但他们也绝不是彻底不来了。比较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年轻观众的数量还增多了。前几天我们上映了王家卫导演作品的4K版,当时除了一些以前起就是亚洲电影的粉丝之外,还有很多年轻人都来观看。因为我一直以为年轻观众是在持续减少的,所以这场面真的令人既高兴又惊讶。
董事长从过去起就常说“像咱们这样的小电影院,虽然很容易被波浪摇撼,但却不会翻倒。”继录像带、DVD之后,又有网络推送影片的兴盛,电影院陷入了愈发严峻的处境之中,但每每遇到冲击的摇撼,我们最终都没有被推翻,我认为这就是小型电影院独特的优势所在。
长泽:在Forum集团中,Forum仙台也是文艺片销售额比率最高的电影院。这说明我们也得到了常客的支持。之所以常客人数没有减少,也可以说是源自电影院自身的细致维护,以及日复一日的努力。
桥村:我们还在发行邮件杂志,现在注册人数已经约一万人了。如今其实常会出现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反响热烈,但却出乎意料地招揽不到多少客人的情况,但是我们发布了杂志之后却获得了切实的回应。另外,如今的主流做法是把电影的上映日程和上映时间都放在网上,但我们一定还会印在纸面上,摆在影院中。因为有不少老年人和仅靠这种印刷物来了解电影相关信息的影迷需要它。在影院内播放电影预告的时候,我们也是考虑到“如果是来看这种电影的客人,应该会喜欢这一类型”,并安排影片的。有不少客人是看过预告后,想着“哎呀,下次来看预告的这个片子吧!”于是决定再来的。
二位此次推荐了电影《双重之城/谱写置换地之歌》以及《阿尔卑斯看台的外缘》。《双重之城/谱写置换地之歌》的导演小森Haruka和濑尾夏美导演都以东日本大地震时来做志愿者为契机,暂时将活动中心转移到了东北,并作为一对艺术组合开展活动。
桥村:小森导演在仙台住过一段时间,也数次来过“Forum仙台”。负责摄影的福原悠介先生是仙台出身,他从读高中的时候起就时常会来我们电影院。小森导演的拍摄手法是从来不强迫别人做什么,就只是在旁边默默站着的那种。日本创作纪录片的导演中很少有她这样的类型,所以我非常希望她能继续加油创作。
长泽:《阿尔卑斯看台的外缘》的登场人物很少,它真的是一部“小”的电影。不过能感受到,参与创作它的所有人都深信这是一部非常有趣的影片,于是才将它拍出来的。虽然预算很低,但是这样一部有趣的电影能在独立影院热映,我真的很高兴。
“Forum仙台”向“JFF+INDEPENDENT CINEMA”推荐的日本电影《双重之城/谱写置换地之歌》(左)和《阿尔卑斯看台的外缘》(右)。
最后,我们聆听了受访者讲述Forum仙台所在的这条街道的魅力。
桥村:Forum仙台正对着的“青叶神社大街”,有着长达四百多年的历史。道路尽头就是供奉着伊达政宗的青叶神社。每年的五月份,我们这里都会举办“仙台青叶祭”。自从“青叶神社大街”成了动画《Wake up,Girls!》的故事舞台,斜对面的那家自1695年起开始营业的仙台粗点心名店“熊谷屋”,以及北临的“咖啡 bijou”就很受关注,甚至还有海外游客来这里做圣地巡礼。向南步行约5分钟,就是东北最繁华的大街——国分町了,那里有很多美味的餐饮店。而且步行即可抵达“仙台视听觉资料室”(仙台mediatheque)”,如果到了仙台,请大家一定来这附近散散步呀。
桥村小由美
“Forum仙台”“Cine La Vita”仙台地区总经理。生于宫城县。1989年学生时代进入Forum山形打工。1997~2001年,任职Forum盛冈的经理。1999年开业起担任Forum仙台经理。2013年起兼任Cine La Vita经理。
长泽绫
Forum Cinema Network 影目选排。1979年生于山形县。1984年,双亲创立的Forum山形开业。影院隔壁就是自家,自幼在硬核影迷的包围下成长。1998年赴美读大学。毕业后于纽约任Japan Society的电影上映策划·运营一职。2009年回国,担任Forum Cinema Network的影目选排工作。
探访独立影院:
采访Ciné Nouveau经理 山绮纪子
电影院“Ciné Nouveau”坐落于大阪府大阪市,它的经理山绮纪子向我们推荐了两部电影:
吉开菜央导演的《少管闲事》(hottamaru·days)(2021)和加藤纱希导演的《在远方》(In the Distance)(2022)。这两部作品无一不交织着全新的感知,展现着当今日本电影的新思潮。
在这次采访,我们来到了“Ciné Nouveau”,并与经理山绮纪子畅聊了这座电影院的历史以及当今的日本电影。
采访/文:月永里绘 摄影:西邑匡弘 编辑:国际交流基金
日本的关西地区汇集着众多富有个性的影院,包括一些近年来新开业的场馆在内,形成了独特的“独立影院文化”。大阪以“美食之都”著称,同时也是关西地区富有代表性的大都市。2022年9月,“梅田电影院(Theatre Umeda)”的关闭令人颇为惋惜,但仍旧有着“梅田自由影院(Cine Libre Umeda)”、“心斋桥影院(Cinem@rt Shinsaibashi)” 、“第七艺术剧场”、“Planet Plus One”等众多电影院林立。2000年代初,熊切和嘉、山下敦弘、柴田刚、石井裕也等大阪艺术大学出身的年轻导演相继受到瞩目,掀起一场了巨大的运动。
“Ciné Nouveau”正是大阪电影文化的重要据点之一,它位于大阪市西区九条,一处有着昔日下町风情的温暖街区。穿过长长的商业街来到安静的住宅区,“Ciné Nouveau”就坐落在这里。自1997年开馆以来,从一系列的艺术电影到日本本土青年导演的作品,为关西地区的影迷们呈上了丰富多彩的电影作品。
山崎:“Ciné Nouveau”是由一个原本就内建有电影院,后来空置的空间经过大幅改建而成的,建筑物本身大约是50年前修建的。当初着手重修时,保留了原来建筑当中的电影院,其上方则改建成了住宅性质的公寓。如今,“Ciné Nouveau”是这附近唯一的一座电影院,但在过去,九条一带曾经是非常繁荣的商业区,电影院、小剧场林立,被称作是“大阪西部的心斋桥”。我自己住在这附近也有十年了,虽然不比大阪市中心的熙熙攘攘,但这里的商业街也非常有活力,大型的餐厅和个人经营的小店比比皆是,美食供应绝不缺乏。
“Ciné Nouveau”经理山绮纪子女士
这座电影院无论外观还是内饰都极富个性,让人观之难忘,它的设计者松本雄吉先生来自一个活跃在大阪的剧团——“维新派”。
山崎:“维新派”剧团的每次演出,都是“平地而起”的。他们的演出地点都是一块空地,演出前,剧团成员们会从自己家里搬来各种设备,搭建起舞台和观众席;演出结束后再把它们拆掉搬走,将这片空地恢复原样(2016年松本雄吉先生去世后,剧团于2017年解散)。松本先生以“水下电影院”为概念,将Ciné Nouveau进行了从内到外的改建。入口处外墙上的玫瑰雕塑在一片住宅区中格外醒目,而当灯光熄灭,电影放映开始,影院的室内空间则让人犹如置身水底,希望营造出一个有别于日常生活的特殊空间。
“维新派”剧团的松本雄吉先生设计的“Ciné Nouveau”外观,巨大的玫瑰雕塑令人印象深刻。
山崎:松本先生和这座电影院的缘分,始自1987年他和Ciné Nouveau的法人景山理先生共同参与修建京都“千年电影院(Sennen Theater)”。景山先生自学生时代起就开始参与电影上映活动,甚至独立发行了波兰导演杰兹·斯科利莫夫斯基等的尚未在日本公映的电影。此外,“CINEMA5”的田井先生、“Cinémathèque Takasaki”的茂木先生等许多影院人,也以独立上映电影为起点逐步创立自己的电影院。景山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遇到了纪录片导演小川绅介,并深为其个性和他的电影活动所吸引。此后也为小川制作的多部影片在关西的上映提供了大量帮助。
千年电影院是一座被设计用于放映小川代表作《牧野村:千年物语》(1987)的专用剧场。剧场的坐席和屋顶等,全部由泥土和稻草构建。在历时一个月的电影放映后,这座剧场又被全部拆除。虽然这座剧场可能并不能提供最理想的观影环境,但它是如此的独特、有趣,因此,在对Ciné Nouveau进行改建之际,景山先生再一次邀请了松本先生。
小川绅介导演《牧野村:千年物语》(1987》的专用影院“千年电影院”。由以松本雄吉先生为中心的“维新派”在京都建造。
限时存在的千年剧场可以说是一次试验,十年后,“Ciné Nouveau”诞生了。它的前身是景山先生创办于1984年的电影资讯月刊《电影新闻》(1999年停刊)。
山崎:当时,纪录片和外国电影节在日本的曝光机会很少,《电影新闻》便成为在大阪草根阶层中传播前述电影资讯的媒体。随着月复一月地介绍电影、刊登导演采访,景山先生开始梦想创建一个可以供人们来观看此类电影的空间。1996年,景山先生向读者发出了创办电影院的呼吁,提出建造一座上映自己想看的影片的电影院,并以一股10万日元的价格进行资金募集。很快他便筹足了资金,计划迅速推进。
开业之初,“Ciné Nouveau”就上映了诸多在别的地方难以上映的国内、外影片。大规模的日本本土电影专题放映也在当时引起热议。
山崎:Ciné Nouveau还曾与东京的“三百人剧场”(于2006年关闭)合作,为观众带来了一个里程碑式的特辑放映活动。1999年,Ciné Nouveau借用了三百人剧场制作的20多部电影拷贝(包括最新的拷贝),举办了关西地区第一个全方位的《成濑巳喜男回顾影展》。彼时的关西电影业不乏大型的电影公司和成熟地发行公司,Ciné Nouveau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后来者”,在放映作品的选择上本会相对困难,但景山先生经营《电影新闻》时积累的人脉和以往的电影上映经验,为放映内容的策划提供了帮助。
1999年8月-9月,尚未开业的“Ciné Nouveau”举办了截至当时最大规模的成濑巳喜男导演电影特展。
在“Ciné Nouveau”开业的几年后,山崎纪子成为了这里的兼职员工。
山崎:我在专门学校学习的专业是油画,但出于对电影的热爱,我开始在著名的梅田商区中,一家吉本兴业旗下的电影院兼职。那家电影院有些与众不同,它是一间白天上演当代喜剧和落语,晚上才放映电影的独立影院。令人惊讶的是,随着举办活动类型的改换,场地的气氛也会发生彻底的变化。遗憾的是,那座剧院在一年半后就关闭了,我也暂时回到了学校专注于学业。然而毕业之后,我发现自己仍旧被电影院的工作吸引。碰巧我的父亲与景山先生相识,经他介绍,我得以进入Ciné Nouveau工作。
2008年,山崎纪子成为影院经理,此后Ciné Nouveau的放映内容便主要由她来策划。
山崎:除了Ciné Nouveau外,景山先生还经营着这里一家名叫“宝塚Ciné Pipia”的电影院,并负责该影院的内容策划,因此Ciné Nouveau的内容策划便主要由我来负责。话虽如此,仍有许多项目是由景山先生决定的,比如他说“一定要做”的大岛渚导演特辑和即将上线的女演员太地喜和子特辑等。当然,对于一些我个人非常想做的项目,我也会“独断专行”地拍板,但如果碰到我不太熟悉的影片类型,我还是会和其他的同事一起商讨,机动地选择作品。
来Ciné Nouveau观影的客人,很多都是自开业起便来光顾的熟客。
山崎:我们的影院会员人数在七百到八百名之间波动。绝大多数都是40-50岁甚至更年长的男性。其中有一定人数会观看我们这里放映的任何内容;也有人会在一周中固定的某一天连看5部电影;还有人每天都会来观看当天下午的第一部分电影。对于这些老顾客,我们都非常感激。
在Ciné Nouveau任职近二十年,山崎女士对于工作方式的看法也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
山崎:年轻时,我只是单纯的很喜欢在这里工作,甚至到了从不休息,只顾往前冲的程度。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开始逐渐感到一些困惑。特别是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电影院一律关闭,与此同时,一些电影院中所面临的诸如骚扰问题、电影行业劳动环境等诸多问题开始暴露,这个时候,身边一些在影院工作的同龄友人也开始谈论“照这么干下去是行不通的”。
如果说景山先生他们是缔造日本独立影院文化的第一代人,那我们这些在他们手下工作,并成长为管理者的就是第二代独立影院人。虽然不知道还会不会有第三代,但至少我们不能让年轻人觉得,我们的工作状况是他们“不愿成为的样子”。而想要改良劳动环境,我们就必须从改变自身的工作方式做起,这是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的事情。
疫情造成的影响和变化是巨大的,对于山崎个人而言如此,对整个影院亦是如此。
山崎:2020年,日本政府一度宣布进入紧急状态(2020年4月7日至5月25日),我们和其他人一样,关闭了近两个月,一下子失去了全部收入。为了想办法渡过难关,我们联络了“京都MINAMI会馆”的吉田和神户“元町电影院”的林,共同策划了名为“Save our local cinemas”的T恤制作和销售活动,来支持关西地区的电影院。这个活动产生了远超我们预期的巨大反响,我们收到了许多来自电影导演的声援和来自观众们的鼓励,很多人都购买了T恤。我们自己也深切感受到,大家对我们多年来所作一切的认可。这给了我们巨大的力量,一定要拯救我们的影院。
京阪神13家电影院共同参与制作的“Save our local cinemas”活动T恤
在“Save our local cinemas”运动之后,由电影导演深田晃司、滨口龙介等担任发起人的“独立影院援助基金”成立。
山崎:就在“Save our local cinemas”的T恤发售期结束后,独立影院援助基金的众筹开始启动。京阪神(京都、大阪、神户三城的总称)地区的人们十分高兴地看到,这些始自当地影院的支援活动,开始由导演们推向全国范围。参与这个活动的人们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们建立起了一个将资金输送到全国各的独立影院的体系,这是我们大为感激的。如果没有“Save our local cinemas”T恤的热卖和独立影院援助基金的资金,想必我们不会是唯一一家撑不过这次危机的电影院。
人们开始逐渐重返电影院是在2021年,当时滨口导演的《驾驶我的车》和《偶然与想象》
相继上映。特别是《偶然与想象》这部作品主要在全国的迷你剧场上映一事,也成为了热门话题。
山崎:《偶然与想象》在我们影院也非常受欢迎,在映时间长达半年以上。而在宝塚Pipia上映的《驾驶我的车》也大受欢迎,滨口先生简直像是独立影院的“救世主”。
在之前曾经有电影引起大热还是在2000 年代,如当时上映的由姜文执导的《鬼子来了》(2000)和特瑞·乔治执导的《卢旺达饭点》(2004),以及河濑直美导演的《殡之森》(2007)等电影。2010年之后,我们就没什么机会上映有如此大影响力的作品了,直到《偶然与想象》再次点燃了影院。
此外,新冠疫情造成的种种变数,似乎也有促使影院行业向前走的地方。
山崎:疫情期间,人们的出行变得不再轻松,但全国独立影院之间的线上交流却活跃起来。而这一切都始自于“Cinema尾道”的经理河本清顺的倡议。“Cinema Jack & Betty”的梶原经理、““Cinémathèque Takasaki””的志尾经理等,来自许多地方电影院的经理人们汇聚在一起,在线上进行轻松的交流。在过去,我们会在每年一次的业界会议上碰面,交流几乎仅限于问候。但现在,我们每月都会在Zoom上进行聚会般轻松的连线,畅聊各种各样的话题。如果不是新冠疫情的肆虐,不同地域的独立影院之间可能不会建立如此密切的关系。
从“Save our local cinemas”活动的诞生轨迹来看,关西地区电影院之间的连结似乎本来就很紧密。
山崎:京阪神地区的电影院,对于我们来说就像街坊邻居一样。特别是一趟电车就能到的神户“元町电影院”和我们渊源颇深,我们经常共同探讨上映的作品。比如,当碰到在大阪拍摄的电影时,我们之间会出现这样的对话:“我们这边准备上这部电影呢,神户要不要一起?”同样的,有元町电影院制作、发行的电影面世时,我们这边也会上映。
自2019年以来,“Ciné Nouveau”“元町电影院”“京都MINAMI会馆”和“出町座”四家关西电影院联合推出了《次时代电影展》,精选潜力青年导演的独立电影特辑,在四家影院中放映。
“Ciné Nouveau”“元町电影院”“京都MINAMI会馆”和“出町座”四家独立影院共同举办的“次时代电影展”。2019年、2021年每两年举办一次。
山崎:《次时代电影展》以独立电影为中心,由影院的经理人们选出他们欣赏的作品编为特辑推荐给观众。我此次推荐的吉开菜央导演的《少管闲事》也会首先在“次时代电影展”中上映,之后再进行常规的市场发行。以《少管闲事》为代表,吉开的作品大多都是中短片,直接进行常规的市场发行的话相当困难。但如果放在“次时代电影展”这样介绍先锋电影的特辑中的话,就能更好地将之推到观众面前。因此,我们决定将它在影展首映。
如果你关注日本电影的话,会发现越来越多的电影人开始跳出传统电影的模式,进行形式更加自由的电影创作。吉开女士正是这样一位先锋电影人,她同时还以舞者、编舞的身份活跃在艺术领域,这些元素在她作品中的融入也使得她的创作大胆地突破着电影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的界限。
而《在远方》的创作者加藤纱希和豊島晴香两位女士,由于原本是戏剧领域的从业者,因而也并未落于“电影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窠臼,非常自由地进行着电影创作。同样在这里上映的《双重之城/谱写置换地之歌》的创作者小森春香女士和濑美夏尾女士都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家,她们最近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创作活动也非常的吸引我。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放映活动,让更多的人看到全新的日本电影。
山崎经理向“JFF+ INDEPENDENT CINEMA”推荐的日本电影《少管闲事》(hottamary·days)(左)、《在远方》(In the Distance)(右)
山崎纪子
Ciné Nouveau影院经理。1977年出生于日本大阪,2001年加入Ciné Nouveau,曾参与诸多放映项目。2018年主导创办以京阪神地区电影院为中心的“次时代电影展”。2019年起任日本社区电影院中心理事。
探访独立影院:
采访横滨CINEMA·JACK &BETTY经理 梶原俊幸
位于神奈川县横滨市的电影院“CINEMA·JACK &BETTY”经理梶原俊幸先生向我们推荐了奥田裕介导演的《某个人的花》(2021年)和坪田义史导演的《无能为力》(2019年)这两部作品。以上两部电影的导演均和横滨有着不解之缘。
此次,我们赶赴梶原俊幸先生工作的地方——“CINEMA·JACK &BETTY”,听他讲述了电影院的来历,以及日本电影的当下。
采访·文字:月永理绘 拍摄:西邑匡弘 编辑:国际交流基金
横滨自古作为一个港口城市发展至今。此地有红砖仓库等诸多颇具欧洲风格的历史建筑,横滨中华街更是位列日本三大中华街,从过去起就为人熟知。从东京乘电车大约三十分钟就能抵达横滨。一到周末,就会有大批观光客涌入这座萦绕着异国风情及历史厚度的港口城市,热闹非凡。
大家都知道,这里还是诞生了无数名作的“电影之城”。比如众所周知的、黑泽明导演的《天国与地狱》(1963)就以横滨为舞台。还有于1986年开始播放的超高人气系列电视剧(之后还拍了电影)——《玩命警探》也是以横滨为舞台的。作为日本冷硬派电影博得超高人气的《私家侦探滨MIKE》(主演:永濑正敏)系列,也以横滨的下町——黄金町周边为舞台展开,该作品于20世纪90年代由林海象导演制作了3部电影,又于2002年,由青山真治、行定勋、亚历克斯·考克斯等12位著名电影导演们各执导了一集电视剧版。
“CINEMA·JACK &BETTY”就坐落在这座电影之城横滨的黄金町上。这座独立影院不但会上映独立电影,而且还举办了许多颇具个性的电影特辑放映活动以及电影节。这座“城镇电影院”在三十多年间广受民众的欢迎。
梶原:过去真的有很多电影院。我听说光是横滨就有三十多张银幕。这附近也坐落了不少独具风格的影院。在我们影院对面就是“横滨日剧”(2005年闭馆),它作为电影《私家侦探滨MIKE》系列的故事舞台而闻名。在伊势佐木町有“横滨新剧场(横滨 New Theatre)”(2018年闭馆),以及著名的独立影院——“关内学院(关内academy)”(2004年闭馆)
几年前翻新过的“横滨电影院(横滨cinemarine)”也是一座从1964年起经营至今的老影院了。不过,随着影城(cinema complex)的兴起,这种比较个性化的电影院就逐渐消失了。在我们2007年前后接手CINEMA·JACK &BETTY时,当时横滨几乎没有一家电影院在上映文艺片。所以在选择上映作品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准则,就是创造一个让那些喜欢文艺片的观众不去东京也能观赏的地方。我们希望任何一位观众都能踏进我们电影院,所以我们从不拘泥于国籍与类型,坚持以广泛的视野选择上映的电影。这一点,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们都会始终如一地去坚持。
CINEMA·JACK &BETTY 经理 梶原俊幸先生
成立于黄金町,拥有悠久历史的CINEMA·JACK &BETTY,原本是一家什么样的影院呢?
梶原:CINEMA·JACK &BETTY创立于1952年。当时它是一座拥有超两百多席位的单层大影院,名称为“横滨名画座”。当时人称“横滨著名经理”的福寿祁久雄先生兼任对面的“横滨日剧”和“横滨名画座”这两座影院的经理,在本地,人们都亲昵地说“外国电影去日剧,日本电影来名画”。
后来“横滨名画座”建筑逐渐老化,以此为契机,名画座于1991年重建,并改名“CINEMA·JACK &BETTY”。电影院的外形由理很大改变,一楼是入口,二楼和三楼各有一间电影院。再上层是公寓。据说,当时的放映方针是:两间影院中一间主要放映武打片等比较受男性欢迎的电影,另一间主要放映比较受女性欢迎的爱情片。所以这两间影院也借鉴了当时英语教科书的标题,选择了象征男性的名字“JACK”和象征女性的名字“BETTY”。
左侧为“JACK”(97个座位) 右侧为“BETTY”(116个座位)
不过在翻新后过了大约14年,电影院遭受了危机。
梶原:一家名为“中央兴业”的运营公司于2005年解体,他们将开在横滨和东京的电影院全部关闭了。“JACK &BETTY”也曾一度关闭,但毕竟是1991年才重建过的影院,就这么关闭实在太可惜了,于是就由另外一家公司接手,重新开业。
梶原先生虽生长于东京,但他母亲的老家就在横滨。他自幼就常来横滨这边玩。正是在此时,他来到了JACK &BETTY。
梶原:黄金町这附近原本就给人一种比较危险的感觉。2006年那阵子,开展了一个以横滨市为中心,将黄金町打造成新兴艺术街区的项目。当时我和我的大学同级——浅井理央(原副经理)还有现副经理小林良夫一道参与了这个城市建设活动。
当时的黄金町给人一种十分冷清的印象,不过也依然无比浓重地残留着某种来自过去的神秘气质。所以我当时想,要是能在这里创建出一个崭新的文化场所就好了。于是我就以志愿者的身份开展起了支持“JACK &BETTY”的活动,那就是我们和这家电影院的初次相遇。我在博客上介绍了影院周围一些很有魅力的地点,还呼吁大家支持这家作为“电影之城”——横滨的象征的老影院。还借用电影院大厅的一角举办了交流会。总之,我们三个人当时安排了各种各样的策划。于是运营公司那边的负责人就对我们说“干脆由你们来接手这家电影院怎么样?”一开始我们觉得“不会吧?怎么可能呢?”可是,如果我们拒绝这个建议,这家电影院可能就会在不久的将来关门。那样未免太遗憾了,于是我们决定咬牙试试。就这样,2007年3月,我们几个人决定接手“JACK &BETTY”的运营工作。
就这样,梶原先生三人接手了新生的JACK &BETTY。大家都对建设街区很有热情,但是并没有在电影院工作过的经验,所以一切都是从零开始的。
梶原:刚开始的时候,凡事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电影放映员从零开始教我们如何操作电影放映机。影片的编选也需要之前的运营公司负责人来教我们。在思考影目的时候,按我们的理念,自然是倾向于选择一些影城不放映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好作品。不过同时,我们还有意识地加入了一些让女性观众也会产生兴趣的作品。
不过,由于“横滨名画座”时期遗留下来的习惯,当时来看电影的几乎都是男性观众。甚至还会接到询问我们“你们那儿女性独自一人也能去吗?”一类的电话。虽然整个街道的气氛和过去大有不同,但那种不太宁和的印象或许依旧很强烈吧。如果大家能实际来看看的话,或许就能一扫心中不安了。于是我们参考了位于东京的“岩波会馆(岩波hall)”(2022年闭馆)“cine switch 银座”“Bunkamura le cinema”等女性观众较多的影院上映的电影,在着重关注女性观众的基础上进行了影片的编排。
尽管如此,影院的工作仍旧很难顺利推进,我们十分艰苦地度过了很多年。一直到2008年,事态才逐渐产生了变化。当时,我们上映了尼古劳斯·葛哈特导演的纪录片《我们每日的面包》(2005)出乎意料地来了很多观众。这一宝贵经验让我们意识到了,只要放映的是优质的电影,就一定会有客人光顾的。
而且,客人们只要来过一次,再上映其他电影的时候,他们就会再光临,逐渐地,来观影的客人开始一点点增加。2010年,我们迎来了一个巨大的转机——那一年,若松孝二导演的《芋虫》上映,主演寺岛忍获得了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银熊奖),连日来有非常多的观众涌进电影院,这是我们影院上映的第一部大受欢迎的作品,当时的观影人数至今仍保持着遥遥领先的历史最高纪录。
若松孝二导演的《芋虫》(2010)上映后,主创们在台上致辞问候。从左起依次为:若松孝二导演、主演寺岛忍、大西信满、筱原胜之。
若松导演是拍粉红片出身的,他执导过如《赤军-巴解人阵:世界战争宣言》(1971年)《联合赤军实录:通向浅间山庄之路》(2008)年等多部反体制电影,对于日本独立影院来说是一位极为重要的人物。他成立了若松制作公司,一生坚持独立制作、独立发行,作品上映时他会亲自前往影院,携演员们拜访全国的独立影院。
梶原:若松先生总会在首演日就带领演员们来影院问候。虽然现在已经不在了,但当时这边一楼有一家中餐馆,他很喜欢在这家餐馆里办庆功宴,再点一道猪蹄吃。
如此想来,导演们在全国的独立影院做致辞问候以及观后访谈的习惯,就是在2010年那阵子固定下来的吧。在此之前导演们就算会去影院,一般也是以东京为中心,普遍并没有来横滨的习惯。
接手了电影院的运营之后,每当上映一些独立电影,我们都会尽量请求电影导演来影院做致辞和访谈,也由此和一些导演变得熟稔起来。2010年,我们举办了一场名为《未来的大师们》的特别放映活动,涵盖了十名年轻的导演。该活动中上映了当时刚刚从东京艺术大学研究生院毕业的滨口龙介导演,濑田夏希导演、以及出身于映画美学校、当时正着手准备第一部长篇电影的三宅唱导演等人的作品。还连日请导演们做了观后讨论。这一企划的目的是介绍在当时还不为人知,但未来大有作为的年轻导演。如今回头再看看,阵容可以说是相当豪华了。
因为同在横滨,所以我觉得能有很多机会去上映毕业于艺术大学的学生们的作品(2005年,艺术大学在横滨马车道开设了电影研究专业)研究生院的学生们在拍作业的时候也大多会选择横滨。横滨不断有新人导演问世,这令人感到非常欢欣。
2010年CINEMA·JACK &BETTY以特辑形式上映的一系列影片《未来的大师们》的海报
不仅是出身于艺术大学的人,在和CINEMA·JACK &BETTY关系不错的导演中,有很多人都和横滨有着不解之缘。
梶原:比如,我此次推荐的《某个人的花》的导演奥田裕介,他的作品原本是由gachinko film
和我们共同举办的“横滨独立电影节(横滨independent film festival)”的前身——“横滨
HAPPY Mus!c电影节”展出的。奥田导演本人就是横滨出身,他从小就和妈妈一起来JACK
&BETTY看电影了。可以说,他和这家电影院的缘分开始得比我们还要早。虽然在电影中,
JACK &BETTY没有实际出场,但是本片主要就是以横滨的居民区为舞台的,影片中出现的蛋
糕店、烤肉店(是一种使用铁板和烤网烤肉的亚洲美食,在日本和韩国等地很受欢迎)也都在我们电影院附近。
《无能为力》的导演坪田义史家则就住在JACK &BETTY附近。我们时常会在这一带的酒馆碰面。这部电影是坪田导演拜访同住神奈川、患有发育障碍的叔父的纪录片。电影内容也是围绕神奈川·横滨展开的,它同时也谈及了当今日本的各种问题。我希望外国观众们也能对这部电影产生兴趣。
梶原经理向“JFF+INDEPENDENT CINEMA”推荐的日本电影《某个人的花》(左),和《无能为力》(右)
谈到独立影院的现状,自然无法逃开新冠感染扩大导致的一系列影响。2020年4月,日本发布了紧急事态宣言,当时JACK &BETTY也被迫暂停营业一个多月。此后,在座位数量方面始终遭受限制,观影人数曾一度低迷,时至今日都尚未恢复。
与此同时,拯救独立影院的行动也立即启动。由电影导演深田晃司、滨口龙介作为发起人的、出于共同志向而成立的企划“独立影院援助基金”很快就开始众筹。援助金额最终超过了3亿3000万日元,被分配给了118家电影院,103个相关团体。
梶原:那时真的多亏了援助基金的帮助。而且,当时竟然从全国各地募集到了这么大的一笔钱,我真的很吃惊。此外,还有很多在新冠疫情的困境中积极行动的导演们。比如入江悠导演就在推特和博客上呼吁大家多多购买各个电影院贩卖的商品,作为一种支援。我们也制作了原创的应援套装,放在网上商店售卖,有2000多人买下了我们的商品,这真的给了我们极大的勇气。
CINEMA·JACK &BETTY的商品贩售区域。这里陈列着上映电影的小册子,以及该电影院的原创商品等诸多产品。
梶原:我也常常想,要是能以此为契机,让全国的电影院都联合起来,将独立影院的美好传递出去,那该多好呢?这种传递美好的活动,就包括以横滨Cinema Network为首的地域交流上映会。我们邀请同样开在横滨的小型电影院“横滨cinemarine”“Cinema novecent”以及“横滨football电影节”等,主办电影节及上映会的伙伴加入,向市里申请了补助,举办了相关活动。
前年,我们和广岛县尾道市的“Cinema尾道”举办了交流上映会。在横滨上映了以尾道为舞台的电影,还请“Cinema尾道”的经理远程做了讲话。同时,尾道那边也上映了以横滨为舞台的电影,我们也登台做了讲话。去年,我们和位于日本列岛本州中西部的关西地区的电影院开展了交流会。这样,我们就能互相学习到地方电影院和人们之间的关联形态,以及不同影院的魅力了。我认为,正是因为我们是一些小型的电影院,所以大家才要团结在一起去发声。
我们还自2019年起开始同位于韩国仁川的电影院——milim电影院一同举办了交流会。这是我们在新冠疫情出现前就已经开始尝试的活动。仁川和横滨一样是港口城市,这两个地方的独立影院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大家也都非常积极地想要交流。2019年我们也被邀请到韩国,我们的工作人员以及导演冲田修一同前往仁川,上映了电影,参与了映后谈。之后,又由我们邀请韩国milim电影院的朋友来到我们影院,上映了韩国电影,举行了映后谈。这种尝试非常有趣,但却被迫因为新冠疫情而中断了,实在可惜。
拍摄于韩国·仁川的“milim电影院”。《南极料理人》(2009)上映后,举办了冲田修一导演和观众们的交流活动。
最后,我们还聆听梶原先生讲述了横滨这座城市的魅力。
梶原:横滨从很久以前,被称作“电影之城”的时候起,就是一个时常被电影、电视剧等用作拍摄地的城市。我想,这也是因为横滨的很多地方都还保留着昔日的港口风情吧。最重要的是,我认为在徒步圈内就拥有好多条个性迥异的街道,这也是横滨的魅力之所在。从这儿步行就可以走到中华街。同时,还有街道复古、开设了好几家高人气咖啡厅的元町,以及面朝大海的山下公园。有着建设了红砖仓库的马车道,也有着从过去起就林林总总开了不少小酒馆的野毛和吉田町。黄金町一带则生活着很多外国人,是一个能够同时享受多文化和奇特感的地区。来了横滨,希望大家一定在这儿到处散散步。
梶原俊幸:
CINEMA·JACK &BETTY经理。1977年生于神奈川县。大学毕业后,于补习班及IT企业工作,后以参加黄金町区域振兴活动为契机,于2007年接手了CINEMA·JACK &BETTY的运营,成立有限公司editjapan,出任总经理。获第68届(2019年度)横滨文化奖——文化·艺术奖励奖。
探访独立影院:
采访CINEMA 5经理 田井肇
CINEMA 5是位于大分县大分市的电影院,经理田井肇向我们推荐了吉田康弘导演的《出发的岛歌 十五岁之春》(2013)和时田美昭导演的《梦想是牛的医生》(2014)这两部作品,讲述的皆为在冲绳离岛和新泻山村这样远离大都市的人们是如何努力生活的故事。
本期我们专程来到了田井肇经理所在的CINEMA 5,请他分享一下这座电影院的故事,以及他本人对日本电影现状的一些看法。
采访·撰稿:月泳理绘 摄影:西邑匡弘 编辑: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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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九州地区东部的大分县,因别府、汤布院等知名温泉而广为人知。 1989年,大分县的第一个迷你电影院–“CINEMA 5”在其首府、大分市中心的一个商店街正式开业。当时与朋友一起参与放映活动的田井肇接管了原先在这里经营多年的电影院,并将其作为新的独立影院重获新生。在2011年,距离这里仅2分钟步行距离的另一家电影院将关闭的时候,他也将其接管了下来,作为CINEMA5的姐妹馆CINEMA 5bis开始运营。
·大分市在全盛时期至少有20个电影院同时营业,到1989年为止甚至仍有至少10个电影还在正常经营。伴随着时代的更迭,许多电影院已纷纷倒闭停业,但CINEMA 5历经了三十年风雨,仍然作为本地的独立影院继续上映着电影。
田井:这个地方的第一家电影院是在1967年左右建成的。当时运营它的票务公司同时拥有5家名为“ROXY”的连锁影院。随着时代的变迁,影院的名字在之后应该有过变更,但当时是有着名为“GROUND ROXY”“TOHO ROXY”等四座大型影院,这里(CINEMA 5)就是作为补充而存在的第5家小型影院。到了1988年,之前的CINEMA5因为一些原因即将关闭的时候,我向他们发出请求:“如果到了开不下去的地步,那就请让我来经营这家电影院吧”,于是便诞生了如今的CINEMA 5。
田井肇作为经理接手“CINEMA 5”已度过了三十余年的时光
田井经理是在三十多岁的时候正式接管了这个电影院的运营。在此之前您都在做什么呢?
田井:虽然我出生在岐阜市,但3岁起在别府市的温泉街长大,20岁的时候又搬家到了大分市。我从小就是一名普通的电影爱好者,自己也做过一些放映16毫米胶片电影的活动。1976年「汤布院电影节」启动,我作为执行委员的一员也参与其中。
在20世纪80年代末接手CINEMA 5的时候,东京的独立影院已经进入了放映维姆·文德斯 、丹尼尔·施密特 等这类此前从未在日本上映过的作品的时代。但这类电影基本是不会在地方城市上映的,于是我们这些活跃在地方的电影青年就只能自己去借35毫米胶片,再利用非营业时间内的电影院作为场地举行上映会,如此才得以观赏到影片。正当我们开始考虑是否可以持续性的将这些放映活动做下去的时候,传来了CINEMA 5要关闭的消息。
大部分人都认为,开办一个新的独立影院是极其不现实的事情。据说当时独立影院只能在人口至少100万的大城市生存下去,而我在人口约40万的大分市开办独立影院的行为在他们眼中无异于是自杀。所以在开始做的时候,我自己也几乎认为能持续3年就不错了,只是内心还在期待能做一些让人们记住10年的事情——如此想着做着,便不知不觉地走上了正轨,等回过头的时候已经过去了30多年。顺带一提,「ROXY」其他四家连锁影院也早就在我们开业2年左右的时候相继倒闭。
接手旧影院并重新开业的影院CINEMA 5的前厅
·1989年1月7日,也就是全新的CINEMA 5的开幕当天,你们放映了在东京独立影院中大受欢迎的维姆·文德斯《柏林苍穹下》(1987)。但这天却出乎意料的成为了一个历史性日子。
田井:1989年1月7日,电影院即将开业的那个早晨,我们收到了昭和天皇驾崩的消息。这样一来,我作为影院负责人的第一个工作变成了在电影院的入口处贴上天皇驾崩的告示。影院对丧仪的应对措施都是由行业协会事先决定好的,我也在衣服上别上了他们提供的悼念徽章,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迎接开业首日到来的观众。之后,我在中场播放音乐的行为被指责不恰当而遭到叫停,但正放映的影片可是《柏林苍穹下》啊……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灰暗的开场。
巧合的是,姐妹馆CINEMA 5bis的开业日是2011年3月12日,恰好是东日本大地震的第二天。我们在开业前一天忙碌的准备中通过新闻得知了地震的发生,并逐渐意识到它的可怕。第二天,死者人数之多也被报道了出来,但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在肃穆的氛围中继续将开幕进行了下去。
距离CINEMA 5步行仅几分钟的姊妹馆 CINEMA 5bis
田井经理自年轻时就通过主办放映会与全国各地的电影同行保持联系,并从2013年起担任日本社区电影中心(JAPAN COMMUNITY CINEMA CENTER)的代表。不仅是独立影院,您也从方方面面见证了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现在的日本电影院的变化。
田井:现在回过头去看,我觉得80年代后期以东京为中心掀起的那股独立影院的潮流应该算是泡沫时代的产物。《柏林苍穹下》在东京的CINEMAS CHANTER(2009年更名为TOHO CINEMAS CHANTER)首次放映以来,排期长达约30周,日本全国将近有20万人观看过。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 的《牺牲》(1986年)于1987年在YURAKUCHO SUBARU-ZA (2019年停业)上映,仅在东京就有约5万人观看。 我认为这两部作品有将近7成的观众在观看途中几乎都挣扎于半睡半醒之间,但在那个时代被认为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因为当时掀起了一股风潮,认为把钱花在一些无用的事物上是一种很酷的事情,比方说看几部无聊的电影。人们乐于观看像雅克·里维特(Jacques Rivette) 的《不羁的美女》(1991年)这样长达近4小时的电影,并因此而感到满足。
与此同时,1993年的日本随着名为“TOHO CINEMAS Ebina.”的日本第一家影城的开业,全国的影城数量开始急剧增加。包括如《生死时速》(1994年)、《独立日》(1996年)、《泰坦尼克号》(1997年)、《哈利波特与魔法石》(2001年)等好莱坞电影,以及宫崎骏的《幽灵公主》(1997年)等日本电影,在拥有众多银幕的影城接二连三地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
随而来的便是老式影院的相继倒闭。甚至连独立影院的氛围也在这个《泰坦尼克号》大爆、《猜火车》(1996)引起热议的1997年逐渐开始改变。
让独立影院的社会环境产生变化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影城的兴起。田井经理认为,在进入21世纪以后,观众对电影的需求也在逐渐发生变化。
田井:实际上在21世纪初,是韩国电影的繁荣拯救了在困境中挣扎的独立影院。当时韩国的电影很少在影城上映,所以像《生死谍变》(1999年)这样的热门影片的确在经济上拯救了我们这些独立影院。
另一方面,那时人们对电影的需求也开始产生了变化。在我看来,这一改变的契机应该是在2001年5月27日的夏季相扑比赛千秋乐上发生的事情。负伤的横纲贵乃花为了争夺最终的胜利与武藏丸激战,最终以优异的成绩取胜,当时的首相小泉纯一郎在颁奖的时候如此感叹,“我很感动!”自此开始,大家跟风似的四处寻找所谓“令人感动的存在”,也的确是从那天起,不断的有人向我们打来电话询问“这部电影令人感动吗?”“现在有没有令人感动的电影上映?”。
大家逐渐开始意识到不用强迫自己去假装理解艰涩难懂的电影,他们可以更坦诚的被电影打动。同时小泉政府推动的经济政策,使得整个日本开始转变为考虑成本优先。像之前那样花钱看难以理解的电影、从而支持了当下独立影院事业的热潮,似乎已经逐渐被抛之脑后。
人们对电影院所提供的服务需求则越发的明确。我所理解的影院服务大概是发放一些正上映片子的宣传单之类的事情。传单是用于放映前的宣传,在放映开始之后收走是非常正常的行为,但我馆还是将他们留在原处,希望观看完电影的客人也会拿起传单,在回家的路上再细细回味对作品的体会。我们其实也并不在意宣传册什么的是否能够卖出去——这才是我们想提供的“服务”。但如今所谓的“服务”已成为了能否便宜看影片这样只跟金钱挂钩的事情,令我感到悲哀。
总是不自觉的把“过去如何”挂在嘴边是我的老毛病了,没办法,因为我也的的确确坚持地做到了今天。所以在考虑未来的时候,常常不经意地就往“放在过去肯定就如何如何”的方向思考,结果到最后,我想说的就只剩下一件事:为什么现在不是以前那样子了?
影院一角,用于展示CINEMA 5放映过的诸多电影的海报
虽然笑容中充满了苦涩,田井经理还是认为当下正是需要“电影之力”的时候。
田井:虽然人人都喜欢说自己“被感动了”,但我的“感动”指的是我在去看电影的时候会感到:“我正是为了和这部电影相遇而来到人间的啊”。当然这只是我的一个比方,但电影里确实有一种东西,让你能由衷的发出这样毫无根据的感慨。那些在生活中备受折磨苦苦挣扎的人看了电影觉得,“啊呀,明天也有继续生活下去的动力了”——这难道不是电影的力量吗?在311之后我尤其这样认为。
电影当然什么都做不了。我们也不是怀抱着达成什么目的去看电影,看了电影也不会产生什么实质性的改变。但换句话说,你也可以认为电影是我们所有行动的终点。我们开着车去看电影,我们吃饱了饭去看电影…我们哪是为了什么目的去看电影的啊,我们是为了看电影而看电影才对。我想这也正是人们将其称作为一种“文化”的原因。就像“饮食文化”,虽然是为了补充营养而必须进行的人类日常行为,但发展至今,人们却开始关注一些本来毫无用处可有可无的东西,像是喜好起盛放食物的餐具、探究食物隐藏的味道等等,使之逐渐成为了一种文化。
电影也是如此,他对我们的生活毫无任何直接的作用,但这正是它们作为“文化”存续至今的原因。而且我们自己也很清楚不是吗?世界上最无用的存在正是我们自己本身。像电影这样无用的东西,都能够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并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需要,那我这样的人或许也能够在这世间泰然处之。你不觉得是这个道理吗?
最近不管什么类型的电影院都苦于经营的困难,您认为独立影院对于当下的意义是什么?
田井:估计是没什么人愿意在很小的屏幕上看电影的吧,但小剧院的好处是可以看清楚每个观众的脸。电影院总是用什么每日几万人观影量这样庞大的数字向世人夸耀,但如果你一个一个的接触过每位观众,就会产生各种不一样的情感。像这样能够清楚感受到每一个面孔,不正是独立影院存在的意义吗?
在这个一切都没有定数的世界中,因为一部电影和一群素不相识的人共同度过了一段时光,共享感慨而又各自离去。我倒认为城市里有电影院这样一个无用的存在是件非常棒的事情。因为观众嘛,怎样去看待电影都是对的,毕竟电影不属于创作者,它属于观众。
我们影院有时会请导演到现场来做讲座,但这并不是为了让他告诉我们拍摄这部电影的原因或对一些问题作出解答,而是因为我想让他们知道,花钱看他们电影的人到底拥有着一些什么样的面孔。我也不觉得观众需要边听着导演的话边想着自己的观后感是否正确。假如看过的人能根据自己想法在心里重新创造出了新的电影,那这样就足够了。
在CINEMA 5漫长的历史中,最受观众欢迎的作品是什么?
田井:虽然观影人次最多的是《在西藏七年》(1997年),但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绪方明导演的《何时是读书天》(2004年),因为仅在我们影院就有和东京的影院一样的上座。我也不知道这部电影为什么在我们剧院这么受欢迎,我们也没做什么广告来宣传它。只是我在首映看了以后非常的喜欢,于是在之后将近半年里都跟来影院的人谈到它,而我谈论的内容只有“我真的超~级喜欢这部片子啊!”,甚至连内容都完全没有提及到。但或许是我努力向人们传达什么的姿态打动了他们吧,这比任何漂亮的宣传语都要有效。
这次推荐电影《梦想是牛的医生》也是我最喜欢的电影之一,在结果上也有所反映——我馆的票房收入差不多占了全国的十分之一。像电影里这样一个从濒临倒闭的小学通过刻苦的努力最终成为了兽医的孩子,我觉得真的很厉害、很棒。《出发的岛歌》也是在南大东岛这样一个真正的小岛上拍摄的电影,虽然是部虚构的作品,但和《梦想是牛的医生》有很多共通的地方。
田井肇向「JFF+ INDEPENDENT CINEMA」推荐的日本电影《出发的岛歌~十五岁之春~》(左)、《梦想是牛的医生》(右)。
最后,我们还是想问问看田井经理所认为的大分市的魅力之处是什么。
田井:离隔壁市的别府特别近,可以随时去到那边泡温泉,气候也相对温暖一些,最近也没什么台风,是一个非常宜居的地方。但是城市魅力什么的也不是我能说的事情。和电影院一样,来的人喜欢就好。
田井肇
CINEMA5的经理,1956年出生于岐阜县。曾参与大分市的独立影展和汤布院电影节等活动,于1989年接手电影院“CINEMA 5”的运营权。2011年开设其姊妹馆“CINEMA 5 bis”并运营至今。CINE VITA有限公司的代表及一般社团法人日本社区电影中心(JAPAN COMMUNITY CINEMA CENTER)的代表董事。
探访独立影院:
采访高田世界馆经理 上野迪音
“高田世界馆”是一家位于新泻县上越市的电影院,经理上野迪音向我们推荐了两部作品,小林茂导演的《风之波纹》(2016)和丰田利晃导演的《战栗》(2021)。这两部影片在风格上截然相反,却有着共同的主题——展现新泻的风土人情之美。
此次,我们特意前往“高田世界馆”,请上野迪音经理为大家讲述电影院的往事与日本电影的今日。
采访·文章:月永理绘 摄影:西邑匡弘 编辑: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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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泻县上越市高田,一个保留了历史风味的小镇,在那里有一家名叫“高田世界馆”的电影院,作为日本最古老的电影院而被人熟知。高田世界馆于1911年开业,在2022年迎来111岁生日,是日本国家认证的物质文化遗产和近代化产业遗产。它坐落于高田的雁木大道,这条道路自江户时代起便是町屋(注:江户时代结合住家和商店的复合式房屋)林立的热闹之所。它除了是一家不折不扣的面向公众开放的电影院外,也是现存为数不多的能够进入参观的明治时代仿西洋风格建筑,因此除影迷之外还吸引着大批的游客和建筑迷。在我们采访当天就遇到了慕名前来的年轻女游客和由老师带领着的当地学生。上野迪音经理像导游一样向高中生们细细讲解电影院的历史,再趁着解说的空档为接下来的电影放映做准备,十分忙碌。
上野:不放电影的时候,整栋建筑从一楼到二楼,包括放映室在内都是可以参观的。但大家不会只在电影放映的空档时间来,而是任何时段都可能来参观者,特别像这几年,一些其他省市的旅行团还会把参观电影院放到旅游行程里。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会酌情减少放映场次,以配合建筑参观的需求。这样做确实会使票房收入减少,但门票收入多少可以弥补一部分。毕竟这间影院最初是以保护历史建筑的名义才得以保留下来的。这样的背景在全国应该也是独一份吧。
“高田世界馆”经理上野迪音
上野经理就是高田人,老家离高田世界馆走路只有几分钟。但他却说,小时候并没光顾过这家影院。
上野:我以前常在这一片玩耍,但当时的世界馆是一家播放成人影片的电影院,所以我既没进去过,也没认真想过它是怎样的地方。我也是后来才知道,世界馆曾随着时代变迁,几度更名换姓,几经易手。
1911年,简易剧场“高田座”诞生,1916年被改造成电影院“世界馆”,主要放映一些东宝、松竹、大映等公司的电影。到1975年影院名字又改成了“高田日活”,转型成放映成人电影的影院。2000年以后,“高田日活”的名字虽被保留,但随着街边租碟店生意的兴起,电影院的经营已每况愈下。
成人影院“高田世界馆”的蜕变与重生发生在2009年。NPO组织“市街影院重建委员会”接手了影院的运营,成为经营主体。它对这家历史悠久的影院进行了修缮保存,同时尝试着把影院运营和民间文化活动联系到一起。最初是不定期将场地出租,用来举办一些独立电影的放映活动或相关文化活动。2014年起我出任经理,也是从这年开始,电影院走上正轨成为面向普通大众定期放映电影的普通意义上的电影院。
修缮活动:修缮屋顶和众筹修复瓦片(2011年)
上野曾在位于横滨的一所大学专攻电影批评,硕士研究课题是杨德昌,日常生活就是整日泡在影院。这样一个电影专业的学生,后来选择回到家乡,最后成为一家年代悠久的电影院的经理,这中间他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呢。
上野:以前也爱看电影,但只是普通影迷的程度,真正开始博览群片是在上大学以后。也是受电影课教授的影响,念书时几乎跑遍东京大大小小的独立影院。升上研究生后,电影依旧是学业重心,但也有幸触到一些其他领域并有了些了解,比如建筑,比如城市建设与规划。也是从那时起我对这些方面产生了兴趣,心里生出想为家乡建设出一份力的想法。
就在这段时期,很巧地我得知高田世界馆正在被当作场地出租,于是就有了些点子,我会经常趁着回老家,租下影院场地组织一些电影放映活动,久而久之就和NPO组织的人熟络了起来。2014年研究生毕业,又很巧地这家影院正在公开招聘经理,于是我就去应聘了,然后顺理成章地开始了在这的工作。一开始倒也没打定主意要回老家,只是想着做点有意思的事,仅此而已。
如今,上野是电影院唯一的常驻职员,他和几位打短工的同事一起包揽了从接待游客到放映电影的全部工作。
上野:刚开始真的什么都不懂。大学里虽然学过一些电影理论,但并没有在电影院的工作经验,充其量也只是组织过一些放映活动。那时我虽然当上了经理,但影院本身尚未和任何一家电影发行公司建立过合作关系,甚至连经营方向都没定下来。我们只能不断试错,不断摸索,比如有时一天只放一部影片,有时则策划一些主题,把成系列的作品凑到一块放映。渐渐地,越来越多的发行公司愿意授权影片给我们放映,终于在一年多后,影院可以像其他普通电影院一样进行定期放映了。连一些影院的老顾客都会对我们说,“终于有电影院的样子了”。
从高田世界馆售票处感受到的深厚历史感
现在的世界馆固定休息日为每周二,其他日子里每块荧幕每天进行3~5次放映。近期的放映影片不少是国外的艺术片,然而有一点令人印象深刻,就是日本的纪录片电影几乎占据放映影片的半壁江山。
上野:纪录片电影是从疫情以后开始变多的。以前,放什么片来什么人,我们摸得比较清楚,比如放映中的《马德拉斯》(2014),来捧场的就都是印度电影迷,《高个儿》(2019)则特别受喜爱欧洲文艺片的影迷欢迎。我们可以像这样对影片受众进行一定的预判。但疫情一来,影院的生意整体受到影响,光靠固定的影迷群体已无法维持影院的正常运营。于是我们意识到必须引入新鲜血液,要吸引更多的新客人。纪录片电影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多了起来。
纪录片电影的特点是受众广,不限于影迷,所有对纪录片主题感兴趣的人都是潜在的观众,这就很好地扩大了观众面。美食主题的纪录片会吸引热爱美食的人;乡村主题的纪录片能唤起对地方文化抱有兴趣或是向往世外桃源生活的人的共鸣。特别是最近,有孩子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影迷群体变得十分活跃,他们年轻有活力,普遍关心环境问题,乐于追求新鲜的生活方式,会主动收集放映信息,一有感兴趣的主题就会来看。
像我们影院正在放映的纪录片《儿童会议》(2022),它花了一整年时间在幼儿园进行记录拍摄,不仅年轻的父母们都很喜欢,教育行业人士也对影片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我们希望今后也能像这样,通过丰富多样的纪录片进一步培养和扩大观影群体。
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影院被迫临时歇业,不少老年人因新冠去世,这些都给全国的影院造成了巨大打击。但另一方面,影院不得不想办法应对,由此进行了一些全新的尝试,并在逐渐形成稳定的模式。
上野:疫情期间,导演们亲自到访影院和观众交流的机会骤减,但相应的,利用ZOOM等方式进行的线上交流活动开始流行。我个人认为这种变化赋予了电影院全新的价值。过去,邀请导演到地方做活动,不管是经济上还是路途上对彼此来说都是较大的负担,但改为线上后,邀请导演变得更为简单便捷。
我们馆但凡上映纪录片,都会尽可能安排线上交流,平均下来差不多每个月一次,多的时候隔周一次。有时邀请导演聊作品,有时邀请熟悉影片主题的专家聊主题。我们今后会继续努力,多策划类似的活动,因为我们的任务不仅是放映电影,还希望能够通过电影为大家创造更多的深入了解社会的机会。
线上交流活动(《泰戈尔的诗歌》佐佐木美佳导演 2020年)
此次,上野经理专门为JFF+ INDEPENDENT CINEMA推荐的两部影片《风之波纹》和《战栗》也都是纪录片。
上野:这两部影片都曾我们影院上映过,反响热烈。因为都在新泻本地拍摄,因此观众中有不少人其实都有参与影片的制作,口碑也比较容易传播。
《风之波纹》的观众跨越了各个年龄层,包括从祖上起就住在镇上的老人,和新搬来的年轻人。看到大家都很喜欢这部影片,我真的特别高兴。因为我不希望电影院是一个让老年人敬而远之的地方,成天放些看不懂的电影,我更希望放的电影能让我的母亲或是爷爷奶奶辈的人都能看得开心。
上野经理向JFF+ INDEPENDENT CINEMA推荐的两部日本电影《风之波纹》(左)和《战栗》(右)
在高田世界馆通常哪些影片比较受大家欢迎?
上野:近期特别受欢迎的是滨口龙介导演的《驾驶我的车》(2001)。我们只做了为期两周的特别放映,结果工作日的观影人数都差不多有90多人,让我很吃惊。其他长年受欢迎的作品还有《人生果实》(2016)、《在这个世界的角落》(2016)等。还记得有一部《我的梦想是给牛看病》(2014),也是因为好评放映了很久。
像商业大片的放映,高田世界馆通常要等到大型连锁影院上映过后第二轮才会轮到。对于一家独立影院,上野经理心中最理想的运营模式是怎样的呢。
上野:我其实并没有觉得自己在做独立影院。所谓独立影院是由特定时代创造出的一种文化,也就是“都市文化”。从这个角度看,高田世界馆与其说是独立影院,不如称之为社区影院(Community Cinema)更为贴切。从个人角度出发,比起把影院改造成我想要的样子,应该说我更希望能通过电影院让高田小镇的文化氛围更浓,交流更活跃。
NPO组织的第一要务是保存修缮历史建筑,但作为电影院,保证不间断的电影放映是最重要的,如果光凭个人喜好尽放些曲高和寡的艺术电影,影院经营就很难维持,所以其实可以反过来,先通过口碑好人气高的大众向影片获得稳定的影迷群体,日后再慢慢寻找艺术电影的放映机会。
举一个例子,我们馆有很长一阵子在放映大森立嗣导演的《日日是好日》(2015),这期间的某天,一个晚场,我们抱着好玩的心态,尝试着放了一部完全不同类型的影片——威廉·弗里德金导演的《千惊万险》(1977)。正是多亏影院运营已走上正轨,才有了这样偶尔调皮一次的机会。今后也会在维持影院基本生存的前提下多多尝试各种可能。我觉得这就是所谓“守护荧幕”的本质含义。
不管名字如何改变,“高田世界馆”从1911年起便扎根在了高田镇。照片中是电影院入口处。
在和上野经理的聊天中我们不难察觉,所有电影院的话题最后都会延伸到小镇生活的话题上去,或许对上野经理来说,运营高田世界馆和发展家乡小镇是同等的事。
上野:我的理想是做到兼顾电影院运营和活跃家乡的文化氛围。衷心地希望高田世界馆能成为高田镇文化交流的中心之一。对新搬到高田镇的人来说,一下子融入当地生活其实是有困难的,如果有了电影院,大家就能很自然地想“要不去看个电影”,通过这样一种相对轻松且易实现的方式,快速入当地生活。
我们现在的放映活动主要集中在电影院,其实以前还曾在影院以外的地方做过不少活动。比如在开早市的那条街上有间空屋子,我们在那放过一部高田的自然风光片,是8毫米胶片电影。像这样通过电影繁荣小镇文化的尝试,今后也会坚持下去。
最后,请上野经理告诉我们高田镇的魅力所在吧。
上野:高田城址公园每年春天都会开满樱花,是我们当地著
名的赏樱胜地,高田地区所在的上越市和著名战国武将上杉谦信也有着很深的渊源。但比起这些观光景点,我更喜欢高田独有的悠闲自在的氛围。漫步镇上,处处可以感受到高田人在此世代积累的的深厚文化和历史底蕴。它保留着江户时代町屋,也拥有高田世界馆这样的明治洋风建筑,作为游客,可以把江户时代和明治时代的两张历史图层交叠起来细细品味。高田就是这样一个尚未被过度商业开发又有着恰到好处的历史感,冬季还有迷人雪景,可以放心自在生活的小镇。
上野迪音
高田世界馆的经理。1987年生,新泻人。2014年起接手高田世界馆的经营,策划过众多电影放映及相关文化活动,重启了影院的面向公众的放映业务。曾举办过多种多样的观众互动交流型放映会和地区文化交流活动,其宗旨是让电影文化在地方城市生根开花。
从 “迷你 “到世界——日本独立影院的文化史
“JFF+ INDEPENDENT CINEMA “是由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主办的一个特辑播放企划,聚焦支撑日本电影文化的 “独立影院”,并面向海外观众免费播放由日本各地独立影院的经理们精选的日本电影。
日本的独立影院(Mini Theater)是指独立于大型电影公司而独立运营的小型电影院。在新冠疫情之前的2019年,日本国内上映的1292部电影中约有七成是在日本各地的独立影院放映的,这使得独立影院成为每位观众都能接触到多元电影的宝贵场所。本文是一篇介绍关于日本独立影院的历史和意义的专栏文章。
文:土田环 编辑: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
新冠疫情与电影院
2020年2月至3月,新型冠状病毒在日本的传染情况也变得相当严重,文化和艺术活动都开始受到影响,至今已经两年半了。在此期间,日本电影业受到重创,2020年影院票房收入比前一年下降45%,为1432亿日元;2021年,票房收入略有回升,为1619亿日元,但远不及2019年2611亿日元的市场规模,这是自2000年以来的最高票房收入。虽然因为疫情电影院不得不停业、缩短营业时间,限制上座率等规定也阻碍了人们前往观影,但实际上,让人们克制外出的要求才是让观众,特别是老年观众,远离电影院的主要原因之一。即使在已经解除紧急事态宣言,日常生活回归常态的今天,与其他国家的情况一样,前往电影院的观众人数仍待进一步恢复。
其中,放映大量低成本电影、独立青年电影、老电影的独立影院,以及放映经典老片的“名画座”这样的小型电影院,都因新冠疫情受到了严重的影响,陷入了经营困境。为了应对影院面临的这一危机,2020年4月,一群有志的电影人发起了 ” SAVE the CINEMA(拯救影院) “活动。这次请求为独立影院提供紧急支持的活动收到了超过9万个签名,并提交到政府和相关省厅。此外,深田晃司、滨口龙介等电影导演还设立了 “Mini Theater Aid Found(独立影院援助基金)”,约有3万人支持这项众筹活动,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筹集了3.3亿日元,向118家影院发放了约300万日元的支援金。在同一时期,井浦新、齐藤工、渡边真起子等演员发起了“Mini Theater Park”,以支持全国的独立影院。
为响应电影导演的号召而设立的 “Mini Theater Aid Found(独立影院援助基金)”的众筹活动,筹集了3.3亿日元,远远超过了目标金额。
在新冠疫情期间,”独立影院”一词和电影院的存在,与其面临的生存危机一同引起了更多的关注,就结果来说,有两件事因此变得更加清晰。首先,小规模电影院运营基础的薄弱被暴露出来;其次,人们第一次意识到官方和专门机构对电影院的长期支持的必要性。人们不希望失去在电影院观看电影的乐趣的心情众目具瞻,尤其是对独立影院和名画座的拥护出乎意料,让我们不得不去重新审视这类剧场存在的意义。
独立影院确保的多元
“独立影院(Mini Theater)”原本是一个日式英语,指的是不受大型电影制作公司和发行公司直接影响而独立运作的小型电影院。以单独的一家或几家电影院放映为前提的作品、老片、还有在公映结束后又重新进行排片播放的新片,都会出现在独立影院的片单上。其中不乏颇具艺术性的影片和老电影,因此有时与”名画座 “一词在使用上并没有区别。近年来,“独立影院”被当作是”商业影城之外的电影院 “的总称的情况屡见不鲜。此外,由于其”企划主题前卫的戏剧表演和电影放映”(广辞苑)的强烈倾向,现在”艺术剧院 “和 “艺术之家 “等词和英文一样也经常出现。因为独立影院都有自己的选片标准,所以不同影院的偏好和特点也随之显现。那么,每家电影院拥有各自固定的粉丝群像,也是非常常见的现象了。
据《2021年电影放映活动年鉴》(由一般社团法人社区电影中心出版)介绍,目前日本有3687块银幕,其中影城(在同一设施内拥有5块以上银幕的电影院)的银幕占比是88%,即3249块。其他电影院银幕总数约占12%,为438块,而其中的240块银幕属于独立影院,占比约为6.5%。另外,从电影院的数量来看,在全国596家电影院中,影城占360家,除此之外的236家中,有136个是独立影院。就影院的规模而言,过去认为场内的座席数一般为300个以下,而如今场内从50个到200个不等的座席数,与商业影城每块屏幕对应的座席数相比,这未必是 “小”。
1993年至2021年期间日本各地银幕数量的变化趋势。引用自《I. 电影院的放映》,《2021年电影放映活动年鉴》,由一般社团法人社区电影中心(JAPAN COMMUNITY CINEMA CENTER)出版。
根据一般社团法人社区电影中心的调查,在新冠疫情发生前的2019年,日本上映的1292部电影中约70%由独立影院放映,而其中的518部电影(约40%)则仅在独立影院放映。这意味着,如果没有独立影院的存在,大约一半的电影将失去放映空间。换句话说,正是这些电影院所做的工作确保了日本电影的多元性。在其他一些国家有负责促进电影放映的机构,如法国的CNC、韩国的KOFIC和德国的FFA,他们对于类似日本独立影院的艺术影院和独立机构,往往会设置相应的补贴制度。然而,日本的独立影院在几乎没有这样的公共支持环境中,不仅在大城市,而且在中小城市都存在,并且超过100家的情形,是相当特殊的。
独立影院作为社会与文化的交叉点
从上述意义上讲,日本的独立影院的历史就是电影作品本身的多样性。追根溯源,这还要从接收ATG(Art Theatre Guild)发行作品的电影院——东京的“日剧文化”和“新宿文化”谈起(ATG是在1961年由东宝、东宝东和、三和兴行和其他公司联合成立的一个发行公司),这些电影院在当时可以说是极具开拓性的存在。受20世纪50年代欧美艺术剧场运动的影响,由东和映画的川喜多长政等人结成的ATG是日本艺术影院协会的前身。如上所述,这是一个电影发行公司,目的是放映难以在商业层面上流通的外国电影。不仅在东京,同时在名古屋、大阪、神户等大城市约有10家电影院联合为“连锁独立影院”,以独立于大型电影发行公司的形式,对《野草莓》和《天使嫫嫫约安娜》等欧洲电影为中心进行了电影发行。 1967年,ATG开始与专业的独立电影人合作。诸如大岛渚、筱田正浩和吉田喜重等著名导演,都在从大型电影制作公司独立之后制作了很多作品。ATG制作发行了包括前述导演的诸多作品,还有许多如《蔷薇的葬礼的葬礼》和《青春之杀人者》这样前卫且雄心勃勃的作品。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日本电影史上建立了一种与主流文化相对抗的反正统文化。
随后,以1968年成立的岩波Hall(1968-2022)为基地,高野悦子和川喜多长政创办了EQUIPE DE CINEMA(エキプ・ド・シネマ),引进了如印度导演萨蒂亚吉特·雷伊的《大地之歌》(1955),以及不在日本公开上映的欧美电影和许多从未在日本放映过的各个国家的电影。这些来自66个国家和地区的共计274部电影,被以单馆放映的形式介绍给了日本观众。在岩波Hall《家族的肖像》(1974年)和《流浪艺人》(1975年)等作家电影由法国电影公司和东宝东和的发行得以成功公映。除此之外,《宋家三姐妹》(1997年)和《八月的鲸鱼》(1987年)有着长达31周的热播记录。
在20世纪70年代,旨在反对大规模动员的大型剧院型电影院的运动,与电影爱好者的艺术追求和反对商业主义的政治意愿相结,具有强烈的社会 “运动 “色彩。但进入80年代后,其重点转向 “票房”,拓宽了迄今为止有限的电影观众层范围,以大都市为中心出现了许多独立影院。
1981年在新宿开业的Cinema Square Tokyu(シネマスクエアとうきゅう,1981~2014),放映了一些以前被搁置的独特电影,除了电影作品本身的魅力,电影院也因对这些电影进行的编排放映,成功地收获了众多追随者。Cinema Square Tokyu当初配置昂贵座椅的事情还成为了热门话题,其制定的一系列观影规则也被严格执行。如采取了完全轮换制杜绝站立观影,且观影期间不能中途入场,也不允许饮食。东急电影院的成功成为各种演出公司开始经营独立影院的契机。Euro space(ユーロスペース,1982年-)、Cine Vivant六本木(シネヴィヴァン六本木,1983-1999年)、Cine Saison涩谷(シネセゾン渋谷,1985-2011年)、Cinema Rise涩谷(シネマライズ渋谷,1986-2016年)、 Chanter Cine(シャンテ・シネ,1987年-)和 LE CINÉMA(ル・シネマ,1989年-)等电影院相继成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莫里斯》(1986年)、《柏林苍穹下》(1988年)和《天堂电影院》(1989年)等影片吸引了女性和年轻观众,将独立影院的观众层延伸到寻求作家电影的观众之外。
随着录像带租赁的普及,小规模发行公司的数量增加,个性化影片的供应也与日俱增,独立影院在20世纪90年代迎来了成熟期。电影院在这一时期的另一个特点是,起到了信息驿站的作用,如Cinema Rise涩谷就正是如此。诸如《新桥恋人》(1991年)、《猜火车》(1996年)和《天使爱美丽》(2001年)等与时尚和音乐紧密相关的电影,引领了年轻人的 “文化”。
电影院的区域差异
2010年以后,随着数字化浪潮开始进入电影业,因面临数字放映设备的配置和缺乏继任者等问题而被迫关闭的电影院相继出现。这些影院在过去,大都隶属于大型电影制作和发行公司,或是其直营设施,也是地方城市现有的娱乐中心。这一情况,与商业影城在2021年之前的十年间增加了42个影院466个银幕形成鲜明对比。另一方面,包括名画座在内的小型独立影院增加了5家,银幕增加了约30块。例如,东京都青梅市的Cinema Neko(シネマネコ,2021年)、兵库县丹波市的Ebisu Cinema(エビスシネマ,2021年)和岛根县益田市的小野泽Cinema(小野沢シネマ,2022年)。
在此情形下,独立影院在保证当地 “电影多样性 “方面的意义愈发重要。2020年,日本每块银幕的人口数达到了34241人,而韩国为17190人,法国为10629人,美国为9913人。由此可见,在日本,一块银幕前聚集了更多的观众,这表明与上述国家相比,除了大城市,电影院的可及性是最低的。虽然商业影城为少数热门电影提供了比较集中的银幕,而更难获得票房收益的中小规模电影大量流向独立影院的趋势正在加强。这一实情,必然会导致独立影院的经营疲软,但它在当地社区内将人们平等地与电影联系起来,并建立文化基础设施方面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主要国家每个银幕的人口数。 引用自《2021年电影放映活动年鉴》,“III与其他国家的比较[2020]”,由一般社团法人社团电影中心出版。
独立影院与下一代
虽然新冠疫情导致电影院的上座率和票房收入大幅下降,即便作为独立影院主要观众层的高龄者仍然没有回到电影院,但针对年轻观众也进行着很多尝试。例如,在2021年1月到2月期间企划并实施的”当代艺术之家入门:新古典主义的七夜”,连续七晚放映了包括维克多·艾里斯的《蜂巢幽灵》、瓦拉里·康涅夫斯基的《死亡与复活》和弗兰迪-M.米偌的《阿尔卑斯的激情》等在今天很难单独放映的经典作品。各青年导演和编剧围绕着他们选择的电影展开了对话。对他们来说,独立影院不仅是一个自己作为观众与电影相遇的空间,也是一个自己成为专业电影人“操练场”。如今出道电影即在商业影城放映的例子是极为罕见的,许多青年导演的作品,都是首先在独立影院、或是电影节上发表,在积攒了更多的关注之后,他们才能获得更多机会制作规模更大的作品。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企划在日本全国各地的18个独立影院同时举行,映后谈通过线上的形式把每个现场连接起来,这样就实现了同期接受来自任一活动现场的提问。独立影院本身可以说是谋求差异性而出现的产物,但为了探索电影院作为一个 “场域 “的魅力,而在保持个性的同时彼此联结,不得不说是一个突破性的尝试。电影院也是一个 “经验 “交汇的空间。在映后谈环节,导演们向年轻观众分享每部电影对自己的影响这件事本身,也正是电影作品自身在当下存在的意义,换句话说,是对电影作品的重新发现。大家自己关于独立影院的记忆与他人的记忆重叠、碰撞、并被继续传递。电影院本身就是一个多元化的地方,也是一个文化传播点,同时它还兼具 “教育 “功能,通过观看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一个能够在未来对电影文化进行持续支持的系统建构,是非常有必要的工作。认真讨论面向电影院、特别是针对独立影院的公共支持方式,确实是到了至关重要的时刻。
主要经营纪录片电影发行的“东风”制作的“艺术之家入门”的海报。2022年,以“纪录片”为主题进行了特别放映。
土田环
早稻田大学基干理工学部表现工学科讲师 (专职) 。专业是电影史、电影美学和电影放映管理。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后,他在东京大学,洛桑大学,巴黎第八大学,罗马第三大学研究生院学习,自2016年起担任现职。从学生时代起参与日本国内外电影节项目和电影的国际合作,并担任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东京办事处的项目协调员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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