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utniko！·艺术家·设计师·东京艺术大学设计系副教授…
专题「新型冠状病毒下的越境、交流、创造」系列访谈的第八期，邀请到的是艺术家Sputniko！。她通过运用了科技的艺术作品去重新设问性别与生命伦理的常识。她是如何看待疫情下的交流、互联网与艺术的未来的呢?
作家/Sputniko！+西泽知美
从在大学医学院的入学考试中对女性考生进行了不利的得分操作的事件出发，我们聚集优秀的女学生并建立了一所制造精英男性医生的虚构的医科大学(2019年)
——疫情中你是怎么度过的?
我参与的森美术馆的“未来与艺术展”于2020年3月取消，切换成VR视频发布的展览，以色列的展览也取消了。不过、以色列好像加以新的鉴赏规则又重启了展览。
以前我每月出国一次，仅在2019年我就去了美国、新加坡、英国、法国、瑞士、德国、中国等很多地方。
我认为出国是客观看待自己的想法和生活方式的机会。当我长时间处于同一个文化和社会中时，会出现无法看清全貌的情况，所以我觉得我可以通过出国来作出比较、让自己的思维更加自由，因为我可以遇到具有不同思维方式的人，得到让我觉得很新鲜的资讯。
针对日本和海外、我的信息输出方式也是不同的，所以我觉得最痛苦的是去海外的机会减少了，累积了一些压力。虽然我不能去海外，会议也以线上为主要形式，但我觉得能够集中精力处理比以前更多的事情。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待无法像之前那样移动，我对“现在我该如何投资我的时间呢？”这个问题的思考增加了。虽然之前很忙，但突然停下来，我认为有些人会思考“做什么工作好”或“疫情过后，什么样的世界才是好的呢”。
我设法把在东京艺术大学教授的所有课程以全部线上的形式保留下来，但涉及到需要使用工房等实践上的现实问题时，即便线上课程让伦敦设计师和纽约建筑师为学生们授课变得更容易，学生还是会感到沮丧。
我在2019年上过的“TED Talks”*¹ 现在也变成在线了。TED让很多有趣的人聚集在真实的地方，从而有了各种各样的相遇与发现，是限制人与人相遇的在线观看谈话节目无法取代的。居家工作和在线会议有很多优点，但总觉得这不是理想的状态。今年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见不到人，不能外出这种郁闷的感觉。
——有一些收获正是因为有面对面的机会。
在这样的活动中，像是在午餐时与邻座的人随意地交谈并成为朋友、聊出合作机会都时有发生，但是在线研讨会就不是一个很容易促成这些事情发生的环境了。
因为我不能出国，所以我获得的资讯大大减少，虽然我正在有意识地努力获取信息，但社交媒体中有很多垃圾资讯，而稍不注意又会陷入到自己的filter bubble中，我开始认真思考能够接触到什么样的信息这件事。
——在2009年的作品《Skype之歌》中你提出“我们真的能通过Skype连接吗?”这个问题，我认为现在抱有同样疑问的人很多，这么久过去了，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说实话，我现在的想法与10年前相比非常悲观。虽然在这样的采访中我有一些压力会觉得不应该说出没有希望这样的话 (苦笑)。
我研究生毕业后发表了《生理机器、Takashi的情况》，大概是2010年，那时的社交媒体是一种与现在不同的文化。因为有很多早期采用者(较早接受新事物的用户)，所以充满了尖锐的观点和讨论。我觉得10年前还有过这样的印象，如果在网络上发布反主流媒体的朋克内容的话，先进的想法也会扩展开来。
大众媒体往往代表着主流，日本是以男性为中心，美国则以白人男性为中心，很难反映女性、LGBT、少数族裔等群体的观点。另一方面，互联网更像是一个朋克、DIY文化聚集的地方，当我想做一些项目时，我也会通过网络发布众筹，也会去互联网上招募作品制作团队。我曾经对先进、自由的想法会传播开来充满信心和愿景。10年、15年前，人们常说互联网就像是“未来乌托邦”。
实际上男女平权主义的“#MeToo (米兔运动)”*² 也因网络的推进而加快了发酵速度，“Black Lives Matter”*³ 也因网络的普及，让对黑人的暴力事件浮出水面，开始发生了变化。互联网改变了很多事情，但我现在很悲观，我认为这是一个逆潮。
当每个人都参与互联网时，那么能听到的大多数的意见就是保守的，很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并获得共鸣，这是非常极端的意见。因此极端反女权主义、种族歧视和仇恨在互联网上也会很明显，更容易聚集支持者。即使在美国，也存在总统大选时支持者之间完全无法沟通的分裂状况。
除非是处于受保护的环境中，否则先进的意见是需要小心处理的。就像伽利略说“地球是圆的”而遭到基督教审判一样。
特别是日本的互联网、正在成为一个大家一窝蜂地打击艺术家等进行挑战性活动或言论的人的地方。这似乎是日本的集体抵制的开始。疫情中“自肃警察”这样的词在日本也很流行。
在这种情况下，想要进行改革的人会变少，艺术家也很难在互联网上发表他们的作品。
日本与其说是分裂，不如说是像变成国民全体自律一样而不会导致分裂。我最近嗅到了那个苗头，感觉因为新冠疫情恶化得更快了。因为疫情、大家有更多的时间花费在网上，在没有太多针对诽谤中伤的法律法规的情况下，有一些名人自杀，这似乎是终结的开始。
在日本，自肃、审查和监视等空气开始弥漫在互联网中，作为艺术家，我开始大力思考这种令人窒息的状况和“下一步是什么”。
我的作品是“推理·设计”，也就是提出问题的设计，虽然说过要把作品放在网络上讨论，但是现在网络上的讨论已经非常陈旧。虽然有“网络暴力”这个词，但是已经不能再作为一个论题了。而且、即使讨论了，依靠互联网的多数表决行动的话，就会变成大众主义。
我自己也感到很矛盾， “进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曾经以为互联网是未来和发展，人们的希望得到了满足，少数派得到了力量。显然、目前情况正在逆转。我强烈地感受到新冠疫情带来的这个终结的开端。
大家都很焦虑，于是就在网上发布恶言、在SNS上写让自己骄傲的事，比如午餐吃了什么呀之类的，智能手机夺走了很多时间。科技带来了便利，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难道不是正在被莫名其妙的行为剥夺了时间吗？
我现在常常考虑这些事情，我对新冠疫情感到悲观。
——你现在如何与海外接触?
我现在用心在做的是，每周与老师在线学习中文约2小时，或者用能语言交换的应用软件找会说中文的人聊天学习。我在房间里让海外新闻一直播放，看英语圈调侃社会形势的喜剧视频，我也沉迷于中国社会派电视剧。
——疫情之后，你的活动展望是否发生了变化呢?
这次新冠疫情让作品的定义有了一些变化。由于展览暂时不能在海外完成，我现在正准备以Femtech为作品名推出一家(最新科技的女性服务)公司。我想知道那里是否有新的制作方式。在“为了讨论而设计”的一步之前，我想提出实际使用的服务和公司的问题。
我自身有很接近活动家的地方，我一直在提出问题并在制作作品时进行讨论。有一段时间我认为在社交媒体、 YouTube等上表现流行的事物是最合适的，但大约在2019年， 我觉得哪里不太对，就萌生了做个公司来看看“接下来会是什么？”这样的念头。
我仍然有很多做作品的想法，有很多机会可以在美术馆展出，有各种各样的委托，但毕竟把这些抛开去做新的事情是让人恐惧的，但是我又觉得这大概是我思考的下一个步骤，即使在商业上会不顺利，但做了这件事在事实本身上也是很有意义的。这个计划也因为新冠疫情加速了。
——作为一件艺术作品的公司，是走向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的“社会雕塑”*⁴ 这个方向吗？
我自己虽然是这么希望的，但是也有很多无法预料的事情。但是，我认为“挺不错” “很开心”。 筹集资金、提出愿景、召集成员，做了这些之后发现会发生很多与艺术无关的事情。反正已经失败了，那也只能继续做下去了。
——疫情期间，你在东京艺术大学提出“唤起积极因素，对未来充满希望的设计”为课题，指导了学生的展览会*⁵，成果怎么样了呢?
因为当时是疫情爆发后的2、3个月，他们所做的是调查和分析当前的情况。
日本学生特别倾向于把正确答案努力地给出来，但我总是希望大学生能仔细观察当下。利用与老师不同的“实时天线”观察当下，能用自己的头脑思考正在发生的事情。
读了设计历史的书，虽然总有想讲一些例如“威廉·莫里斯是这样说的”这种艰涩的话的学生，但是比起书中读到的东西和说出正确答案的能力，仔细观察当下，获得能提示自己正确答案的能力更加重要。不过有时侯也会被学生迷惑。
无论你在哪里调查新冠疫情,都没有人有答案。因此你必须强行自己给出答案，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自己研究并提案是件好事。我认为最好的状况是用自己的眼睛看了之后进行思考。
许多小组开始考虑环境问题，并且有了一些揶揄“自肃警察”的小组。挺有意思的。
——对于许多大学生来说不能上学、不能自由地度过学生生活，你想对他们说些什么吗?
这绝对是一件非常可怜的事情，他们正处于多愁善感的时期，发生这样的情况他们肯定会想到各种各样的事情，不过这可能会对他们的成长有益。
“未修建的”，据说在济衰退时，不建造的建筑或概念建筑很容易诞生，正是因为有了闲暇才能仔细地思考。甚至可以提示出未来，我想作为学生只能是接受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吧。
但是，我已经很累了。希望疫情快点平息。
这种莫名的持续闷闷不乐的感觉，店铺也接连倒闭，是灾难啊。我虽然说着线上好、居家工作最棒，但现在差不多要到说“最糟糕”的时候了 (笑) 。虽然这样说可能会被禁止。
全世界停摆到这个地步，经济被摧毁，自杀人数增加，我觉得这种不寻常的事情就像一场战争，新冠到底是从谁那里守护什么呢？太辛苦了。
很久没有遇到这么难受的日子了，但我认为应该做一些现在能做的事情，这对自己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挑战。
——就像刚才说的东京艺术大学展览会的主题一样，你对未来有什么希望吗?
在展览会上，学生们认真研究思考、意识到自己是设计未来的人，这一点让我觉得很有希望。设计不仅仅是把从客户那里得到的题目视觉化，而是自己构想并提出下一步。学生们有了这样的意识就有了希望。
学生们，年轻一代是希望啊。此外，我认为学生对性别的看法完全不同，与我这一代人相比，男孩们自然有性别平等意识、性别意识、 LGBT意识也很高。我虽然对社会感到悲观，但年轻一代的意识确实在发生变化，我很期待他们所创造的未来会很好。
——我认为自然灾害可以成为创作的灵感，你认为这种情况是否会带来良好的影响?
绝对的，我认为自然灾害会带来创作灵感，所以我认为这绝对是会带来好的影响的。学生们很坚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在努力思考、准备有趣的作品。
——为什么首先通过艺术和设计向社会提出问题?
我受到约翰·列侬的《Imagine》等歌曲、还有通过音乐的力量提出问题的音乐家、罗里·安德森等艺术家的影响，我认为有些问题可以通过艺术作品直接去控诉。所以我希望通过表现来提出更多问题，呼吁大家一起思考。
事实上，我很感激，因为大家看了我的作品才造就了现在的我。
——如今，科技使世界更方便、更高效，但使用这种最新技术来制作看似不实用的艺术非常有趣呢。
但是，所谓的“实用性”的标准也是值得被怀疑的，实际上它很容易增加很多工作机会 (笑) ，让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考虑接下来的事情进行现在这一步，在创作作品时，这也是一种方法。有一些我想要思考的主题，并提出一个问题。
——将其进一步发展为一件名为企业家的作品。
我渐渐开始思考资本主义是什么。有资本的一方和没有资本的一方之间的差异很大，如果你没有资本，你就无法生存，除非你出售自己的时间。而如果你有资本，资本将自动产生利润，所以有不工作也可以的人存在。即使我们发起社会运动，这种大规模运动说到底也是需要资本的。
在攻击往往以男性为中心的资本主义时，希望可以为女性创造一个有趣的未来。
我对约瑟夫·博伊斯的思想非常有共鸣。他最终开始挑战政治，我非常理解他的心情 (笑) ，因为我也在说社会雕塑，我想尝试科技创业的领域。
——在疫情下获得收入和访问数据也存在差距，你认为科技和艺术能做些什么?
我觉得能做的非常多。我因为现在创业所以已经注意到了一些问题，我仍然对女性问题和少数群体问题感兴趣，正是被视为社会少数群体，因此不是有钱可以消费的一方，所以很多东西是男性视角被生产出来的。产品和服务更容易与金钱联系在一起。
因此，在为企业提供服务时，我认为最初是为了女性，但由于所有决策权都是男人，所以我会无意识地以男性的视角来调整制作。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由于我们没有金钱和决策权，因此从为了少数群体生活便利而设计的服务和应用程序里获得收益是很困难的。
慈善也是因为不容易持续所以只能是一次性的，不是吗?虽然SDGs (可持续发展目标)也是一个热门话题。我认为可持续的同时，能成为一个生意是件好事。具有问题意识的人通过用良好的企业文化和资本主义来做生意。最近觉得那样的视线很有趣。
我的理想是有更多不同的人参与到科技和社会里来。
——国际共同面对疫情问题的同时也可以说是有了连接的可能性，你如何看待未来的世界，没有了来往是否会走向反全球化?
我认为会走向反全球化。这不是我愿意看到的。新冠疫情让往来受到了限制，我觉得互不来往的这1、2年的影响是惊人的，似乎即使疫情平复之后也会习惯于不来往。
此外，感觉美国和中国把互联网分为两半，可以使用的服务和应用程序完全不同，谷歌和百度可以搜索到的内容完全不同。20世纪的柏林墙，像现在这样互联网的墙，我觉得将会迎来与这些墙一起生活的几十年。
即使在日本，也看不出多样性、女性主义、LGBT之类的，是不是自己脑子里真的在想或是在担心的问题，是发自内心地理解并提案的吗？由于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多样性实际上很重要，但是日本有一种本质上不了解多民族的课题的感觉。
我认走向世界性的反全球化，日本也有相当大的基础。
——作为一名艺术家，这是一个困难的时代，但它也是一个挑战吧。
是啊。我认为每个人都在制作各自风格的作品。我是一位非常奇怪的艺术家，当我在YouTube上发布《生理机器、Takashi的情况》时，我的老师问“为什么不在美术馆，而选择在那样的地方发表呢？”，我现在创业也和被说“为什么要在那种地方制作作品”很相似吧。
生于1985年。毕业于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数学系和信息工程系，并完成英国皇家艺术学院(RCA)设计学院交互设计专业硕士课程。在RCA学习期间开始制作反映了科技影响人类生存与社会的影像装置作品。最近的主要展览有2019年“未来与艺术展” (森美术馆)、“Cooper Hewitt设计三年展” (库珀休伊特，美国)、“BROKEN NATURE” (第22届米兰三年展，意大利)、2017年“JAPANORAMA” (梅斯蓬皮杜中心，法国)、2016年“第3届濑户内海国际艺术节)”（Benesse Art Site 直岛）、“Collecting Future Japan-Neo Nipponica” (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英国)等。自2013年起被任命为麻省理工学院（MIT）媒体实验室助教，并领导了Design Fiction Group。之后，她在东京大学生产技术研究所担任特任副教授、现职。
2013年获《VOGUE JAPAN》 年度女性奖。2014年当选为福布斯日本“创造未来的十大日本女性”。2016年获得11届“欧莱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女性科学家 日本特别奖”。2017年被选为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青年领袖”，2019年被选为TED研究员。着作有《超越的力量》。
官方主页:https://sputniko.com/
2020年10月 在线采访
采访、撰文:寺江瞳(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
照片全部由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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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是日本唯一一所在世界各国及地区综合性地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专门机构。1994年北京日本文化中心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北京事务所成立。为加深中日两国相互理解，基于以上理念，本中心在中国各地举办了多种多样的活动及事业。主要活动分为文化艺术交流、日语教育、日本研究知识交流三个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