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讲座（文学2）

第三讲：永井荷风，孤绝的遁走者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 谭晶华

主讲人介绍：谭晶华，上海外国语大学二级教授、文学博士、博导。曾担任常务副校长、教育部高校日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1997-2013）、上海翻译家协会会长（2009-2019）。现任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译协副会长、全国日语四八级考试委员会主任等。长年从事日语语言文学的教学、研究和翻译。著有《川端康成传》、《日本近代文学名作鉴赏》、《日本近代文学史》；在《早稻田文学》、《国文学与鉴赏》、《日本研究》、《日本学刊》、《外国语》等杂志上发表论文80余篇；主编《日本文学词典》等辞典8部；翻译《地狱之花》、《痴人之爱》等文学名著140余部（篇），450余万字；主编十五、十一五国家规划教材数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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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井荷风原名永井壮吉，别号断肠亭主人等。小说家、散文随笔家。1879年生于东京。永井荷风是日本唯美派（耽美派）有代表性的年长作家（谷崎润一郎1886年生，佐藤春夫1892年生）。1910年在森鸥外的推荐下任庆应义塾大学的文学教授，主办唯美派《三田文学》杂志。1916年辞去庆应大学教授，创办《文明》杂志。他较长时间沉湎于江户时代的通俗小说的趣味之中，创作了一系列通俗小说。其创作在明治、昭和时代均有被禁止发行的遭遇。战后，其反战、反俗的人生态度受到世人的敬重。他的译诗《珊瑚集》（1913）收入欧洲著名诗人的38首作品，并附有评论，对日本现代诗歌的创作影响巨大；随笔集《红茶之后》（1911）、《偏奇馆漫录》（1920）、《荷风随笔》（1933）中收有大量的优秀散文；日记《断肠亭日乘》从1917年写到去世前一天，文笔优美，是了解作家和社会风俗的宝贵资料。永井荷风1952年获得日本政府颁发的文化勋章，1954年被选为艺术院会员。

　　永井荷风一生的创作量多质优，先后几次出版过《荷风全集》。种类有中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人物传记、随笔、译诗、俳句短歌、日记、歌剧剧本等，五光十色，色彩斑斓。

　　永井荷风的唯美派文学由各种要素组成，其思想倾向绝非单一。曾有观点认为永井荷风的作品在思想上完全是颓废消极的，没有什么可取之处。这个结论未免过于简单、片面。永井荷风文学表现的思想倾向是多方面的，随着时代和年代的不同，既有消极的部分，也有其积极的一面，这和作家所处的环境和思想演变不无关系。

　　评价永井荷风的文学创作，首先让人看到的是作家的逆反精神。

　　荷风早期具有自然主义倾向的中篇小说《地狱之花》（1902）受到法国左拉文学的影响，同时也表现了作者自身从年轻时代反抗封建家长意志、憧憬自由的影子。他的文学中常见的逆反精神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富豪黑渊过去曾与外国传教士的小老婆通奸，传教士死后，他们结婚继承了传教士的巨额财产，因而遭受社会的摈弃，并殃及子女、终生摆脱不掉孤独和苦恼的折磨。主人公家庭女教师园子了解到这一切后，非常同情。她认为，黑渊固然有罪，但“社会是不是一直这样公平地惩罚每一个有罪的人呢？一国的首相横行妓院，玩弄尚未成人的少女的肉体，教育家隐瞒丑恶的受贿罪，社会不是照样对他们放任、宽容、他们的地位和信誉不是并未受损吗？”不公平的社会现象使作家产生了强烈的反感和义愤。作家在《濹东绮谭》中这样写到：“正如正义的宫殿里常常落有小鸟、老鼠的臭粪一样，在道德败坏的深谷中”，不仅有真实和亲切的感情，还有“娇美的人情之花”和“芳香的泪水之果”。永井荷风的这种心态是不健全的，但是，由于他没有正面与不合理社会进行对抗的意志和决心，只能用消极的办法来表示一点反抗。

　　永井文学中的逆反心理也来自他自己的境遇。他父亲原是一个精通汉学、留洋美国的官吏，曾担任过明治政府的文部大臣官房秘书长之职。荷风早年受到汉文和英文的良好教育，精通汉文和日文古典。1903年，其父让他去美国留学学金融搞实业，而荷风更加崇尚西方文化，进一步想去法国居留学习，为此和父亲发生龃龉。在父亲封建家长制的高压下，他在法国度过了十个月失意、郁闷的生活，回国后与除了母亲之外的其他家人格格不入。后来，因为《法国故事》和《欢乐》（均1909）受到禁止发行的处分。“幸德秋水事件”的镇压和新闻界对他的攻击、孤立都给他以很大的刺激。他不平、压抑，又不甘心屈从。其文学创作的字里行间，逆反的情绪往往表现得很强烈、很彻底，颇能表现作者的秉性和气质。

　　其次是他的反战精神。

　　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政府发动侵略战争，实行严酷的法西斯主义专制统治。一些文学家卑躬屈膝，充当御用文人，还有的作为战地报道班成员奔赴前线，撰写所谓的“国策文学”。而永井荷风并不愿妥协，一直采取冷眼相看，正面对抗的态度，其反战姿态在当年的日本作家中有口皆碑。记录他四十二年生涯的《断肠亭日乘》中有不少对战争和时局的尖锐批判和反映他不妥协精神的段落。他曾拒付版税，明言不让军队去多买炮弹残害他国人民。代表作《濹东绮谭》中，荷风用揶揄和嘲笑的笔触，描绘了战争年代日本黑暗的局势和奇怪的风气，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

　　《濹东绮谭》中有着这样的记述：每当炎炎夏日的傍晚，主人公总要外出散步。此举的理由是躲避收音机的噪音，而噪音中最使他“痛苦”的节目之一便是“九州方言的政谈”。外出散步，呈现在眼前的是一片乱哄哄的、“军歌声响做一团”的繁华大街，令人感到“异样”。而百货店橱窗里陈列着的裹着军毯的士兵人偶，“背景画是处处燃烧着篝火的黄色荒原”，这又使人感到“惊异”。永井荷风怀着一种极其悲哀和冷漠的心情注视着自己的国家一步一步滑向战争的深渊，对于军国主义的反感，反对战争的意愿极其明确。为日本命运忧虑的沉重心情，反映了他作为一名有良知的文学家痛恨战争，厌恶侵略的人格。从日记《断肠亭日乘》看，其对侵略战争的批判、战争性质的分析、结局的预言均为战后的事实证明正确。

　　再来看看永井和荷风反俗的文明批评精神。

　　永井荷风长期受到欧美西方文学和文明的熏陶，熟谙西方的文化和艺术。他善于用西方艺术的审美眼光来观察自己国家的国情和风俗。日本在江户时代经历过二百多年的锁国期，明治维新后，随着国门洞开，西方文化大量涌入日本，日本人从日常的饮食起居到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制度，无不模仿西方，一度出现过所谓的“欧化一边倒”的现象。西方文化的影响触目可见，其中不乏驳杂、浅薄的文明开化现象。一眼就能看穿这些现象实质的永井荷风自然是不满的，尝试进行严肃地批评。他感叹生活在如此时代氛围之中的困难，并试图思考和探索我们纯良的日本特色究竟在何处。他的创作从社会风气使道德沦丧的角度，进行了社会批评。

　　《濹东绮谭》、《梅雨时节》的作品对当年东京市民的俗恶描写更直接、抨击更激烈。许多描述和议论反映了永井荷风不同寻常的强烈的反俗心理，严厉而又独特的文明批评精神以及对西方先进国家的发达、秩序和文明的崇拜和憧憬，从中我们不难了解到作家的气质、教养、兴趣和精神状态。与虚无性较少、对于人生持肯定态度的日本唯美派作家谷崎润一郎相比，永井荷风具有强烈的逆反、反俗精神，也具备敏锐的文明批判精神。文艺评论家中村光夫说过：“可以认为，在我国的文学家中，他不仅仅理解西方文明的精神侧面，而且是完全消化、吸收了的一位开拓者。他不光了解外国，精通外国文学，作为在国外生活过的文学家，他还是唯一的成熟者。”（《荷风的青春》）正因为这样，当时的永井荷风反而是孤立的，真正理解他的反俗精神和文明批评内涵的人并不多。同时，在世界动乱、军国主义专制统治、封建意识残存、日本经济教育水准还不高的年代，他所抨击的俗恶现象也难以减少、绝迹。

　　永井荷风的文学创作还有相当明显的怀古的思想倾向，他所追求的理想的、完美的江户时代的艺术情趣，在明治末年的隅田川畔尚未完全消失，他想尽力把该地从夏末到翌年初夏一整年的季节变化、风俗人情用笔写出来，以寄托自己的怀古幽思。那些三四十年前业已消失的光怪陆离的幻人幻影，正是永井荷风刻意追求的江户时代的古典美，或许它是消极和虚无的。永井荷风对它的留恋和追求固然有他自身思想方面的原因，同时，又是社会的政治环境和令人窒息的时代所酿成的结果。

　　1910年，“幸德秋水事件”（即“大逆事件”）发生时，永井荷风正担任着庆应义塾大学的文科教授和唯美派杂志《三田文学》的编辑。他从六月起每天看到载着“囚犯”的马车驶向日比谷最高法院。幸德秋水等十一人被执行死刑后，永井荷风深受震动和刺激。他在《焰火》（1919）中写道：“迄今我在社会上所见所闻的事件中，还从来没有过像这样令人产生不可名状的厌恶心情的。我既然是个文学家，就不应当对这个思想问题保持沉默。小说家左拉不是曾经在德莱菲斯事件上主持正义而亡命国外吗？可是，我和社会上的文学家都一言未发，不知怎地，我总觉得难以忍受良心上的痛苦。我因自己是个文学家而感到极大的羞耻。之后，我就想不如把自己的创作降低到江户时代那样一种格调。从那时起，我开始提着烟袋、收集浮世绘、弹拨三味线了。”

　　可以说，永井荷风并不是一位坚强勇敢的文学家，他没能像同时代的作家石川啄木那样正面进行无畏的战斗，而是采取一种“逍遥派”式的消极逃避、游戏人间的方法，试图以怀古及追求享乐、唯美主义的态度，从严酷的现实中找到一条安生之路，进行一些似是而非的反抗。但是，日本文化史学家石田一良则认为：“在明治四十年代的日本出现了两种反体制的知识分子——反抗国家的政治人物（社会改造者）和离国家疏远而去的非政治人物（隐逸文化人）。如果借用永井荷风的讥讽口气，则两者都是‘给国家（治安）和社会（风俗）散布毒害的’‘非爱国者’（《欢乐》）……在日俄战争以后一般化了的这些反体制的知识分子的出现，乃是我国前所未有的历史现象。”（《日本文化——历史的展开与特征》）这一观点对我们客观、全面地评价永井荷风文学是有参考价值的。消极逃避式的反抗远不如勇敢、积极的斗争，却胜于为虎作伥、蝇营狗苟。从这个意义上说，荷风的隐逸、消极的实质是属于反体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永井荷风在严酷的现实中试图寻找精神上的避难所，说明了他的软弱和局限，除了自身的原因外，如同中村光夫所言，也有“将他活埋”的社会和时代的罪过（《作家的青春》）。永井荷风的文学由各种要素组成，其思想倾向绝非单一。他的一生证明自己是一个坚持个性的作家，他也许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却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不可缺少的唯美派重要作家，一个泰斗级的大家。

　　作为日本唯美主义文学的开山祖师，永井荷风的文学创作在艺术上既有对于西方欧美文学的借鉴和模仿，有对汉学汉诗的继承和发扬，又有对本国俳句、和歌、狂歌、戏剧、绘画、雕刻等艺术形式的沿袭和传承。受父亲的影响，永井荷风自幼热爱汉学和汉诗。1896年，他作为柳桥代地的管箫师傅荒木的弟子，同时向岩溪裳川学习写作汉诗。他熟读唐代三体（七绝、七律和五言）诗法（有二十卷本等几种），爱读小杜和老杜（杜牧和杜甫）的诗作，酷爱王次回（王彦泓）的艳词诗，在自己的创作中恰到好处的引用并习作。

　　永井荷风文学中除了象征派译诗和汉文汉诗之外，还常常以日本的短歌、俳句和狂歌之类的诗作来表达作者的心情，反映了作家对于江户时代文学、文化、艺术和文明的绝对沉迷。如小泽信男所说：“只有在江户中，才能发现可以和繁花似锦的巴黎抗衡的艺术生活（《筑摩日本文学全集永井荷风》）。

　　他是热爱江户的文人•诗人、狂歌师、歌舞伎、净琉璃、狂言剧作家；熟谙净琉璃的河东调、园八调、宫薗调、新内小曲、一中节、义太夫调、清元调；热衷于通俗小说家的创作、山东京传；喜好人偶、书法、草双子（插图读物）、上方喜剧、阿呆陀罗经说唱、剑术、衣物、漆艺（一闲漆器）、镰仓雕刻、八丈绢、秩父绢、建筑、御歌所、说唱、戏剧演员……不一而足。所有的江户艺术都能在永井荷风的创作中登场，形成了浓郁的江户氛围。如评论家吉田精一所指出的：这种对于江户艺术和江户文明的爱好必然导致永井荷风作为“江户文明的保护者”而沉湎于日本的花柳界，进而说出“在欧化主义风行一时之际，如果没有花柳界，江户的音乐剧将彻底绝灭。我们应该永远想向他们表示感谢”之类的话（《近代文学3 近代文学的成立》）。

　　永井荷风最喜爱的书房“偏奇馆”象征着他偏奇隐逸的一生，然而，在1945年3月10日的美军大轰炸中，永井荷风亲眼目睹偏奇馆极其众多藏书文物葬身于熊熊烈焰之中。他是在疏散地冈山迎来日本投降的。1959年4月30日早晨，去他家做家政的女佣发现独居中的荷风吐血病故，诊断为胃溃疡吐血造成的心脏麻痹。享年八十岁。在谁也不知道的情况下，永井荷风在一条陋巷之中谢世，证明了他是一位一生坚守自己思想和个性的作家。

　　数度出版的永井荷风全集中以岩波书店在1971-1974年间出版的29卷本《荷风全集》最有代表性。

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講座（文學2）

第二講：《生出的煩惱》與有島武郎的“仁愛”精神

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教授 刘立善

主講人介紹：劉立善，遼寧大學日本研究所教授，原所長。畢業於大連外院日語系，留學日本岡山大學大學院與安田女子大學大學院（大學院男女共讀），師從文學博士赤羽學教授，先後獲得日本文學碩士學位與日本文學博士學位。1997年4月至1998年3月，任日本國際交流基金フェローシップ（研究課題：《日本近代文學對五四新文學的影響》）。研究方向為日本近代文學、中日比較文學、植物美學、日本宗教。獨自完成的專著有《日本白樺派與中國作家》（日本國際交流基金贊助出版）、《日本文學的倫理意識——論近代作家愛的覺醒》（博士論文）、《日本近現代文學流派史》、《日本文藝與植物美學》、《日本神道》。合著的學術著作有《魯迅：在中日文化交流的座標上》、《中日文學比較研究專輯》、《明治儒學與近代日本》、《日本近現代文學作品選析》、《近代中國東北與日本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史資料彙編（乙種）·梁山丁研究資料》等。獨自完成的譯著有《愛是恣意奪取——有島武郎文藝思想選輯》、《暗夜行路》、《志賀直哉中短篇小説集》、《世紀末的漱石》、《關原之戰》（上中下三卷）、《日本婦道記》、《日本精神史》、《清富思想》、《日本昭和史的最後證人張學良》。合譯的譯著有《芥川龍之介全集》、《芥川龍之介精選集》、《芥川龍之介讀書隨筆》、《文藝的，過於文藝的》、《森鷗外精選集》、《東亞近代哲學的意義》等。獨立完成的中日文化交流隨筆集有：《後樂園》與《廣島星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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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傑出的人道主義者有島武郎（1878—1923），出身於家資巨富的特權家庭，畢業於札幌農校。1903年赴美留學，課讀於哈弗福德學院與哈佛大學。1907年歸國後，有島任東北帝大農科大學（今北海道大學前身）教授，1910年4月1日，謳歌理想主義與人道主義的大集團型文學流派——白樺派，赫然誕生，有島是白樺派的“開派元勛”。有島文學的最大特色，即高揚言行一致的仁愛精神，他的思想與作品，對魯迅兄弟、郭沫若、郁達夫、朱自清、巴金、山丁、秋螢等中國作家，產生過積極影響。我當年就讀大連外院日語系，讀有島代表作《生出的煩惱》，被其仁愛精神深深感動，開始喜愛日本文學，決心專攻白樺派，分外關注有島，拙著《有島武郎文學世界探究》（百萬字，上下兩卷），已脱稿，即將刊行。以下分三點，簡談將我引上白樺派文學研究之路的名作——《生出的煩惱》（『生れ出づる悩み』）。

一、美術少年木田金次郎與《生出的煩惱》

　　有島自幼情纓美術，擅繪畫，有名篇《一串葡萄》為證。學者指出：“有島的文章色彩感異常豐富，其鮮明準確的描寫，與他作畫時的觀察與心理活動不無關係。（註：1）”1908年9月，有島於東北帝大農科大學創立美術同好會“黑百合會”，自任會長。他借助白樺派畫家的力量，於北海道展出羅丹青銅雕塑，以及海外繪畫複製品，令北海道美術愛好者大開眼界。1910年11月13日，黑百合會舉辦第三次畫展，展出有島尺幅萬里的油畫『たそがれの海』（《黃昏的海》），令一位少年受到強烈震撼。此人就是《生出的煩惱》（1918）的主人公——木田金次郎（1893—1962）。

　　金次郎生於北海道，家境貧寒，酷愛繪畫。1908年進東京讀中學，翌年糧道中斷，退學返鄉。此後，是投身現實生活，當一個漁民，還是繼續追求理想——鑽研繪畫，構成少年金次郎的煩惱。他參觀黑百合會畫展，開始崇拜有島，並登門拜訪，請有島鑑定自己的繪畫水平，以確認自己有無藝術發展潛質。“作為人的有島，像十月青空般純真澄明，像五月大地般潤澤、有激情與飛躍性，是極虔誠温厚的人格主義者。（註：2）”有島學識豐饒，眼高手高，觀金次郎習作，頓時驚愕。其技巧稚拙，卻能感到作者靈魂的律動。有島盛讚少年的傑出個性與繪畫特色，並指出其不足之處。少年聞一悟十，銘記指點，臨別表示：下次拜訪必帶來更好的繪畫。有島説：“再有新作品，希望你還能拿給我看。”聞聽此言，少年似從烏雲罅隙發現一縷陽光，認定有島此言包含兩種愛——鞭策與愛撫。這是一次命運性的晤面，二人結下了永久之緣。

　　金次郎還鄉當漁民。挑戰狂風巨浪，出生入死，生活在嚴酷現實與浪漫藝術二者激烈衝突的煩惱中。他痴戀繪畫，有堅忍不拔的志向，排除萬難，追求理想。1917年10月末，金次郎將素描冊與一封信寄給有島。有島賞畫，發現北海道風光畫得非常傳神，栩栩如生，藝術進步甚大，令有島刮目相看。讀來信，有島得知金次郎在苦悶上種植憧憬。對金次郎的命運，有島感同身受。尊重藝術個性和藝術天才，這是白樺派理想主義的藝術主張，有島鼓勵金次郎：“君在北海道，忠實熱情地眺望當地的自然，無疑是最佳選擇。只是倘若如此，時間與金錢皆須寬裕。金錢可以解決時間問題，歸根結底，有了相當額度的金錢，則可解決問題。金錢一事，由我考慮為君解決。（註：3）”

　　1917年11月12日，飄風揚雪，夕暮時分，暌別第七年，金次郎與有島重逢於北海道。金次郎生動縷述自己當漁夫出沒風波里的艱苦生活，吐露現實生活與藝術追求二者難以和諧兩立的煩惱。有島對金次郎慷慨表態：現實生活與藝術創作，皆需金錢，自己樂助所需經費。爾後，有島滿懷仁愛，以感人至深的金次郎為主人公，寫出了《生出的煩惱》。其純樸的人道主義情懷，形諸筆墨，躍然紙上。成為有島不惑之年立起的一座巍峨的文學紀念碑。

二、漁夫的“本能生活”與藝術追求

　　《生出的煩惱》以敍述者“我”（有島）與聽者“木本”（原型即木田金次郎）這一書簡表現形式，高超寫就，初名《一封私翰》，旨在向社會介紹畫壇新秀。後因接受《大阪每日新聞》約稿，臨機應變，易名《生出的煩惱》。有島説：“我在《生出的煩惱》中，要對盼待誕生的優秀靈魂，唱出謙遜的讚歌。自然是巨大的產褥，我希望自己是一名歌手，謹慎地坐在產褥一隅，祝福優秀靈魂的華美誕生。（註：4）”所謂“優秀靈魂”，即指優秀個性。從不畏艱難的金次郎身上,有島發現了高雅純粹的精神與性格（優秀靈魂）。對金次郎如此感人形象，有島萌同情，生共鳴。為他高唱“謙遜的讚歌”，為藝術家的誕生，獻上祝福。

　　《生出的煩惱》以北海道為舞台，略設虛構，描寫優秀靈魂擁有者木本捕魚為業的艱苦生活。木本成年累月，捨生忘死，挑戰嚴酷自然，不墜當畫家的青雲大志，他如痴如狂地作畫，以罕見的“本能生活者”形象，鍥而不捨地追求藝術的成功。《生出的煩惱》旨在探究現實生活與藝術創作二者相剋的煩惱，是感人至深的“勵志小説”。因此，日本中學國語課本，節選了這篇名作。

　　《生出的煩惱》第一章，開宗明義，“我”（有島）抒發自己文學事業感懷，告白為構築藝術殿堂而苦鬥的煩惱和欣喜。第一章與第九章前後照應。描述欣賞了木本素描冊並讀了來函的“我”，滿懷敬佩，由東京專程遠赴北海道，會晤木本。從時間順序看，第一章與第二章是無縫銜接。第三章是插敍，回憶當年家住札幌時期初識純真少年木本，“我”欣賞少年的油畫與水彩畫，甚感動。木本未經過科班訓練，技巧稚嫩，但畫藏妙力。最令“我”感動的，是一幅晚秋繪畫，濃雲罅隙裏漏出午後的陽光，淡照一片蘆葦蕩與兩棵秀朗的白樺。“我”認為，凝視這一幅畫，不難管窺木本敏鋭的色彩感。“我”盛讚此畫精彩，亦指出缺陷。送走木本，“我”深刻反省：“當時我生活的某一部分，也在歧路上，心中充滿疑慮和迷惑。我觀冬景，在自然面前，多次不知不覺地像木棒般站立着，將君的事情與我的事情混合起來考慮。”對此，有學者説：“《生出的煩惱》表達有島在祈願木本和自己均逃出日常生活的束縛。從這一點看，有島是一位浪漫主義者。（註：5）”

　　日月如梭，光陰似箭。去年十月某日，暌別第十年（實為第七年），“我”收到木本寄來的三冊（實為兩冊）自制素描冊，畫的是粗獷的北海道風光，是“名副其實的藝術家才能觀察到、才能畫出的自然肖像畫。”“我”賞畫大驚，喜之不勝，分外思人。該日夕暮，又收到木本來信，《生出的煩惱》第二章木本來翰，即金次郎來翰，內容原封不動引入了作品。此信縷述自分別後，木本與父兄風雨同舟，挑戰荒海的艱辛人生。字裏行間，流露的是激情、自強、謙遜、純潔藝術感、獨特表現力，以及對自然的痴愛。讀來信，“我”激動不已。有島據金次郎生動敍述，結合一己“海洋體驗”，驅動卓爾不羣的想象，寫出《生出的煩惱》中木本與驚濤駭浪殊死搏鬥的壯美場面，繁細描述，恰到好處。第四章是作者想象世界的序幕，第五章至第八章，是“我”想象木本無所畏懼，與暴風雨雪惡戰苦鬥，對藝術異常執着。本多秋五説：“人們詫異：《生出的煩惱》中，關於漁船因暴風雪而翻船的場面，作者是借助何種體驗寫出來的呢？而且寫得這般精彩。（註：6）”神谷忠孝説：“與實景相比，有島更擅長在想象的領域裏，發揮自己的本領。（註：7）”關於木本身處逆境卻不棄藝術追求的感人形象，第三章寫道，走火入魔般作畫的木本説：“別人遇見我，都説我腦子有病，我一凝望山，什麼都忘了。不知誰在某本雜誌上發表一篇題曰《愛是奪取》的文章，似乎説，人愛外物，則將該外物搶奪過來。然而，我看山時，欲萌那般心態，卻萌不出，倒是山把我強勁地拽過去了。”所謂“愛是奪取”，即指有島的著名“愛學”理論——“愛是恣意奪取”，此論強調，愛的本質不是奉獻，而是“奪取”，或曰“吸引”、“吸收”、“凝聚”等。木本認為“山把我強勁地拽過去了”，不言而喻，木本甘心情願被山“奪取”過去。從愛的本質看，這就等於木本也把山“奪取”到自己的心中。有島認為，藝術家創作的根源，在於內心湧出的自然欲求——“本能生活”，它是“愛”的同義語。木本縱然多次想粉碎自己對藝術的執着力，但每次粉碎後，執着力又猛烈湧來，令他無可奈何。木本之所以卓爾不羣，酷嗜藝術，發憤忘食，動力皆來自他面對藝術，內心處於“本能生活”狀態。哲學家西田幾多郎説，發自內心深處的要求，力大無比，是人生中最莊嚴的東西。誠哉斯言！

三、漁夫藝術理想的黎明

　　第九章寫“我”認定一個人要成為藝術家，須靠本人內發的力量來不斷推動，此乃必要條件，並以東京的梅花與山茶花開始綻放為象徵，向木本獻上美好的祝願。《生出的煩惱》作為《有島武郎著作集》第六集，1918年9月，由叢文閣刊布。名作赫然問世，轟動文壇，好評如潮，異常熱銷，洛陽紙貴。默默無聞的金次郎，一夜之間，成為婦孺皆知的名人。

　　《生出的煩惱》筆潤極豐。重靈輕物、樂育人材的“伯樂”——有島，建議金次郎赴法國深造，決定將《生出的煩惱》的筆潤，悉數贈給寒門才子金次郎，足夠他的留學費用。金次郎雖然婉謝了有島一片好心，但如此仁愛精神，令金次郎感激莫名。助人為樂，是有島的“愛學”特質，1919年2月，有島於東京舉辦“木田金次郎氏習作展覽會”，並賣畫，進一步擴大金次郎的知名度。在有島仁愛精神不斷激勵下，金次郎終成知名的北海道畫家，他將有島尊為“人生的恩師”。

　　有島的許多力作，以北海道為舞台，因此榮獲“北海道文學之父”的大名。有島的《生出的煩惱》、《除鏽工》、《阿末之死》、《該隱的後裔》、《與幼小者》、《星座》、《父子倆》等力作，皆關注社會底層人物的命運，榮膺“愛與人道主義作家”美名。其文格與人格，博得無產階級文學評論家與作家的高度肯定。譬如，平林初之輔説：“有島是日本屈指可數的文豪，是我最崇敬的小説家之一。像有島那樣對真理有獻身精神、謙遜真率者，在近代日本小説家當中，幾乎無與倫比。（註：8）”藤森成吉讚曰：“有島不僅作為優秀人格者與文學家，受到人們的尊重與熱愛，作為紳士亦然。在近代日本文壇，像有島這樣的人，寥若晨星。（註：9）

　　有島仁愛精神的最高體現，是最後將位於北海道的自家兩座遼闊農場，全部無償贈給了貧窮的農民。如此充滿仁愛之舉，博得魯迅盛讚，稱有島是一個“覺醒者”。

　　我認為，有島特色真誠的仁愛精神，永遠不會過時，不會被“博物館化”。

注釋：

1.〔日〕川北肇：「有島武郎の一生――近代日本人の一典型」、『生れ出づる悩み　一房の葡萄』解説、明治図書出版株式会社1981年5月、196ページ。

2.〔日〕井東憲：『有島武郎の芸術と生涯』、光洋社1983年9月、11ページ。

3.〔日〕有島武郎：『有島武郎全集』第13巻、筑摩書房1988年、513ページ。

4.〔日〕有島武郎：「『生れ出る悩み』広告文」（1918）、『有島武郎全集』第7巻、筑摩書房1988年、361ページ。

5.〔日〕久松潜一：『日本文学史　近代Ⅱ』、至文堂1977年4月、656ページ。

6.〔日〕本多秋五：「『小さき者へ·生れ出づる悩み』について」、『小さき者へ·生れ出づる悩み』解説、新潮社1980年12月、124ページ。

7.〔日〕神谷忠孝：「有島武郎と北海道」、『有島武郎研究叢書』第10集、有島武郎研究会編、右文書1995年5月、60ページ。

8.〔日〕平林初之輔：「有島武郎の死について」（1923）、『有島武郎全集』別巻、834ページ。

9.〔日〕藤森成吉：『人としての武郎君』，井東憲著『有島武郎の芸術と生涯』序文、光洋社1983年9月，4ページ。

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讲座（文学2）

第二讲：《生出的烦恼》与有岛武郎的“仁爱”精神

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教授 刘立善

主讲人介绍：刘立善，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教授，原所长。毕业于大连外院日语系，留学日本冈山大学大学院与安田女子大学大学院（大学院男女共读），师从文学博士赤羽学教授，先后获得日本文学硕士学位与日本文学博士学位。1997年4月至1998年3月，任日本国际交流基金フェローシップ（研究课题：《日本近代文学对五四新文学的影响》）。研究方向为日本近代文学、中日比较文学、植物美学、日本宗教。独自完成的专著有《日本白桦派与中国作家》（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赞助出版）、《日本文学的伦理意识——论近代作家爱的觉醒》（博士论文）、《日本近现代文学流派史》、《日本文艺与植物美学》、《日本神道》。合著的学术著作有《鲁迅：在中日文化交流的坐标上》、《中日文学比较研究专辑》、《明治儒学与近代日本》、《日本近现代文学作品选析》、《近代中国东北与日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乙种）·梁山丁研究资料》等。独自完成的译著有《爱是恣意夺取——有岛武郎文艺思想选辑》、《暗夜行路》、《志贺直哉中短篇小说集》、《世纪末的漱石》、《关原之战》（上中下三卷）、《日本妇道记》、《日本精神史》、《清富思想》、《日本昭和史的最后证人张学良》。合译的译著有《芥川龙之介全集》、《芥川龙之介精选集》、《芥川龙之介读书随笔》、《文艺的，过于文艺的》、《森鸥外精选集》、《东亚近代哲学的意义》等。独立完成的中日文化交流随笔集有：《后乐园》与《广岛星霜》。

第二讲：《出生的烦恼》与有岛武郎的“仁爱”精神（音频）→【请点击这里】

　　杰出的人道主义者有岛武郎（1878—1923），出身于家资巨富的特权家庭，毕业于札幌农校。1903年赴美留学，课读于哈弗福德学院与哈佛大学。1907年归国后，有岛任东北帝大农科大学（今北海道大学前身）教授，1910年4月1日，讴歌理想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大集团型文学流派——白桦派，赫然诞生，有岛是白桦派的“开派元勋”。有岛文学的最大特色，即高扬言行一致的仁爱精神，他的思想与作品，对鲁迅兄弟、郭沫若、郁达夫、朱自清、巴金、山丁、秋萤等中国作家，产生过积极影响。我当年就读大连外院日语系，读有岛代表作《生出的烦恼》，被其仁爱精神深深感动，开始喜爱日本文学，决心专攻白桦派，分外关注有岛，拙著《有岛武郎文学世界探究》（百万字，上下两卷），已脱稿，即将刊行。以下分三点，简谈将我引上白桦派文学研究之路的名作——《生出的烦恼》（『生れ出づる悩み』）。

一、美术少年木田金次郎与《生出的烦恼》

　　有岛自幼情缨美术，擅绘画，有名篇《一串葡萄》为证。学者指出：“有岛的文章色彩感异常丰富，其鲜明准确的描写，与他作画时的观察与心理活动不无关系。（1）”1908年9月，有岛于东北帝大农科大学创立美术同好会“黑百合会”，自任会长。他借助白桦派画家的力量，于北海道展出罗丹青铜雕塑，以及海外绘画复制品，令北海道美术爱好者大开眼界。1910年11月13日，黑百合会举办第三次画展，展出有岛尺幅万里的油画『たそがれの海』（《黄昏的海》），令一位少年受到强烈震撼。此人就是《生出的烦恼》（1918）的主人公——木田金次郎（1893—1962）。

　　金次郎生于北海道，家境贫寒，酷爱绘画。1908年进东京读中学，翌年粮道中断，退学返乡。此后，是投身现实生活，当一个渔民，还是继续追求理想——钻研绘画，构成少年金次郎的烦恼。他参观黑百合会画展，开始崇拜有岛，并登门拜访，请有岛鉴定自己的绘画水平，以确认自己有无艺术发展潜质。“作为人的有岛，像十月青空般纯真澄明，像五月大地般润泽、有激情与飞跃性，是极虔诚温厚的人格主义者。（注2）”有岛学识丰饶，眼高手高，观金次郎习作，顿时惊愕。其技巧稚拙，却能感到作者灵魂的律动。有岛盛赞少年的杰出个性与绘画特色，并指出其不足之处。少年闻一悟十，铭记指点，临别表示：下次拜访必带来更好的绘画。有岛说：“再有新作品，希望你还能拿给我看。”闻听此言，少年似从乌云罅隙发现一缕阳光，认定有岛此言包含两种爱——鞭策与爱抚。这是一次命运性的晤面，二人结下了永久之缘。

　　金次郎还乡当渔民。挑战狂风巨浪，出生入死，生活在严酷现实与浪漫艺术二者激烈冲突的烦恼中。他痴恋绘画，有坚忍不拔的志向，排除万难，追求理想。1917年10月末，金次郎将素描册与一封信寄给有岛。有岛赏画，发现北海道风光画得非常传神，栩栩如生，艺术进步甚大，令有岛刮目相看。读来信，有岛得知金次郎在苦闷上种植憧憬。对金次郎的命运，有岛感同身受。尊重艺术个性和艺术天才，这是白桦派理想主义的艺术主张，有岛鼓励金次郎：“君在北海道，忠实热情地眺望当地的自然，无疑是最佳选择。只是倘若如此，时间与金钱皆须宽裕。金钱可以解决时间问题，归根结底，有了相当额度的金钱，则可解决问题。金钱一事，由我考虑为君解决。（注3）”

　　1917年11月12日，飘风扬雪，夕暮时分，暌别第七年，金次郎与有岛重逢于北海道。金次郎生动缕述自己当渔夫出没风波里的艰苦生活，吐露现实生活与艺术追求二者难以和谐两立的烦恼。有岛对金次郎慷慨表态：现实生活与艺术创作，皆需金钱，自己乐助所需经费。尔后，有岛满怀仁爱，以感人至深的金次郎为主人公，写出了《生出的烦恼》。其纯朴的人道主义情怀，形诸笔墨，跃然纸上。成为有岛不惑之年立起的一座巍峨的文学纪念碑。

二、渔夫的“本能生活”与艺术追求

　　《生出的烦恼》以叙述者“我”（有岛）与听者“木本”（原型即木田金次郎）这一书简表现形式，高超写就，初名《一封私翰》，旨在向社会介绍画坛新秀。后因接受《大阪每日新闻》约稿，临机应变，易名《生出的烦恼》。有岛说：“我在《生出的烦恼》中，要对盼待诞生的优秀灵魂，唱出谦逊的赞歌。自然是巨大的产褥，我希望自己是一名歌手，谨慎地坐在产褥一隅，祝福优秀灵魂的华美诞生。（注4）”所谓“优秀灵魂”，即指优秀个性。从不畏艰难的金次郎身上,有岛发现了高雅纯粹的精神与性格（优秀灵魂）。对金次郎如此感人形象，有岛萌同情，生共鸣。为他高唱“谦逊的赞歌”，为艺术家的诞生，献上祝福。

　　《生出的烦恼》以北海道为舞台，略设虚构，描写优秀灵魂拥有者木本捕鱼为业的艰苦生活。木本成年累月，舍生忘死，挑战严酷自然，不坠当画家的青云大志，他如痴如狂地作画，以罕见的“本能生活者”形象，锲而不舍地追求艺术的成功。《生出的烦恼》旨在探究现实生活与艺术创作二者相克的烦恼，是感人至深的“励志小说”。因此，日本中学国语课本，节选了这篇名作。

　　《生出的烦恼》第一章，开宗明义，“我”（有岛）抒发自己文学事业感怀，告白为构筑艺术殿堂而苦斗的烦恼和欣喜。第一章与第九章前后照应。描述欣赏了木本素描册并读了来函的“我”，满怀敬佩，由东京专程远赴北海道，会晤木本。从时间顺序看，第一章与第二章是无缝衔接。第三章是插叙，回忆当年家住札幌时期初识纯真少年木本，“我”欣赏少年的油画与水彩画，甚感动。木本未经过科班训练，技巧稚嫩，但画藏妙力。最令“我”感动的，是一幅晚秋绘画，浓云罅隙里漏出午后的阳光，淡照一片芦苇荡与两棵秀朗的白桦。“我”认为，凝视这一幅画，不难管窥木本敏锐的色彩感。“我”盛赞此画精彩，亦指出缺陷。送走木本，“我”深刻反省：“当时我生活的某一部分，也在歧路上，心中充满疑虑和迷惑。我观冬景，在自然面前，多次不知不觉地像木棒般站立着，将君的事情与我的事情混合起来考虑。”对此，有学者说：“《生出的烦恼》表达有岛在祈愿木本和自己均逃出日常生活的束缚。从这一点看，有岛是一位浪漫主义者。（注5）”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去年十月某日，暌别第十年（实为第七年），“我”收到木本寄来的三册（实为两册）自制素描册，画的是粗犷的北海道风光，是“名副其实的艺术家才能观察到、才能画出的自然肖像画。”“我”赏画大惊，喜之不胜，分外思人。该日夕暮，又收到木本来信，《生出的烦恼》第二章木本来翰，即金次郎来翰，内容原封不动引入了作品。此信缕述自分别后，木本与父兄风雨同舟，挑战荒海的艰辛人生。字里行间，流露的是激情、自强、谦逊、纯洁艺术感、独特表现力，以及对自然的痴爱。读来信，“我”激动不已。有岛据金次郎生动叙述，结合一己“海洋体验”，驱动卓尔不群的想象，写出《生出的烦恼》中木本与惊涛骇浪殊死搏斗的壮美场面，繁细描述，恰到好处。第四章是作者想象世界的序幕，第五章至第八章，是“我”想象木本无所畏惧，与暴风雨雪恶战苦斗，对艺术异常执著。本多秋五说：“人们诧异：《生出的烦恼》中，关于渔船因暴风雪而翻船的场面，作者是借助何种体验写出来的呢？而且写得这般精彩。（注6）”神谷忠孝说：“与实景相比，有岛更擅长在想象的领域里，发挥自己的本领。（注7）”关于木本身处逆境却不弃艺术追求的感人形象，第三章写道，走火入魔般作画的木本说：“别人遇见我，都说我脑子有病，我一凝望山，什么都忘了。不知谁在某本杂志上发表一篇题曰《爱是夺取》的文章，似乎说，人爱外物，则将该外物抢夺过来。然而，我看山时，欲萌那般心态，却萌不出，倒是山把我强劲地拽过去了。”所谓“爱是夺取”，即指有岛的著名“爱学”理论——“爱是恣意夺取”，此论强调，爱的本质不是奉献，而是“夺取”，或曰“吸引”、“吸收”、“凝聚”等。木本认为“山把我强劲地拽过去了”，不言而喻，木本甘心情愿被山“夺取”过去。从爱的本质看，这就等于木本也把山“夺取”到自己的心中。有岛认为，艺术家创作的根源，在于内心涌出的自然欲求——“本能生活”，它是“爱”的同义语。木本纵然多次想粉碎自己对艺术的执著力，但每次粉碎后，执著力又猛烈涌来，令他无可奈何。木本之所以卓尔不群，酷嗜艺术，发愤忘食，动力皆来自他面对艺术，内心处于“本能生活”状态。哲学家西田几多郎说，发自内心深处的要求，力大无比，是人生中最庄严的东西。诚哉斯言！

三、渔夫艺术理想的黎明

　　第九章写“我”认定一个人要成为艺术家，须靠本人内发的力量来不断推动，此乃必要条件，并以东京的梅花与山茶花开始绽放为象征，向木本献上美好的祝愿。《生出的烦恼》作为《有岛武郎著作集》第六集，1918年9月，由丛文阁刊布。名作赫然问世，轰动文坛，好评如潮，异常热销，洛阳纸贵。默默无闻的金次郎，一夜之间，成为妇孺皆知的名人。

　　《生出的烦恼》笔润极丰。重灵轻物、乐育人材的“伯乐”——有岛，建议金次郎赴法国深造，决定将《生出的烦恼》的笔润，悉数赠给寒门才子金次郎，足够他的留学费用。金次郎虽然婉谢了有岛一片好心，但如此仁爱精神，令金次郎感激莫名。助人为乐，是有岛的“爱学”特质，1919年2月，有岛于东京举办“木田金次郎氏习作展览会”，并卖画，进一步扩大金次郎的知名度。在有岛仁爱精神不断激励下，金次郎终成知名的北海道画家，他将有岛尊为“人生的恩师”。

　　有岛的许多力作，以北海道为舞台，因此荣获“北海道文学之父”的大名。有岛的《生出的烦恼》、《除锈工》、《阿末之死》、《该隐的后裔》、《与幼小者》、《星座》、《父子俩》等力作，皆关注社会底层人物的命运，荣膺“爱与人道主义作家”美名。其文格与人格，博得无产阶级文学评论家与作家的高度肯定。譬如，平林初之辅说：“有岛是日本屈指可数的文豪，是我最崇敬的小说家之一。像有岛那样对真理有献身精神、谦逊真率者，在近代日本小说家当中，几乎无与伦比。（注8）”藤森成吉赞曰：“有岛不仅作为优秀人格者与文学家，受到人们的尊重与热爱，作为绅士亦然。在近代日本文坛，像有岛这样的人，寥若晨星。（注9）”

　　有岛仁爱精神的最高体现，是最后将位于北海道的自家两座辽阔农场，全部无偿赠给了贫穷的农民。如此充满仁爱之举，博得鲁迅盛赞，称有岛是一个“觉醒者”。

　　我认为，有岛特色真诚的仁爱精神，永远不会过时，不会被“博物馆化”。

注释：

1.〔日〕川北肇：「有島武郎の一生――近代日本人の一典型」、『生れ出づる悩み　一房の葡萄』解説、明治図書出版株式会社1981年5月、196ページ。

2.〔日〕井東憲：『有島武郎の芸術と生涯』、光洋社1983年9月、11ページ。

3.〔日〕有島武郎：『有島武郎全集』第13巻、筑摩書房1988年、513ページ。

4.〔日〕有島武郎：「『生れ出る悩み』広告文」（1918）、『有島武郎全集』第7巻、筑摩書房1988年、361ページ。

5.〔日〕久松潜一：『日本文学史　近代Ⅱ』、至文堂1977年4月、656ページ。

6.〔日〕本多秋五：「『小さき者へ·生れ出づる悩み』について」、『小さき者へ·生れ出づる悩み』解説、新潮社1980年12月、124ページ。

7.〔日〕神谷忠孝：「有島武郎と北海道」、『有島武郎研究叢書』第10集、有島武郎研究会編、右文書1995年5月、60ページ。

8.〔日〕平林初之輔：「有島武郎の死について」（1923）、『有島武郎全集』別巻、834ページ。

9.〔日〕藤森成吉：『人としての武郎君』，井東憲著『有島武郎の芸術と生涯』序文、光洋社1983年9月，4ページ。

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講座（文學2）

第一講：日本現代文學的一個“神話”——有關“私小説”概念的諸般言説

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魏大海

主講人介紹：魏大海，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外國語言文化研究院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外國文學學會日本文學研究會常務副會長（曾長期擔任秘書長）、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曾經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日本私小説學術史研究”。曾任京都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外國人研究員（教授）。曾任日本關西外國語大學專任教授、關西外國語大學大學院博士前後期指導教授和大學院學術委員會委員、學刊編委。主要成果：專著《私小説——二十世紀日本文學的一個神話》、論文“‘私小説’——日本現代文學的自我形態”“村上春樹小説的異質特色——解讀《海邊的卡夫卡》”（《外國文學評論》）等。主編、翻譯大量譯作如《川端康成評論、隨筆集》、《林芙美子小説精選》（《放浪記》《浮雲》《晚菊》）、《芥川龍之介全集》、夏目漱石的《虞美人草》、太宰治的《斜陽•人間失格》等。也有學術性譯著如鈴木貞美的《日本的文化民族主義》和《日本文化史重構——以日本人的生命觀為中心》、露絲•本尼迪克特的《菊與刀》（青島出版社）等。

第一讲：日本现代文学的一个“神话”——有关“私小说”概念的诸般言说（音频）→【请点击这里】

　　近年中國日本文學翻譯界出現一個怪異的現象，“無賴派”作家、典型的破滅型“私小説”作家太宰治異常火爆，出現了大批青年讀者“太宰迷”，《人間失格》的漢譯版本不下二十種，後據業界相關人士透露，包括盜版竟有七十個版本。這樣的追捧無論從哪個方面講，都使太宰治成為必須認真關注、研究的一個對象。喜歡太宰治，自然繞不開“私小説”。

　　“私小説”演化自十九世紀末的西方自然主義文學，與日本的風土文化、傳統的文學形式或樣式（日記、隨筆等）融合後，成為日本現代文學傳統性的樣式存在（中村光夫語），也有人稱之為日本現代文學的“神話”（鈴木貞美）。這裏的“神話”是一個借喻。毫無疑問，“私小説”已成為一個文化學概念。“私小説”的生成和發展與近代日本“自我”意識的覺醒密切相關。

　　臼井吉見（文論家）在《小説的鑑賞方法》中説：“在日本‘私小説’中的‘私’字有兩種發音，一種是單純的音讀（ししょうせつ），一種則是訓讀（わたくししょうせつ），前者有私人、隱私之含義，後者則是‘自我’或‘第一人稱’的含義。後者是正確的讀音。大正以後，‘私小説’被看作日本小説的獨特樣式。”

　　“私小説”樣式起源於田山花袋(1871～1930)的短篇小説《棉被》(1907）。田山花袋是日本自然主義文學的代表作家，另一位代表作家是島崎藤村。但是在日本，首先運用左拉式自然主義文學方法進行創作的則是小杉天外和永井荷風。法國自然主義作家左拉（Émile Édouard Charles Antoine Zola）的如下觀念，不妨説正是日本自然主義文學和“私小説”的註解。他説“想象”不再是小説家最為重要的品格……小説的妙趣不在新鮮奇怪的故事。相反故事越是普通一般便越有典型性。使真實的人物在真實的環境裏活動，給讀者提供人類生活的一個片段，便是自然主義小説的一切。

　　田山花袋更趨極端地説，“小説必定是自然的縮圖。其次仍舊是自然。沒有道德，沒有倫理，沒有社會，沒有風習。但卻必須正確地觀察社會、道德、倫理與風習。”他強調本能將征服一切。有觀點稱，西方的自然觀建立在發達的自然科學基礎上，是一種比較合理的自然觀或人類觀，田山花袋等人的自然觀卻是純粹感性的本能的顯現。

　　基於日本的現代文學史，日後代表性的“私小説”作家有德田秋聲、廣津和郎、葛西善藏、志賀直哉、嘉村磯多、宇野浩二、林芙美子、太宰治、三浦哲郎和當代作家西村賢太（2011年獲“芥川獎”）等。西村賢太亦屬太宰治、葛西善藏式的毀滅型（或破滅型）“私小説”作家。有人評價説，西村文學體現的是極度苦悶的文學，無以言表的陰暗與慘象猶若眼前一道奇異的閃電，其精神內核正是如今業已淡忘的“文藝之真諦”（純文學=“私小説”）。

　　谷崎潤一郎是日本著名的唯美主義代表作家，有人認為，唯美主義與“私小説”是有關聯的，但谷崎對“私小説”卻持否定的態度，他認為小説不能忽視故事、結構與情節。——“情節的趣旨在於故事的組合方式、結構的巧妙或建築式的美感。……文學之中，最具結構性美感的樣式正是小説。……排除了情節的趣旨，無異於捨棄了小説形式擁有的特權。”

　　否定性观点中，评论家生田长江的批评尤其尖锐，他从根本上否定这种小说样式或类型，他说“私小说”具有反艺术和风俗化特征，作家精神过于稀薄，“私小说”的风行是一种恶劣的倾向，“‘私小说’不是将日常之中的低俗生活提升为创作时的高尚生活，相反却把创作时的高级生活降格为日常中的低级生活”。生田长江抨击了文坛将“私小说”等同于“纯文学”的固有观念，批判了菊池宽、久米正雄等的“作家平庸主义”。他说“私小说=心境小说”实质上缺乏的是主体性的创作欲望。

　　佐藤春夫基于独自的视角，指出“私小说”发生、流行的外部原因，在于青年作家们具有内向的、空想的性质，他们的作品多为个人心理的描写且一旦成名便稿约不断。但他们成名后没有时间进一步学习(充电）。他说“私小说”是“无奈的多产、狭隘的生活、无意识的早衰偷懒和尚未磨灭之才能的混血儿。”

　　以上是否定性的观点。久米正雄则对“私小说”持肯定性观点，他近乎绝对地强调唯“私小说”才是作家安心立命的事业。1925年，久米正雄在文艺春秋社《文艺讲座》杂志刊出一篇十分重要的评论文章《私小说与心境小说》。在当时的日本文坛影响很大，对日本评论界之后的“私小说”观或“私小说”论也发生了深远影响。他说，“私小说”在告白与忏悔之间划有微妙的界线，只有在添加了“心境”的要素之后，“私小说”才戴上了艺术的花冠。也就是说，依据久米正雄的判定标准，真正的“私小说”同时必是“心境小说”。

　　久米正雄是首先尝试为“私小说”定义的作家。但他的说法云里雾里，所谓的“心境小说”就是将“‘私小说’中的‘自我’凝聚、过滤、集中、搅拌，令之浑然得以再生……作者在描写对象时令对象如实浮现，同时主要诉诸表现的是接触对象时的心绪和基于人生观的感想。”

　　另一位评论家小林秀雄，在1935年5月至8月的《经济往来》杂志上刊出经典论作《私小说论》，被称作“私小说”评论史上划时期的论作，核心仍是“自我”论。他比照了西方文学中的“自我”，探究了日本近现代文学或日本“私小说”中的“自我”。小林秀雄也强调在文学的历史上，“私小说”是个人具有重大意义后的产物，其产生与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不无关联。他举例说明了法国文学的共通之处。在法国，同样是在自然主义文学抵达烂熟期之后，才出现了所谓的“自我小说”运动。西方文学中的此类样式称作“自我心理小说”，代表作家是巴莱斯（Edward larrabee barnes）、纪德（André Gide）和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等。小林秀雄也强调西方作家的“自我”已是充分社会化的“自我”，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忏悔录》的写作目的或内在的创作驱动力，正是个人之于社会的意义和自然之中人类的位置。

　　肯定性观点中，著名文论家中村光夫也在昭和十年(1935)的《文学界》杂志上刊出一篇重要的评论文章《“私小说”论》。中村光夫指出近代以来，“私小说”其实是支撑日本文学的强大传统之一。他说“私小说”样式的成熟，决定于三种要素的微妙调和：“一是源于江户时代的强大的封建文学传统，一是明治以来的日本社会状况，一是左右(当时)作家观念的外国文学。”中村断言“三者舍其一，都无法把握‘私小说’的性质”。

　　此外村山知义对“私小说”几个显在特征的归纳值得关注。他说：“私小说”中的部分性、表面性描写，同样基于“现实性”而非“空想性”；“私小说”作家描写自己熟知的题材且在创作的过程中，那般熟知的程度益趋深化、细致化；“私小说”作家对“偶然性”事件和隔膜的人物没有兴趣，他们热衷于深入探究现实性的人物性格或心理，或致力于发展那般微妙心理与性格的描写技巧；此类小说要求读者同样熟悉作者的题材且拥有非常亲近的感觉。

　　三岛由纪夫是才气横溢、目光敏锐的唯美派作家，《戏剧与我》杂文中一个说法十分精到：“日本自然主义畸形发达（私小说）的一个好处，就是没有陷入描写的万能。”

　　1992年刊出了德国日本文学研究家伊尔梅拉·日地谷（Irmela Hijiya-Kirschnereit）的日文版专著《私小说——自我暴露的仪式》，她根据独自的理解和归纳得出了一个所谓的样式“定义”。日地谷在论述中将“私小说”与日本文化的某些特质联系在一起。论著刊行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德国，之后在欧美的日本文学研究界颇具影响力。1992年才有了日文版。

　　铃木贞美对这部著作也给予了很大关注，但他认为，此著的负面效用在于复活了关于日本“近代”文学的一个“神话”，日本近代(=现代)文学的主流是“私小说”代表的纯文学。仿佛只要深入分析日本“私小说”，就可了解近现代日本人的心性特征。

　　然而，日地谷的论著毕竟做出了若干基于理论和实证性研究的、具有相当说服力的规定：即“私小说”具有“事实性”要素；“私小说”的成立有特定的历史性条件；“私小说”必须具有所谓的“焦点人物”；情节层面的事件在“私小说”中不过是“表面”因素；“私小说”具有“哲学”性基础。日地谷这里提到的哲学基础，涉及日本传统艺术论中的两个中心概念，亦可慎重地适用于“私小说”特性的解释。这种中心概念便是美学观的“无常”和“物之哀”(可译做“自然的悲哀”)。日地谷认为日本“私小说”与这些传统哲学观或美学观并没有相互抵触的地方而具有一脉相承的特点。

　　时间关系，简单介绍如上内容。希望对大家了解日本“私小说”样式的特质有些许帮助。

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讲座（文学2）

第一讲：日本现代文学的一个“神话”——有关“私小说”概念的诸般言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魏大海

主讲人介绍：魏大海，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文化研究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日本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曾长期担任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经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日本私小说学术史研究”。曾任京都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外国人研究员（教授）。曾任日本关西外国语大学专任教授、关西外国语大学大学院博士前后期指导教授和大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学刊编委。主要成果：专著《私小说——二十世纪日本文学的一个神话》、论文“‘私小说’——日本现代文学的自我形态”“村上春树小说的异质特色——解读《海边的卡夫卡》”（《外国文学评论》）等。主编、翻译大量译作如《川端康成评论、随笔集》、《林芙美子小说精选》（《放浪记》《浮云》《晚菊》）、《芥川龙之介全集》、夏目漱石的《虞美人草》、太宰治的《斜阳•人间失格》等。也有学术性译著如铃木贞美的《日本的文化民族主义》和《日本文化史重构——以日本人的生命观为中心》、露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青岛出版社）等。

第一讲：日本现代文学的一个“神话”——有关“私小说”概念的诸般言说（音频）→【请点击这里】

　　近年中国日本文学翻译界出现一个怪异的现象，“无赖派”作家、典型的破灭型“私小说”作家太宰治异常火爆，出现了大批青年读者“太宰迷”，《人间失格》的汉译版本不下二十种，后据业界相关人士透露，包括盗版竟有七十个版本。这样的追捧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使太宰治成为必须认真关注、研究的一个对象。喜欢太宰治，自然绕不开“私小说”。

　　“私小说”演化自十九世纪末的西方自然主义文学，与日本的风土文化、传统的文学形式或样式（日记、随笔等）融合后，成为日本现代文学传统性的样式存在（中村光夫语），也有人称之为日本现代文学的“神话”（铃木贞美）。这里的“神话”是一个借喻。毫无疑问，“私小说”已成为一个文化学概念。“私小说”的生成和发展与近代日本“自我”意识的觉醒密切相关。

　　臼井吉见（文论家）在《小说的鉴赏方法》中说：“在日本‘私小说’中的‘私’字有两种发音，一种是单纯的音读（ししょうせつ），一种则是训读（わたくししょうせつ），前者有私人、隐私之含义，后者则是‘自我’或‘第一人称’的含义。后者是正确的读音。大正以后，‘私小说’被看作日本小说的独特样式。”

　　“私小说”样式起源于田山花袋(1871～1930)的短篇小说《棉被》(1907）。田山花袋是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另一位代表作家是岛崎藤村。但是在日本，首先运用左拉式自然主义文学方法进行创作的则是小杉天外和永井荷风。法国自然主义作家左拉（Émile Édouard Charles Antoine Zola）的如下观念，不妨说正是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和“私小说”的注解。他说“想象”不再是小说家最为重要的品格……小说的妙趣不在新鲜奇怪的故事。相反故事越是普通一般便越有典型性。使真实的人物在真实的环境里活动，给读者提供人类生活的一个片段，便是自然主义小说的一切。

　　田山花袋更趋极端地说，“小说必定是自然的缩图。其次仍旧是自然。没有道德，没有伦理，没有社会，没有风习。但却必须正确地观察社会、道德、伦理与风习。”他强调本能将征服一切。有观点称，西方的自然观建立在发达的自然科学基础上，是一种比较合理的自然观或人类观，田山花袋等人的自然观却是纯粹感性的本能的显现。

　　基于日本的现代文学史，日后代表性的“私小说”作家有德田秋声、广津和郎、葛西善藏、志贺直哉、嘉村矶多、宇野浩二、林芙美子、太宰治、三浦哲郎和当代作家西村贤太（2011年获“芥川奖”）等。西村贤太亦属太宰治、葛西善藏式的毁灭型（或破灭型）“私小说”作家。有人评价说，西村文学体现的是极度苦闷的文学，无以言表的阴暗与惨象犹若眼前一道奇异的闪电，其精神内核正是如今业已淡忘的“文艺之真谛”（纯文学=“私小说”）。

　　谷崎润一郎是日本著名的唯美主义代表作家，有人认为，唯美主义与“私小说”是有关联的，但谷崎对“私小说”却持否定的态度，他认为小说不能忽视故事、结构与情节。——“情节的趣旨在于故事的组合方式、结构的巧妙或建筑式的美感。……文学之中，最具结构性美感的样式正是小说。……排除了情节的趣旨，无异于舍弃了小说形式拥有的特权。”

　　否定性观点中，评论家生田长江的批评尤其尖锐，他从根本上否定这种小说样式或类型，他说“私小说”具有反艺术和风俗化特征，作家精神过于稀薄，“私小说”的风行是一种恶劣的倾向，“‘私小说’不是将日常之中的低俗生活提升为创作时的高尚生活，相反却把创作时的高级生活降格为日常中的低级生活”。生田长江抨击了文坛将“私小说”等同于“纯文学”的固有观念，批判了菊池宽、久米正雄等的“作家平庸主义”。他说“私小说=心境小说”实质上缺乏的是主体性的创作欲望。

　　佐藤春夫基于独自的视角，指出“私小说”发生、流行的外部原因，在于青年作家们具有内向的、空想的性质，他们的作品多为个人心理的描写且一旦成名便稿约不断。但他们成名后没有时间进一步学习(充电）。他说“私小说”是“无奈的多产、狭隘的生活、无意识的早衰偷懒和尚未磨灭之才能的混血儿。”

　　以上是否定性的观点。久米正雄则对“私小说”持肯定性观点，他近乎绝对地强调唯“私小说”才是作家安心立命的事业。1925年，久米正雄在文艺春秋社《文艺讲座》杂志刊出一篇十分重要的评论文章《私小说与心境小说》。在当时的日本文坛影响很大，对日本评论界之后的“私小说”观或“私小说”论也发生了深远影响。他说，“私小说”在告白与忏悔之间划有微妙的界线，只有在添加了“心境”的要素之后，“私小说”才戴上了艺术的花冠。也就是说，依据久米正雄的判定标准，真正的“私小说”同时必是“心境小说”。

　　久米正雄是首先尝试为“私小说”定义的作家。但他的说法云里雾里，所谓的“心境小说”就是将“‘私小说’中的‘自我’凝聚、过滤、集中、搅拌，令之浑然得以再生……作者在描写对象时令对象如实浮现，同时主要诉诸表现的是接触对象时的心绪和基于人生观的感想。”

　　另一位评论家小林秀雄，在1935年5月至8月的《经济往来》杂志上刊出经典论作《私小说论》，被称作“私小说”评论史上划时期的论作，核心仍是“自我”论。他比照了西方文学中的“自我”，探究了日本近现代文学或日本“私小说”中的“自我”。小林秀雄也强调在文学的历史上，“私小说”是个人具有重大意义后的产物，其产生与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不无关联。他举例说明了法国文学的共通之处。在法国，同样是在自然主义文学抵达烂熟期之后，才出现了所谓的“自我小说”运动。西方文学中的此类样式称作“自我心理小说”，代表作家是巴莱斯（Edward larrabee barnes）、纪德（André Gide）和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等。小林秀雄也强调西方作家的“自我”已是充分社会化的“自我”，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忏悔录》的写作目的或内在的创作驱动力，正是个人之于社会的意义和自然之中人类的位置。

　　肯定性观点中，著名文论家中村光夫也在昭和十年(1935)的《文学界》杂志上刊出一篇重要的评论文章《“私小说”论》。中村光夫指出近代以来，“私小说”其实是支撑日本文学的强大传统之一。他说“私小说”样式的成熟，决定于三种要素的微妙调和：“一是源于江户时代的强大的封建文学传统，一是明治以来的日本社会状况，一是左右(当时)作家观念的外国文学。”中村断言“三者舍其一，都无法把握‘私小说’的性质”。

　　此外村山知义对“私小说”几个显在特征的归纳值得关注。他说：“私小说”中的部分性、表面性描写，同样基于“现实性”而非“空想性”；“私小说”作家描写自己熟知的题材且在创作的过程中，那般熟知的程度益趋深化、细致化；“私小说”作家对“偶然性”事件和隔膜的人物没有兴趣，他们热衷于深入探究现实性的人物性格或心理，或致力于发展那般微妙心理与性格的描写技巧；此类小说要求读者同样熟悉作者的题材且拥有非常亲近的感觉。

　　三岛由纪夫是才气横溢、目光敏锐的唯美派作家，《戏剧与我》杂文中一个说法十分精到：“日本自然主义畸形发达（私小说）的一个好处，就是没有陷入描写的万能。”

　　1992年刊出了德国日本文学研究家伊尔梅拉·日地谷（Irmela Hijiya-Kirschnereit）的日文版专著《私小说——自我暴露的仪式》，她根据独自的理解和归纳得出了一个所谓的样式“定义”。日地谷在论述中将“私小说”与日本文化的某些特质联系在一起。论著刊行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德国，之后在欧美的日本文学研究界颇具影响力。1992年才有了日文版。

　　铃木贞美对这部著作也给予了很大关注，但他认为，此著的负面效用在于复活了关于日本“近代”文学的一个“神话”，日本近代(=现代)文学的主流是“私小说”代表的纯文学。仿佛只要深入分析日本“私小说”，就可了解近现代日本人的心性特征。

　　然而，日地谷的论著毕竟做出了若干基于理论和实证性研究的、具有相当说服力的规定：即“私小说”具有“事实性”要素；“私小说”的成立有特定的历史性条件；“私小说”必须具有所谓的“焦点人物”；情节层面的事件在“私小说”中不过是“表面”因素；“私小说”具有“哲学”性基础。日地谷这里提到的哲学基础，涉及日本传统艺术论中的两个中心概念，亦可慎重地适用于“私小说”特性的解释。这种中心概念便是美学观的“无常”和“物之哀”(可译做“自然的悲哀”)。日地谷认为日本“私小说”与这些传统哲学观或美学观并没有相互抵触的地方而具有一脉相承的特点。

　　时间关系，简单介绍如上内容。希望对大家了解日本“私小说”样式的特质有些许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