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中心特此为您推出由中外学者撰写的海外日本研究概况以及日本以外的日本研究者的著作书评，以期促进中国学者与日本以外的日本研究者之间的学术交流。

第一篇：“霍格沃兹”的日本学——英国日本研究概况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讲师

丁诺舟

作者介绍：

丁诺舟,1987年生，南开大学世界史博士，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讲师，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日本社会史。发表有《日本江户时代的政治贿赂与幕府的应对》《从仪式到教育 江户时代武士阶层身份认同感的形成》等论文十余篇，译著有《从江户到东京：小人物们的明治维新》，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6月。

『仁王』、コーエーテクモゲームス、2017年、表紙絵

如果从三浦按针算起，英日两国已有400余年之交，其间还经历过英日同盟的蜜月期，相互理解不可谓不深。国与国间相互理解的基础在于对彼此文化的理解与研究，而大学则是承担这一使命的主要力量。在今天，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伦敦大学等赫赫有名的大学正是英国人研究与理解日本的窗口。为了亲身体验英国的日本研究状况，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一行在国际交流基金北京日本文化中心与伦敦日本文化中心的大力协助下前往伦敦，进行了为期五天的考察之旅。

甫至伦敦，便遇到了两件令人印象深刻之事。第一是惊讶于英国铁路系统的悠久历史。在日本和中国，地铁与轻轨已成为现代生活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然而在伦敦，地铁的历史更加悠久，悠久到颇有“近代”之感。行至拉塞尔广场站，适逢电梯维修，一行人不得不拖着沉重的行李爬上这长达175阶、等同于15层楼的紧急阶梯。没过多久，又遇到了因车长中途下车吃饭而晚点的火车。抵达伦敦尚不足两个小时，文化冲击已扑面而至。

第二件印象深刻之事则是英国各大学的组织结构。英国组建大学的方式迥异于日本与中国，其独特的院系构成让一行人为“University of London”究竟是“伦敦大学”还是“伦敦的大学”而争论不休。实际上，英国的大学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英国特色的学院联邦制大学（Collegiate University），另一类则是与中国、日本类似的独立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伦敦大学等历史悠久的名校一般采取联邦制，以“学院（College）”作为基本组成单位，比如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伦敦大学的“国王学院”。在学院联邦制下，大学是由学院组合而成的联盟，而非统领各学院的管理机构。有的学院是专精某一领域的专业研究型学院，也有的是囊括全体学科的综合型学院。每个学院都具有较强的独立性，除了提供住宿设施之外，还要制定自己的管理章程、教学理念与招生程序，甚至拥有独立的财政来源。各学院均强调自身的精神与特色，以建立学生对学院的归属感。学生以学院而非专业为纽带紧密连接在一起，不同专业的学生共同生活与学习，无论在日常生活还是体育竞赛中，卓越的表现都会为自己的学院增光添彩。所以说，University of London其实是伦敦的学院联盟。英国的“学院”既不同于中国的“外国语学院”“物理学院”，也不同于日本的“文学部”“法学部”，将其比作《哈利波特》中的“格兰芬多学院”“斯莱特林学院”似乎更加贴切。在这种“霍格沃兹魔法学院”般的学习研究环境中，英国的日本研究也充满了自身特色。

伦敦大学

访问的第一站是位于拉塞尔广场站附近的“伦敦的学院联盟”，为求顺口，后文姑且称其为伦敦大学。伦敦大学拥有以亚洲、非洲两地区研究见长的“亚非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亚非学院紧邻大英博物馆和大英图书馆，主要研究亚洲、非洲和近中东地区的人文、语言、艺术、文化、法律，是英国唯一一所专门研究亚洲与非洲的高等教育机构。其3000多名在校生中，留学生比例超过50%，被称为全英国学生来源最多元化的学院之一，曾为缅甸培养了1位诺贝尔奖得主，为众多亚非国家培养了国家元首、政府首长、大使、外交官、大法官及各领域的领军者。

亚非学院下设日本研究中心，包括人类学、经济学、金融管理学、艺术史、语言文化学、语言学、宗教学七大研究方向。在与日本研究中心的海伦·麦克诺坦（Helen Macnaughtan）交流中，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亚非学院更加注重文化、艺术等非实用性人文研究，保持学术独立性，不会附和政治或经济需求。比如，中心主任法比奥·吉吉（Fabio Gygi）主攻人类学，著有《崇拜物：护身符、圣遗物、偶像以及如何摆脱它们》（Things that Believe: Talismans, Amulets, Dolls, and How to Get Rid of Them）等，其研究集中在三个方面：（1）日本的财产观与宇宙观 （2）囤积症行为（3）性别的具象性表现。海伦·麦克诺坦本人则聚焦日本的性别与就业问题，著有《妇女、工作和日本经济奇迹：以棉纺织业为例，1945-1975》（Women, Work and the Japanese Economic Miracle: the Case of the Cotton Textile Industry, 1945-1975）。艺术史专业的莫妮卡·欣克尔（Monika Hinkel）以江户时代的浮世绘为主要研究课题，关注浮世绘师丰原国周作品中体现出的“文明开化”要素。宗教学的露西亚·多尔思（Lucia Dolce）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方面，其一是日本中世的宗教仪式中“身体”的宗教意义，其二是现代语境下的佛教与神道之间的关系。露西亚还著有《东京的幸运之神：当代都市朝圣的宗教与空间政策》（The Lucky Gods of Tokyo: Religious and Spatial Politics of a Contemporary Urban Pilgrimage）。

在联邦制体系下，日本研究并非亚非学院的专利。伦敦大学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的研究者们擅长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日本进行剖析，是对亚非学院人文学科研究的必要补充。例如，政经学院国际史专业教授安东尼·贝斯特（Antony Best）以英日关系、东亚国际史和日本近代史为研究中心，从情报史和国际史的角度解构太平洋战争。目前，安东尼教授正在着手撰写一部专著，探讨种族与君主制对1854 年至 1975 年间的英日关系造成的影响。安东尼计划通过研究英国皇室、政党、媒体、实业家、金融界、劳工运动和教会等社会阶层与团体的对日态度，调查英国国内的政治和观念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对日政策。

牛津大学

由于前一天晚间被硕大无比的“Fish and Chips”填满了肚子，第二天一早一行人只喝了几杯酸掉牙的树莓酸奶，就乘车奔赴古老的牛津。

牛津是一座充满中世韵味的城市，其间坐落着数不清的学院、图书馆与教堂。正是这个娴静的城市夜以继日地为英国生产知识。然而，来自天津的一行人却觉得牛津的街景像极了天津五大道，不愧皆是“津”字辈。

一行人虽然对充满神秘色彩的“传教学院”颇感兴趣，但还是首先造访了日本研究者的大本营——圣安东尼学院（ST ANTONY’S COLLEGE），该学院下设有日产日本研究院（NISSAN INSTITUTE OF JAPANESE STUDIES），是英国罕有的以日本为唯一研究对象的实体研究机构。圣安东尼学院以地区国别研究见长，下设七所研究院，分别为非洲研究中心、亚洲研究中心、欧洲研究中心、拉美研究中心、中东研究中心、日产日本研究院、俄罗斯及欧亚研究院。打破区域束缚，在更广阔的国际视野下进行区域国别研究是圣安东尼学院的基本方针。日产日本研究院与俄罗斯及欧亚研究院仅有一墙之隔，学者与学生可以在紧密的交流中获取更加宽广的研究视野。

日产日本研究院现任院长小西翔（Sho Konishi）热情地接待了一行人，并介绍了该院的研究状况，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牛津大学自由的学风。无论是研究人员还是学生，放任其自由发挥天性与灵感。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学习的空间、地点、节奏，并不以毕业就职为唯一目的，而教职人员更是拥有被称为“Sabbatical Leave”的长期带薪假期。只要自认为需要，牛津大学的研究者无需向大学说明理由，即可申请最长三个月的假期。因此，学生与教师都可以拥有充分的时间进行交流、思考与沉淀，从而迸发出知识的火花。

罗杰·古德曼（Roger Goodman）教授是牛津大学日本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主要研究日本的教育和社会政策，著有《日本的家庭经营大学：人口压力下的弹性来源，1992-2030（Family-Run Universities in Japan: Sources of Inbuilt Resilience in the Face of Demographic Pressure, 1992-2030）》、《归国子女：新特权阶层的出现（The Emergence of a New Class of Schoolchildren）》等。主攻经济学的休·惠特克（Hugh Whittaker则以日本的创业、创新管理、公司治理、雇佣关系以及东亚的政治经济发展为研究对象，著有《从成功中恢复：日本的创新和技术管理》（Recovering From Success: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in Japan）、《创比较业：英国、日本与硅谷之影》（Comparative Entrepreneurship: The UK, Japan and the Shadow of Silicon Valley）等。名誉教授伊安·尼尔利（Ian Neary）虽在不久前退休，但依然持续着日本研究工作，主要研究二十世纪日本的政治和社会史，特别是部落民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的经历。伊安教授还关注日本的产业政策，特别是制药产业的变迁，以及日本政治体制中的人权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圣安东尼学院活跃着众多日裔教授。前文提到的小西翔是日本近现代史专家。小西教授拥有非常丰富的经历，曾在新西兰峡湾地区担任登山向导、在俄罗斯创办企业、建立成人继续教育体系。目前，小西教授主要研究认识论、美学、跨国情感史、无政府主义自然科学史（特别是地理学、胚胎学和昆虫学）和无政府主义民族志，特别关注语言（包括非传统语言）在人类知识生产史上的地位。著名社会学家苅谷刚彦（Takehiko Kariya）教授目前也就任于圣安东尼学院，主要教授日本社会学和日本研究方法。苅谷刚彦教授的研究兴趣包括教育社会学、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战后日本的社会变迁、社会和教育政策等诸多方面，著有《学校、职业和选拔的社会学》、《大众教育社会的未来》等。

与伦敦大学同样，牛津大学的其他学院同样拥有优秀的日本学研究者。赫特福德学院（hertford college）教授比亚克·弗雷莱斯维格（Bjarke Frellesvig）曾长期担任欧洲日本研究学会会长，主攻日语史和历史语言学。亚克教授同时还担任牛津大学日语和语言学研究中心、牛津古日语语料库的主任，持续向硕士学生传授日语语言学与古典日语相关知识。

剑桥大学

虽然因时间原因，一行人无缘访问伊萨克牛顿的母校——剑桥大学，但剑桥大学的日本研究却不可不提。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 Cambridge）是剑桥大学日本研究的中心。在剑桥大学的诸多学院中，三一学院是规模最大、财力最雄厚的学院之一，拥有约700名本科生和350名研究生。在20世纪，三一学院培育了34名诺贝尔奖得主，位居剑桥大学各学院之首。三一学院设有“亚洲与中东学研究”专业,而日本研究是该专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方向主要包括日本史、日本文学、日本文献学、日本社会文化、日本政治与国际关系。米凯尔·阿道夫森教授（Mikael Adolphson）是三一学院日本学研究的领军人物。

阿道夫森教授主要以中世的日本社会作为研究对象，带有鲜明的年鉴学派治史风格。他早年在瑞典的隆德大学研究中世纪法国南部的社会与宗教，在研究过程中对中世的日本产生了浓厚兴趣，自此将日本研究作为其毕生事业。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心理、宗教制度、法律史、历史文献和国际贸易是阿道夫森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阿道夫森教授著有《可爱的失败者：行动和记忆中的平家》（Lovable Losers: The Heike in Action and Memory）《佛的爪牙：日本历史上的僧兵》（The Teeth and Claws of the Buddha: Monastic Warriors and Sohei in Japanese History）等。目前，阿道夫森教授主要侧重于十二世纪的中日贸易，特别关注中国铜币的进口对十三、十四世纪日本的货币化经济产生的影响。除此之外，阿道夫森教授还在组织《吾妻镜》英文定本的翻译工作。

虽说三一学院是剑桥大学日本研究的中心，但却并非其全部。唐宁学院（Downing College）的布里吉特·斯特格（Brigitte Steger）、伊曼纽尔学院（Emmanuel College）的劳拉·莫雷蒂（Laura Moretti）、塞尔温学院（Selwyn College）的维多利亚·杨（Victoria Young）都是剑桥日本研究的重要成员。布里吉特主要关注日本社会的细节问题，以睡眠时间与社会变迁为主题发表了大量成果。近期她主要关注日本的性别问题，从女权角度重新审视“かわいい”的文化内涵。劳拉·莫雷蒂以近世日本的流行文学为研究重点，关注近世图书出版行业的特征。维多利亚·杨则研究冲绳的现当代文学，特别是作品中表现的种族、性别和语言差异。维多利亚还是一位“业余”文学翻译家，曾翻译出版冲绳女诗人Toma Hiroko的诗集《背中》。剑桥大学的日本研究者分散在各具特色的学院中，不可避免地受到自己学院的治学理念与专业结构影响，因而展现出彼此迥异的研究兴趣与治学风格。

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构成英格兰地区日本研究的“铁三角”，无论是研究者人数还是涵盖研究领域都在英国名列前茅。然而，英国并非只有英格兰，当我们乘坐着富有历史感的英国火车走出英格兰，驶入拥有别样文化的威尔士与苏格兰地区时，同样会感受到当地学者对日本研究的浓厚热情。

卡迪夫大学

从伦敦前往牛津就如同从立川前往三鹰，虽然耗时不短却并无远行之感。然而，远征威尔士则截然不同。从伦敦的交通枢纽帕丁顿站（Paddington Station）出发，乘快车三个小时方能到达威尔士的首府卡迪夫。威尔士虽然与英格兰关系融洽，却也拥有独特的威尔士语，在文化上并不等同。虽仍身处英国，但逢告示牌却要先寻找何处是英语。幸得伦敦日本文化中心的小川女士相随相助，不通威尔士语的一行人才不至于不辨东西。

卡迪夫大学（Cardiff University）就坐落在卡迪夫中央车站附近。卡迪夫大学原名为卡迪夫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Cardiff），是威尔士大学（University of Wales）旗下的学院之一。2004年，卡迪夫学院与同属威尔士大学旗下的医学院合并，借机脱离威尔士大学，独立为卡迪夫大学。

与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相比，卡迪夫大学是资历尚浅的“晚辈”。从组织结构而言，卡迪夫大学没有采用学院联邦制，所有院系均由大学理事会统一管理。卡迪夫大学下设三个学院，分别为艺术人文和社科学院、生物制药与生命科学院、物理科学院。艺术人文和社科学院下设有现代语言专业，在此一行人幸会了现任英国日本研究协会（British Association for Japanese Studies）主席克里斯托弗·胡德(Christopher Hood)。克里斯托弗为人风趣幽默，曾长期旅居日本，日语流畅自如，因此主要使用日语进行交流。在拥有独自语言体系的威尔士，日语却成为中英两国学者交流的主要语言，不得不说别有一番风趣。克里斯托弗向一行人表达了跨越国家与大洲界限的日本学交流的渴望。他风趣地比喻道，东方的学者总觉得西方学者研究日本如同“洋人穿和服，不是那个味儿”。如果真是这样，“那请东方学者都把西装脱了”，引的一行人捧腹不已。

克里斯托弗本人的研究兴趣十分广泛，包括中曾根康弘的教育改革、日本航空123号航班空难事故等。他从纪念、象征和自我认知的角度对历史事件进行解构，分析重大事故的相关叙述在若干年后如何被修改和重新架构。因此，克里斯托弗一直关注日本的灾难叙事（尤其是电影）的特质，并与好莱坞的灾难叙事进行比较，试图阐释日本人的灾难观。克里斯托弗编有《日本教育改革：中曾根的遗产》（Education Reform in Japan: Nakasone’s Legacy）《新干线：从子弹头列车到现代日本的象征》（Shinkansen: From Bullet Train to Symbol of Modern Japan）《应对灾难：日航123 航班坠毁事件的应对》（Dealing With Disaster in Japan: Responses to the Flight JL123 Crash）《御鹰巢：世界最大单机坠毁事件中的损失编年史》（Osutaka: A Chronicle of Loss in the World’s Largest Single Plane Crash）等。同属现代语言专业的罗素·米德（Ruselle Meade）专攻日本近代史，关注翻译史、科学技术史和战争记忆，著有《解读 COVID-19 和日本：对科学家社会地位的历史反思》（Translating COVID-19 and Japan: a historical reflection on the social standing of scientists）《日本近代早期的技术知识》（Technical knowledge in early modern Japan）等。目前，罗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明治时期（1868-1912 年）对科学技术的译介活动，旨在探索翻译的众多功能。她认为，翻译可以建立专家权威、培养对专门企业的信任方面的作用。同时，她还研究战后日本对太平洋战争的记忆，特别是战时技术是如何被用来构建这些记忆的。

除现代语言专业外，历史考古与宗教专业的伊恩·拉普利（Ian Rapley）教授也是卡迪夫大学日本研究的重要人物。伊恩从跨国史的角度审视日本的历史定位，通过分析外交使团、通商口岸贸易、科学研究传播、共产主义网络中呈现的跨国环境下的语言交流，剖析国际交往的性质与影响。以此为基础，伊恩还关注旅行和国际交流，将重点置于 19 世纪后期和 20 世纪，通过解读西方旅行者的日本经历来考察这些非正式性接触在塑造日本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国际关系中的作用。

虽然在遥远的北方，还有着以格子裙和吹管乐闻名于世的苏格兰，但因时间有限，充满中世浪漫的卡迪夫城堡是一行人到达的地理极限。

爱丁堡大学

（以下纯属脑补）离开威尔士一路向北，穿越长长的英格兰田园地区，就会到达苏格兰地区的首府爱丁堡。爱丁堡大学是苏格兰地区实力最强的名校，也是苏格兰了解日本的重要窗口。与卡迪夫大学相同，爱丁堡大学并未采用学院联邦制，下设三个职能学院，分别为人文社会科学院、医学和兽医学院、理工学院，人文社会科学院设有文学语言文化专业，亚洲研究构成该专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亚洲研究主任亚伦·威廉·摩尔（Aaron William Moore）主要研究中日关系，利用跨国比较的史学方法，对日文、中文和俄文的相关文献进行分析。日记、信件、回忆录和艺术品等私文书是其主要研究材料。他总结归纳美国、日本、中国和英国的退伍军人、儿童和青年以及其他平民的战争经历，试图复原当时的生活状况。目前，亚伦正在撰写一篇论文，分析 1949 年前后，在国民党占领区接受教育的中国人对共产主义的理解状况，特别关注南京、上海、昆明和重庆等城市。高级讲师伊恩·阿斯特利（Ian Astley）主攻日本和中国的宗教哲学，以真言宗佛教为研究重点，关注物质文化和韵律在中国和日本的意识形态与政治体制中发挥的不同作用。目前伊恩重点研究明治维新后，日本的真言宗佛教传入英国的方式与途径。高级讲师克里斯·帕金斯（Chris Perkins）主要研究日本的学生政策、日本媒体和高等教育史，同时涉及社会和政治理论、记忆、国际关系和边界问题。讲师海伦·帕克（Helen Parker）曾接受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资助，在东京考察日本传统戏剧的现状。目前，海伦主要研究日本的传统戏剧与现代戏剧（特别是宝冢歌舞剧团的作品）中的性别与变装问题。除戏剧研究外，她还关注日本女性史，并从事现代日英文学翻译。海伦还积极参与学会活动，曾于 2003 年至 2008 年担任欧洲日本研究协会秘书，并于2001年在爱丁堡组织演员、学者及对日本戏剧有兴趣的民众共同举办了“二十一世纪日本戏剧节”。同为讲师的霍莉·斯蒂芬斯（Holly Stephens）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包括日本和韩国的日常生活史、经济思想史、农业史等。

总体而言，英国的日本研究存在如下特征。第一，在英国独特的学院联邦制制度下，日本研究与其他地区国别研究的交流与交融更加密切。日本研究者不会聚集在外国语学院等研究性质相对单一的机构中，而是分散在从事文、理、工不同领域研究的学院中，其研究视野与着眼点往往更加开阔。以日本史研究为例，众多研究者倾向于选择跨国史作为研究方向，通过解读跨国性活动来剖析日本的定位，这就超出了以往国别研究的桎梏，为日本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与新视角。第二，重视文化与社会研究。虽然以伦敦大学政经学院为代表的众多英国学者在日本政治、经济研究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选择文化、宗教、艺术、社会等非实用性研究的学者队伍迅速发展壮大。以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为首的社会文化研究者们将英国文化作为参照系，以西方人的视角审视、解读日本这一东方文明，其兴趣点往往是东方学者因习以为常而容易忽视的文化细节，因此诞生出众多独树一帜的研究成果。第三，崇尚扎实的资料收集与解读。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均设有日本文书资料库及附属的解读机构，专门指导学生收集与解读资料的方法。英国的日本研究者平均每年撰写的论文与出版的书籍的数量并不多，但几乎都是基于一手资料的精品，这无疑得益于其严谨扎实的治学传统。可以说，“霍格沃兹”的日本学虽不会传授东方魔法，却让我们像穿过93⁄4车站的廊柱一般，一览充满英伦古典气息的日本研究新视野。

感谢您的阅读。下期将发表“从“了解日本”到“让世界了解日本”——美国日本研究概况”，由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丁诺舟讲师执笔。欢迎感兴趣的朋友们继续关注。

海外日本研究推介系列预告（拟定）

第一篇　“霍格沃兹”的日本学——英国日本研究概况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 丁诺舟讲师

第二篇　从“了解日本”到“让世界了解日本”——美国日本研究概况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 丁诺舟讲师

第三篇　欧洲的日本研究

柏林自由大学(德文：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Verena Blechinger-Talcott教授

第四篇　美国对日本文化的“西式合理化”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 丁诺舟讲师

第五篇　如何用数理分析阐释日本特质：《世袭与民主》介评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贺平教授

第六篇　以数论政：若干日本政治研究数据库简介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贺平教授

第七篇　多重方法与国际比较下的概念论证：丹尼尔·阿尔德里奇的灾难叙事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贺平教授

　　　　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中文系 倪锦丹博士生导师

第九篇　日常莫辩，理论何为：《生成自我》的价值与启示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贺平教授

第十篇　政治民族志的经典之作：回眸《日本式选举运动》的学术史意义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贺平教授

第十一篇　《The Anime Ecology》A Genealogy of Television, Animation, and Game Media

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中文系 倪锦丹博士生导师

第十二篇　作为世界文学的《源氏物语》——法国的《源氏物语》翻译项目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张龙妹教授

第十三篇　作为世界文学的《源氏物语》——亚瑟・威利英译《源氏物语》的日语回译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张龙妹教授

第十四篇　寄语中国的日本研究者

柏林自由大学(德文：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Verena Blechinger-Talcott教授

计划每周一发布，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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