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描或长按识别文末二维码可阅读本文的繁体字版文本。

　　我们精心安排了“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讲座，希望通过此次不受空间距离限制的活动，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们从中感受到日本文化以及日本研究的魅力。

第七讲：作为“移民社会”的日本

---

日本长崎大学多文化社会学系副教授

赛汉卓娜

主讲人介绍：

赛汉卓娜，日本名古屋大学博士（教育学），现任国立长崎大学多文化社会学研究科/多文化社会学部准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客座教授。兼任移民政策学会理事，比较家族史学会理事/涉外委员会副委员长。
著有《国际迁移时代的国际婚姻》（勁草書房，2011）、《Dynamics of Marriage Migration in Asia》（Toky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2013）、《社会转型与家庭策略》（中国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6）、《国际婚姻与多文化共生》（明石书店，2017）、《相遇与结婚　家族研究最前沿②》（日本经济评论社，2017）、《中国的家族与性别》（明石书店，2021）等学术专著合著，并在《家族社会学研究》《中国21》等学术期刊发表多篇有关中国女性的国际迁移、移民家庭的教育策略、移民女性的主妇化现象与职业挑战等论文。近年主持日本科研费课题《后疫情时代移民女性的跨越国境的生活世界的国际比较研究》、《国际迁移过程中高学历移民女性职业与照料研究》。
研究领域：移民研究、家庭社会学、异文化间教育学。

 

 

　　尽管没有学术界公认的定义，但国际劳工组织将国际移民界定为在出生国以外的国家居住一年以上的人口（注释1）。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跨国人口迁移日益频繁，国际移民数量快速持续增长。跨国移民涉及多种因素，对于来源国、过境国和居住国的发展都具有重大影响。目前，全球的国际移民总数为2.81亿人，占世界总人口的3.6%，其中，女性占移民总人数的48.1%。亚洲地区的国际移民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区。在全球的大多数地区，国际移民主要在本大洲内部迁移。日本亦是如此，来自亚洲的区域性移民（inner-regional immigration）占移民总数的84%（注释2）。截至2020年底，在日外国人总人口约为289万人，已占日本总人口的2.29%。另外，从1990年至2020年还有371,845名原外国人归化为日本国籍。在外国籍人口中，持有“特殊永住者”（注释3）、“永住者”、以及“日本人和永住者的配偶者等”签证的达到49%。此外，虽然女性占外国人总人口的50%，但具体到各个国家却可以看到性别分布的不均衡：例如菲律宾人中有70.1%（196,003人）为女性，其中47.6%（133,188人）拥有“永住者”身份，人口最多的51岁年龄组中，男性仅有634名，而女性则有7,067名。在日移民显现出几个显著特征：第一，以亚洲移民为主，第二，呈现定居化趋势，第三，性别比例的不平衡。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进入日本，通婚的情况也越来越普遍，具有外国血统的孩子也在不断增加，使日本成为了更加多元的社会。移民的增加给日本社会带来了无穷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但是，移民是发展的广泛进程、全球化与社会转型的内在本质部分，而不是“要被解决的问题”（注释4）。

 

1.从“单一民族中心”迈向“多文化共生政策”

　　日本传统上并不是一个接纳移民的国家。直到最近，日本政府才开始正视国内的民族问题。先住民阿伊努人的抵抗、特别是有影响力的在日朝鲜人的反对，以及越来越多的新来外国人的到来和定居，都是打破这种局面的契机（注释5）。面对这一现实，进入2000年后的日本政府开始倡导多文化共生。“日本人与外国人和谐共生社会”这一表述首次出现在法务省于2000年颁布的第二份《出入国管理基本计划》中。2006年，总务省宣布了《促进地方社区多文化共生的计划》。这些计划标志着日本社会终于从所谓的单一民族向多文化共生社会迈出了一步。

　　这个转变的背景是什么呢？据D.Milly（2014）分析，在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下放的权力越来越多，两者的权力变得更加平等。此外，给予非营利组织合法地位，以及当地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在地方一级的合作活动，使地方一级就可以做出移民政策。这些变化使地方政府成为国家层面上改变移民政策的倡导者。在超越单个地方政府管辖范围的移民问题上，独立的人道主义市民组织团体获得了相当大的影响力，但这些组织仍然没有大力参与国家政策和管理。换句话说，尽管日本政府多年来没有过多举措，但地方政府和民间社会组织对多文化共生政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与西方国家相比，多文化共生理念在日本社会被默默接受的背后，还与在过去20年里，由于经济停滞造成的劳动力需求低迷、移民人口的增长相对停滞、外国人犯罪率下降、以及居住在日本的穆斯林与主流社会的关系融洽等有关。

　　一般来说，移民政策包括“出入国管理政策（简称入管政策）”，即接纳哪一类外国人以及在什么条件下接纳；以及“融合政策”，即保证被接纳者的权利和他们对社会的参与度。在日本，自1951年的出入国管理令颁布以来，“入管政策”已经是一个既定的政策性术语，但“融合政策”的政策性术语目前还没有完全确定。然而近年来，政府层面考虑了诸如”共生综合措施”、”共生政策”和”多文化共生政策”等名称的融合政策。

　　2018年底，《出入境管理法》和其他相关法律被修订，设立了新的居留身份，即”特定技能第1号”和”特定技能第2号”，法务省入国管理局被改组为出入国居留管理厅，成为一个外部局。相关阁僚会议于2019年6月公布了《加强外国人材接纳与共生的综合措施》，同年底公布了《外国人材接纳与共生的综合措施（修订版）》，2020年7月又公布了《外国人材接纳与共生的综合措施（2020年修订版）》。2019年，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外国人一站式咨询中心。这样一来，“与外国人共生措施”和“多文化共生措施”开始被交替使用，逐渐成为描述日本融合政策的政策性术语。不过，也有学者指出此政策主要着眼于外国人的市民权利和社会权利保障，但在政治权利和文化权利保障上力度还不够（注释6）。

 

2.日本的移民分类

　　因为日本不像欧美移民国家那样从国外直接接受永久移民（permanent settlers），外国人向日本移民，不能直接在境外申请永久居留签证一步到位。因此，外国人向日本移民只能先移居后移民。目前，居住在日本的外国移民大致可分为以下五类。

（1）身份关系型

　　作为日裔或家眷，以“日本人的配偶等”、“定居者”、“永住者的配偶等”和“家属居留”等在留资格移居日本。“日本人的配偶等”主要是签发给与日本国民存在着婚姻关系的外国人配偶以及子女等。“定居者”是指日本人的后裔和他们的直系亲属（注释7），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遗留在中国的日本妇女、孤儿及其后裔以及他们的直系亲属。另外，日裔三世等日本在外侨民及其后裔和亲属，例如巴西籍日裔、秘鲁籍日裔等。“永住者的配偶等”是指拥有日本永久居留资格的外国人的配偶和他们在日本居住的子女。“家属居留”签证签发给在日留学的外国学生和在日工作的专业人士的配偶以及他们的子女。技能实习生则不能携带家眷。另外，父母也不在家属范畴之内。

（2）专业人士就业型

　　该类型指以专业人士的身份持工作签证移居日本的外国人，包括在日本大学任教人士所取得的“教授”签证、在日外资企业作为经营者和管理者的“投资、经营”签证、机械工程等技术人员取得的“技术、人文和国际服务”类别的签证、外国料理的厨师和体育教练取得的“技能”签证、外国企业派驻日本的分支机构常驻职员取得的“企业内转勤”签证等。

（3）期间限定就业型

　　有“技能实习”和“特定技能”两种类型。两者的区别在于，“技能实习”的目的是通过培养技术人才做出国际贡献，而“特定技能”的目的则是为了缓解国内劳动力的短缺。“特定技能”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技能实习”作为人力资源的来源。

（4）留学型

　　该类型指用留学的方式，以“留学”签证进入日本的大学、短期大学、专门学校、日本语学校留学的正规海外学生。设立“留学”签证初始时的假设是，学生将回到他们的祖国做出国际贡献，并在1983年制定了“10万留学生计划”。2008年制定的“30万留学生计划”成为了吸引优秀留学生的战略手段。持“留学”签证者毕业在日就职后，通常获得“技术、人文和国际业务”工作签证。

（5）永居型

　　永住者须经法务大臣批准，品行端正，有足够的资产或技能独立谋生，原则上在日本居住至少10年，并以适当的方式履行纳税等官方义务。但是，有些类别的人不需要10年这么长的时间：比如日本国民的配偶、永住者和特别永住者的配偶只要有连续三年的实质性婚姻，并且至少有一年连续在日本居住即可申请，高技术专业人员居住在日本一年或三年就可以申请获得永居权。

 

3.日本社会对移民的援助

　　一般来讲，移民在日本社会面临三个障碍，这些是语言障碍、心理隔阂和法律障碍。地方政府以及半官方半民间的国际交流协会、民间NGO、NPO组织、宗教团体提供了各种援助，以缓解移民的困境并帮助移民家庭适应当地的生活。

　　长期以来在没有国家层面移民融合政策的情况下，以半政府半民间组织起家的国际交流协会的作用也不小。泡沫经济破灭前，由地方政府资助的组织-国际交流协会，以及作为活动基地的国际交流中心不仅在都道府县和法令指定的城市，而且在各市镇也相继诞生了。在1990年以来新来外国人数量急剧增加的情况下，各地方政府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开展了各种与移民相关的活动。例如，大阪府丰中市丰中国际中心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为外国人提供从婴儿到老人，不分代际的全面支持，并积极改变对外国人的歧视和边缘化现象。因此，自成立以来，该中心一直致力于开发能作为包括成人和儿童在内的外国居民安心逗留的场所。每周还有多达11种语言的多语言咨询服务、家庭暴力热线、和由当地日本人居民团体提供的日语活动等（注释8）。国际交流中心设置的日本语教室成为了特别是移民女性与日本社会相连接的重要场所，在那里，移民女性获得了专业证书学习、就业以及育儿的信息与指导（注释9）。

　　地方政府最关注的是“语言障碍”问题。地方政府需要掌握多种语言，确保在发生重大灾害时能将信息传递给不懂日语的外国人。地方国际交流协会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和2016年熊本地震发生后，生活在该地区的外国人因为那里有他们经常听课的日语教室，首先求助于位于仙台市和熊本市的国际交流中心。在熊本地震发生时，国际交流中心成为当地的外国居民（包括孕妇和有婴幼儿的妇女）的疏散庇护所。在日本各地的支持下，熊本国际交流中心成为了提供多语种日常生活信息的基地。这可能是因为地震之前国际交流中心已经被当地的外国居民所认可，并认为是可以安心并且安全的场所。由此可见，建立一个作为多元文化交流基地的、能够连接当地社区和外国居民的公共场所是非常重要的。

　　外国居民聚居城市的学校通过与政府和当地社区市民组织合作，为有外国血统的儿童提供日语与其他学科学习上的帮助，甚至能够为每个孩子提供个性化的支持。在这样的外国居民聚居地区，问题比较容易被注意到，因此可以在早期阶段提供必要的支持。但在外国人所占比例很小的地方城市、乡村等分散地区，从事外国儿童教育工作的教师数量少，很难建立起应对体制。教师在学校内部、学校之间、社区之间的合作也面临困难。此外，学校和社区也不容易积累经验和知识。

　　针对外国人的来自民间的各种援助不仅由NGO/NPO等市民组织承担，佛教寺庙与基督教天主教会也承担了重要的职能。例如，分散在日本各地的菲律宾女性通过参加教会活动形成了源于教会的移民网络，并策略性地将积累的社会资本作为教育资源，用于在异国抚养子女。天主教堂对于移民而言不仅是一个精神支柱，也是一个建立人际网络的场所，同时也是支持移民社区生活的空间。另外，在2020年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影响下，位于爱知县名古屋市的佛教寺庙德林寺收留了计划回国，但因疫情影响无法回国的、签证已经过期的以越南人为主的外国人，并免费提供食物和住宿。

　　综上所述，在2018年《出入境管理法》修订之后，可以说日本已经从正面承认了国内劳动力短缺，并且向外国蓝领工人打开了大门。目前正在讨论大幅增加该系统所涵盖的行业数量。接纳外国劳工的政策是一个日本社会面向未来的重要问题，将受到经济形势、公众舆论，甚至疫情的影响，目前正处于一个时代变化的转折点。同时，还应关注到已经在日本生活工作的外国居民，疫情造成的工作环境恶化和远程办公的推广，暴露了很多社会弱势群体的困境，这在过去就曾经被指出过。2021年11月末，实现与外国人和谐社会专家委员会新公布了有关共生社会的形态和中长期问题的意见书。像这样有关多文化共处的讨论也提醒我们，需要从移民居住国以及来源国等国内外密切关注这一课题。　

 

主要参考资料:

铃木江理子编著《アンダーコロナの移民たち―日本社会の脆弱性があらわれた場所》，明石书店，2021。
移民政策学会设立10周年论集刊行委员会《移民政策のフロンティア―日本の歩みと課題を問い直す》，明石书店，2018。
Milly,D.J., 2014, New Policies for New Residents: Immigrants, Advocacy, and Governance in Japan and Beyond,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注释：
(1)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ILO), Guide on Measuring Migration Policy Impacts in ASEAN，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ILO)Press，2016.
(2) 此处以及其他日本在留外国人数据均来自日本法务省出入国在留管理庁《在留外国人統計》2020年12月。
(3) 他们本身是或后代是战后失去国籍者，主要来自来自朝鲜半岛和台湾。
(4) Stephen Castles，Hein De Haas and Mark J. Miller, The Age of Migrant: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Modern World,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5) 参考駒井洋，「多文化共生政策の展開と課題」，移民政策学会设立10周年论集刊行委员会《移民政策のフロンティア―日本の歩みと課題を問い直す》，明石书店，2018。
(6) 近藤敦，「コロナから考える統合政策－日本における多文化共生施策の課題と展望」，铃木江理子编著《アンダーコロナの移民たち―日本社会の脆弱性があらわれた場所》，明石书店，20212021）
(7) 这包括结婚三年左右后的离婚和丧偶，以及抚养日本人子女的外国籍母亲。
(8) 榎井緑，「地域の国際交流協会による外国人支援」，移民政策学会设立10周年论集刊行委员会《移民政策のフロンティア―日本の歩みと課題を問い直す》，明石书店，2018。
(9) 賽漢卓娜，「地方（農村）の結婚移住女性」，移民政策学会设立10周年论集刊行委员会《移民政策のフロンティア―日本の歩みと課題を問い直す》，明石书店，2018。

*本内容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本中心立场。

感谢收听。

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讲座（社会）

题目及主讲人

第一讲　“一亿总中流”社会到“差距社会”——日本全民中产社会的形成与分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胡澎

 

第二讲　日本募捐政策的演变及其逻辑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 俞祖成

 

第三讲　多元视角下的日本人口老龄化研究

　　　　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 田香兰

第四讲　日本环境治理的实践与理论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李国庆

 

第五讲　了解日本学术研究的一个具体的视角——以日本家族社会学会为例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朱安新

 

第六讲　从社会转型看日本青年的“族”现象

　　　　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师艳荣

 

第七讲　作为“移民社会”的日本

　　　　长崎大学多文化社会学系副教授 赛汉卓娜

 

 

计划每周四发布，敬请期待！

 

阅读繁体版↓

https://www.jpfbj.cn/sys/wp-content/uploads/2021/12/shehui_episode7.txt

（扫描或长按识别下方二维码跳转）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是日本唯一一所在世界各国及地区综合性地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专门机构。1994年北京日本文化中心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北京事务所成立。为加深中日两国相互理解，基于以上理念，本中心在中国各地举办了多种多样的活动及事业。主要活动分为文化艺术交流、日语教育、日本研究知识交流三个领域。 

更多活动信息

官网http://www.jpfbj.cn

微博@北京日本文化中心

☜ 微信（ID：jfbeijing）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推出了新教材《いろどり:生活中的日语》。该教材主要面向在日本工作、生活的人群。通过该教材，大家可以学习到贴合现实生活的日语，并应用于实践。关于本教材文字内容和音频，可通过以下网址全部免费下载。

https://www.jpfbj.cn/irodori/

（扫描或长按识别下方二维码跳转）

《入门》教材的中文版终于正式公布了！

 

有关申请举办“新公布教材「いろどり」交流学习会”的通知

https://www.jpfbj.cn/irodori/pdf/2021tongzhi.pdf

（扫描或长按识别下方二维码跳转）

\(^o^)/

随着初级2的正式推送，今后本中心将不定期开展各项小活动，对积极参与的小伙伴们送上精美礼物~ 本期内容也请大家看到最后哦。

教材中，除涉及会话练习和语法学习的内容外，还有“日本生活小知识”这一关于日本文化和习俗的解说页。接下来介绍其中的一部分。

这次给大家介绍日本的清凉商务、塑料袋与自备购物袋、垃圾分类。

---

◆クールビズ  / 清凉商务

 

在日本，多年来，在办公室工作的员工即使是在炎热的夏季一般也要穿西装外套、打领带。然而，为了应对全球变暖，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自2005年起由环境省主导，开始推行“清凉商务”活动，建议各单位将空调的温度设定在28度，减少夏季穿着的衣物。清凉商务活动大约在6月到9月之间进行，活动期间可以不穿西装外套，不打领带，只穿短袖衬衫办公。也有人会穿夏威夷衫或冲绳传统的短袖“嘉利吉衬衫”办公。

◆レジ袋とマイバッグ / 塑料袋与自备购物袋

 

在日本，一直以来买东西时的塑料袋大多都是免费的。但从2020年7月起，塑料袋开始收费。这一改变不仅适用于超市、便利店、药妆店、百货店等，也同样适用于个体经营的小型店铺或在外就餐时的打包袋。政府希望通过对塑料袋进行收费来减少塑料垃圾，以达到抑制海洋污染、削减二氧化碳、减少石油消耗量等目的。

 

建议大家在购物时，自备购物袋，不使用收费的塑料袋。这种自带的、可以反复使用的购物袋被称为“マイバッグ（自备购物袋）”或“エコバッグ（环保袋）”。购物时自备购物袋，可以避免使用塑料袋，有益于保护环境。大家在购物时，也都带上自备购物袋吧。

 

◆ゴミの分別　/　垃圾分类

 

日本的绝大多数城市都会对垃圾进行分类收集。即便是在车站或购物中心等地设置的公共垃圾箱，也需要按照垃圾的种类进行分类后再丢弃。虽然各城市的垃圾分类方法多种多样，但大致可分为
◇可燃垃圾（也称为“燃やすごみ”“可燃ごみ”）
◇不可燃垃圾（也称为“燃やさないごみ”“不燃ごみ”）
◇资源垃圾
◇大件垃圾
等。

 

一般情况下，垃圾收集车的回收频率是：“可燃垃圾”每周2次“；不可燃垃圾”每周1次或两周1次“；资源垃圾”每周1次。

 

“可燃垃圾”是指厨余垃圾、纸和木屑、塑料类、泡沫塑料、橡胶制品、皮革制品等。“不可燃垃圾”是指玻璃类、金属类、陶瓷器皿类等。需要注意的是，“可燃”“不可燃”的区别因城市而异。

 

“资源垃圾”是指玻璃瓶、金属罐、塑料瓶、废纸（报纸、杂志、硬纸箱、纸盒等）等可回收的垃圾。有的城市还会将“资源垃圾”进一步细分为“塑料瓶”“铁罐”“铝罐”“透明玻璃瓶”“有色玻璃瓶”等，必须按类丢弃。最近，部分大型超市开始在店内设置回收箱，供人们丢弃资源垃圾。

 

大件垃圾是指无法放入垃圾袋中的大型垃圾，比如家具、自行车、被褥、地毯等。垃圾的定期收集不包括大件垃圾，必须单独申请付费回收。申请大件垃圾回收时，除了可以像课文中那样通过电话申请之外，很多城市还接受网络申请。此外，洗衣机、电视、空调、冰箱、衣物烘干机等家用电器以及电脑等不能作为大件垃圾丢弃，需要联系店铺或回收公司进行回收。

 

垃圾的丢弃方法对于日本人来说也很复杂，是一个很容易引发邻里纠纷的问题。各地方政府编写了垃圾的丢弃方法手册并通过町内会分发至各家各户，在地方政府的主页上也能查看到相关说明。此类手册也有外文版。为了能在日本舒适生活，按照规定丢弃垃圾非常重要。

 

 

Ⓒthe Japan Foundation

---

\(^o^)/

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啦，为推出更多的活动，我们正在给大家准备更为精美和丰富的礼品！敬请期待~

★『いろどり』初級2の該当課

第十五課　会議室の電気がついたままでした

1.エコ活動の張り紙
2.水がもったいないですよ
3.ごみの分け方・出し方
4.どうやって捨てればいいですか？

★「いろどり」相关的咨询，请联系↓

   ☞ irodori@jpfbj.cn（担当：浦井、刘）

★下载☞ https:/www.jpfbj.cn/irodori/

（点击页尾阅读原文跳转）

往期内容

初级1合集版

https://www.jpfbj.cn/irodori/resources/pdf/Y_Tips_All.pdf

（扫描或长按识别下方二维码跳转）

入门合集版

https://www.jpfbj.cn/irodori/resources/pdf/X_Tips_All.pdf

（扫描或长按识别下方二维码跳转）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是日本唯一一所在世界各国及地区综合性地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专门机构。1994年北京日本文化中心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北京事务所成立。为加深中日两国相互理解，基于以上理念，本中心在中国各地举办了多种多样的活动及事业。主要活动分为文化艺术交流、日语教育、日本研究知识交流三个领域。 

更多活动信息
官网http://www.jpfbj.cn微博@北京日本文化中心☜ 微信（ID：jfbeijing）

　　2021年11月20日至21日，由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办，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资助的第31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圆满举行。北京日本文化中心（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主任野田昭彦先生通过线上向会议发去了贺词。

　　会议详情请见以下来自“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公众号的内容。  

---

2021年11月20日至21日，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于财大豪生酒店三楼柏林厅，举办了第31届国际学术研讨会。

（会议集体照）

本次会议以“全球政治变局中的中美日关系”为主题。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贺平教授主持了开幕式。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胡令远教授和北京日本文化中心（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主任野田昭彦先生在开幕式上致辞。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胡令远教授在开幕式上发表致辞）

胡令远教授表达了对与会各方出席的衷心感谢和对本次会议取得丰硕成果的热切期望。表示明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中日双边学者可以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交流，为促进中日关系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北京日本文化中心（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主任野田昭彦先生在开幕式上发表致辞）

野田昭彦主任表示，近三十多年来中日关系虽然起伏不定，但中日双方学界保持着良好的学术交流，为构筑和平友好的两国关系贡献力量。野田主任在预祝本次研讨会成功的同时，也表达了未来对线下参加学术会议的期待。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杨洁勉先生和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小原雅博教授发表特别演讲。特别演讲由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前驻文莱大使杨健研究员主持。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杨洁勉先生发表特别演讲）

杨洁勉先生就中美日关系挑战的战略分析和应对思路做出了精到的分析。他认为当前国际关系、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又一次来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三国关系举足轻重，影响着今后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三国应当主动进行战略思考和综合应对，推动三国关系逐步走上正轨，对整个国际关系产生积极和建设性的影响。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小原雅博教授发表特别演讲）

小原雅博教授在讨论中美关系时指出，当前两国关系处于1979年建交以来最底谷的状态，两国将在经济与价值观层面展开深刻竞争。他从中美关系存在对立风险和新冠疫情带来全球危机这两个维度，分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内涵。最后讨论了中美战略竞争影响下中日关系的走向，以及中日两国的应对政策建议。

接下来的基调演讲由上海市政府参事室参事、同济大学蔡建国教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研究员和十三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人民中国》杂志社总编辑王众一先生分别做了基调演讲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研究员做基调演讲报告）

杨伯江研究员从“限制与超越”的角度分析中美日三国关系的规律性和局限性，并由此探讨日本的应对措施。近年来，作为美国的盟国，日本试图发挥软实力，以规避自身硬实力滑坡的风险，在中美博弈之中寻找符合自身利益的平衡点。他指出，中日关系不应局限于现有视野，应扩大物理空间，增加合作维度，从历史和文明的高度重新思考两国关系。

（十三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人民中国》杂志社总编辑王众一先生做基调演讲报告）

王众一先生以《人民中国》为案例，具体介绍了杂志在推进日本民众对华好感度方面所作出的积极努力。他指出中日双方可以从共有的东方价值与审美观念出发，着力于两国的青年交流和相互认知，并在此基础上推进两国关系的良性发展，或将成为提升两国关系的重要举措。

随后，研讨会进入分科讨论环节。“战略综览”分科会议由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学研究所所长武心波教授主持。

（分科会议现场）

日本爱知大学李春利教授以日本所面临的“亚洲悖论”为切入点，探讨了“印太战略”对中国的定位及日本外交战略的转向，并指出中美对立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只有中美关系出现良性互动，日本才能获得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国际环境。中日两国都需要有放眼未来的战略型思维。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胡继平研究员从日本依赖美国的现状出发，探讨其对日本外交的影响。在中美博弈的背景之下，日本面临被边缘化的危机，一味地追随美国，将会对中日关系造成伤害。他指出，中日双方都应从长远利益出发，站在战略高度处理双边关系。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初晓波教授分享了日本政府AI战略形成的历时追踪与政策动向，并探讨中美日三国AI领域合作的新空间。在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日本经济和科技实力走下坡路的当下，日本在AI技术领域的进步显而易见，未来或可成为日本综合实力的重要支点。

“外交方略”分科会由上海日本研究交流中心常务副主任陆慧海先生主持。

（分科会议现场）

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所长陈秀武教授探讨了美日两国在东亚海域的“外交战略”表现，在回顾梳理国际关系理论三大流派的基础上，提出将海洋命运共同体视为国际关系的新基点，以破解东亚海域的“安全困境”，尝试构建新国际关系理论。

上海日本研究交流中心副主任姜咪红女士讨论了岸田政权对中日关系未来走向的可能影响，并对如何把握涉日外交主导权提出相应建议：紧紧抓住“两个契机”、有效运用“两大筹码”、充分做好“两手准备”。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张勇发表了其对日本“规则外交”的认识，即日本越来越强调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同时，张勇研究员在发言中还讨论了“规则外交”将如何引导相关国家的偏好，塑造相关国家的行为。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蔡亮探讨了日台之间非官方的实质性关系，观察到这一关系背后中日双方就台湾问题存在的严重认知差异。蔡亮指出，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核心思路为“一个中国”与“九二共识”，并需保持反台独，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的工作重点。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陈拯副教授从霸权国在相对衰弱和战略收缩期间同盟管理以及崛起国在底线思维与安抚信号间权衡的视角出发，采取三边互动框架，分析美国的亚太盟友在中美之间所采取的具体对冲战略形态及其变化。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教授王广涛重点探讨了日本的反美主义源流及其发展演变，将反美主义划分为右翼反美主义、左翼反美主义、区域性反美主义、隐性反美主义四种类型展开谱系研究。

“政治安全”分科会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蔡亮研究员主持。

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青山瑠妙就中日之间的经贸合作展开分析，她指出，中日之间经济贸易的相互依存属性，全球化与地区化是其中的两个关键概念。同时，青山教授指出，中日两国就数字经济方面达成怎样的共识协议，是未来中日合作关系的重要课题。

日本上智大学教授中野晃一着重对日本国内政治结构展开研究，就近期日本国内众议院选举结果展开分析。他指出自民党一党独大的趋势或将持续，而在野党的分化组合在所难免，其中日本维新会的异军突起尤其值得关注。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研究员藤生健分享了他对日本第49届众议院议员总选举的看法，并详细分析了本次选举后，日本政局的基本态势，各政党的基本情况以及岸田政权的未来政策趋向。

英国牛津大学教授郝托德（Todd Hall）分享了他对中日关系的独特看法，他指出，中日关系实质上是友敌（FRENEMY）关系，双方既存在分歧，也有着共同利益，具有稳定的不稳定性特征。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学研究所武心波所长探讨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美日大国关系的震荡变化，他指出，面对国际社会安全领域的不确定性，中国要保持冷思考与超越性思考，中日之间要加强首脑外交，并对新型大国关系进行再定义。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陈友骏研究员分析探讨了拜登政府的对日政策以及美日同盟关系走向，并阐释其对中国实现亚太地区进一步发展、推进亚太多边合作的政策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卢昊将研究重点聚焦于那些参与日本对外政策的主要官员，关注他们的观点与政策立场。他指出，当前日本对外政策的核心在于如何对中美博弈态势展开战略评估与战略响应。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包霞琴教授主持了21日的基调演讲环节。东京大学川岛真教授与庆应义塾大学加茂具树教授分别做了基调演讲。

川岛真教授在基调演讲中指出了中日两国民调的认知问题与安全领域的合作障碍，强调在新时代背景下重新认识中日关系，探讨两国在自由贸易、全球治理和区域治理的合作空间与前景。川岛教授认为2022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时间节点十分重要，对中日关系的改善持期待态度，并希望学术界能够为推动中日关系做出积极的贡献。

（东京大学川岛真教授做基调报告）

加茂具树教授在基调演讲中探讨中日两国在新一轮国际秩序改革中应如何参与和融入。中国对本国的认知逐步突破地域限制，向全球跃进。当前中美战略竞争的本质越来越趋向于制度的竞争，中美对国际秩序的理解偏差，也是中国强化制度性话语权的重要因素。所以无论是主导新的秩序还是回顾固有的秩序，本质上反应的是对制度的不同理解。

（庆应义塾大学加茂具树教授做基调报告）

“全球变局”分科会由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王广涛副教授主持。

（分科会议现场）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中山俊宏教授认为日美两国关系深厚，且呈现不断加强的态势。日本虽不是完全从属于美国，但是学者们不能排除美国来看待日本。由于“特朗普冲击”，日本国内虽有反美情绪，但民众仍普遍认为，日美基轴依然处于最现实且最基础的地位。

日本立命馆大学君岛东彦教授基于“朝贡体系、日本主导的大东亚秩序、美苏争霸下的冷战秩序和后冷战秩序”，即，东亚的四个秩序，探讨日本国宪法对东亚秩序变革的重要意义，并进一步思考东亚秩序的去帝国化和普遍性。

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廉德瑰教授基于中国崛起的事实，思考全球变局与国际认知，进而探讨中国的“新时代”和“新理念”的具体内涵。在报告中廉德瑰教授分别从地缘政治、意识形态以及权利斗争三个维度来思考中国崛起的外部要素，并落脚到对中日关系的分析上。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王浩副教授探讨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指出延续与变化的表征和原因，进而分析其战略目标和演变趋势。另外，王浩也指出美国的国内政治因素在对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不可或缺，对此不能忽视其重要性。

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江天骄的报告主要分享了美日两国之间核合作的演化进程，认为美日核合作从结构性缺陷转向“以民用补偿军用”模式，美日核关系的加强所带来的结果可能是让东北亚的地缘政治环境更加不稳定。

“经济文化”分科会议由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陈子雷教授主持。

（分科会议主持人陈子雷教授发言）

日本爱知大学副教授加治宏基围绕世界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的保护做了报告，详细讨论了遗产保护相关的条约以及世界遗产的评估标准和流程，并介绍了日本目前在世界遗产申请、登记方面取得的进展，最后展望了中日两国在遗产保护领域的合作。

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教授崔岩回顾了战后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随后总结了中日关系中政经因素的逻辑关系，认为政治上的稳定对经济交流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最后预测了后疫情时代中日经济关系的走向，指出“斗而不破”、“竞争与合作并存”或将成为常态。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所副院长张玉来教授探讨了经济全球化受挫的大背景下，中日两国进行经济合作的多个渠道。他认为当前的中日经济合作正日益复杂化，面临着诸多新变数，但也为区域化和企业联合创新提供了契机。

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田香兰研究员基于日本人口减少及老龄化的现状，分析了其对日本国家发展、国际影响力和国内政局的影响，认为人口老龄化会给日本的财政、劳动力和兵源增加负担，将导致日本综合国力下降。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梅探讨了国际变局下日本对中国形象的建构，认为这一建构主要受到了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的影响。在国际形势变动的影响下，日本对中国形象的建构也随之改变。

会议闭幕式由贺平教授主持。包霞琴教授、君岛东彦教授和蔡建国教授分别进行了会议总结。

包霞琴教授在总结中对未来的相关研究课题进行了展望。她指出，中美日关系与世界格局的演变密切相关，有必要从全球视角下对转型过程中的三边关系开展进一步研究。

君岛教授指出了当下中美日三边关系研究的重要性，并强调这需要各国的研究者们共同努力，加强沟通与交流。

（上海市政府参事室参事、同济大学蔡建国教授）

蔡建国教授肯定了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在两国学界交流中所付出的努力，对线上线下参与会议的学者及其认真准备的发言高度评价。

胡令远教授为会议进行闭幕式致辞。胡令远教授先代表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感谢了所有线上线下与会学者的参与和支持，并强调加强学界沟通交流对于改善中日国际关系的重要作用。

---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是日本唯一一所在世界各国及地区综合性地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专门机构。1994年北京日本文化中心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北京事务所成立。为加深中日两国相互理解，基于以上理念，本中心在中国各地举办了多种多样的活动及事业。主要活动分为文化艺术交流、日语教育、日本研究知识交流三个领域。

更多活动信息

官网http://www.jpfbj.cn

微博@北京日本文化中心

☜ 微信（ID：jfbeijing）

*扫描或长按识别文末二维码可阅读本文的繁体字版文本。

　　我们精心安排了“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讲座，希望通过此次不受空间距离限制的活动，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们从中感受到日本文化以及日本研究的魅力。

第六讲：从社会转型看日本青年的“族”现象

---

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师艳荣

主讲人介绍：

师艳荣：毕业于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兼任中国日本史学会和中华日本学会理事、中国青少年研究会会员。曾多次赴日学习研究。研究方向为日本社会问题，主要侧重于日本青少年问题研究。出版独著《日本青少年蛰居的社会文化透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在《当代亚太》《东北亚论坛》《日本问题研究》《青年研究》《外国教育研究》《中国青年社会科学》等国内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其中多篇论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或获得天津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主持完成天津市社科规划项目1项、天津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1项及青年课题3项。

　　在当今日本的青年群体中，出现了没有欲望、没有梦想、没有干劲、不婚不育的“低欲望”生活状态，且往往被冠以各种“族”的标签，如“御宅族”[1]“飞特族”[2]“啃老族”[3]“蛰居族”[4]“单身寄生族”[5]等。随着青年“族”现象的不断增多，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议。“啃老族”“蛰居族”已成为日本青年颓废、懒惰、不思进取的代名词，甚至被认为是影响日本社会未来发展的重要因素。那么，青年的“族”现象与日本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环境变化和价值观的变革有着怎样的逻辑关系？现状如何？对日本社会发展又产生了哪些不良影响？下面，我主要从社会转型视角来解读日本青年的“族”现象。

一、日本社会转型对青年价值观的影响

　　青年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也是社会发展状况的晴雨表。二战后，日本经历了战后初期的贫困到经济高速增长跃升为世界经济强国，然后又陷入经济不景气的过程。在急剧的社会转型中，社会环境、价值观念及生活方式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其中对青年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个人主义意识的增强及对传统价值观的抗拒。

　　1970年代，日本完成经济高速增长后进入富裕社会，社会财富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为青年提供了富足的生活条件。在物质欲求很容易得到满足的情况下，重视自我成为青年人新的价值追求。传统的牺牲自己忠于社会或集团的人生观不断弱化，重视个人生活和家庭幸福的价值意识逐渐增强。1973年，日本文部省针对20～24岁青年开展的国民性调查结果显示，认为“个人幸福后，日本强大”的比例由1953年的19%提升至43%；而认为“日本强大后，个人幸福”的比例由1953年的42%降至17%。[6]很显然，青年的价值观已从“灭私奉公”的国家主义观逐渐向个人主义方向发展。而1980年代“新人类”的诞生则标志着青年的劳动观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与父辈的勤勉、敬业、努力、自我牺牲的价值观相比，“新人类”不再视认真、勤奋为真理。过去那种视工作为唯一的行事准则，视公司为家的劳动观念，已经不复存在。对于青年人来说，与工作相比，余暇更重要；与金钱相比，时间更重要。父辈们“工蜂”的形象和任劳任怨的工作态度，与现代青年追求的忠实于自我和享受现在的生活方式出现了价值观的冲突。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追求个性和自由的青年文化是不同社会环境下青年对人生的价值判断与选择，也是青年人追求新颖、创新以及差异性生活方式的一种表现形式。

　　虽然社会转型催生了个人主义意识，个人化、自我中心主义及个体发展等价值观逐渐受到青年的推崇和张扬，但与此同时，在竞争异常激烈的社会环境中，在“上重点学校，就职于大公司，然后才能出人头地”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影响下，青年所承载的升学、就业、升职等社会压力也与日俱增。1970年代，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与精神压力不断增大之间形成强烈反差的背景下，青年群体中出现的“无气力”[7]“延缓成为社会人”[8]等与传统价值观发生背离的偏差行为既是对日益增大的社会压力的抗拒，也意味着青年低欲望现象的萌芽。他们的生活态度消极，缺乏进取心，拒绝承担社会责任，虽已大学毕业却不愿意步入社会，而是继续躲在父母的羽翼下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1980年代出现的“御宅族”作为“宅文化”虽然被社会所认可，但其忽略人际交往、脱离社会的生活方式也曾受到质疑。

　　平成日本社会转型成为青年低欲望状态和“族”现象日益严重的重要转折点。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进入继明治维新、战后民主改革之后的第三次重要转型期。经济低迷，雇佣环境恶化，失业率不断攀升，“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的企业用人制度难以为继，企业为节约人事成本，裁员的同时也减少了正式员工的招聘人数，从而增加了小时工、派遣工等短期临时雇佣人数。日本人引以为傲的“一亿总中流”的中产阶级社会出现了解体的倾向，社会差距不断扩大，青年群体也随之出现了阶层分化。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只有少数的人能够跻身正式员工行列，而越来越多的青年沦为非正式员工。收入稳定、福利待遇好的正式工，与收入不稳定，福利待遇差的非正式工之间出现了两级分化现象——“优胜组”和“失败组”。前者是家庭富裕，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少数社会精英，他们通过努力学习，考上名牌大学，进入一流企业，成为正式工，从而获得稳定的高收入和较高社会地位。而对于那些家庭条件一般的青年来说，在无论如何努力也看不到希望的现实面前，无心向学，逐渐丧失目标和向上发展的欲望，失去了奋斗的精神，有的不得已成为“飞特族”和“单身寄生族”，有的则在不断受挫中选择啃老，加入“啃老族”大军中，甚至成为脱离社会的“蛰居族”，沦为“下流阶层”。

　　沦为“下流阶层”的青年人，自信心严重受挫，与追求理想相比，变得安于现状和无欲无求，逐渐走上了低欲望之路。如今，日本青年群体中不想出人头地，不想勉强自己，渴望过安逸生活的人增多了。不想变得伟大、不想成为领导、不承担任何责任快乐地生活成为一部分青年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二、日本青年“族”现象的典型案例

　　在日本青年的各种“族”现象中，毕业后没有固定工作的“飞特族”、不上学不工作也不找工作的“啃老族”以及脱离社会自我封闭的“蛰居族”成为青年低欲望生活状态的典型案例。

　　“飞特族”作为无所属的自由劳动者，最主要的特征是没有稳定工作，靠打短工生存。早在1980年代，日本的“飞特族”已有一定规模，进入1990年代后，“飞特族”人数不断上升。据统计，1982年“飞特族”人数为50万人，到1992年倍增至101万人，1997年激增至151万人。21世纪以来，即便将在籍学生排除在统计数据之外，“飞特族”人数仍居高不下，2003年达到峰值，为217万人。此后虽有波动，但其规模一直保持在150万人以上。[9]与1980年代的“飞特族”相比，如今的“飞特族”已失去了“追求理想、自由和个性”的美誉，成为年轻人无奈的选择。一些“飞特族”在就业和失业中循环，变得疲惫不堪，逐渐失去理想，丧失了斗志，成为即使工作也依靠父母生活的“单身寄生族”，甚至沦为“啃老族”。

　　与“飞特族”不同，“啃老族”问题更为严重。“啃老族”是指义务教育结束后，不上学、不工作、也不接受职业训练的年轻人。他们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多与父母同居，成为父母供养的寄生族。“啃老族”人数增多始于1990年代后期。据统计，1997～2003年，15～24岁年轻人中，不上学也不工作的人从59万人增至89万人，其中不想工作的人从8万人增加到40万人，增加了5倍。[10]不想工作的“啃老族”在短短数年间就增长了5倍，引起日本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师艳荣著《日本青少年蛰居的社会文化透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蛰居族”的状况更为堪忧，他们不仅逃避学业和工作，而且对最基本的人际交往也避而远之，甚至完全封闭自我，闭居在自己房间内，过着昼夜颠倒的颓废生活。据日本政府调查，日本的“蛰居族”已高达数十万人，实际数字可能还会更高。蛰居问题高发的年龄段正是求学、就业的黄金期。一旦错过，自立将面临极大的困难。值得关注的是，内阁府2018年的最新调查显示：40～64岁的中老年“蛰居族”已高达61.3万人。这表明蛰居问题已成为从学龄期开始持续到中老年的社会问题，其严重性已不容忽视。与“啃老族”一样，“蛰居族”没有任何经济收入，绝大多数与父母同居，完全依靠父母供养。

　　从“飞特族”“啃老族”到“蛰居族”，青年人在低欲望生活状态中越陷越深，不仅严重消磨青年的斗志，影响其自身发展，而且成为制约日本社会发展的一大难题。

三、对日本社会发展的影响及启示

　　日本社会转型造就了一批低欲望的青年，而青年沉湎于低欲望生活又加剧了事关日本生死存亡的人口危机。当今日本，失去欲望和上进心的青年越来越多。对于低欲望的日本青年来说，恋爱、结婚、生子等都变得索然无味。特别是对于身处“下流阶层”的青年来说，没有稳定收入、自立困难的他们很容易陷入“离不开父母，结不了婚，生不了孩子”的窘境。他们不恋爱、不结婚、不生育，进一步加剧了日本的少子化危机。此外，在日本少子老龄化问题加剧的情况下，不断增多的“啃老族”“蛰居族”使日本的就业人口不断减少，进一步加重了劳动力短缺问题。而随着“啃老族”和“蛰居族”年龄的增长，当他们的父母年事已高无法为其提供生活来源时，日本社会保障的负担也会随之加重。因此，日本青年的低欲望和各种“族”现象的增多，不仅会加重少子化危机，使日本社会越来越缺乏活力，而且对日本未来发展也会产生不良影响。

　　日本青年低欲望生活的负面影响对中国也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目前，中国正处于生活富足后社会压力不断增大的转型期，青年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也出现了多元化倾向。中国的“佛系青年”与日本的低欲望青年有相似之处，他们秉持“怎么都行，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即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和节奏去生活，凡事不苛求，一切随缘。值得警惕的是，“佛系思想”使得本应朝气蓬勃的青年变得缺乏斗志和拼搏精神，长此以往很可能被社会淘汰，甚至沦为“啃老族”。

　　近年来，城市“蹲族”“躺平族”群体的不断扩大更加引人关注。前者拥有名牌大学毕业身份，却甘愿做蹲族；后者则表现出无欲无求的生活状态。“蹲族”与日本的蛰居族有相似之处，自我逃避、自我否定，生活颓废，没有目标，找不到生存的价值。“躺平族”则觉得生活无意义，无价值，对任何事都提不起兴趣，存在强烈的失落感，消费欲望也随之降低，仅满足于维持基本生活所需。这种不奋斗、不消费、不婚不育的“低欲望”生活被推崇为“自由”的生活状态，甚至被冠以“躺平学”而风行一时。然而，“躺平族”也好，“蹲族”也罢，都是消极应对挫折，不是青年应有的生活状态。

注释：

[1] 又称“傲他酷”，是日语“お宅”一词的音译。所谓“御宅族”，专指那些对ACG（Animation动画、Comic漫画、Game电玩）极度痴迷的人。

[2] Freeter，日语为“フリーター”。“飞特族”的定义为“15～34岁已毕业的男女中（女性为未婚）：从事短工或临时工的雇佣者；正在找短工或临时工工作的完全失业者；非劳动力人口中，未从事家务也非在籍学生，且未拿到就业内定的待业者中，希望从事短工或临时工的人”。

[3] NEET,英语“Not in Education，Employment or Training”的简称，日语为“ニート”。该词在台湾被音译为“尼特”；在香港被称为“双失青年”(失学兼失业的青年)；在中国内地被称为“家里蹲”或“啃老族”；在美国被称为归巢族(Boomerang kids)。

[4] 日语为“ひきこもり”（Hikikomori）。日本的研究者、官方、媒体及援助组织对这一现象的用语主要有“引きこもり”“引きこもる”“ひきこもり”等。2000年以来，随着政府的关注及各种调查的公布，用词逐渐统一，基本上使用“ひきこもり”来描述这一问题。

[5] “单身寄生族”是指和父母同居，日常生活依赖于父母的单身青年群体。

[6] 池木清、後藤光義、河上恭雄:『現代の青少年』，東京:総合労働研究所1978年版，第20頁。

[7] 所谓“无气力”是指缺乏朝气没有热情，对事情不感动，也不关心的无所作为的状态。参见稲村博:『若者・アパシーの時代:急増する無気力とその背景』，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会1989年版，第13頁。

[8] “延缓成为社会人”（モラトリアム）指年轻人以学习、研修为由，暂时延期承担社会责任和义务。参见小此木啓吾:『モラトリアム人間の時代』，東京:中央公論社1978年版，第14頁。

[9] 数据来源:『厚生労働白書』，https://www.mhlw.go.jp

[10] 玄田有史、曲沼美恵：『ニート―フリーターでもなく失業者でもなく』，東京：幻冬舎2004年版，第21頁。

感谢收听。下期将发表“作为“移民社会”的日本”，由长崎大学多文化社会学系赛汉卓娜副教授播讲。欢迎感兴趣的朋友们注意收听。

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讲座（社会）

题目及主讲人

第一讲　“一亿总中流”社会到“差距社会”——日本全民中产社会的形成与分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胡澎

第二讲　日本募捐政策的演变及其逻辑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 俞祖成

第三讲　多元视角下的日本人口老龄化研究

　　　　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 田香兰

第四讲　日本环境治理的实践与理论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李国庆

第五讲　了解日本学术研究的一个具体的视角——以日本家族社会学会为例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朱安新

第六讲　从社会转型看日本青年的“族”现象

　　　　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师艳荣

第七讲　作为“移民社会”的日本

　　　　长崎大学多文化社会学系副教授 赛汉卓娜

计划每周四发布，敬请期待！

阅读繁体版↓

https://www.jpfbj.cn/sys/wp-content/uploads/2021/11/shehui_episode6.txt

（扫描或长按识别下方二维码跳转）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是日本唯一一所在世界各国及地区综合性地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专门机构。1994年北京日本文化中心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北京事务所成立。为加深中日两国相互理解，基于以上理念，本中心在中国各地举办了多种多样的活动及事业。主要活动分为文化艺术交流、日语教育、日本研究知识交流三个领域。

更多活动信息

官网http://www.jpfbj.cn

微博@北京日本文化中心

☜ 微信（ID：jfbeij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