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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如何用数理分析阐释日本特质：

《世袭与民主》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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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

贺平

作者介绍：

贺平：国际政治博士，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日本研究中心教授、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外交学系兼职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关注贸易政治学、东亚区域合作、国际日本研究，著有《区域公共产品与日本的东亚功能性合作：冷战后的实践与启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贸易与国际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等，译有《日本史》（东方出版中心，2017年）、《高速增长》（香港中和出版社有限公司，2016年）等。

 

内容提要：丹尼尔•史密斯（Daniel M. Smith）所著《世袭与民主》是近年来国际学界分析日本“世袭政治”的一部重要作品。该书对日本“世袭议员”的概念做了清晰界定，构建了一个供给和需求的二元框架，对其成因和后果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在国际比较的视野下透视“日本特质”、强调制度性因素的分析框架、注重数据处理与量化论证是《世袭与民主》的三大特点。对于如何理性地评价量化路径在日本政治研究上的方法论优势与缺陷，该书也提供了颇具意义的样本与启示。

 

　　在日本媒体中，对于“世袭政治家”的揶揄、批判始终不绝于耳，在一些周刊和月刊中“世袭政治是封建残余”“世袭议员乃民主之敌”“世袭亡国论”等标题更是屡见不鲜。改革“世袭政治”甚至成为部分“世袭议员”自身高声疾呼的政策主张。在政策推进层面，这一改革的呼声也未完全停留在口头。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政治乱象丛生之时开始，如何通过公开募集等方式从根本上改变“世袭议员”泛滥的顽疾就已经成为日本政治的重要任务，自民党等政党也发表了《政治改革大纲》等一系列政策倡议和实施文件。（注释1）但与“XX军团”、“XX刺客”等短时风靡的现象不同，“世袭政治”似乎在战后日本根深蒂固、久禁不绝。由此，“世袭政治”也成为日本政治研究中一个颇具延展性的议题。

　　2018年，美国学者丹尼尔·史密斯（Daniel M. Smith）所著《世袭与民主》一书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注释2）这一作品基于作者2012年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博士学位论文，极大地拓展和深化了对日本“世袭政治”的既有研究，并以其出色的量化成果引起国际学界的瞩目和赞誉。从下文的介绍中可以看出，对于日本“世袭议员”的量化统计并非自史密斯始，但其作品无疑是迄今为止相关研究中最为深入和全面的成果，实现了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的有机结合。

Dynasties and Democracy: The Inherited Incumbency Advantage in Japan

本文将参考日本学者和欧美学者的相关最新研究成果，对该书的主要内容进行评述，侧重从方法论的角度考察其量化研究的得失与启示。（注释3）整体而言，国际比较的视野、强调制度性因素的分析框架、数据处理与量化论证是《世袭与民主》的三大特征和优势，也是解读这一作品的几个切入口。

一、突破既有研究：在国际比较下考察日本特质

相比媒体舆论对于“世袭政治”的长期追踪，日本出版界对于“世袭政治”的关注也由来已久。但不少作品虽提供了诸多素材和线索，却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注释4）此外，鉴于日本政治人物多有著书立说的传统，“世袭政治家”本人对其背景和经历也每每有所言及。（注释5）在学术研究方面，早期有中久郎等学者对国会议员履历的分析、河野银子对女性众议员的出身统计等。（注释6）这其中，市川太一潜心探究“世袭政治”的演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至90年代初，以广岛县等地区为核心案例，做了大量精深的学理探究。（注释7）这些研究集结成册，成为著名的《“世袭”代议士研究》一书。（注释8）该书不仅得到日本学界的公认，也是国际学界的高引书目。进入21世纪后，以《选举研究》等专业期刊为平台，日本学界在这一研究领域陆续涌现了数篇高质量的论文，且多以量化分析见长。

「世襲」代議士の研究

 

　　在英语学界，1992年，石桥通宏作为美国阿拉巴马大学一个硕士研究生，与史蒂文•里德（Steven R. Reed）在《亚洲综览》（Asian Survey）上共同发表了一篇关于日本“二世议员”的论文。（注释9）该文成为英语文献中关于日本“世袭政治”引用率最高的文献之一。（注释10）该文的合作者里德此时是阿拉巴马大学的副教授。两位作者对1958-1990年间530名自民党的“新任议员”进行了统计，考察其世袭比例和特征。1993年，里德赴日，开始在中央大学执教。在其不懈努力下，自建的战后日本选举数据库日臻完善，里德也用英文和日文出版了诸多优秀的论文和专著，成为这一领域研究首屈一指的学者。除了里德及其合作者的研究之外，谷口尚子在2008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也在英文学界具有较大的反响。（注释11）

　　在既有学术积累已颇具规模的背景下，史密斯的《世袭与民主》成功地勾连起两类研究。一类是前述日本学者的研究。这些研究往往聚焦对日本一国的剖析，较少有国际视野下的比较研究。（注释12）但在熟悉日本国情，特别是内幕挖掘和细节积累方面，日本学者往往比境外学者具备一定的优势。另一类则是理论研究。“世袭议员”是更广义上的“政治世袭”或“政治继承”的一部分。（注释13）什么样的人会进入政界？促使其迈出这一步的原因何在？国际学界在这方面的既有研究大多集中在对美国等国的分析。（注释14）史密斯对日本的研究为其增添了不可多得的国别样本。史密斯本人也希望，这一比较政治学的研究既有助于深刻理解日本“世袭政治”的演变，也能够在更宽泛意义上解读其他民主政体的类似情境。

　　《世袭与民主》之所以能实现两类研究的互补和融合，离不开比较研究的取径。而正是在比较的视野下，所谓的“日本特质”才进一步彰显。具体而言，这些比较至少包括三个侧面：横向的国别比较；纵向的历史比较；带有“实验效果”的机制性比较。

　　首先是不同国家间的横切面比较。平心而论，“世袭政治”并非日本一国独有，在不少国家的历史或现实中均不乏其例。史密斯主要使用了“民主国家世袭数据集”（The Dynasties in Democracies Dataset）和“日本众议院选举数据集”（JHRED）两大数据库。根据史密斯对1995-2016年间24个民主政体的数据统计，在1996年大选之后，有超过四分之一的日本众议员来自于“民主世袭家庭”。这一比例仅低于泰国、菲律宾和爱尔兰。而在这一统计的另一端，比例最低的德国不到2%，阿根廷、芬兰、意大利等国也都不到5%。（注释15）与日本比例接近的是冰岛，但情况相对特殊。史密斯给出的解释是，这是由于冰岛人口规模过小，难以持续供给合适的非世袭候选人。在一般读者更为熟悉和关注的美国，尽管人们对近年来的一些主要领导人以及肯尼迪、布什等家族耳熟能详，但整体上其“世袭议员”的比例并不高。尽管在建国初期曾达到过15%的比例，但此后持续下降，近几十年来大体维持在6%-8%的水平。（注释16）

　　其次是对不同阶段的纵向比较，主要聚焦在二战结束之后的近四分之三个世纪中。如果说前述的国际比较中，日本尚非“孤例”或极端的“特例”，那么在这一自身的前后比较中，日本倒成为一个相对“反常”的案例。大部分国家的“世袭议员”比例均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与之相对，日本则在动态起伏中逆势上扬。战后初期的1947年，日本众议员中的“世袭议员”比例仅为7%，但此后不断攀升。80年代末，众议员中“世袭议员”的比例超过30%，达到顶点。这一现象在自民党议员中尤为突出。1958年自民党成立后第一次选举中胜选的“世袭议员”不到20%，到了80年代初则超过40%。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新候选人中，有近一半来自世袭家庭。（注释17）特别是在首相和内阁成员中，“世袭议员”的比例居高不下。1994年之后，历届内阁中自民党议员的“世袭议员”比例高达61%。（注释18）在安倍晋三之前的十位首相中，有七人是“世袭议员”（包括安倍本人）。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数据库的限制，同时也考虑到日本政治中的“众议院优位制”，该书的分析对象事实上主要聚焦于众议员，而非所有国会议员，但对于有两院任职经历的众议员也做了统计。（注释19）

　　其三，由于选举制度改革，日本在1994年前后的经历犹如一个“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因此在同一国家内部出现了难得的“对照比较”（controlled comparison）。（注释20）从1955年成立至1993年选举制度改革前，自民党的候选人推选进程呈现“去中心化”的特征，地方而非中央的政治势力在此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后援会等候选人个人的政治资源是其背后的决定性力量。在“单一不可转让投票制”（SNTV）下，对于日本各个政党特别是自民党而言，同一政党在一个选区往往要推出数位候选人，因此相比政党，候选人个人的作用更为明显，党内竞争也更为突出。1994年选举制度改革后，在“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MMM）下，党内的同室操戈大大缓解，中央党部对推选候选人的作用显著增强。不少学者在既有研究中都已经指出，“世袭候选人”的身份重要性在选举制度改革后每况愈下。（注释21）史密斯的研究进一步印证了该判断。

二、构建分析框架：“世袭政治”的成因与后果

　　为了与量化研究相适应，《世袭与民主》一改不少著作中对“世袭政治”的印象主义式的阐述方式，在精确定义核心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八个假设，并对其加以量化论证。

1.定义：何为“世袭候选人”

　　“世袭候选人”（legacy candidate）是《世袭与民主》一书的核心概念，由此又连带出“继承候选人”（hereditary candidate）（注释22）、“继承而得的在任优势”（inherited incumbency advantage）等重要概念。

　　根据史密斯的定义，“世袭候选人”是指任何竞选国家公务、且通过血缘或婚姻与曾在国家立法或行政职务中任职的政治家有关联的候选人。从样本数据可得性的角度考虑，这一定义强调“国家立法或行政职务”，即中央而非地方层次的公务。按照这一定义，如父亲为地方知事或市町村首长，但未曾担任过中央政府的公务，则其儿子竞选国会议员时不算为“世袭候选人”，尽管前者的政治履历和资源在后者的政治生涯起步阶段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至于罗宾•勒布朗（Robin M. LeBlanc）等其他学者描述的“地方议员”，即便存在事实上的“世袭关系”，也不属于本书的分析范畴。（注释23）因此，史密斯对“世袭候选人”的界定范围明显小于其他学者，对日本“世袭议员”的判定比例也普遍低于大部分类似研究。（注释24）

　　进而言之，如“世袭候选人”竞选成功，则变身为“世袭议员”，由此建立起一个“民主世袭家庭”（democratic dynasty）。每一个这样的家庭都为国家层面的政治职务提供了两个以上的家庭成员。（注释25）根据史密斯的统计，在1947-2014年间，日本共有463个家庭提供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候选人，其中的373个家庭成功地成为“世袭家庭”。（注释26）无论在日文还是在中文中，经常听到的“二世”、“三世”等就是指这一类“民主世袭家庭”的成员。（注释27）

　　在“世袭候选人”中，还有一类更为特殊的“继承候选人”，即该候选人从家庭成员身上直接继承了在同一个选区的“地盘”和后援会组织。（注释28）换言之，如果一个候选人选择在与父辈不同的选区“另辟战场”，则其尽管仍属于“世袭候选人”，但不是“继承候选人”。在大部分情况下，两者是重叠的，但确实不乏河野太郎（神奈川县第15选区）与河野洋平（神奈川县第17选区，原神奈川县第5选区）父子等少数案例。

　　在1947-2014年间参选的众议员候选人共有10600人，根据上述定义，其中有600人（6%）为“世袭候选人”，而在3065位最终胜选的候选人中，有477位（16%）为“世袭候选人”。可见，在战后日本，近80%的“世袭候选人”成功地赢得至少一次选举，而对非世袭候选人而言，这一比例仅为27%。（注释29）“世袭候选人”在竞选中的巨大优势由此可见一斑。

　　众所周知，按照日语发音，日本政治中有三个ban十分重要：作为组织动员基础的“地盘”（地盤，jiban）、象征知名度的“招牌”（看板，kanban）、代表竞选财力的“钱包”（鞄，kaban）。通过世袭，这些在任政治家所享有的资源有可能整体或部分地传递给继承者。换言之，相比非世袭的候选人，“世袭候选人”在这三方面具备了先天的优势。由此，“世袭议员”在政治生涯的三个重要阶段——推选、竞选、晋升——均享有“继承而得的在任优势”。（注释30）可以说，这一荫庇是“世袭议员”的最大财富，也是“世袭政治”存在和延续的根本动力。

2.推导：“世袭候选人”的成因与后果

　　在上述概念界定的基础上，《世袭与民主》试图回答两个问题：为何政治世袭在日本大行其道、连绵不绝，其结果又如何？

　　为了回答前一个问题，史密斯建立了一个供给和需求的二元框架。他强调，结构性的供需关系是导致日本“世袭政治”积重难返的根本原因。在供给方面，在既有选举制度的条件下，“世袭候选人”凭借其“继承而得的在任优势”，能够为自身及所在政党的胜选带来巨大价值，特别是当其所世袭的前任在任时间较长或世袭家族已延续几个世代时，这一优势就更为明显。而在需求方面，由于前述“世袭候选人”的潜在优势，政党领袖也乐得给予其参选资格，降低了控制推选进程的愿望和能力，从而使“世袭候选人”在诸多候选人中脱颖而出，为日后政治生涯的平步青云迈出关键的第一步。

　　按照这个供需框架，史密斯进一步细化出以下八个假设，前两个聚焦供给层面，后六个则关注需求层面。（注释31）

　　假设1：现任者在职时间越长，就越有可能出现一位家庭成员作为候选人追随其脚步进入政界。

　　假设2：现任者如是一个既有世袭家族的一部分，就越有可能出现一位家庭成员作为候选人追随其脚步进入政界。

　　假设3：潜在的“继承而得的在任优势”越明显，对于“世袭候选人”的需求就越强烈。

　　假设4：相比以政党为中心的选举背景，在以候选人为中心的选举背景中，对“世袭候选人”的需求更高。

　　假设5：政党与公民社会中各个集团的机制性联系越弱，政党内部对于“世袭候选人”的需求就越高。

　　假设6：候选人推选进程中，候选人资格越具有排他性，对于“世袭候选人”的需求就越高。

　　假设7：候选人推选进程和决策越向地方行为体分散，对于“世袭候选人”的需求就越高。

　　假设8：在职的现任者去世后，对于“世袭候选人”的需求就越高。

　　在需求层面的六个假设中，假设3和假设8分别侧重个人层次，而第4-7个则强调体系和政党层次。史密斯认为，在这八个假设中，最重要的是第4-7个假设。（注释32）假设5、假设6和假设7分别是在假设4作为既定条件下的进一步推论。因此，根据史密斯的逻辑，在1994年选举制度改革后，在如下两个假设中将出现最明显的变化：由于选举从以候选人为中心转向以政党为中心（假设4），由于通过公开募集等方式，候选人的包容性更高（假设6），也由于在比例制选举中，个人知名度的重要性下降，政党的“公推力”上升（假设4），自民党内“世袭候选人”的比例将出现下降的趋势。（注释33）

　　如果说“是何原因”这一问题及八个假设主要聚焦于“选举前”和“选举中”阶段，那么“结果如何”这一问题则关注“选举后”阶段，意在分析“世袭议员”对于民主运作和代议政治的影响。对此，史密斯在书中考察了三个因素。首先是性别代表。其研究证实，通过女承父业或妻承夫业的世袭方式，女性更容易进入政界，客观上改善了日本政治中的性别失衡状态。其次是候选人的代议风格。通过对竞选纲领的文本分析发现，与非血缘的后继者相比，“继承候选人”与其前任的政治主张更为接近，萧规曹随的迹象明显，因此政策更具有稳定性和延续性。最后是立法行为。史密斯发现，“世袭议员”与非世袭议员在国会小组发言中的时间长短相差无几，因此仅就这点而言，很难判断“世袭议员”是否在民主议政的态度和能力上劣于一般的政治家。

　　对于一般读者比较关心的“世袭议员”充斥内阁的问题，史密斯认为，“世袭议员”之所以比非世袭议员更有可能进入内阁，其背后的两方面原因都直接或间接地与“继承而得的在任优势”有关。（注释34）一方面，这种优势源于“世袭议员”所享有的家族名望和政治经历，这成为首相和党内要员挑选内阁成员的重要考虑因素；另一方面，这些优势在竞选阶段使“世袭议员”更易胜选或连任，因而在同等条件下比非世袭议员更早成为“资深议员”。在内阁成员普遍重视年资的背景下（通常，连续担任5-6届议员被认为是入阁的最低标准），在阁僚竞争中也自然更具优势。（注释35）

三、可能的不足与后续的发展

　　《世袭与民主》出版后，在不到两年时间内，欧美主流学术期刊已经发表了十余篇书评，赞誉有加。与英文学界在第一时间的评介相比，日文学界对该作品的关注还相对有限，日文书评屈指可数。（注释36）史密斯虽然也在该书出版后不久接受了《中央公论》的访谈邀请，但似乎畅销媒体更重视其哈佛大学的教职身份，而非研究方法或结论。（注释37）与之相对应，一个可喜的特殊现象在于，待鸟聪史、砂原庸介、佐佐田博教等中生代的日本学者陆续在英文国际学术期刊发表书评，且在普遍赞赏的同时，纷纷提出了颇具见解的评论和商榷。例如，待鸟聪史在其书评中敏锐地指出首相解散国会重新选举的权力因素。与别国相比，日本的首相在这方面自由裁量权颇大，由此导致的选举时机和选举成本自然也会对根基深厚的”世袭候选人”和初来乍到的非世袭候选人造成不同的影响，带来不同的选举结果。(注释38)砂原庸介指出了战后自民党长期一党执政对于“世袭政治”的机制性作用。（注释39）佐佐田博教则强调投票率持续下降和选民政治态度的变化对“世袭候选人”的影响。（注释40）

　　结合已有书评的相关评析，本文认为《世袭与民主》一书在以下三个方面或许不无继续讨论的空间。

　　第一，供给与需求的分析框架是《世袭与民主》最核心的解释机制。相比供给层面，史密斯更强调需求层面对“世袭候选人”的作用。但整体上，全书的分析不免给人一个印象：需求层面不过是供给层面的延伸乃至间接表现。第二，史密斯明确指出，历史和文化并不是对日本“世袭政治”的有效解释因素，对此判断或许值得再推敲。探究历史和文化因素并不等同于“文化决定论”，更非“日本人论”。限于篇幅，在此对以上两点不做展开，下文将主要聚焦第三点，即量化分析的“诱惑”与“陷阱”。

　　量化研究是《世袭与民主》的最大特色和优势，但若干可能的不足或许也与量化研究的方法论取向有关。首先，全书的研究在相当程度上是数据导向的，因此，部分不可直接测度的变量以及暂时难以通过数据给出量化结论的假设，在前期就被舍弃或搁置了。以对“世袭政治”的影响力和代表性为例，书中提到的性别比例、政见措辞、发言长短等三方面固然均可以通过相应的数据进行量化统计，也确实反映了代议制民主的一些侧面，但三者显然不足以涵盖对“世袭政治”后果的分析。（注释41）这些具体而微的因素能否起到“以点带面”的论证效果，值得打一个问号。

　　其次，数字本身也可能掩饰或遮蔽某些难以证实或证伪的侧面，或者说，由于数据和方法的差异，不同的量化研究得出的结论可能大相径庭。例如，稻叶哲郎、森有人在2008年10-11月对众议员个人网页的研究发现，“世袭议员”更倾向于利用“以计算机为媒介的人际沟通”功能（CMC），这与“世袭议员”往往“朝南坐”、与选民双向交流意愿较低的一般印象恰恰相反。（注释42）

　　史密斯的这一著作尽管是其第一部专著，但建立在大量个人前期成果的基础之上。这些成果已陆续发表于《美国政治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政党政治》（Party Politics）、《立法研究季刊》（Legislative Studies Quarterly）等国际学术界的高水平期刊。（注释43）《世袭与民主》问世后的两年多来，史密斯又密集发表了一批高质量的论文。其中对比例代表制的理论分析、对女性在“世袭政治”选择中的特殊表现、以及对挪威、瑞士、瑞典、爱尔兰等国的案例研究等都对日本不无参照意义，也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了《世袭与民主》的研究成果。（注释44）此外，不少学者也频频引用这一作品，开展学术对话。例如，查尔斯·麦克林（Charles T. McClean）对1955-2017年历次众议院选举的量化研究证实，在自民党提前解散议会而实施的“意外选举”中，政治世袭家族的成员有助于自民党在短时间内发现“高质量候选人”，从而在与在野党的竞争中使其措手不及、顾此失彼。（注释45）这些后续的量化研究对于弥补《世袭与民主》可能存在的若干不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结语

　　读过《世袭与民主》的读者，或许都对会对其数据处理的庞大工作量感到震惊和倾佩。这固然不乏团队辅助的功劳，但史密斯凭借一己之力完成这一独著，实属不易。更重要的是，在系统的、全面的量化研究与具体的、精准的案例解释之间，《世袭与民主》一书实现了极佳的平衡。（注释46）该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并未停留于简单的数据统计和分析，而力图将冷冰冰的数字与鲜活的案例和抽象的理论充分融合，使其相得益彰。例如在案例中，既包括安倍晋三（第214页）、鸠山由纪夫（129-130页）、河野太郎（133-134页）、小渊优子（第1-2页）等广为人知的案例，以及中川昭一与铃木宗男的“长子与秘书对决”等经典“反例”，也包括津岛雄三与津岛淳父子（115页）、加藤纮一与加藤鲇子父女（第180-181页）、大野功统和大野敬太郎父子（第181-183页）等一般读者相对陌生但颇具代表性的案例。书中还涉及对河野太郎、福田达夫、浅尾庆一郎等“世袭议员”的访谈，当事人的现身说法提供了诸多生动的第一手素材。

　　在方法论上，该书遵循理性选择和历史制度主义的路径，兼具定量和定性的数据，采取的是混合方法或多种方法的方式。（注释47）将定性和定量的多种方法结合，能够同时发挥大样本设计和案例研究的各自优势，前者重在确定经验的规律性和机制性，后者则有助于揭示引起利益相关政治结果的因果链条。（注释48）受益于此，全书梳理的绝大部分事实性结论与我们的既有印象、惯常思维、逻辑推导并不相悖，但借由明确的数理形式，使得这些结论显得异常具象和清晰。

　　《世袭与民主》出版将将两年，有理由期待这一2018年问世的作品日后成为国际日本研究的一部经典之作。包括阿瑟·斯托克温（Arthur Stockwin）、希拉·史密斯（Sheila Anne Smith）在内，大部分书评人都断言，该书将长期成为日本政治课程的重要参考，也理应成为选举政治、比较政治研究的必读书目。（注释49）此言非虚，深有同感。

注释：

1，市川太一「衆議院議員の補充の現状と課題」、『法学研究』、第67巻第12号、1994年、161-179頁。

2，Daniel M. Smith, Dynasties and Democracy: The Inherited Incumbency Advantage in Japa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3，乔林生的《民主的危机：日本“世袭政治”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年）是近年来中文学界在这一领域的佳作，在世袭政治与传统文化、世袭政治与派阀政治等方面的阐释，也与该书形成了很好的互补。

4，例如鈴木健二『負けてたまるか!! 代議士二世の群像』、東京：政界出版社、1984年；松崎哲久『日本型デモクラシーの逆説　2世議員はなぜ生まれるのか』、東京：冬樹社、1991年；稲井田茂『世襲議員：構造と問題点』、東京：講談社、2009年；世襲政治を考える会編『世襲議員ゴールデン・リスト』、東京：データハウス、2009年；荒和雄『よい世襲、悪い世襲』、東京：朝日新聞出版、2009年；八幡和郎、吉田健一『世襲だらけの政治家マップ : 47都道府県・諸藩のお家事情』、東京：廣済堂出版、2011年。

5，例如林芳正、津村啓介『国会議員の仕事：職業としての政治』、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11年。

6，中久郎編『国会議員の構成と変化』、東京：政治広報センター、1980年；河野銀子「エリート女性の輩出ルートに関する考察：衆議院議員を事例として」、『教育社会学研究』、第56集、1995年、119-137頁。

7，市川太一「世襲代議士と選挙区：広島県2区を中心として」、『法学研究』、第61卷第12号、1988年、137-163頁。

8，市川太一『「世襲」代議士の研究』、東京：日本経済新聞出版、1990年。

9，Michihiro Ishibashi and Steven R. Reed, “Second-Generation Diet Members and Democracy in Japan: Hereditary Seats,” Asian Survey, Vol. 32, No. 4, April 1992, pp. 366-379.

10，耐人寻味的是，2010年，石桥本人在该文出版18年之后自身也成为了一名“世袭议员”。

11，Naoko Taniguchi, “Diet Members and Seat Inheritance: Keeping It in the Family,” in Sherry L. Martin and Gill Steel eds., Democratic Reform in Japan: Assessing the Impact,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8, pp.65-80.

12，当然日本国内不乏类似的国际比较研究，例如吉野孝、今村浩、谷藤悦史編『誰が政治家になるのか：候補者選びの国際比較』、東京：早稲田大学出版部、2001年。

13，Ludger Helms, “Leadership Succession in Politics: The Democracy/autocracy Divide Revisited,”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22, No.2, 2020, pp.328-346.

14，Saad Gulzar, “Who Enters Politics and Why?”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4, 2021, pp. 253-275.

15，Daniel M. Smith, Dynasties and Democracy: The Inherited Incumbency Advantage in Japan, pp.4-5.

16，Ibid., p.7.

17，Ibid., p.7.

18，Ibid., p.216.

19，参议院的世袭程度事实上也弱于众议院。根据史密斯的统计，在2013年的参议院选举中，6%的候选人和16%的最终胜选者分别为“世袭候选人”。Ibid., p.301.

20，Ibid., p.16.

21，浅野正彦『市民社会における制度改革 : 選挙制度と候補者リクルート』、東京：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06年、96-97頁。

22，或许也可译为“直接世袭候选人”。

23，Robin M. LeBlanc, The Art of the Gut: Manhood, Power, and Ethics in Japanese Poli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0.

24，例如可参见青木康容「議員職の「世襲」について―第三三回衆議院議員総選挙の場合―」、『評論・社会科学』、第15号、1979年3月、105-122頁；田村秀「世襲政治の研究」、『法政理論』、第39巻第2号、2007年、86-113頁。

25，Daniel M. Smith, Dynasties and Democracy: The Inherited Incumbency Advantage in Japan, p.4.

26，Ibid., p.303.

27，史密斯认为，按照日文与英文的翻译，“二世”、“三世”主要指代legacy candidate，而hereditary candidate则对应日文中的“世襲立候補”，但两者根据语境往往可以互换或混用。考虑到中文的表述，或许“世袭候选人”与legacy candidate、“继承候选人”与hereditary candidate的对译更为合适。

28，Daniel M. Smith, Dynasties and Democracy: The Inherited Incumbency Advantage in Japan, p.21.

29，Ibid., pp.52-53.

30，Ibid., p.11.

31，Ibid., pp.78-101.

32，Ibid., p.102.

33，Ibid., pp.112-114.

34，史密斯的分析似乎并未特意强调“党人派”和“官僚派”的区分。一个重要原因或许在于，与“党人派”类似，“官僚派”中“世袭议员”的比例同样居高不下。以菅义伟内阁为例，加藤胜信、西村康稔等东京大学出身且拥有长期官僚经历的阁僚，同样都是“世袭议员”。

35，Daniel M. Smith, Dynasties and Democracy: The Inherited Incumbency Advantage in Japan, p.237.

36，例如金子智樹「書評　Daniel M. Smith. 2018. Dynasties and Democracy: The Inherited Incumbency Advantage in Japan」、『国家学会雑誌』、第132巻第7・8号、2019年、677-680頁。

37，ダニエル・M スミス「世襲議員が異常に多い国・日本」、『中央公論』、第133卷第3号、2019年3月、51-53頁；佐藤智恵『ハーバードの日本人論』、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19年。

38，Satoshi Machidori, “Book Review of Dynasties and Democracy: The Inherited Incumbency Advantage in Japan,” Social Science Japan Journal, Vol. 24, No. 1, 2021, pp.237-239.

39，Yosuke Sunahara, “Book Review of Daniel M. Smith, Dynasties and Democracy: The Inherited Incumbency Advantage in Japan,”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20, 2019, pp.240-242.

40，Hironori Sasada, “Review of Dynasties and Democracy: The Inherited Incumbency Advantage in Japan,” Japanese Studies, Vol.39, No.3, 2019, pp.401-403.

41，部分既有研究或可对《世袭与民主》起到一定的补充作用，例如小林良彰曾利用竞选纲领的文本分析，对众议院选举中政策主张偏好与世袭议员身份的关系做过量化分析。参见小林良彰『現代日本の政治過程――日本型民主主義の計量分析』、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7年、46-68頁。

42，稲葉哲郎、森有人「衆議院議員ウェブサイトの分析―双方向性の視点から―」、『選挙研究』、第25巻第1号、2009年、89-99頁。

43，例如Jon H. Fiva and Daniel M. Smith, “Political Dynasties and the Incumbency Advantage in Party-Centered Environment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12, No.3, 2018, pp.706-712; Benny Geys and Daniel M. Smith, “Political Dynasties in Democracies: Causes, Consequences, and Remaining Puzzles,”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127, Issue 605, 2017, pp.F446-F454; Daniel M.Smith and Shane Martin, “Political Dynasties and the Selection of Cabinet Ministers,” Legislative Studies Quarterly, Vol.42, No.1, 2017, pp.131-165; Daniel M. Smith and Hidenori Tsutsumi, “Candidate Selection Methods and Policy Cohesion in Parties: The Impact of Open Recruitment in Japan,” Party Politics, Vol.22, No.3, 2016, pp.339-353.

44，例如可参见Gary W. Cox, Jon H. Fiva and Daniel M. Smith, “Parties, Legislators, and the Origins of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52, No.1, 2019, pp.102-133; Gary W. Cox, Jon H. Fiva and Daniel M. Smith, “Measuring the Competitiveness of Elections,” Political Analysis, Vol.28, No.2, 2020, pp.168-185; Jon H. Fiva, Askill H. Halse and Daniel M. Smith, “Local Representation and Voter Mobilization in Closed-list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Systems,” Quarterly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16, No.2, 2021, pp.185-213; Olle Folke, Johanna Rickne and Daniel M. Smith, “Gender and Dynastic Political Selecti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54, No.2, 2021, pp.339-371.

45，Charles T. McClean, “The Element of Surprise: Election Timing and Opposition Preparednes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First Published March 10, 2021.

46，Marc André Bodet, “SMITH Daniel M. — Dynasties and Democracy: The Inherited Incumbency Advantage in Japan,” Cahiers d’études africaines [Online], 2019, DOI: https://doi.org/10.4000/etudesafricaines.26240.

47，Daniel M. Smith, Dynasties and Democracy: The Inherited Incumbency Advantage in Japan, p.16.

48，詹姆斯·D.费伦、大卫·D.莱廷：《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的融合》，珍妮特·M.博克斯-史蒂芬斯迈埃尔、亨利·E.布雷迪、大卫·科利尔编：《牛津政治学研究方法手册》，臧雷振、傅琼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719页。

49，Sheila A. Smith, “Review of Dynasties and Democracy: The Inherited Incumbency Advantage in Japa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79, Issue 1, February 2020, pp.203-204; Arthur Stockwin, “Review of Dynasties and Democracy: The Inherited Incumbency Advantage in Japan by Daniel M. Smith,” The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Volume 47, Number 1, Winter 2021, pp.148-149.

感谢您的阅读。敬请期待下一期。

海外日本研究推介系列预告（拟定）

第一篇　“霍格沃兹”的日本学——英国日本研究概况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 丁诺舟讲师

 

第二篇　从“了解日本”到“让世界了解日本”——美国日本研究概况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 丁诺舟讲师

 

第三篇　欧洲的日本研究

柏林自由大学(德文：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Verena Blechinger-Talcott教授

 

第四篇　美国对日本文化的“西式合理化”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 丁诺舟讲师

 

第五篇　如何用数理分析阐释日本特质：《世袭与民主》介评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贺平教授

 

第六篇　以数论政：若干日本政治研究数据库简介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贺平教授

 

第七篇　多重方法与国际比较下的概念论证：丹尼尔·阿尔德里奇的灾难叙事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贺平教授

 

第八篇　平安朝文学与日本民族主义——评Thomas LaMarre的 Uncovering Heian Japan: an Archaeology of Sensation and Inscription《发现日本平安朝：感官与书写的考古学》

　　　　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中文系 倪锦丹博士生导师

 

第九篇　日常莫辩，理论何为：《生成自我》的价值与启示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贺平教授

 

第十篇　政治民族志的经典之作：回眸《日本式选举运动》的学术史意义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贺平教授

 

第十一篇　《The Anime Ecology》A Genealogy of Television, Animation, and Game Media

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中文系 倪锦丹博士生导师

 

第十二篇　作为世界文学的《源氏物语》——法国的《源氏物语》翻译项目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张龙妹教授

 

第十三篇　作为世界文学的《源氏物语》——亚瑟・威利英译《源氏物语》的日语回译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张龙妹教授

 

第十四篇　寄语中国的日本研究者

柏林自由大学(德文：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Verena Blechinger-Talcott教授

 

计划每周一发布，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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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是日本唯一一所在世界各国及地区综合性地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专门机构。1994年北京日本文化中心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北京事务所成立。为加深中日两国相互理解，基于以上理念，本中心在中国各地举办了多种多样的活动及事业。主要活动分为文化艺术交流、日语教育、日本研究知识交流三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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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推出“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讲座以来，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为了让更多的读者受益，我们将分八期，每周四重播日本文学系列一，希望大家喜欢。

第二讲：《源氏物语》的世界（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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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张龙妹

主讲人介绍：张龙妹，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五期生，日本东京大学博士（文学）。主要从事以《源氏物语》为主的日本平安时代女性文学研究，『源氏物語の救済』（风间书房  2000年）获第八届关根奖和第三届孙平化日本学学术奖励基金著作一等奖。主编有《日本古典文学大辞典》（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年）、《日本文学》（高教社  2008年）等。翻译、校注了《今昔物语集 插图本》（全三册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2019年），与毕业生们一同翻译的“日韩宫廷女性日记文学系列丛书”即将由重庆出版社出版。

 

（第一部分）

一、世界文学中的《源氏物语》

二、世界女性文学中的《源氏物语》

三、平安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

　1.摄关家庭的后宫政策

　2.婚姻制度

　3.女性的散文体文学书写

（第二部分）

四、《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及故事梗概

五、《源氏物语》的创作方法

　1.对汉诗文的引用

　2.从和歌到物语

　3.母题的继承、重叠与嬗变

　4.全新的文学意象的创造

 

本讲座的内容共包括两个部分，将分两次发表。本次发表第一部分。

一、世界文学中的《源氏物语》

《源氏物语》成书于日本的平安时代（794-1192）中期，根据《紫式部日记》中的有关记述，至1008年，至少《紫姬》之前各卷已经问世，学界也是把1008年当作《源氏物语》的成书年份。阿拉伯世界的短篇小说集《一千零一夜》形成于9世纪至15世纪，之后就要数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1605-1615）。我国的《红楼梦》则成书于18世纪。从时间和篇幅上来说，《源氏物语》无疑是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小说。

 

二、世界女性文学中的《源氏物语》

《源氏物语》还是一部女性创作的散文体作品，在世界女性文学的范围内她又是部怎样的作品呢？古代的女诗人，中西方都可以列举出不少，但就散文体书写而言，西班牙的埃赫里亚（Egeriae）于381-384年前后撰写了书信体的《埃赫里亚旅行记》（Itinerarium Egeriae），记录了从耶路撒冷、埃及、巴勒斯坦直到西西里岛的朝圣之旅。只是，她是用官方的宗教语言拉丁语书写的，内容也局限于她的宗教信仰。在女性小说最为发达的英国，被称为女性小说家第一人的玛丽·罗思夫人(Lady Mary Wraoth 1586？-1651?)，于1620年出版了散文体小说《爱情的胜利》（Love’s Victory）、1621年出版《尤拉妮娅》（Urania）等。而英国历史上第一位职业女作家阿弗拉·贝恩(Aphra Behn 1640-1689) ，她也是于17世纪后半期才开始戏剧和小说创作的。从以上简单的梳理，大家也能了解到，在11世纪初的东方，诞生了《源氏物语》这样的巨著，本身就是个奇迹。而其作为日本“国文学”代表作的地位，又是任何国家的任何女性作品所无法企及的。

 

三、平安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

到了平安朝中期，随着摄关政治的确立，后宫成为政治的中心，加之假名文字的成熟，女性文学得到了极大的繁荣。以下从1.摄关家庭的后宫政策、2.婚姻制度、3.女性的散文体文学书写这三方面介绍《源氏物语》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

1.摄关家庭的后宫政策

摄关政治时期，后宫自然成为权力斗争的中心。达官贵人们竞相将自己的女儿送入后宫，又为其选择才能出众的仕女（日语作“女房”，包括在宫廷任职的女官和属于私人雇佣关系的近似于嫔妃们的家庭教师性质的女性），营造风流文雅的后宫文化，以博取天皇的宠爱，生下下一代天皇，自己作为天皇的外祖父，成为摄关大臣。

图1简洁地勾画了藤原道长与五代天皇的关系。道长于999年先将长女彰子送入一条天皇（在位986-1011）的后宫，彰子诞下两位皇子，就是后来的后一条天皇与后朱雀天皇。一条天皇于1011年驾崩，其后，道长外甥三条天皇（在位1011-1016）即位，道长便于1012年将次女妍子嫁与三条天皇。因妍子没有产下皇子，道长便逼迫三条天皇退位，扶持年仅8岁的彰子所生的后一条天皇（在位1016-1036）即位，并将另一名女儿威子送入后宫。后一条天皇因病早逝，后朱雀天皇（在位1036-1045）即位，道长又安排女儿嬉子入宫，并产下了下一代天皇–后冷泉天皇（在位1045-1068）。自彰子入宫开始，藤原道长与其子赖通把持朝政超过半个世纪。如果不是赖通的女儿–后冷泉天皇的皇后没有生下皇子，他们的时代还将持续。

 

堪称日本文学双璧的《枕草子》和《源氏物语》，就是一条天皇的两位皇后藤原定子和藤原彰子的两位仕女清少纳言和紫式部创作的。

 

▲ 图1. 藤原道长的女儿与历代天皇

2.婚姻制度

人类的婚姻形式分为A.访婚、B.妻方居住婚、C.夫方居住婚、D.新处居住婚（指新婚夫妇单独居住）四种形式。平安时代的婚姻，除了皇女下嫁的情形以外，基本上是AB两类同时并存的。与成为正妻的女性的婚姻，在婚姻关系尚未稳固的一段时间是访婚，其后过渡到妻方居住婚。因当时是一夫多妻（或称一夫一妻多妾）制，与正妻的婚姻稳定后，与其他妻妾的婚姻一般始终属于访婚。无论是访婚还是妻方居住，女性可以始终与父母同住而不用嫁到男方家庭与公婆共同生活。至于C.夫方居住只有在男方有了相当的地位和经济实力以后才会出现（如光源氏建造六条院）。而D.则基本上是现代社会的产物。那么，这样的婚姻形式与文学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显而易见，这样的婚姻制度使得女性完全处于一种被动的等待状态，不仅如此，因为是生活在娘家，连通过侍奉公婆来维持婚姻的可能性都不存在。那么，平安时代的女性们是怎么来维系婚姻的呢？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贵族阶层的女性教育中得到解答。在《枕草子》的“清凉殿丑寅之隅”章段中，皇后定子讲述了村上天皇时的风雅趣事。女御芳子尚待字闺中之时，其父小一条左大臣对她进行的教育内容有：

1.“习字”

2.掌握古琴的弹奏技巧

3.背诵《古今和歌集》20卷。

 

相近的记述还可见于史书《大镜》及《蜻蛉日记》。所谓“习字”指的是浓淡有致地书写变体假名（参见图2），这种能力主要体现在赠答和歌时的书写上，而背诵《古今集》自然关乎和歌创作。《源氏物语》中有关女子教育的描述也大致相同。所以，这三项可以看作是平安贵族阶层女子教育的常识。其实，在男女没有见面可能性的年代，习字、弹古琴、背和歌，这三项都是以跟男性交往为目的的才艺。比如《源氏物语》中光源氏就是被末摘花朦胧的琴声所迷惑的，遗憾的是末摘花只会做“唐衣”（からころも）的和歌，为此屡屡遭到光源氏的嘲弄。

 

▲ 图2. 《源氏物语绘卷》<绘合>卷 德川美术馆藏

©徳川美術館イメージアーカイブ/DNPartcom

   

古代我国以及朝鲜半岛的女性教育，提倡的是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四德，是以侍奉丈夫、孝敬公婆、教育子女、处理姑嫂妯娌关系为目的的。这些可谓是女性在夫家的生存之道。陆游的《渭南文集》中有一篇墓志铭，说他的一位侄女孙氏，自幼聪明伶俐，女诗人李清照曾经表示愿意教她作诗，却被孙氏拒绝，说：“才藻非女子事也”。她的父亲于是“手书古列女事数十”相授，她便“日夜诵服不废” [1]。大家或许会以为孙氏是个个例。与其他女诗人相比，李清照相对来说是比较幸运的。南宋著名女诗人朱淑真，她的父母在其过世后将其诗稿付之一炬。朝鲜王朝时代的著名女诗人许兰雪轩（1563-1589），27岁时赍恨而殁，曾留下遗言，命家人将其诗稿“荼毗”了事。

3.女性的散文体文学书写

中国的日记文化传入日本以后，先是日本天皇开始撰写私人日记，最早的是被称为“三代御记”的《宇多天皇御记》《醍醐天皇御记》《村上天皇御记》三部汉文日记。天皇记日记这一行为不仅引起贵族们的效仿，醍醐天皇的皇后稳子（885-954）在仕女的协助下也书写了《太后御记》（已散佚），成为了女性宫廷日记的先驱。935年左右，纪贯之（866？－945？）结束土佐国守任期返回京城，他假托女性，用假名书写了历时55天的旅途中的见闻与所思所想，这就是日记文学的开山之作《土佐日记》（935）。稳子的宫廷日记和纪贯之将叙事与抒情相结合、融事实与虚构为一体的假名日记构成了女性日记文学的两大渊源。

《土佐日记》之后，假名日记便成为了和歌以外女性的一个重要的文学书写形式，先后有《蜻蛉日记》（974）、《和泉式部日记》（1008）、《紫式部日记》（1010）等作品问世。对于生活在现代的人们来说，可能会觉得用散文体写日记没有什么特别的。但从文学史来看，在我国，包括日记在内的女性散文体文学书写，是到了20世纪初才陆续出现的“新文学”[2]。

 

大家都知道，我们所写的日记不能被称之为文学，那么，上述这些日记何以具有了文学性呢？与男性的汉文日记相比，女性的假名日记之所以被称为日记文学，其主要特点在于韵散融合的文体、虚实结合的叙事方式、以及摆脱了和歌表达套路的赤裸裸的内心独白和自我观照。而这些特点，与后世的“私小说”有着共通之处，假名日记文学也因此被认为是“私小说”的远祖。

 

那么，我们先来具体分析一下《蜻蛉日记》中的片段：

 

日子这样一天天过去。曾经宠幸有加的那个女人，自从生子以后，（藤原）兼家对她的热情似乎也彻底消失了。我心怀恶意地想道：一定让她活久些，如同我曾经痛苦的那样，反过来让她也尝尝痛苦的滋味。谁知这些竟然成了现实，连当时热热闹闹生下的孩子，居然也死掉了！那女人虽说相当于天皇的孙女，但生父是位性情乖戾的皇子，她自己又是个私生女。这种身世毫无意义不值一提。只不过最近被那些不知实情的人们追捧，便得意忘形起来。现如今突然落魄成这样子，该是什么心情？肯定比我当时更痛苦更悲哀。想到这里，我心里才舒坦些。（译文引自即将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的“日韩宫廷女性日记文学系列丛书” 《紫式部日记》卷 ）

 

文中提到的女人，因她的住处在町小路，就被叫作町小路女。作者与藤原兼家（929-990）结婚后产下道纲一子，不久便发现兼家开始与町小路女来往，而且兼家在去往町小路女住处时，还经常堂而皇之地从作者家门前经过。町小路女生产的那天，为了找寻方位适合的地方，他们更是同乘一车招摇过市，弄得人尽皆知。然而，町小路女在生下孩子后很快遭到兼家的嫌弃，而且孩子也竟然死掉了。这段文字就是作者描述町小路女悲惨结局时的内心独白，即便是在多年后回想起来时写下的文字，字里行间依然充满了愤怒、忌妒甚至幸灾乐祸。

这样的文字，在现代小说中也许并不少见，但在一千多年前，女性胆敢忌妒并将这种心理活动诉诸文字，在我国的女性作品中是发现不了的。即便在日本的平安朝，也完全突破了和歌传统中“嫉妒”的表达套路，为一夫多妻制时代女性痛苦的内心世界留下了一个文字见证。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和泉式部日记》的开篇部分：

 

一名女子追忆故人 ，感叹这人世竟比梦境还要短暂无常，于悲叹中度日，不觉已到了四月中旬，院子里树叶纷披，围墙上也已是草色葱郁。初夏时分最为常见的这般景色，常人自然是无心留意，这位女子不禁凝目遐思，生出物是人非之感慨。正在此时，隐约感到附近的篱笆外有人影靠近，心想还会有什么人来访呢？原来，来者是曾经侍奉过已故亲王的小书童 。（中略）小书童取出一枝橘子花。看见此花，女子不由得想起那首古歌，脱口吟道：‘香似故人袖… ’。（中略）小书童又道：“小的这就回去了。该怎样向亲王回话呢？”考虑到日常口信有失风雅，心想：“这位亲王还没传出什么轻佻的名声，那么我就作一首无关紧要的和歌权当答复吧。”女子便作歌道：虽得橘香似故人，怎若子规啼同声？同上）

 

文中所谓的“一名女子”便是作者自称，已故亲王指的是冷泉天皇（在位967-969）的第三皇子为尊亲王，他是和泉式部的恋人，于1002年7月亡故，年仅26岁。四月中旬应该是1003年的初夏，作者正在为已故为尊亲王服丧，篱笆外来了亲王曾经的小书童。从以下的内容可知，这位书童现在正在侍奉为尊亲王的胞弟敦道亲王，这位亲王差遣书童给和泉式部送来了应季的橘子花。橘子花在和歌中具有怀念故人的意象，表达了对已故兄长的怀念之情并向和泉式部致以问候。所以，她脱口吟诵了古歌的一句。但是，在和歌中橘子树也是子规鸟乐于栖息的树木，而子规鸟又有着多情公子的意象。于是，在橘子花与子规鸟双重意象的作用下，开始了和泉式部与敦道亲王的恋情。也就是说，日记的这一开篇部分，完全是基于橘子花与子规鸟的和歌意象展开的，其构思之精巧堪与物语媲美。

除了上述这样化用和歌意境外，这部翻译成中文不到25000字的日记中，还插入了146首和歌，整体构成了韵散结合的优雅的文体。

事实上，上面列举的这几部日记的作者都有和歌入选敕撰集，和泉式部、紫式部更有自己的和歌集传世。《源氏物语》中插入的和歌总数为795首，第一部敕撰和歌集《古今集》所收和歌1111首，而第六代敕撰集《词花集》收录的只有415首，《源氏物语》中的和歌甚至是可以编撰成一部和歌集的。从这些简单的数字中，大家也可以了解到和歌在这些散文体文学中的作用。

而运用散文直抒胸臆、巧妙虚构故事的能力，正是平安时代的女性能够创作出《源氏物语》这样的巨著的根本原因。

   

[1] （宋）陆游 《渭南文集》卷三十五 “夫人孙氏墓志铭” 上海书店、1965

[2] 1911年创刊的《妇女时报》就曾鼓励妇女创作诗词以外的新文学。

感谢收听。下次将发表本讲座的第二部分。欢迎感兴趣的朋友们继续收听。

日本研究之窗 —— 系列讲座（文学）

题目及主讲人

第一讲 “女性天皇的上代文学” 王凯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 

第二讲 “源氏物语的世界”（第一部分） 

张龙妹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第三讲 “源氏物语的世界”（第二部分） 

张龙妹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第四讲 “日本中世文学的特征及其反映” 

韦立新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亚文化研究中心

第五讲 “日本近世俗文学视野中的叙事文学” 周以量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第六讲 “芥川龍之介文学的魅力” 秦刚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第七讲 “竹内好与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会” 徐静波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第八讲 “加藤周一与日本战后文学批评” 

翁家慧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计划每周四发布，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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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是日本唯一一所在世界各国及地区综合性地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专门机构。1994年北京日本文化中心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北京事务所成立。为加深中日两国相互理解，基于以上理念，本中心在中国各地举办了多种多样的活动及事业。主要活动分为文化艺术交流、日语教育、日本研究知识交流三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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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推出了新教材《いろどり:生活中的日语》。该教材主要面向在日本工作、生活的人群。通过该教材，大家可以学习到贴合现实生活的日语，并应用于实践。关于本教材文字内容和音频，可通过以下网址全部免费下载。

https://www.jpfbj.cn/irodo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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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门》教材的中文版终于正式公布了！

 

有关申请举办“新公布教材「いろどり」交流学习会”的通知

https://www.jpfbj.cn/irodori/pdf/2021tongzh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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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初级2的正式推送，今后本中心将不定期开展各项小活动，对积极参与的小伙伴们送上精美礼物~ 本期内容也请大家看到最后哦。

教材中，除涉及会话练习和语法学习的内容外，还有“日本生活小知识”这一关于日本文化和习俗的解说页。接下来介绍其中的一部分。

这次给大家介绍日本太鼓、被夸奖时和日本的电视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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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太鼓  / 日本太鼓

日本的传统太鼓被称为“和太鼓（日本太鼓）”。日本太鼓有大有小，种类繁多，常在庆典或传统艺术表演中使用。在日本各地，当地的太鼓都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代代相传，居住在当地的人可能从小学时就开始学习演奏日本太鼓。日本太鼓作为音乐演奏时，常常是多个太鼓一起同台合奏。各地都有演奏日本太鼓的业余社团或者鼓队，有时还会自主举办演出或者在庆典上演奏。

◆ほめられたとき / 被夸奖时

当别人夸奖说“你日语说得真好”时，你应该如何回答呢？可以如课文中那样回答“真的吗？谢谢”来表示高兴。但是，日本人听到这样的夸奖时，可能更多的人会回答：“没有，还差得远呢。”在自己被夸奖时，我们常常不直接承认或引以为豪，而是表示尚有不足。这叫做“谦虚”。被别人夸奖时，有的人会说“没有，还差得远”或者“哪里哪里”“不敢当”等进行否定。这是因为在日本，很多人认为比起自豪，谦虚是一种美德。

同样的，比如去日本人家里做客时，别人明明准备了非常丰盛的菜肴，嘴上却说“都是些粗茶淡饭，请不要嫌弃”。此外，在送礼物的时候，有的人也会说：“区区薄礼。”

这种情况不仅适用于说活人自己，在谈到家里人时也会使用谦虚的说法。比如，有的人会在别人夸奖自己孩子可爱时，回答“可是这孩子不听话，可愁人了”。有的人会在别人称赞自己伴侣优秀时，说“哪有，他就是在外面表现好，回到家里什么也不做”等。这些常常让不习惯谦虚的外国人感到十分惊讶。

 

◆日本のテレビドラマ  / 日本的电视剧

日本的电视剧，每集大概50分钟，10到12集完结，篇幅较短的作品很多，因此看起来很轻松。这些电视剧不仅会在电视上播放，在播出后的一定时间内，还会在电视台的网站上免费公开。如果你购买了视频服务的付费会员，则随时可以在网络上观看过去的经典电视剧或最新的电视剧。视频网站有很多，如Netflix、Hulu、Amazon Prime等，但各个网站都有其自己的特色，有的主要播放电视剧，有的动画资源丰富，有的则主攻电影。这些视频网站大多设有免费使用期间，可以先尝试使用服务，然后再决定是否购买会员。

如果想要通过看电视剧学习日语，则需要注意，如果是以古代日本为主题的电视剧，其中的日语表达则多为过去的说法。而刑侦剧或医疗剧等以特殊行业为舞台的电视剧，则包含了许多难懂的专业词汇。如果是以地方城市为舞台的电视剧，则其中可能会使用方言。因此，一开始最好选择描写日常生活的现代电视剧。

如果使用视频网站观看电视剧，有时可以选择显示英语或日语字幕，可以在字幕的帮助下，通过看电视剧学习日语。

 

Ⓒthe Japan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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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啦，为推出更多的活动，我们正在给大家准备更为精美和丰富的礼品！敬请期待~

★『いろどり』初級2の該当課

第十七課　日本語が前より話せ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

1. 日本の生活にはなれましたか？
2. 知らないことばが多くて大変でした
3. 近況報告のメッセージ

★「いろどり」相关的咨询，请联系↓

   ☞ irodori@jpfbj.cn（担当：浦井、刘）

★下载☞ https:/www.jpfbj.cn/irodo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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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期内容

初级1合集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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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门合集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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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是日本唯一一所在世界各国及地区综合性地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专门机构。1994年北京日本文化中心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北京事务所成立。为加深中日两国相互理解，基于以上理念，本中心在中国各地举办了多种多样的活动及事业。主要活动分为文化艺术交流、日语教育、日本研究知识交流三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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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特此为您推出由中外学者撰写的海外日本研究概况以及日本以外的日本研究者的著作书评，以期促进中国学者与日本以外的日本研究者之间的学术交流。

 

第二篇：从“了解日本”到“让世界了解日本”

——美国日本研究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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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讲师

丁诺舟

作者介绍：

丁诺舟,1987年生，南开大学世界史博士，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讲师，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日本社会史。发表有《日本江户时代的政治贿赂与幕府的应对》《从仪式到教育 江户时代武士阶层身份认同感的形成》等论文十余篇，译著有《从江户到东京：小人物们的明治维新》，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6月。

　　2020年，索尼旗下工作室Sucker Punch Productions推出了以镰仓武士抵御蒙古帝国入侵为题材的作品《对马岛之鬼》，鲜活而深刻地描绘了战乱中武士、民众、甚至盗贼的生活境遇，荣获了多项年度大奖。面对铺天盖地的蒙古大军，对马岛地头武士志村高呼，“传统、勇敢、荣耀，此为吾等之道（習わし、武勇、誉れ、それが我らが道だ）”，这一名言想必令众人心情为之澎湃。然而，细致观察志村的脸部动作可以发现，他的口型对应的并非日语，而是英语的“Tradition、courage、honor, they are what make us”。的确，这部深得黑泽明精髓，被誉为理解日本武士精神的佳作，却是出自美国团队之手。这支地处华盛顿州的制作团体之所以能够将异国的历史文化如此传神地传递给世界，一方面源于其与日本学界的积极交流，而更重要的一方面则是美国本土拥有深厚而全面的日本学研究积淀。

『ゴーストオブツシマ』、ソニー・インタラクティブ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2020年、スクリーンショット

自近代以来，日美两国的关系可谓剪不断理还乱。佩里舰队的来访将日本拉入近代世界的汪洋，而二战后美国主导的民主化进程又在很大程度上构建了今日日本国家的基础。正因为日美两国间存在着紧密的互动，深入了解对方国家成为两国共同的迫切需求。承担了解对方国家这一重任的，往往是学者群体。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就是美国学者试图了解日本的典例。虽然该书受语言与资料所限，存在诸多值得商榷之处，但却无疑为美国，乃至全世界提供了了解日本文化的窗口。

时至今日，美国依然拥有众多将日本作为主要或唯一研究对象的专业学者。根据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最新统计数据，北美地区共有日本学研究者1621名，其中美国学者占据了绝大部分，总人数为全世界最多。这些学者主要任职于大学、图书馆及各级研究机构中，研究领域十分广泛。

为了细致观察美国日本研究的状况、趋势与变化，在国际交流基金北京文化中心的大力支持下，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于2017年9月派遣了代表团前往美国，获得了实地考察的难得机会。

赴美初日，一行首先访问了哈佛大学赖肖尔日本研究中心。哈佛大学位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都市区的剑桥市，是常青藤盟校成员之一，也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而赖肖尔日本研究中心(RIJS)又是哈佛大学历史最久的研究中心之一，可谓古上加古。赖肖尔日本研究中心以推进日语教学和日本研究为主要职责，借此促进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研究的广泛交流，激发美国学术界与民众对日本及美日关系的兴趣，从而加强两国之间的联系。该中心始建于1973年，前身为赖肖尔任职的日本研究所。1985年，为纪念赖肖尔退休而添加冠名。目前，赖肖尔日本研究中心有专职研究人员33名，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学者来自日本，研究领域涉及宗教、文化、艺术、建筑、语言、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法律、医学、统计学、经济学、管理学等众多领域，其涵盖范围之广令一行人无比惊叹。

现任所长是从事日本社会学研究的玛丽·C·布林顿（Mary C. Brinton）教授。布林顿教授主要研究当代日本社会的性别不平等、劳动力市场和就业及社会人口学。她的研究结合了定性和定量方法，聚焦劳动力市场中体现的制度变迁及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布林顿教授非常重视原始数据的收集，曾在日本和韩国设计开展了多项社会调查、访谈和观察性研究。代表性作品有《后工业社会中的青年、教育和工作（Youth, Education, and Work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ies）》《女性与经济奇迹：战后日本的性别与工作（Women and the Economic Miracle: Gender and Work in Postwar Japan）》等。

除社会研究之外，艺术研究是赖肖尔日本研究中心的一大特色。梅丽莎·麦考密克 (Melissa McCormick)教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艺术与文学的关系、视觉叙事形式以及艺术与社会思想史的融合。她的处女作《土佐光信和中世纪日本的绘卷》提出，在15世纪左右出现一种新的象形文学样式，艺术家土佐光信和文人朝臣三条西实隆是主要代表人物，他们将现实与虚构交杂，体现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麦考密克教授此后撰写了多篇文章，聚焦“白描”叙事绘画，试图重建中世纪晚期女性读者、作家和艺术家的阐释。麦考密克教授认为，白描是女性创造性表达的重要空间。目前，她正在进行有关“源氏物语”的研究与译介工作，出版了十多本相关书籍。除学术研究之外，麦考密克教授还是活跃的策展人。2019年，在疫情爆发之前，她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策划了国际展览“源氏物语：日本经典之光”。

除了文学可以表现艺术外，建筑也是艺术的重要载体。艺术与建筑史教授由纪夫·利皮特(YUKIO LIPPIT)则是一位频频获奖的学术精英，其研究兴趣集中在中世（1200-1600）和近世（1600-1868）的日本绘画与建筑。他的著作《绘画的国度：日本十七世纪的狩野画派（Painting of the Realm: The Kano House of Painters in Seventeenth-Century Japan）》获得了美国学院艺术协会颁发的查尔斯·鲁弗斯·莫雷图书奖和亚洲研究协会颁发的约翰·惠特尼霍尔图书奖。其论文“中世日本水墨画的模式和礼仪：1495年雪舟的泼墨风景（Of Modes and Manners in Medieval Japanese Ink Painting: Sesshū’s Splashed Ink Landscape of 1495）”获得了美国艺术协会的亚瑟·金斯利·波特奖。目前，利皮特正在撰写一部关于中世日本水墨画的专著，定题为《幻境（Illusory Abode）》，同时还进行着针对阿修罗雕塑、足利收藏品、长谷川等伯的绘画、伊势神社、僧画家雪村周继等丰富多彩的艺术作品展开研究。

如果说哈佛大学的日本研究侧重研究领域的广泛性与深入性，那么耶鲁大学的日本研究则以强大的传播性与交互性见长。访美的第二天，一行人便亲身领略了耶鲁大学的影响力。

耶鲁大学坐落于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是全美第三古老的大学，与哈佛大学同属于常春藤联盟。哈佛大学与耶鲁大学相距150英里，乘汽车只需2小时左右，却很难找到合适的轨道交通工具，汽车之国确实名不虚传。

东亚研究会（CEAS）是耶鲁大学日本研究的中心。该研究会成立于1961年，传承耶鲁大学东亚研究的悠久传统，旨在培养中日韩研究相关的学者，为跨学科交流提供平台，从而促进东亚优秀教育、研究和知识交流。60年来，该研究会通过课程、讲座、研讨会、学术会议等诸多方式，面向校内校外的学者、学生宣传东亚文化。东亚研究会拥有25名核心教师和20名语言教师，横跨耶鲁大学的12个学院，是耶鲁大学涉及面最广的研究项目之一，每年提供大约150门东亚人文和社会科学课程，而日本研究的专家大多聚集于此。

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重视对日本文化的宣传是一行人感受到的耶鲁大学的最突出特征。造访耶鲁大学时，适逢其主办国际学术研讨会“明治维新150年:社会变迁与政治意义（The Meiji Restoration and Its Afterlives: Social Change and the Politics of Commemoration）”，除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美国名校外，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等日本顶尖高校与科研机构均派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关注社会变迁与政治记忆两大传统话题，细化研究细节，一方面关注物质层面，围绕“海洋”“森林”等自然物质，探讨社会变革期人与自然间交互关系的变化；另一方面则专注社会细节，从性别、迫害、创伤等微观领域重新审视明治维新的功过。

一般而言，海外的日本学研究主要关注政治外交及现当代社会问题，较少对中世近世社会的细节问题进行分析。然而，在此次学术会议上，美国学者可以就近世的细节问题与日本学者“同场竞技”，其根源在于长期的研究积淀与丰富的跨国交流，而耶鲁大学东亚研究会则是日本近世社会研究的重要根据地，其教授法比安·德里克斯勒（Fabian Drixler）主要研究江户与明治时代的人口、社会和文化史，关注杀婴及其伦理基础、死产和现代日本的国家、佛教网络和国内移民、近代日本早期的可持续发展史、饥荒和风险管理等诸多领域。著有《东日本杀婴现象和人口增长，1660-1950》（mabiki: infanticide and population growth in eastern japan, 1660-1950）《武士与日本的和平文化》（samurai and the culture of japan’s great peace）等。丹尼尔·博茨曼（Daniel Botsman）教授则主攻江户、明治时期的社会史，关注惩罚和权力在日本近代社会中的作用。博茨曼的著作包括战后著名外相大来佐武郎回忆录的英译本《经济外交中的生活》（Okita Saburo: A Life In Economic Diplomacy），以及研究16世纪到20世纪惩罚与权力在社会形成中作用的作品《现代日本的形成过程中的惩罚与权力》（Punishment and Power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目前，博茨曼主要研究西方的奴隶制和奴隶解放运动对19世纪下半叶日本社会的影响，特别是对日本受歧视部落民的影响。

如前文所提到的，“传播”是耶鲁大学日本研究的重要关键词，除了将日本文化在英语圈传播外，耶鲁大学的学者还注重日本文化内部的传播机制。亚伦·格罗（Aaron Gerow）将电影电视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关注日本的现代文学、流行文化，擅长从电视、电影及其主要视听群体中获取解读社会的思路。亚伦热爱日本电影，在日本度过了近12年光阴，曾在横滨国立大学担任副教授，期间还参与了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的众多工作。亚伦发表了大量英语、日语和其他语言的论文，主题涉及日本早期电影、电影和电视理论、当代导演、电影类型、电影审查制度、文学和漫画、殖民时代的韩国电影和电影表现等。著作有《疯狂的一页：1920年代日本的电影与现代性》（A Page of Madness: Cinema and Modernity in 1920s Japan）《日本现代性的愿景：1895-1925年电影、民族和观众的表达》（Visions of Japanese Modernity: Articulations of Cinema, Nation, and Spectatorship, 1895-1925）等。目前，亚伦正在尽平生之学，试图撰写一本关于日本电影理论史的著作。无独有偶，蒂莫西·昂维尔扎特·戈达德（Timothy Unverzagt Goddard）主要研究17世纪以来的日本文学，关注文学作品中的语言、现代性、城市空间与帝国理念，主要采用跨文化和跨学科的方法来研究日本文学。戈达德目前主要分析文学作品中展现的帝国时期东京的样貌，重点关注1923年关东大地震和 1945年东京大空袭这两个灾难时期。通过比较阅读日本、中国台湾和韩国作品中的地图、照片、电影、插图和木版画，戈达德将这些文学地理学与现代城市生活的丰富视觉文化相关联，绘制殖民地和大都市之间的联系，认为东京既是日本皇权的象征中心，也是研读东亚近代性的关键地点。

良好的传播离不开新技术、新媒体的辅助。东亚语言文学住友教授爱德华·卡门斯（Edward Kamens）的研究范围涵盖从早期到19世纪的日本文学，特别是奈良、平安和镰仓时代的诗歌和散文。主要著作包括《和歌与物，和歌为物》（Waka and Things, Waka a s Things）《日本传统诗歌中的歌枕、典故和互文性》。但是，爱德华教授的过人之处在于活用ICT技术，对传统资料进行加工，并提供给全世界的研究者使用。在耶鲁大学数字人文实验室和耶鲁大学东亚研究委员会的资助下，爱德华与国际学者、策展人、保护团队共同策划了“Tekagami-jō”计划，将贝内克珍本手稿图书馆的手稿进行数字采样，并上传至网络搜索。目前这一计划以基本成型，网站业已上线。目前，爱德华教授正在撰写《新剑桥日本史》中平安时代宫廷文学一章，以及《源氏物语》的内在、外在及诗意的论文。

提到耶鲁大学，很多人会立刻想到耶鲁大学的公开课。的确，以卡根教授（Shelly Kagan）的“死亡哲学”为代表的耶鲁大学公开课红遍了世界各国，不仅提高了耶鲁大学在一般民众中的知名度，而且让深藏书斋的知识传入寻常百姓家。在通过YouTube等网络平台发表公开课，进而传播与普及日本文化知识上，法比安·德里克斯勒等研究者都是行家里手，他们的主要研究成果往往以授课、对谈的形式上传至耶鲁大学的官方频道，一劳永逸地为全世界对日本文化感兴趣者服务。可以说，网络公开课构成耶鲁大学“传播”特征的重要要素。

Fabian Drixler: Infanticide in Japan，Yale University Youtube Channel

参加耶鲁大学举办的学术会议的另一大收获，是结识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日本研究者。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者在会上的学术报告令一行人印象深刻，因而访问的下一站便理所当然地被定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院（EALAC）。哥伦比亚大学位于纽约的曼哈顿，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五所大学之一，也是培养诺贝尔奖获得者最多的大学之一。其东亚研究院长期以来被称为东亚历史、文学、文化、宗教和语言研究的领头羊，靠中、日、韩等亚洲国家的语言文化研究起家，在发展中逐渐拓展研究领域。2005年新增藏语与西藏研究，2017年新增越南文化、历史和语言研究，其藏语与西藏研究很快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的招牌研究领域。东亚研究院的语言教学与研究并非面向商务、翻译等实用性领域，而是面向文化研究的专业性语言传习。在日语教学中，日语文言、变体汉文等非日常性内容同样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东亚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主要以史学家、文学学者和宗教学者为主，近年来又新增了电影、视觉文化和媒体研究方面的专家，因而将研究领域扩展至科学史、环境研究、全球历史、人类学和社会学等诸多领域，研究时段则囊括了古代、中世、近世与近现代的全部时段。从人员构成而言，宗教与技术是哥伦比亚大学最为关注的两个领域。

宗教研究是东亚研究院的重要研究领域。伯纳德·福尔（Bernard Faure）教授关注中世日本的神明观、佛陀史、以及佛教与神经学的关系，聚焦禅宗与密宗。其研究受人类史学和文化理论影响极深，关注正统与异端的建构、佛教的信物崇拜、图像学、性与性别等主题。目前，伯纳德主要研究密教的神话仪式系统与中世日本信仰的关系，目前正在编写一本关于日本神与恶魔的书。主要著作有《否认的力量：佛教、纯洁和性别（The Power of Denial: Buddhism, Purity, and Gender）》《权力的愿景：中世日本佛教之想象（Visions of Power: Imagining Medieval Japanese Buddhism）》《直接的修辞：对禅宗佛教的文化批判（The Rhetoric of Immediacy: A Cultural Critique of Chan/Zen Buddhism）》等。有佛教研究则必有神道研究，迈克尔·科莫（Michael Como）的专业领域为从飞鸟到平安时代早期的日本宗教史，从信仰传播的角度出发，专攻仪式与神灵观念在日本的传播、地方宗教传统、城市化与神学创新的关系。目前，迈克尔特别关注传播到日本列岛的中国与韩国的神灵与仪式，特别是宗教所带来的技术传播，认为汉字、养蚕和驯马文化的传入是宗教仪式与政治行为共同造成的结果。其主要著作有《编织与捆绑：传入古代日本的神明（Weaving and Binding: Immigrant Gods and Female Immortals in Ancient Japan）》《圣德：日本佛教形成中的种族、仪式和暴力（Shōtoku: Ethnicity, Ritual and Violence in the Formation of Japanese Buddhism）》等。目前，迈克尔正在撰写一本关注8世纪至9世纪日本宗教表现、解释的物质性与城市化之关联的专著。

技术史是东亚研究院的另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保罗·克莱特曼（Paul Kreitman）主攻环境史、商品史和科学技术史，与现实问题联系紧密，这得益于其丰富的现场经验与敏锐的观察力。他曾在东京三菱日联证券担任碳中和顾问，考察了大东京地区粪便处理的进展，重点关注 20世纪粪便肥料的淘汰过程，著有《羽毛、肥料和自然状态：信天翁在美日边境的用途（Feathers, Fertilizer and States of Nature: Uses of Albatrosses in the U.S.-Japan Borderlands）》。目前，保罗正在撰写有关北太平洋资源开采、自然保护和国家形成之间关系的专著。

大卫·卢里（David Lurie）则关注近世日本的语言技术（书写系统和读写能力），研究领域涉及近世文学和文化史、中国文学、历史和技术著作的受容、词典和百科全书的发展、语言思想史、神话等。其成名作《读写之国：早期日本与书写的历史（Realms of Literacy: Early Japan and the History of Writing）》以平安时代日本书写系统的发展为主题，获得莱昂内尔·特里林奖。其他著作还有《“日语书写的发展” 手稿的形式：写作系统如何以及为何发生变化（“The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Writing,” in The Shape of Script: How and Why Writing Systems Change）》等。目前，大卫正在撰写一部全新的学术专著，暂定名为《天皇的梦想：阅读日本神话（The Emperor’s Dreams: Reading Japanese Mythology）》。

在告别了哥伦比亚大学之后，一行人告别了气候宜人的东北部地区，乘飞机横跨2000余英里，前往充满别样风光的亚利桑那州。亚利桑那州位于美国西南部，毗邻墨西哥，气候较为干旱，以柱状仙人掌为州花。前往亚利桑那的目的自然不是为了欣赏仙人掌或品尝墨西哥料理，而是因为这里有著名的亚利桑那大学。亚利桑那大学成立于1885年，是一所拥有超过4万在校生的大规模公立大学，也是美国最重要的公立大学之一，也是公立常青藤联盟校之一。亚利桑那州的亚利桑那谷地区与硅谷齐名，以高新产业著称，亚利桑那大学自然也以光学、宇宙科学的高新研究著称。然而，为这些高新技术研究提供思想指导与素养教育的则是人文研究学科。亚利桑那大学设有人文学院，虽然没有专门的日本研究院，但日本研究者大多集中于东亚学系（East Asian Studies）。与之前访问的三所私立大学相比，亚利桑那大学的日本研究更加注重时效性与实用性，其中以翻译学与社会语言学见长。

特别令人激动的是，著名翻译家詹姆斯·菲利普·加布里埃尔（James Philip Gabriel）正就职于亚利桑那大学。詹姆斯主攻近现代日本文学史，特别关注三浦绫子的著作、基督教和日本当代小说。但是，让他博得盛名的无疑是对村上春树作品的翻译。詹姆斯翻译出版了村上春树的六部小说、三部短篇小说集、两部非小说作品以及村上发表在杂志上的短篇小说。其中，《海边的卡夫卡》被《纽约时报》选为 2005 年十佳书之一。此外，他还翻译了岛田雅彦、黑井千次、吉村昭、大江健三郎、桐野夏生、吉田修一等众多作家的小说，产量之高令人惊叹。除译著外，他也发表了大量文学研究专著，例如《疯狂的妻子和岛屿之梦：岛尾敏雄和日本文学的边缘（Mad Wives and Island Dreams: Shimao Toshio and the Margins of Japanese Literature）》《精神问题：现代日本文学中的超验（Spirit Matters: The Transcendent in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目前，他正在翻译直木奖和日本书店奖获奖作品《蜜蜂与雷霆》。

除了詹姆斯这位明星成员外，亚利桑那大学的年轻日本学者同样值得关注。玛格丽特·坎普（Margaret Camp）主攻社会语言学、社会语音学、实验语音学、性别、语言意识形态和第二语言教学，擅长通过性别的视角研究日语中性别和语言之间的关系，特别关注日本同性恋女性和异性恋女性的语言差异。而更具特色的是约书亚·施拉谢特（Joshua Schlachet）的研究，他专攻国际比较食品研究、科学和健康史、书籍出版传播史、物质文化和手工艺以及荷日交流史，主要关注18至19世纪的食物和营养文化史。目前，约书亚主持研究项目“滋养生命：近代日本早期的饮食、身体和社会”，重点研究饮食“常识”对社会的影响，这些常识的成为一般人饮食生活的实用性指南，将良好营养概念扩展到了经济生产、身份等级乃至道德修养领域。

总体而言，美国的日本研究存在如下特征。第一，研究者人数众多，涵盖领域极为。美国拥有1600余名日本研究者，总人数在全世界可谓数一数二，而研究领域则涉及宗教、文化、艺术、建筑、语言、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法律、医学、统计学、经济学、管理学等众多领域，其全面性更是令人惊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存在着大量功利性、实用性较低的纯学术性日本研究，因而可以开辟出众多其他国家学者难以觅得的蹊径，诞生出大量新鲜有趣的研究课题。第二，与日本学者的交流频繁，在细节研究上不输给日本本土学者。得益于美国与日本政府间大量的共同研究资助项目，美日两国间在众多学科中保持着紧密的学术交流关系，日本研究自然也不例外。正如哥伦比亚大学主办的“明治维新150年”学术会议所展示的那样，长期性、常规性的跨国学术交流使得美日两国的日本研究较少存在认知鸿沟，学术范式与视角获得了共同性，因此可以在同一学术语境下探讨问题。第三，美国学者积极代替日本对外发声，宣传日本文化。美国的日本研究不仅会为己所用，还会通过书籍、报纸、电影、游戏、乃至YouTube等网络媒体，积极对第三国进行宣传，将“了解日本”升华为“让世界了解日本”，这种“反客为主”的姿态无疑是美国的日本研究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最大特征。第四，使用自身既有的价值体系解释日本。虽说美国是日本文化的积极宣传者，但其本质依然是基于西方价值观的解释，是用西方逻辑合理化后的日本文化。在涉及性别、宗教、自然观、文字教育等研究领域，这一现象尤为突出。在上述领域，西方与东方文化存在较大差异，而美国的日本研究者在对日本进行本体研究时，往往能够准确把握文化差异。然而，当进入文化宣传领域时，则或多或少会呈现出将日本文化进行“西式合理化”的倾向。无疑，这种西式合理化是基于宣传目标的认知与价值体系，通过贴近宣传对象的认知水平来促进其理解日本文化。然而，这种西式合理化毕竟不是还原。对于东方的日本研究者而言，在参考吸收西方同行的作品时，辨别、分析这种西式合理化要素显得尤为重要。

感谢您的阅读。敬请期待下一期。

海外日本研究推介系列预告（拟定）

第一篇　“霍格沃兹”的日本学——英国日本研究概况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 丁诺舟讲师

 

第二篇　从“了解日本”到“让世界了解日本”——美国日本研究概况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 丁诺舟讲师

 

第三篇　欧洲的日本研究

柏林自由大学(德文：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Verena Blechinger-Talcott教授

 

第四篇　美国对日本文化的“西式合理化”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 丁诺舟讲师

 

第五篇　如何用数理分析阐释日本特质：《世袭与民主》介评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贺平教授

 

第六篇　以数论政：若干日本政治研究数据库简介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贺平教授

 

第七篇　多重方法与国际比较下的概念论证：丹尼尔·阿尔德里奇的灾难叙事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贺平教授

 

第八篇　平安朝文学与日本民族主义——评Thomas LaMarre的 Uncovering Heian Japan: an Archaeology of Sensation and Inscription《发现日本平安朝：感官与书写的考古学》

　　　　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中文系 倪锦丹博士生导师

 

第九篇　日常莫辩，理论何为：《生成自我》的价值与启示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贺平教授

 

第十篇　政治民族志的经典之作：回眸《日本式选举运动》的学术史意义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贺平教授

 

第十一篇　《The Anime Ecology》A Genealogy of Television, Animation, and Game Media

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中文系 倪锦丹博士生导师

 

第十二篇　作为世界文学的《源氏物语》——法国的《源氏物语》翻译项目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张龙妹教授

 

第十三篇　作为世界文学的《源氏物语》——亚瑟・威利英译《源氏物语》的日语回译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张龙妹教授

 

第十四篇　寄语中国的日本研究者

柏林自由大学(德文：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Verena Blechinger-Talcott教授

 

计划每周一发布，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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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是日本唯一一所在世界各国及地区综合性地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专门机构。1994年北京日本文化中心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北京事务所成立。为加深中日两国相互理解，基于以上理念，本中心在中国各地举办了多种多样的活动及事业。主要活动分为文化艺术交流、日语教育、日本研究知识交流三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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