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講:中日先行藝能的交流、融通與變異

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講座(戲劇)

第一講:中日先行藝能的交流、融通與變異

中央戲劇學院 麻國鈞

 

主講人介紹:麻國鈞,中央戲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優秀專家、  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産評審專家。曾任中央戲劇學院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央戲劇學院學位委員會委員、中央戲劇學院院刊《戲劇》編委、中央戲劇學院·成人教育學院院長;中國儺戲學研究會副會長,法人代表。現任蘭州城市學院《中國古代小説戲劇研究》編委,中國儺戲學研究會顧問。以中國戲曲史論、中國傳統文化、東方戲劇為主要研究領域。相繼出版刊發著述:《中國傳統遊戲大全》、《祝肇年戲曲論文選》、《玉簪記評註》(《六十種曲評註》之一,2001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東方戲劇國別史》(主編)、《“行”與“停”的辯證——中國古典戲劇流變與形態論》、《日本民俗藝能巡禮》、《中國酒令大觀》、《中國靈怪大觀》以及《交融與疏離——戲曲與祭祀儀式劇異同論》、《中國傳統戲劇的分類與戲曲層次新論》、《中日古代劇場空間文化異同論》等論文近百篇。主持國家社科研究項目“東方戲劇年表”(結項)、“中國儺戲與東亞古典戲劇比較研究”(結項)、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冷門“絕學”和國別史等研究專項“東亞民俗演劇假面史論”(進行中)、中央戲劇學院院內科研項目“東亞傳統演劇空間文化比較研究”(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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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像江河,有源有流。它從源頭出發一路流淌,納百川,成巨流,浩浩湯湯。這條河,平緩常見,湍急不多。平緩無波,卻為激盪積蓄能量;短時的激盪,為江河譜寫高亢、華美的樂章。古老的東亞文化就是在不斷地流淌中散布、聚合、變異、生發,從而創造出看似迥異,實則有同質暗藏在表層之下的文化品種。在東亞大地上,中、日、韓傳統文化有着拉不開,扯不斷的密切關聯。

  對中日古老演藝問題的不斷思考,讓人由表及裏,尋找那些勇於吸納、善於融匯、大膽改革、努力創新之深層原因。我們似乎發現,在看似相對保守的中、日民族文化精神中,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開放、吸納與輸出的強烈願望。這種願望經久不息,成為民族文化強大雄起的動力。同時,也成就了東北亞文化在深層次上的同一性。誠然,這樣説並非否定各自民族文化根深蒂固的原本特性。緣乎此,才有東北亞文化圈異同共在的、琳瑯滿目的、極為豐富的文化形態。正是這些文化的豐富與燦爛,誘使我們不斷探索,徜徉於期間,享受那些歷史與現實的無限美好。

 

    一、伎樂·供奉佛陀的古老藝能

  日本推古天皇二十年(公元612),百濟人味摩之把中國吳地的伎樂傳入日本。2001年10月下旬,我應邀參加在東京舉辦的“中日韓戲劇節”。恰好,在上野公園“東京都美術館”舉辦“聖德太子展”,我聞風而動,跑去看展。展品中,有數幅《聖德太子繪傳》,作為“重要文化財”,這些繪傳難得一見。其中14世紀鐮倉時代兩個版本的《聖德太子繪傳》,描繪了聖德太子41歲時,觀看味摩之把伎樂傳授給日本青年的教學場面。繪卷中的這個瞬間記錄,把人們拉向古遠時代,從那一刻開始,伎樂在日本流傳開來,並深刻地影響了日本傳統藝能大量使用面具的先河。

  伎樂是一種供奉佛陀的演出藝術,是一種長長的行進式遊行隊列,也在一些空間中展開某些小情節。出場人物如:治道、獅子兒、獅子、吳公、金剛、迦樓羅、婆羅門、崑崙、吳女、吳女隨從、力士、太孤父、太孤兒、醉胡王、醉胡王隨從等。僅從以上人物便可以知道,這是一個由印度佛教神、吳國帝王及其女兒、西域胡人等共同組成的國際性聖俗人物並在的大型團隊。而這個大型的團隊,卻在另外一個空間——日本寺廟登場表演。這裏,我們需要明確以下兩個方面,其一,伎樂的構成頗具開放性;其二,當時日本同樣有着強烈的包容、吸納外來宗教與藝術的心態。恰是二者的結合,帶給日本文化與後來的演出藝術以久遠而深刻的影響。

  大體來説,伎樂演出分三個部分,其一為“治道”。治道,顧名思義,整治道路的意思,由“治道”這個人物與獅子共同完成。其宗旨在於,首先要把神、佛即將來到並行走的道路清理乾淨,所清理的是那些躲在暗處的魑魅魍魎,這一層意義,類同於中國商周時代舉行驅儺禮儀的“方相氏”,方相氏兩大功能之一便是清道。伎樂第二個部分是帶有簡單故事情節的表演。大體而言,崑崙這個胡人代表性人物,對吳女有非分之想,終被力士降伏。第三部分,是婆羅門段,中心情節是婆羅門洗尿布。一位德高望重、身處最高種姓的僧侶居然洗嬰兒尿布,豈不滑稽?全部演出以諷刺、嬉鬧的情節作結。

  可惜的是,伎樂在日本基本上已經失傳。雖然在20幾年前,日本狂言家野村萬之丞花費心血恢復了伎樂,並在中國等東方各國演出,但是由於野村先生的英年早逝,致使伎樂再度失傳。

 

    二、儺禮·表演性禮儀

  儺,是中國古代文化的構成之一。當其被記錄之初,不過是無數中國宮廷禮儀之一,尚顯單純。然而,在其流變過程中,不斷與其他文化交融,變得越來越複雜而宏大,由周代簡單方相氏驅鬼,到漢、唐代的舞蹈化,進而從舞中脱胎而成戲;由商周時期單一的驅儺主神到唐代集合了方相氏、鍾馗、波斯祆神以及印度佛教護法神等組成的國際聯軍一同驅儺的龐大陣勢,等等一切,無不在變化與融匯過程之中。歷朝歷代,在廣袤的中國大地上,在諸多民族中,都有儺的存在。歷史的、地域的、民族的種種差別,勢必造成中國儺的差異,終於形成儺的豐富性、複雜性以及覆蓋地域的廣闊性。

  放眼東亞廣袤的大地以及江河湖海,同時回眸遠視悠悠漫長的歷史,我們不難發現,儺之東傳入日本在唐代,去最早實行儺禮的周代已經非常久遠。所以,儺在其輸入之時,已經是其變化之後的形態;在唐儺中,業已融匯了許多儺之外的文化因素。因此,在我們審視這些流傳到外域的儺文化時,便不能單單以儺的視角去看待,而需要開闊眼界。同時,輸出的儺、儺文化與留存在本土的儺、儺文化在不同的文化土壤中存續,必然結出不盡相同的文化之果。在日本,儺的某些成分與其它藝術成分融會貫通而演變為追儺的種種樣態,繼而影響到能、狂言等日本傳統戲劇;同時,儺文化以及附着在儺上的其它文化因素也被程度不同地吸納,入於日本的神樂、田樂等民俗藝能之中。

  最初輸入日本的儺禮、儺儀,是為驅除疫病之鬼。依據日本文獻記載,日本首次驅儺的時間在公元706年,即文武天皇慶雲三年。當年,日本京畿一帶發生天花疫情,經朝臣建議,依照唐朝宮廷大儺的程序進行驅除病疫之鬼,從此儺禮、儺儀在日本朝野流行開來。在演進過程中,原本由方相氏作為驅儺主將的古老儺禮,一方面在日本某些神社、寺院保存至今;另一方面演變為“撒豆驅鬼”。在每年節分這一天,日本大小寺院、神社以及家庭,都要舉行撒豆子驅鬼,藉以逐除不詳之物,以求得安寧。在儀式中,人們一邊撒豆驅鬼,一邊口喊“鬼兮外”,意思是把一切魑魅魍魎驅除殆盡;一面高呼“福兮內!”把福氣迎進來。迄今為止,在日本諸多寺院、神社的古式驅儺,常見沿襲中國的古老禮儀,由頭戴四個眼睛面具的方相氏驅儺,被驅除的則是帶着紅、藍面具的鬼。東京都上野公園五條天神社照例在節分這一天舉行驅儺,便有撒豆驅除紅、藍二鬼的場面。

    節分 北尾重政《繪本世都濃登起》安永四年 – 副本(作者提供)

 

節分·驅鬼之方相氏  東京五條天神社(作者提供)

 

节分·驱鬼之红鬼 东京五条天神社(作者提供)  节分·驱鬼之蓝鬼 东京五条天神社(作者提供)

 

    三、舞樂·流布在東亞的藝術精靈

  簡而言之,舞樂是由雅樂器伴奏的古典舞蹈。舞樂雖然依附於某個故事卻不充分地敍述故事,因此,絕大部分舞樂沒有唱詞而只有身段與舞蹈。舞樂分為兩大類,大體説來,由大陸輸入的名為“左舞”;經由朝鮮半島間接輸入日本以及日本本民族依照前者的規格而自創的舞樂,稱為“右舞”。左舞與右舞各有60種曲目。

    舞樂樂隊(作者提供)

 

  左舞中最著名的有《蘭陵王》、《春鶯囀》、《胡飲酒》、《案摩》、《萬歲樂》、《迦陵頻》、《缽頭》、《還城樂》等;右舞有《納蘇利》、《蝴蝶》、《延喜樂》、《蘇利古》、《崑崙八仙》、《蘇志摩利》、《大和舞》等。

  其中,左舞《蘭陵王》很可能從中國直接傳入,該舞依據中國北齊時代蘭陵王長恭的故事改編而成。據説,蘭陵王長恭貌美,上戰場面對敵人時沒有威風。後來,長恭戴上面具出戰,屢戰屢勝,人們根據這個故事編成《蘭陵王入陣曲》。因為長恭戴着面具參戰,故而又稱“大面”。這個舞樂在唐代轉化為軟舞,再傳入日本。迄今,日本諸多寺院、神社依然演出。然而,大約在宋代,《蘭陵王》舞樂已經失傳,致使研究《蘭陵王》的學者必須到日本觀摩、考察。我在日本多次觀賞《蘭陵王》,1991年,朋友送票給我,在東京都皇居內還看過一次《蘭陵王》舞樂。

    舞樂·《蘭陵王》  京都建勛神社(作者提供)

 

  演出時,左舞的舞者從觀眾視角的左面出場,而右舞從右面上場。這個規矩至今被嚴格恪守。

  舞樂在勾欄式舞台演出,舞台四周圍着短欄杆,日本稱之為“高舞台”,其形制與敦煌壁畫“反彈琵琶”的勾欄一致。一般來説,舞樂舞台正對寺院、神社的正殿而搭建。這種舞台朝向表明,舞樂演出是奉獻給神靈的貢品,一種藝術性貢品。

舞樂·《蘭陵王》  京都建勛神社(作者提供)

 

  每年的4月22日,大阪的“四天王寺”照例舉行聖德太子大法會,照例演出舞樂,感興趣的朋友可以在這一天前往“四天王寺”,一定不會令你失望。

    四天王寺舞樂之高舞台(作者提供)

 

    四、散樂·民間的狂歡

  散樂,在中國也稱作“百戲”。漢代,百戲盛行。到了隋代,“百戲”又叫“散樂”。所謂“百戲”,意思是品種多多,故名之為“百”;而“散樂”,意味着演出節目來自四面八方,故而貫之以“散”字。隋煬帝大業二年,在京師舉行大型的百戲演出,有所謂“總追四方散樂,齊集東都”,獻藝於外國賓客的記載。唐代,中國的散樂傳入日本。日本正倉院藏寶庫珍藏一個大彈弓,在彈弓的內側,用黑漆繪製90餘人物,它們在演出唐代各種百戲。這件文物,成了唐代輸入日本的唯一一件足以印證中日散樂演出藝術交流的物證。散樂中的諸多百戲品種與大量樂器被日本演出藝術所吸納。

 

    五、神樂·獻給神靈的愉悦品

  神樂,是日本信仰、傳統文化孕育出的、奉獻給諸多神靈的愉悦性藝術品。神樂的故事主要取材流行在日本的古代神話以及《古事記》《日本書紀》,是神樂故事的主要來源。天照大神、素盞鳴尊以及諸多神靈是神樂的主要表現對象。

  神樂發端於這樣一個神話:天照大神被封為高天原的主神之後,她的弟弟素盞鳴尊不服氣,他跑到高天原大鬧。天照大神無奈之下,躲到“天之石屋”之中。天照大神是太陽神,她躲起來之後,天下烏黑一片,伸手不見五指。這時,一位名叫“天宇受賣命”的女神出來,她站在一個木桶之上跳舞。圍繞在“天之石屋”周邊的八百萬神拍手叫好。天照大神不明就裏,推開石門向外張望,恰在此時,“大手力男神”快速從後面拉起一道“注連繩”攔住天照大神的回路。

    廣島神樂《大江山》(作者提供)

 

  由於天照大神是太陽神,她的出現,使得天下頓時一片光明。於是,眾位神靈齊聲高呼“おもしろい!”意思是“太有趣了!”。原來,“天宇受賣命”女神跳的是艷舞,在陽光照耀下,被眾神看得一清二楚。這便是最早的“巫女神樂”。在發展過程中,神樂生出幾大分支,諸如出雲神樂、伊勢神樂、獅子神樂、採物神樂等等。各種神樂因流行地、手持道具等不同,而在風格、演出劇目等方面也各有差異。

    廣島神樂《大江山》(作者提供)

 

  除了以上各種演出藝能之外,還有田樂、田舞、田遊、風流等等民間藝能,時間關係不能一一介紹。

  總之,日本的先行藝能極其豐富多彩,這些藝能或多或少影響了後來的能、狂言等戲劇形態。數目龐大的日本古典演出形態,共同組成瑰麗的藝術長廊,在敬神、娛人的文化空間中,迄今依然熠熠生輝。

 

 

第八講:加藤周一和日本戰後文學批評

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講座(文學)

第八講:加藤周一和日本戰後文學批評

北京大學日本語言文化系 翁家慧

 

主講人介紹:翁家慧,北京大學日本語言文化系副教授,1994年至2003年就讀於北京大學日語系,獲得文學博士學位,留校任教至今。現任該校日語系副教授,專業研究領域為日本近現代文學、日本戰後文學批評、中日比較文學,代表作包括專著《通向現實之路——日本“內向的一代”研究》,譯著《羊之歌:我的回想》《廣島劄記》《大江健三郎傳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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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所周知,加藤周一是20世紀日本極具影響力的文藝評論家、思想家、文化學者,同時也是一位優秀的小說家和詩人。1919年9月,加藤出生於日本東京澀谷的一個醫生家庭,從小熱愛文學,傾心於西洋文藝。受父親職業的影響,他從一高畢業後報考了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1950年獲得醫學博士學位,專攻血液學。在學期間他一直去法文系旁聽,結識了渡邊一夫、中島健藏等法國文學研究者,同時與中村真一郎、福永武彥等人結成了“瑪蒂涅詩人俱樂部”,嘗試創作韻腳格律詩。1951年至1955年,加藤留學法國,在從事血液學研究的同時,遊歷歐洲並對各國文化進行了深入考察。1955年2月回國後,加藤把在歐洲期間的見聞與思考付諸筆端,創作了日本文學、文化論相關的一系列評論文章,他提出的“日本文化的雜交種性”一說成為日本文化研究領域的重要觀點之一。不久之後,加藤決定棄醫從文,專職從事文藝評論工作。他使用多角度、跨學科的方法進行比較研究,在文學批評、文化研究、文學史論、美術史研究等領域留下了數量巨大的經典論著。其中《日本文化的雜交種性》(『日本文化の雑種性』),《日本文學史序說》(『日本文學史序説』),《日本藝術的心與形》(『日本 その心と形』),《日本文化中的時間與空間》(『日本文化における時間と空間』)等學術專著已經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在海外日本學研究領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加藤的主要著作收錄在《加藤周一自選集》(10卷)和《加藤周一著作集》(24卷)之中,其中與文學批評相關的論文可謂恒河沙數,不勝枚舉,因篇幅所限,小文無法一一展開論述,今天僅就他與日本戰後文學批評的關系做一個簡單介紹,希望能為中國的日語學習者、日本文學文化愛好者以及研究者提供一個新的思路。

  日本戰後文學批評肇始於二戰失敗後的一片廢墟之上,而加藤周一正是親歷者之一。他在自傳《羊之歌》(『羊の歌』)中這樣回憶道:

  戰爭末期,川口市還實行燈火管制的時候,一群青年聚在一起,為即將上戰場的夥伴們舉杯送行。那些上戰場的青年人中,有很多都活著回來了,回到了被戰火夷為平地的東京。他們被徵入伍的時候,早就已經沒有運輸船送他們去太平洋戰場,本該讓他們抱著火焰瓶飛撲到坦克履帶底下的“本土決戰”,最終也沒有爆發。這些青年,他們不了解戰場,他們知道的只有部隊生活的荒誕;他們沒有在中國殺人的經驗,唯一的經驗就是等著自己被殺。他們活著從來都不是為了將來如何,也覺得自己不必為現在和將來做任何打算。這群青年再次回到占領下的東京,創辦了同人雜誌《世代》。日高晉和詩人中村稔也混在這群青年當中,前者後來成了一名經濟學家,後者寫出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宮澤賢治研究專著。我和福永武彥、中村真一郎這兩位小說家一起在《世代》上連續刊載了幾篇文章,這些文章後來就成了我們三人合著的《一九四六——文學的考察》。

            《羊之歌:我的回想》封面  北京出版社

 

  戰後日本恢復言論自由,各類文藝雜誌如雨後春筍般迅速發展。加藤從外部考察日本文學、文化和社會的批評視角受到主編們的青睞,《世代》《世界》《近代文學》《思想》《文藝》《批評》等雜誌紛紛刊載他的評論文章。

  那麽,加藤的文藝批評到底有何獨特之處呢?海老阪武教授認為,加藤的著作鮮明地刻畫了日本文化的全貌。從雜交種文化論開始,他就一直在探索和追尋“日本式的東西”。他將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花在對文學和美術作品的研究上,希望能從中提煉出日本文化的特徵。這些特徵讓日本人看到自己的形象,並由此了解什麽是日本文化。此外,海老阪教授指出,加藤非常關註世界局勢(尤其西歐和中國),擅長在變幻莫測的局勢中判斷並確定日本在政治上、文明史上的位置。在持續性觀察過程中,加藤不斷地指出日本人當下面臨的問題。由此可見,加藤通過文學批評所要達到的目的是全面認知日本文化,準確定位日本在國際政治和文明史上的位置。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加藤在遊歷歐洲期間發表的《西洋遊歷途中有關日本文學的思考》《日本文化的雜交種性》等文章中就指出戰前左翼文學被鎮壓,當時的文學沒有社會性,作家們以一種方言報告自己的私生活,而誌願當作家的人讀這些文章,其他人由於生活不同或關心的對象不同,即使讀了也不得要領。他們的文學通過非合理的、獨特的日語修辭法來進行,試圖把日本文學純化為日本式的東西。但戰爭一結束,這些思想立場在邏輯上徹底失去了必要性。這種獨特的日本式修辭法對於戰後的任何問題都發揮不了作用。他指出企圖以傳統的日本文學同西方文學相對來捍衛傳統的方法是註定要失敗的,因為日本社會已經西化到一定程度,想要消除西方因素,就像阻撓社會的現代化進程一樣,不過是一種徒勞。對於戰前文學的分析與判斷源自加藤在戰爭期間大量的閱讀和思考以及作為醫生的戰爭體驗。廣島原子彈爆炸後不久,他作為一名血液學領域的專家,參加了由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和美國軍醫團共同組成的“原子彈爆炸影響聯合調查團”。在與美國軍醫團接觸過程中,他意識到在血液學領域,日本與歐美相比落後得不止一星半點。同時,他也發現這種落後不僅體現在血液學領域,實際上還包括日本文學家在精神上的落後,以及自己作為讀者在閱讀歐洲文學時方法上的落後。

  我通過閱讀他們的作品,在心裏建構起他們的形象,但卻很難通過這些形象去理解他們行為背後的動機。也就是說,我的閱讀理解方式、我所建構的法國文學家的形象,明顯是有缺陷的。另外,戰後不久出現了風靡一時的薩特和加繆,他們的文學完全超出了以往文學概念的範疇,如果不改變閱讀方式,就很難理解或掌握這些文學的核心內容。我感覺到日本在知性訓練方面的“落後”。小說創作技巧上的問題固然重要,但當務之急是從更為本源性的問題出發,一切都要推翻重來。但我還太年輕,總覺得自己無所不能,總覺得自己還有足夠的時間來打磨那件“善其事”之“器”。面對日本的“落後”,以及比它更為落後的我自己的“落後”,在這樣一個時代,這樣一個向著無限的未來敞開大門的時代,與其為“落後”正名,不如奮發圖強、迎頭趕上。

  加藤周一敏銳地捕捉著歐洲文學新思潮興起的跡象,同時也關註到日本戰後文學的新動向,並運用其獨特的比較文化研究方法進行了細緻入微的考察與鞭辟入裏的分析。他認為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國民關註國內外局勢,思考日本社會將來的走向,因此政治學家丸山真男、社會學家清水幾太郎、文藝評論家中野好夫、小說家野間宏的作品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到了七十年代,日本經濟發展、政治穩定,社會進入大眾消費時代,村上春樹和赤川次郎等中間小說作家人氣高漲。加藤指出這並非日本獨有的現象。六十年代末德國學生引用馬列術語時,也是頻頻使用法蘭克福學派,也就是馬爾庫塞、阿多諾等作家的語言。

  本文簡單介紹了加藤周一與戰後文學批評的關系,概括地說,加藤的戰後文學批評是基於日本文化和日本社會研究視野之下的一枝獨秀,同時,也是現代日本人準確認知自我形象、了解本民族文化的一面鏡子。


  1. [1]加藤周一:《羊之歌:我的回想》,翁家慧譯,北京出版社,2019年,第203頁。
  2. 參見海老阪武:《加藤周一——質問二十世紀》,巖波書店,2013年。
  3. 參見加藤周一:《雜交種文化》,講談社,1974年,第39-40頁。
  4. 加藤周一:《羊之歌:我的回想》,翁家慧譯,北京出版社,2019年,第210-211頁。
  5. 參見加藤周一:《“知識人時代”的終結——戰後日本的社會、知識人、文學》,收入《文學所見的兩個戰後——日本與德國》,朝日新聞社,1995年,第288-290頁。

 

 

 

 

第七講:竹內好與日本的“中國文學研究會”

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講座(文學)

第七講:竹內好與日本的“中國文學研究會”

–近代日本研究中國新文學力量的興起

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 徐靜波

 

主講人介紹:徐靜波: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教授。研究領域為中日文化關系,中日文化比較。專著有《梁實秋:傳統的復歸》,《東風從西邊吹來-中華文化在日本》,《近代日本文化人與上海(1923-1946)》,《和食:日本文化的另一種形態》,《解讀日本:古往今來的文明流脈》,《困惑與感應:近代日本作家的中國圖像1918-1945》等11種,譯著有《近代日中交涉史研究》,《蹇蹇錄-甲午戰爭外交密錄》,《魔都》等16種,編著有《日本歷史與文化研究》等12種。曾在日本神戶大學,東洋大學,京都大學等多所大學擔任教授。現為教育部重大攻關項目的首席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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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4月,以東京帝國大學為溫床,日本誕生了第一個以現代中國文學為研究對象的團體——“中國文學研究會”,它的核心人物便是竹內好(1910-1977),那一年他才24歲,剛剛從東京帝大畢業,與他共同創建這一研究會的武田泰淳和岡崎俊夫,也是曾經的帝大學生。

  何以會在中日關系日益緊張的1934年,在日本會誕生了中國文學研究會這一組織並艱難維系了長達9年的歲月?它在當時和日後的中日文學交流史上究竟具有怎樣的意義呢?今天想跟各位聊一下這一話題。

  大家知道,日本與中國有著十分悠久的文化交往歷史,早期日本列島上的居民是有語言而沒有文字,早期的日本文獻都是用漢字漢文記錄的,10世紀前後,日本語文誕生,但受過教育的日本人,依然會閱讀漢文漢詩,這一情形一直延續到了明治中後期(19世紀末)。所以那個時代,稍有教養的日本人,對於中國的文學都很熟悉。19世紀後半期,西洋文明傳入日本,歐洲人研究學問的方法也漸漸為日本人所掌握,於是日本人就開始運用相對比較科學的研究方法來研究中國文學,早在1892-95年期間,就出現了兒島獻吉郎等撰寫的《支那文學史》,那時中國人自己寫的通史性質的中國文學史還沒有,由此可知日本人很早就開始了對中國文學的系統研究,後來在東京帝國大學等相繼開設了支那文學研究科。不過,那一時期,日本人研究的,主要是古代的、至少是近代以前的中國文學,對近代以後的中國,幾乎很少註目。

  到了1930年代初,那時的東京帝國大學支那哲學支那文學科的一批青年學生,就對這一現狀很不滿,他們憑著一股年輕人的激情和朝氣,就打算打破這種陳舊的氣氛,在中國文學研究上,開辟出一個新的局面來。那麽,這是些什麽樣的青年人呢?他們的目的只是為了破舊麽?

  岡田1933年從東大畢業,武田1931年進入東大後,因參加左翼活動而被警署三次逮捕,此後也就不去上課且未交納學費,事實上也就終止了學業。他們兩人都出生於僧侶家庭(日本的僧人在明治5年也就是1872年獲準可以娶妻食肉),自幼習讀佛經(佛教在6世紀中葉自朝鮮半島和中國大陸傳入日本後,基本上采用漢譯佛經),他從小就對中國古典文學有所觸及,養成了較高的古漢語閱讀能力,較早就表現出了對中國文學的興趣,在高中期間閱讀了《紅樓夢》等中國古典小說,並去了一家私立學校學習現代漢語,嘗試閱讀胡適、魯迅等新文學家的作品。而岡崎在高中期間,似乎對俄國更感興趣。而竹內則出生於醫師和官吏的家庭,自幼與中國並無家學淵源,他自己曾坦言,進大學後仍無法順利地閱讀古漢語(日語稱之為“漢文”,包括中國的古籍和日本人用古漢語撰寫的文獻),甚至對中國也沒有太多的關切,他之所以選擇這一專業,主要是因為不必考試,進了學校,即使不怎麽去上課,屆時也可順利畢業。事實上,當時的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支那哲學支那文學科,並不是一個高不可攀的地方。

     《阿Q正傳》,《狂人日記》日文版

 

  如果這樣的狀態持續下去,大概也就沒有日後中國文學研究會的誕生。這裏,作為該組織領袖人物的竹內好1932年的中國之行,可謂徹底改變了他本人的命運,也是中國文學研究會得以成立的最重要的機緣之一。這一年的8月,他獲得了外務省對華文化事業部的一半資助,隨一個學生團體經朝鮮半島到中國來旅行,他到中國來的動機,一開始並非出於對中國的興趣和關切,他後來自己曾說: “我那時學籍雖然放在中國文學科,但並沒有真心想要搞中國文學,對中國也沒有什麽興趣。只是因為這次旅行有旅費的補助,便想利用這一制度來滿足一下青年時期特有的放浪癖好。但是到了北京以後,我被那裏的風情和人物所醉倒了。即使到了期限,我也不想回日本,請家人再寄了旅費過來,一個人待到寒風將要襲來的季節,每天漫無目的地在街上行走。我與中國的結緣,就始於這次北京之行。”① “於是我的想法完全改變了。從此就想真心研究中國,買了若干的書刊帶回來,開始了我的第一步。因為我還無法閱讀漢文,於是就從現代漢語開始。”②

  當竹內好決心想要研究中國、尤其是中國文學的時候,他們這些年輕人就立即意識到了日本學界的老舊氣氛,大學的教授,對於正在發生劇烈變革的中國現狀、尤其是五四以後中國文學出現的新氣象,幾乎視若無睹,這使他們感到很不滿。研究會核心人物之一的武田泰淳在1943年回憶說:

  “我們從學生時代開始,對漢學這樣的東西抱有反感。與其說是抱有反感,不如說是完全沒有興趣。通過漢學來接觸支那的文化,總不能獲得滿足,在感覺上也很不喜歡。倒也不是說對漢學的本質已經看得很明白,而是對由漢文所籠罩的這種氣氛,由漢學所散發出來的儒教的冬烘氣,怎麽也無法適應。作為日本人來說,應該還有其他研究支那的途徑。…於是我們在昭和九年(1934年)開始了中國文學研究會,對支那的現代文學、支那的支那學者的業績,展開了調查。”③

  當然,1930年代初期,日本的文壇或研究界並非對中國的新文學完全視若無睹。事實上,在1920年創刊不久的《支那學》雜誌11月號上就連續刊出了後來成了中國文學研究大家的青木正兒的《以胡適為中心的湧動著的文學革命》的長文, 1922年出版的《文學革命和白話新詩》(大西齋等編著)收錄了胡適、康白情等人的作品,1920年抵達北京的基督教神父清水安三在1924年出版的《支那的新人和黎明運動》一書的第十章即為《現代支那的文學》,他雖然不是一個文學研究家,卻以自己在北京的實際感受向日本讀者傳遞了最新的信息。此後,村松梢風的《魔都》、谷崎潤一郎的《上海交友錄》等都或多或少披露了中國文壇的新動向,1926年7月,當時在日本影響頗大的《改造》雜誌出版了夏季增刊“現代支那號”特輯,收錄翻譯了五四以來出現的新小說、新戲劇、新詩和評論等,應該說,時至1920年代末期,日本的文學界已經註意到了中國文壇的新氣象。但是在中國文學研究界,尤其是作為最重要的學術重鎮的帝國大學內,對中國的研究基本上依然沈湎於故紙堆裏。

  於是,竹內好決定聯合身邊的同誌來創辦一個無論從研究對象還是研究方法上來說都是一個嶄新的學術團體。這一想法大約產生於1933年後半期,經過數次的醞釀後,1934年3月1日在竹內好家裏,舉行了中國文學研究會第一次的準備總會。決定研究會的名稱為中國文學研究會,每月1日、15日舉行兩次例會,並出版一份研究雜誌《中國文學研究月報》。

  當時研究會成員通過設在東京神田北神保町中華留日基督教青年會館內的書店,田中慶太郎開設在東京本鄉的文求堂書店,以及在北京的日本友人購入了大量中國新書刊,通過這三個途徑,研究會的成員幾乎讀到了所有當時中國出版的重要文學書刊,包括沈從文、老舍、茅盾、洪深、田漢、丁玲等的最新作品。

  期間和之後,竹內陸續結識了後來成為研究會重要成員的小田嶽夫(小說家,《魯迅傳》和《郁達夫傳》的作者)、松枝茂夫(中國文學研究家,翻譯家,周作人作品和《紅樓夢》的譯者)、增田涉(中國文學研究家,翻譯家,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的譯者)。

  中國文學研究會的主心骨無疑是竹內好,發起人是他,具體的經營乃至雜誌的編輯也是他,1937年,竹內好經日華學會的友人的斡旋,獲得了外務省文化事業部的資助,得以到北京去留學兩年,幾乎在同時,武田被應徵入伍,作為輜重兵的一員被派往中國大陸戰場。在竹內逗留北京的兩年期間,雜誌的編輯主要由松枝茂夫來擔任,1939年10月,竹內期滿歸國,重新接掌了研究會的日常工作。1940年4月,《中國文學月報》在出版了第59號之後,決定自第60號起改由生活社出版發行,刊名改為《中國文學》,頁數由原本薄薄的12頁改為48頁,對外公開發售。

  日本中國文學研究會的活動和成果主要表現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舉行研究例會、懇話會、講讀會等活動,就某一主題討論介紹研究會內外人員的相關研究心得和學術信息等。第二就是出版研究刊物,對當時魯迅、林語堂、沈從文、郁達夫等作家做了及時的介紹和評論,除了文學研究之外,對當時中國現實的社會也相當關註,蔡元培去世時,特別出版了紀念專輯。第三,對中國文學作品的翻譯介紹。幾乎所有研究會的主要成員都是翻譯家,他們除了在《中國文學》上發表譯作外,幾乎都有各種翻譯的單行本問世,比較重要的有岡崎譯的丁玲的《母親》、郁達夫的《沈淪》、巴金的《寒夜》、沈從文的《邊城》等,而竹內好是日本最知名的魯迅翻譯家,以一人之力編選翻譯《魯迅文集》,可惜在完成了第6卷之後不幸去世。

 

  在日本國內形勢越來越嚴峻的1943年,竹內好為了不使中國文學研究會失去自己的獨立品格,不得不忍痛解散了這一組織。在戰後,曾經一度恢復,也繼續出版刊物,但在1948年還是偃旗息鼓了。

  不過,中國文學研究會在近現代日本對中國新文學的翻譯、介紹和研究上,影響是巨大的,在當時和戰後,主要的成員都成了著名的思想家(竹內好)、文學家(武田泰淳)和翻譯家(松枝茂夫)等,可謂功勛卓著。1977年,汲古書院復刻了所有的《中國文學研究月報》和後來的《中國文學》,他們在中日文學交流上做出的卓越貢獻,至今仍然令人敬仰。

 


① 竹內好《孫文觀的問題點》,初刊於1957年6月號《思想》雜誌,《竹內好全集》第5卷,第25頁,東京築摩書房1981年。

② 竹內好《作為方法的亞洲•序章 我的回想》,第16頁,東京創書社,1978年。

③ 武田泰淳《司馬遷•自序》,東京日本評論社1943年,此處引自《武田泰淳全集》第10卷,第3頁,東京築摩書房1971年。

 

 

第六講:芥川龍之介文學的魅力

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講座(文學)

第六講:芥川龍之介文學的魅力

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 秦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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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榮幸能參與講授“日本文學系列講座”,我是北京外國語大學日本學研究中心的秦剛。我擔任的這一講的主題是“芥川龍之介文學的魅力”。

  芥川龍之介是日本近代文學史上的著名作家,不僅在日本家喻戶曉,在國際上也有極高的知名度。對於今天的中國讀者來說,閱讀芥川文學的魅力究竟在哪裡?我重點從三個方面講述一下心得體會。

  首先,芥川龍之介是代表一個時代的作家,他的文學代表了一個時代的文化成果。

  芥川龍之介出生於明治25年即1892年,死於昭和2年即1927年,終年35歲。他成人前的20年,正好是明治後期的20年,這期間日本先後在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中獲勝,躋身於近代國家的行列。他20歲時的1912年7月,年號改元為大正,所以芥川龍之介的創作人生基本上屬於大正時期。他在改元昭和的7個月後服毒自盡,被文學史家視為宣告“大正文學終結”的歷史事件。因此,芥川龍之介是日本大正時期文學的代表者。

  大正時期的社會文化,以“大正教養主義”、“大正民主主義”的盛行為特點,言論開放、思想活躍,都市文化與大眾文化全面興起,日本文學迎來一段黃金時期。這種文化空氣的形成,尤其和出版媒體的空前繁榮相輔相成、密不可分。這一時期有大量的文藝刊物創辦問世,芥川龍之介在大學時代就發表小說,並隨即步入文壇,就得益於文藝期刊的全面崛起。他和東京帝國大學的文學同人共同創辦了第三次、第四次《新思潮》,成名後被稱作“新思潮派”,其文學起步就是以同人雜誌為平臺的。大學畢業後,他在海軍機關學校擔任過兩年的英文教官,同時在最重要的綜合刊物《中央公論》上接連發表小說。之後辭去教職,成為大阪每日新聞社的簽約社員,轉身為職業作家。在日本,作家通過寫作能獲得穩定的收入,就是從這一時期開始的。

  《大阪每日新聞》在芥川龍之介1919年入社時的發行量為50多萬部,而8年後在他離世之年,發行量已增長到130多萬部。銷量大幅上升的報紙和不斷湧現的各類刊物,為這位大正文壇的明星作家提供了展示文學才能的舞臺。例如,他為1918年創刊的童話雜誌《赤鳥》創作的《蜘蛛之絲》等多篇童話,在1919年創刊的《改造》上發表的《將軍》、《河童》等小說,都成為他的代表作品。芥川的同窗、作家菊池寬於1923年創辦的期刊《文藝春秋》,也成為他發表創作、連載評論的重要陣地。芥川龍之介故去數年之後,《文藝春秋》還創設了芥川獎。

  出版媒體的發展,文藝創作機制的成熟,文學讀者群體的形成,為優秀作家的出現提供了充足的外部條件。也可以說,是時代打造了芥川龍之介,他的創作正是“大正教養主義”時代的文化成果,他的作品也必然成為表達和記錄這個時代的文字。在類型多樣的芥川龍之介的創作中,“歷史小說”是一個主要的類別,既有《羅生門》為代表的以平安時期為故事背景的小說,也有集中再現江戶時期或明治時期的歷史人物、歷史片段的作品群。然而,即便是這類“歷史小說”,其本質是關於歷史的一種文學方式的話語敘述,這些文學話語是在大正時期的文化脈絡中生成出來的,它們所參與建構的其實仍然是大正時期的歷史文化。

  第二個方面,我想強調的是,芥川龍之介的文學是以匯通東西的藝術修養為基礎的現代性文學。芥川龍之介深曉西方文藝,是一位具有高超的文藝鑒賞力和世界性的文學眼界的作家。

  他從小學二年級開始學習英語,讀中學時英語和漢文成績在同年級中無人可敵,進入第一高等學校後,繼續學習英語的同時還系統學習過德語,自修過法語,在青年時期就用原文閱讀了大量的西方文藝經典。就讀東京帝國大學時他選擇攻讀的是英國文學科,完成的畢業論文是《威廉·莫裏斯研究》。從小學到大學,出生於東京的芥川龍之介走過的是明治末期西化教育體制所鋪就的一條知識精英的培養之路。

  在他死後留下的遺作《某傻子的一生》裏,開篇處他回顧了就讀“一高”時,在東京日本橋的丸善書店翻閱西文圖書的情景:“那是一家書店的二層,二十歲的他攀到書架邊的梯子上正在搜尋新書。莫泊桑、波德賴爾、斯特林堡、易蔔生、蕭伯納、托爾斯泰……/不覺間已是日暮時分,但他還在專注地讀著書脊上的文字。那裏並排擺放的與其說是書,不如說就是世紀末本身。尼采、魏爾倫、龔古爾兄弟、杜斯托也夫斯基、豪普特曼、福樓拜……”這個場景裏羅列出的一長串的西方文學家、思想家的名單,最直觀地體現出他20歲時對世界文學的廣泛涉獵。成為作家之後,對西方文學的借鑑和汲取在他的作品創作中更是隨處可見。

  比如他的名作《竹林中》的故事素材,雖然主要來自於《今昔物語集》,但經過學者的細緻研究,發現這篇作品的構思,有可能借鑑了法國13世紀傳奇《蓬蒂厄伯爵的女兒》,英國詩人羅伯特·勃朗寧的長詩《指環與書》,以及美國作家安布羅斯·比爾斯的恐怖小說《月夜黃泉路》等來自於不同國家不同時代的作品元素。因為芥川龍之介擅長在東西方兩大文化體系中得心應手地擷取滋養,所以比較文學視角的研究一直是芥川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部分。

芥川龍之介短篇集《竹林中》、秦剛等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芥川龍之介對西方文化的閱讀和吸納可以說是全方位的,他對自己的定位並非“小說家”,甚至也不限於“作家”或者“文學家”,他真正的志向是“藝術家”,因此提出過“藝術至上”的文學主張。而且對文學之外的西方戲劇、美術、音樂、宗教、哲學等,都有廣泛的興趣。在他的創作中,“東方與西方”是一個一以貫之的文學主題。比如,被分類為“切支丹物”的日本天主教題材作品《奉教人之死》、《諸神的微笑》等,還有“明治物”即以明治開化時期為時代背景的小說《開化的殺人》、《舞會》等等,再現的就是東西方文明的相遇和交匯的歷史現場,有的作品探究了超越東西的終極價值的追求,有的作品揭示了東西文化碰撞下的分裂與矛盾。他在絕筆之作《西方之人》中,將耶穌作為西方精神、現代精神的化身,並將自我的人生投射在耶穌身上,這是他的畢生文學的終極之作。“東方與西方”的主題,歸根結蒂其實就是關於何為現代性的追問。

  在東西方文化遺存中廣收博采,行走於時代文化的峰巔,這樣的現代意識及文學實踐,正是他的作品能够躋身20世紀世界文學經典行列的一個重要原因。

  第三個方面,我想列舉的就是這位日本作家與中國之間的深厚緣分。受益於成長在養父家的家風的影響,芥川龍之介自幼嗜好閱讀,其中最吸引他的就是《水滸傳》、《三國演義》等中國古典小說的日譯本,他曾將《西遊記》列為兒時第一愛讀之書。中學時他開始時時品讀《唐詩選》,徜徉於中國古典詩文的世界,甚至一度有過成為漢學家的夢想,大學期間他聽過漢學家鹽谷溫講授元曲《西厢記》的課程。在大正時期的青年作家裏,芥川龍之介是公認的漢學修養最高的一人。自然,在他的創作中有很多取材自中國古典文學作品,例如《黃粱夢》、《杜子春》、《尾生之信》、《秋山圖》等等。此外,也有《南京的基督》、《湖南的扇子》、《馬脚》等以現代中國為故事空間的作品,其中一部分小說的素材,來自於芥川龍之介1921年春夏間的訪華經歷。

  1921年3月底至7月中旬,芥川龍之介受大阪每日新聞社的派遣,以中國觀察員的身份訪問中國,在3個多月的時間裏走訪了上海、南京、長沙、北京等10多個都市,這是他生前僅有的一次海外之行。回國後執筆完成的遊記先在《大阪每日新聞》上連載之後,於1925年結集出版成《中國遊記》。這部《中國遊記》近年來在中日兩國都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去年年末,日本NHK電視臺播放了使用8K超高清影像拍攝的電視劇《异鄉人 上海的芥川龍之介》,受到中日影迷的熱議。而對《中國遊記》的全面解讀,對芥川龍之介訪華的重新評價,正是進入全球化時代後,在中日學者的共同努力下煥然一新、成果豐碩的一個領域。芥川龍之介當年觀察中國的“他者之眼”,為中日雙方留存下回顧歷史、反觀自我的“鏡中之像”。

  以上,我從三個方面概述了芥川龍之介文學的特點和魅力。

  芥川龍之介的文學與知性所代表的大正時代,正好已經過去了一個世紀。在他短暫人生的後半程,還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西班牙流感爆發和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等一系列歷史性的重大事件。其中,1918年爆發的西班牙流感在日本奪去了大約40萬人的生命,新婚不久的芥川龍之介曾先後兩次感染西班牙流感,而且症狀十分嚴重,他甚至已經寫好了辭世俳句。所幸兩次患病都最終治癒,但是他的生父新原敏三卻因染上西班牙流感而病故。

  目前國內出版的芥川作品的各種譯本可謂數不勝數,山東文藝出版社還出版了中文版的《芥川龍之介全集》,芥川龍之介是目前唯一的全部作品可以通過中文閱讀的日本經典作家。通過對作品完整、系統的閱讀,不僅能够全面領略他的小說創作的藝術成就,還可以進一步瞭解他所身處的時代,從百年前的日本和今天的日本,百年前的世界與今天的世界之間,體會和觀察到歷史的循環、變化與關聯。

  以上就是這一講的內容,感謝你的收聽。
 
 
 

 

 

第五講:日本近世俗文學視野中的敘事文學

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講座(文學)

第五講:日本近世俗文學視野中的敘事文學

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 周以量

 

主講人介紹:周以量,曾於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師從於高田衛、稻田篤信學習日本近世文學,獲文學博士學位(日本東京都立大學),在日本和國內發表關於日本近世文學的論文十數篇,並參與國內日本古典文學史教材中有關近世文學內容的編寫工作(如《日本古典文學入門》《日本古典文學史》等)。現就職於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從事日本文學、中日比較文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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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首都師範大學的周以量。

  今天我想講一講日本近世文學中的敘事文學的問題,題目就叫做“日本近世俗文學視野中的敘事文學”。這個問題首先涉及兩個方面的話題,一個是“近世文學”,一個是“敘事文學”。

  所謂“近世”,這是日本歷史上的一個分期,指的是日本最後一個封建時代,即日本進入近代之前的一段時期,具體來說,是指德川家康在江戶(現在的東京)設立幕府的時期,時間為1603年至1867年。這段時期在歷史上又稱之為“江戶時代”。而所謂的“近世文學”就是這二百六十多年間文學的總稱,又被稱作“江戶文學”。

  “敘事文學”則主要指除詩歌(韻文)之外的散文作品,一般情況下,我們用以指代以小說為主的文學樣式。

  實際上,今天的話題還涉及日本近世文學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術語:俗文學。俗與雅相對,俗文學源於民眾,又服務於民眾,是為民眾所喜聞樂見的一種文學形式。按照近世日本社會的狀況來說,俗文學主要是源自町人、為町人服務、受町人歡迎的一種文學樣式。這裏所謂的“町人”(ちょうにん)就是指生活在都市裏的商人、手工業者,大致相當於我們現在所說的小市民階層。

  我們知道,在日本近世,町人的地位處於士農工商的最底層,在社會中,町人沒有政治上的話語權,但是由於日本近世將近二百七十年期間既沒有戰爭之紛擾,也沒有兵燹之災禍,是一個和平的時代,人們生活穩定,社會經濟得到巨大的發展,處於社會底層的町人雖然沒有政治上的話語權,卻在經濟上取得很多的利益,因而他們能夠把更多的精力、財力投入到文化事業方面。日本近世的敘事文學就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繁榮發展起來的。

  概觀日本近世的敘事文學,從最早出現的假名草子到後來出現的浮世草子、灑落本、滑稽本、人情本、讀本、草雙紙等,我們可以發現這個時期的小說樣式繁多,錯綜複雜,如果要在短時間內從總體上一一介紹日本近世的敘事文學,勢必給人以蜻蜓點水、隔靴搔癢的感覺,因此,今天我打算稍微詳細地就其中的一種文學樣式加以介紹,以期大家對這種文學樣式有一個較為深入的了解,從而在某種程度上對日本近世的敘事文學有一個具體的認識。

  那麽,今天我要給大家介紹的是稱之為最具日本近世特徵的文學樣式——浮世草子(うきよぞうし)。

 

  在日本近世,浮世草子出現於1682年(天和二年),以井原西鶴的《好色一代男》(こうしょくいちだいおとこ)的出版為標誌,此後大約經過了一百年左右,浮世草子的作品才為其他的敘事文學作品所取代。由此可見,在浮世草子的形成過程中,井原西鶴的創作功不可沒。

  井原西鶴(いはらさいかく,1642-1693)最初是以俳諧作者的身份走上文壇的,時間大約在1662年(寬文二年)左右。二十年後,當其創作的《好色一代男》出版之後,井原西鶴變身為浮世草子作家。

  《好色一代男》八卷八冊,自主人公世之介7歲情竇初開時講起,直至其60歲時與七位友人乘船前往女護島不知所蹤為止,每一年(歲)一章,共54章(第一至第七卷每卷分七章,第八卷為五章),敘述了世之介一生的情感經歷。從結構方面來看,很顯然它繼承了日本古典文學的敘事傳統,如《源氏物語》(げんじものがたり)。此外,這部作品雖然以一個固定的人物(世之介)為主人公貫穿整個故事,但是每一章的連接並非十分緊密,從中我們也可以窺探到《伊勢物語》(いせものがたり)的影子。而且更為重要的是,這部作品可以說奠定了井原西鶴後來許多作品的基礎,即具有濃厚的短篇小說集的特徵。

《好色一代男》漢譯本封面

 

  《好色一代男》的前四卷主要以各地的風俗人情為背景,講述了青少年時期的世之介在與不同女性交往的過程中發生的情感糾葛,後四卷講述了世之介繼承了巨額的遺產之後,頻繁出入於三都(さんと,即大阪、京都、江戶)青樓之中的故事,並加入許多著名妓女的故事,具有很強的“遊女評判記”(ゆうじょひょうばんき)的特點。所謂“遊女評判記”是日本近世出現的記錄關於各地青樓、妓女情況的一種具有實用價值的指南性作品。

  《好色一代男》之所以能夠成為一種敘事文學樣式——浮世草子——的濫觴之作,與其涉及的題材緊密相關,這個題材就是當時的“好色”風俗。

  日本元和至寬永(1615-1644)年間,德川幕府取締了各地的私娼,代之以一種稱之為“遊廓”(ゆうかく,也稱之為“遊郭”)的公娼制度,前面提到的“遊女評判記”就是在這種制度下形成的一系列作品。“遊廓”的設立,符合當時市民階層(町人)的需求,正如前面我們所說的那樣,這個階層的人們雖然沒有政治上的話語權,卻擁有大量的財富,就像《好色一代男》中的主人公世之介那樣,由於他繼承了大筆的遺產,獲得巨額財富之後,有足夠的財力遊歷青樓,極大了促進了青樓文化的發展。“遊廓”可以說正是這種社會消費帶動下的產物。日本近世的青樓文化與文學的關系密不可分,浮世草子中的“好色物”(こうしょくもの)——即以“好色”風俗為背景的作品——就是這種關系的一種反映。而井原西鶴的《好色一代男》正是反映這種文化背景的代表作之一。作者將世之介這個典型人物置於典型的時代背景之中,通過嶄新的文體敘述了當時最流行、最時尚的風俗人情。

  《好色一代男》雖然由“名不見經傳”的一個叫做“荒砥屋孫兵衛”的大阪書商出版,但由於符合大眾的口味,獲得大眾的認可,因而後來又改由專門的書商重新再版,甚至在江戶還出現了盜版,該作品受到人們的歡迎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繼《好色一代男》獲得巨大成功之後,井原西鶴又創作了第二部浮世草子作品《諸艷大鑒》(しょえんおおかがみ,其副標題為《好色二代男》,1684年)。這同樣是一部“好色物”,采用了《好色一代男》續編的形式——由此也可以看出作者/書商利用《好色一代男》暢銷的意圖,從內容上看,它主要講述了不同身份的青樓女子與遊客之間的感情糾葛。

  接下來的第三部浮世草子作品,井原西鶴把目光從青樓轉向各地的民間傳說方面,創作了《西鶴諸國故事》(『西鶴諸國はなし』[さいかくしょこくはなし],1685年)一書,正如該書“序文”中所說的那樣:作者試圖“通過遊歷各國,以找尋故事的材料(國々を見めぐりてはなしの種をもとめぬ)”。這部作品構成了井原西鶴“說話物”——即匯集了傳說故事的作品——中的一部分。

  井原西鶴創作的浮世草子除了“好色物”“說話物”外,還有稱之為“武家物”(即以武士為主題的作品,如《武道傳來記》[ぶどうでんらいき]等)和“町人物”的作品。下面我們再就其另一種頗具日本近世特色的浮世草子作品“町人物”做一介紹。

《井原西鶴選集》漢譯本封面

 

  首先是一部叫做《日本永代藏》(にっぽんえいたいぐら,1688年,漢語有人譯作《日本致富寶鑒》)的作品。正如這部作品的副標題“新百萬富翁之教訓”(「大福新長者教」)所顯示的那樣,它主要匯集了町人如何發家致富、走向成功之路的故事,講述了町人在勤儉節約以及發揮聰明才智方面的為人處世之道。由於作者對當時社會的認識極其敏銳到位,且發揮出架構敘事文學作品的能力,因而受到人們極大的歡迎,也成為井原西鶴作品中再版次數最多的一部作品。即便放在現在,這部作品所呈現出的深刻的商業批判精神也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如該作品“卷一之二 邪風淪落第二代”(「二代目に破る扇の風」)中講述了一男子繼承了其父親的巨額遺產之後,以勤儉節約為本,在花錢方面之精打細算絲毫不亞於其父輩。有一天,他撿到一封裝有金錢的信,收信人是一個妓女,於是他帶著這封內有金錢的信前往島原(しまばら)——位於京都的遊廓的通稱,準備將錢和信送還給這個妓女。但自從這個男子踏入島原之後,就沈溺於其中,不可自拔,最終家道中落。這則故事將富商的破產與青樓聯系起來,雖然沒有從正面去敘述如何發家致富的道理,但結合了當時與町人關系最為密切的兩種文化(商業文化與青樓文化)現象,很好地呈現了該作品“教訓”的主題。

  其次,與大多數內容講述上層町人成功故事的《日本永代藏》形成對比的是《世間胸算用》(せけんむねざんよう,1692年,漢語有人譯作《家計在精心》)這部作品。《世間胸算用》也有一個副標題:年三十一日千金(「大晦日は一日千金」),它主要描繪了中下層町人於年底時節的眾生相。在作者的筆下,町人們既具有強烈的求生欲望,也具有愚蠢之極的一面;町人們既值得憐憫,又是極其滑稽可笑的一群人。也就是說,作者並沒有千人一面地去描繪町人,而是立體地塑造了這個群體的形象。

  無論從“好色物”來說,還是從“町人物”來看,毫無疑問,井原西鶴的浮世草子作品都很好地展現了日本近世的生活生態,並將形成這種生態的文化語境或隱或顯地呈現在我們面前,為我們提供了理解日本近世文化的一個極好的窗口。

  謝謝大家!
 
 
 

 

 

第四講:日本中世文學的特徵及其反映

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講座(文學)

第四講:日本中世文學的特徵及其反映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 韋立新

 

主講人介紹:韋立新,二級教授、歷史學博士、博士生導師。曾任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東方語言文化學院院長、日本研究中心主任,並兼任教育部第四届高等學校外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現任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東亞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日語語言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華日本哲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日本史學會常務理事兼古代史專業委員會會長、中華日本學會常務理事、東亞宗教文化學會理事。主要從事日本文學、日本文化、中日文化關係的教學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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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及日本的中世文學,具體應該從何時開始算起?範圍應如何界定?這樣一種對歷史、文學史或文化史時段或範圍的劃分,究竟其意義何在?那是因為在不同的社會、歷史背景下,所發生的事件、所出現的人物,以及所呈現的社會、文化現象,必然反映出其各有不同的特徵來。通過對其進行恰如其分的區分,有助於我們更準確地對其加以認識和把握。

  我們所說的中世,一般指從源賴朝被任命為征夷大將軍的建久三年開始,到德川家康的江戶幕府成立的慶長八年為止的時代,通常又稱為鐮倉室町時代。由於該時期最主要的特徵是武士階級掌握了政權,社會和文化也都相應出現了由“貴族社會、貴族文化”向“武士社會、武士文化”的轉變,故又稱其為“中世武家政權時代”。

  該時代又分為前期的鐮倉時代和後期的南北朝、室町時代。這就决定了中世文學、文化的第一特徵:某種程度上繼承和保留了前一個時代沿襲下來的“貴族文化”風格和要素,同時開始出現更符合武士階級及廣大普通群眾需求的“武家文化”和“庶民文化”。

  其次,由於該時期正值日本佛教界迎來以所謂“鐮倉新佛教”的出現及佛教各大宗派的“復興”為標誌的全盛期,而該時期日本佛教呈現出來的顯著特點,也是順應了當時社會發展的“世俗化”、“平民化”大趨勢。凡此種種,都必然會在該時期的文學、文化上有所體現。因此,我主張把這種“世俗化”、“平民化”視為該時期文學、文化上的第二大特徵。

  有人認為:日本中世時期的文學藝術,乃是在新舊交替當中,由公家、武家和僧侶三方交替“混入登場”所形成的“漩渦”造就而成的。還有人認為:中世文化融合了公家文化、武家文化和庶民文化,展現了該時期活躍於文化舞臺上的“主角”們的風采。因此,我也主張在思考和把握日本中世文學、文化的時候,首先應該熟悉三個關鍵字:公家文化、武家文化和庶民文化。

  在此之所以採用略顯模糊的“中世文學、文化”的提法,是因為在思考和討論該問題時,兩者的關係實際上水乳交融、難以分割。我們把題目換成“日本中世文化的特徵及其在文學上的反映”也許更貼切。

 

  下面,我們先來談一談日本中世文學中所體現出來的“公家文化”成分。

  日本在進入中世前期的鐮倉時代後,掌握了政治上的實權和經濟實力的武士階級,儘管也有意識地致力於培植與自己當權之後的“顯赫”身份相符的“武家文化”,以抗衡平安朝時代的貴族文化,但畢竟時日尚淺、功夫未到,因此,該時期有一段“公武文化既相互對峙又協調並存”的時期。也就是說,在政治上已無可奈何地衰退下來的公卿貴族們,仍然有機會、同時也有積極意願在文化舞臺上繼續引領風騷,以追回並維護自己日漸失去的優越和尊嚴。

  這一點反映在文學上,那就是“和歌”方面的亮麗表現。

  和歌作為“公家文化”的代表之一,本來就是專屬於貴族們的宮廷社交文學,既然該時代還有機會讓骨子裡本來就瞧不起“武家文化”的貴族們“露一手”,其優越的“自尊”豈能容忍自己甘於平庸?於是乎,貴族們熱心鑽研和歌創作技法,競相潜心於和歌創作,並以自己的和歌作品能入選“敕撰和歌集”為榮。(如《新古今和歌集》編撰者之一藤原有家,因有十九首和歌入選《新古今集》而為人稱道。而同樣是貴族出身並活躍於後鳥羽院歌壇的藤原家隆,其和歌作品竟有四十三首入選《新古今集》,晚年又有四十三首入選《新敕撰集》,被視為和歌歌壇上的“佼佼者”。)

  談及該時期的“和歌”,竊以為有必要強調以下要點:

  (1)開創了“新古今風”,並在和歌史上具有一定劃時代意義的《新古今和歌集》,儘管不是後鳥羽太上皇親自編撰而成,但因其完美詮釋並“貫徹”了後鳥羽太上皇所主張和推崇的和歌理念和風格,故此,後人多認為:將《新古今集》視為後鳥羽太上皇的親撰作品亦不為過。

  (2)喜愛和歌的後鳥羽太上皇始終難忘復興貴族文化之初衷,親自引領“九條家”歌壇,復興“和歌所”,敕命編撰《新古今和歌集》並親自傾注心血於該編撰事業。因執著於“王政復古”而不為鐮倉武家政權所容,最終遭至流放於隱岐的孤島上。但他在和歌創作方面的實踐和造詣及其獨特風格,在日本文學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頁。

  (3)《新古今和歌集》呈現的所謂“新古今風”,作為具有感覺性、繪畫性、故事性和象徵性的新風格,與《萬葉集》、《古今集》合稱為和歌風格的三大典型。

 

  作為從和歌派生出來的另一種詩歌形式,由多人共同合作創作的連歌,也在中世開始盛行,並由宣導和歌、連歌、佛道三者如一的著名連歌師心敬,和致力於將古典和艺文推向全日本的宗衹大成於該時期後期的室町時代。

  大家知道,進入鐮倉時代以後,還出現了許多“說話(民間故事、傳說)集”,所收集內容包括了公卿貴族的逸聞趣事、民間各種神佛“靈驗談”,還有其它坊間流傳的、以平頭百姓為“主人公”的形形色色的民間故事等。而橘成季編纂《古今著聞集》,就是該時期流行的“說話文學”代表之一。

  同時代問世的還有《宇治拾遺物語》、《十訓抄》、《發心集》、《寶物集》,以及作為佛教說話集而知名的《沙石集》等。

  “說話文學”在文體、內容方面呈現的多樣性,構成了日本中世文學的又一大特徵。我們既可以從《古今著聞集》瞭解到中世時期公卿貴族們的所思所想及其生活狀態,同時又可以從其它說話集裏窺探出該時期佛教在“民間普及”過程當中的“世俗化、大眾化”傾向,以及文化的“庶民化”傾向。

 

  作為最能反映武士活躍的中世戰亂時代的一大文學體裁,該時期出現了一系列以《保元物語》《平治物語》《平家物語》《太平記》等為代表的“軍記物語”(又稱戰記文學)。該類軍記物語雖然都是以武士世界為描述對象,但並不只局限於某一特定人物的個體行動和事件,而將重點置於描寫某一氏族、某一集團的興衰和隆替,真實而生動地展現了登上歷史舞臺前臺的中世武士們的生活狀態和風采。其中頗具代表性的《平家物語》,整個基調流露出濃郁的佛教無常觀,使我們從中不難窺出該時期佛教“世俗化”、“大眾化”的影響。

  作為中世文學的又一大部分,主要由五山禪僧們創作的五山(漢)文學,因得益於中日之間禪僧們的人員往來和文化交流,以及在五山禪林中積纍下來的漢詩文創作方面的文學“土壤”,造就了諸如雪村友梅(《岷峨集》)、中岩圓月(《東海一漚集》)、絕海中津(《蕉堅集》)、義堂周信(《空華集》)等一批傑出的文學僧,足以令中世文學添彩生輝,其成就亦不容小覷。

  中世時期佛教的“世俗化”、“大眾化”傾向,其影響顯然波及到了整個中世的社會和文化。反映在文學方面,則是出現了不少以佛教無常觀為基調的優秀作品。在這一方面,除了上述提到的《平家物語》外,還有作為中世隨筆文學的代表傑作《方丈記》(鴨長明著)和《徒然草》(兼好法師著)。

  該時期由於京都與鐮倉之間的往來盛行,如此背景下產生了《十六夜日記》、《東關紀行》、《海道記》等記錄東海道旅途見聞的遊記文學作品,後期還問世了不少往來於諸國各地的公家、連歌師們的旅行記。該類遊記文學作品的出現,自然也成為了中世文學的一大特色。

  最後還應該關注的是:能樂、狂言等傳統戲劇表演藝術,也是到了中世時期以後,在觀阿彌、世阿彌父子的努力推動下,日益興盛、普及,分別大成於中世後期的南北朝時代和室町時代,這顯然亦可視為該時期文化“世俗化”、“大眾化”的典型反映。

 

  以上是我在學習和思考日本中世文學方面的一點心得體會,在這裡分享以供大家參考。非常感謝日本國際交流基金北京日本文化中心提供了這麼好的平臺。祝大家學習、工作順利!
 
 
 

 

 

第三講《源氏物語》的世界(第二部分)

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講座(文學)

第三講《源氏物語》的世界(第二部分)

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 張龍妹

 

主講人介紹:張龍妹,北京外國語大學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五期生,日本東京大學博士(文學)。主要從事以《源氏物語》為主的日本平安時代女性文學研究,『源氏物語の救済』(風間書房2000年)獲第八届關根獎和第三届孫平化日本學學術獎勵基金著作一等獎。主編有《日本古典文學大辭典》(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日本文學》(高教社2008年)等。翻譯、校注了《今昔物語集插圖本》(全三册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2019年),與畢業生們一同翻譯的“日韓宮廷女性日記文學系列叢書”即將由重慶出版社出版。

 

(第一部分)

一、世界文學中的《源氏物語》

二、世界女性文學中的《源氏物語》

三、平安時代的社會文化背景

1.攝關家庭的後宮政策

2.婚姻制度

3.女性的散文體文學書寫

 

(第二部分)

四、《源氏物語》的作者紫式部及故事梗概

五、《源氏物語》的創作方法

  1.對漢詩文的引用

  2.從和歌到物語

  3.母題的繼承、重疊與嬗變

  4.全新的文學意象的創造

 

本講座的內容共包括兩個部分,分為兩次發表。本次發表第二部分。

第三講《源氏物語》的世界(第二部分) MP3(音频)→【请点击这里】

 

 

(第二部分)

四、《源氏物語》的作者紫式部及故事梗概

 

1.作者紫式部

  紫式部,具體生卒年份不詳,大約存世於970-1031年之間。本名不詳。平安朝的女子沒有自己的名字,做了貴族仕女以後,就在姓氏後加上父兄或丈夫的官職作為稱呼。其父藤原為時(949-1029?)曾任式部丞和式部大丞,式部之稱由此而來。當時還有一個習慣,為了使自己的名字聽起來像中國人,就改雙姓為單姓,藤原為時就成了藤為時。所以,紫式部本應是藤式部。至於被稱為紫式部的原由,歷來眾說不一。大概是與成功地塑造了《源氏物語》中的女主人公紫姬有關。其父為時既是比特歌人,還是一條天皇時為數不多的漢文詩人和漢學家,“為時”之名便來自於白居易<與元九書>中“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之語。其漢學方面的造詣,給紫式部的影響非同一般,《源氏物語》中廣泛而深層的漢詩文引用就印證了這一點。

  紫式部年近30歲方與藤原宣孝(952?-1001)結婚,那時宣孝已年過不惑,婚後第二年(999)生下一女賢子。然而,宣孝因感染流行疾病於1001年去世。不足三年的短暫婚姻對紫式部的精神造成了深重的打擊。從自己的不幸遭遇中,她領悟到了普遍意義上的人生短暫與人世無常。在百無聊賴的寡居日子裏,紫式部以寫作物語來打發時日。《源氏物語》大概就是她在這樣的心境下開始創作的。可能是《源氏物語》為她贏得了才名,寬弘二年(1005)或三年的十二月二十九日,紫式部出仕一條天皇的中宮(皇后)彰子。如上文中提到的那樣,攝關政治使得後宮成為了文化的中心,直接導致了女性文學的繁榮。

 
2.《源氏物語》故事梗概

  《源氏物語》篇幅龐大,即便翻譯成中文也有百萬字。全書共54卷,現在通常分為三部。第一部從<桐壺>至<藤花末葉>,共33卷。以光源氏為主人公,描寫了他不同尋常的出生、奔放的愛情生活、謫居須磨以及起死回生後飛黃騰達乃至比特越人臣的經過。感情與政治,似乎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可在光源氏,他的政治地位的起伏,直接受到情感生活的左右。謫居須磨表面上是因為與右大臣之女朧月夜的曖昧關係,而實際上則是與繼母藤壺皇后私通有關,他之所以能登上準太上天皇的寶座,也正是因為他與繼母所生之子繼承了皇位的緣故。

  第二部從<若菜上>至<魔法使>,共8卷。光源氏的情形與第一部就大不相同了。在第一部中,從結果來看,奔放多彩的情感生活給光源氏帶來了政治生活上的輝煌,可在第二部,為了保住現有地位而迎娶的三公主,卻給他中年後的個人生活蒙上了濃重的寂寞與無奈。他最愛的妻子紫姬在寂寞中死去,三公主也在生下一個私生子後出家為尼,留下光源氏獨自品味人生的萬般無奈。

  第三部從〈匂皇子〉至〈夢浮橋〉,共13卷。是光源氏去世後的故事。以光源氏的外孫匂親王和名義上的幼子薰君為主人公,描寫了他們複雜的感情生活以及作為他們戀愛對象的宇治三姐妹多舛的命運。

 

五、《源氏物語》的創作方法

  從現存的作品來看,在《源氏物語》誕生之前,日本的物語文學只有《竹取物語》《宇津保物語》《落窪物語》三部作品。《竹取物語》是由五個求婚譚構成的中篇小說,《宇津保物語》共20卷,在篇幅上也具有了長篇小說的規模,但從第二卷<藤原君>到第十二卷<沖之白波>一共描寫了14個不同男子的求婚故事,佔用了將近一半的篇幅。顯然《宇津保物語》與《竹取物語》一樣,都是以求婚譚為主要母題的。《落窪物語》則是一部講述嫡母虐待庶出女兒的成長故事,也只是一部中篇小說。而在我們中國,當時也只有唐代傳奇這樣的短篇集。即便在世界範圍內,也只有《一千零一夜》這樣的民間故事集。正如成書於鐮倉時代的《無名草子》所感歎的那樣,《源氏物語》“誠乃祈佛所得”“非凡夫之所能”。

  那麼,《源氏物語》又是怎樣被創造出來的呢?下麵我們就來具體介紹一下作品主要的創作方法。

 

1.對漢詩文的引用

  《源氏物語》中存在著大量的漢詩文引用,比如光源氏謫居須磨時口誦白居易詩句“三五夜中新月色,兩千裡外故人心”等,可謂比比皆是。但這些直接引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點綴。在物語結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那些間接引用。比如第一卷<桐壺>講述的桐壺帝與桐壺更衣的悲戀故事,可以稱得上是平安時代版散文體《長恨歌》。

 

2.從和歌到物語

  我國唐代孟啟編撰了一部書,叫作《本事詩》,其中“情感第一”卷收錄了崔護進士落第後獨遊都城南莊與一女子相遇的故事。孟啟是875年進士,而崔護(772-846)是796年的進士,比孟啟將儘早一個世紀。《本事詩》中的崔護故事,是孟啟根據崔護的《題都城南莊》詩虛構而成的。日本平安時代的《伊勢物語》與《本事詩》相似,是以《古今集》所收在原業平的和歌為基礎編撰而成的故事集。這樣的作品之所以會產生,是因為簡短的詩歌中本身包含了豐富的故事性。

  紫式部的曾祖父藤原兼輔(877-933)有一首廣為傳頌的和歌:

 

   為人父母心猶明,思子路上暗夜行。

   (人の親の心は闇にあらねども

   子を思ふ道に迷ひぬるかな ) 《後撰集》

 

  為人父母者並非不明是非,只因思子心切,便如暗夜行路,不辨方向是非。這首和歌在《源氏物語》中的引用次數最多,達25次,作者藉此歌意構思了不同類型的為了子女而迷茫的父母們的故事。

 

3.母題的繼承、重疊與嬗變

  另外,母題的繼承、重疊和嬗變在物語的長篇化過程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比如,作品的女主人公紫姬,她的母親應該是兵部卿親王的外室,在她母親和外祖母都過世以後,生父决定接她到親王府上居住,親王嫡妻也打算著好好調教她。這裡顯然預告了類似於《落窪物語》中嫡母[i]虐待庶出子女的故事。但是,就在他的生父前來接她之前,光源氏搶先一步,將她接回了自己的二條院。這樣,故事就變成了掠奪婚型,但又與傳統的掠奪婚故事不同。傳統的掠奪婚型故事,是身份低的男子愛慕身份高的女子、在正當結婚無望時採取的自我毀滅性行為(參見圖3),所以這類故事也多以男女雙方的死亡而告終的。但光源氏的身份遠遠高出紫姬,所以他們的結合反倒使紫姬被世人稱為“幸運兒”。而通過掠奪婚形式擺脫了被嫡母虐待的紫姬,日後也以嫡母身份撫養明石姬所生子女。她被設定為不能生育的女性,從而使她不再是傳統意義上那種虐待庶出子女的腹黑嫡母,而是能够將明石姬所生子女視為己出的賢德嫡母。此外,在光源氏與紫姬的關係中,又有著對戀母與“替身”(形代  かたしろ)型故事的繼承和嬗變。紫式部運用傳統母題可以說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

 

    (圖3. 《伊勢物語繪卷》第十二段男子搶來高貴的女子一起逃到了武藏野

    日本國文學研究資料館藏《伊勢物語繪卷》 https://doi.org/10.20730/200024783

 

4.全新的文學意象的創造

  幾天前看到孩子在看一部日本動漫《路人超能》(モブサイコ100),其中有一集是一比特富家小姐姐淺桐美乃莉被怨靈附體的故事,怨靈的主人–最上啟示曾是最强大的特异功能擁有者。懷恨而死之人,其靈會變成怨靈,附在活著的人身上作祟。這種俗信,早在平安時代就存在了,一般稱之為“物怪”(もののけ),《源氏物語》中也有不少“物怪”作祟場面的描述。

《紫式部集》中有這麼一首和歌:

 

   藉口故人來作祟,病因豈非是心鬼?

   (亡き人にかごとをかけてわづらふも

   おのが心の鬼にやはあらぬ)

 

  這首和歌的歌序中說:有這麼一張畫,畫面上畫著一個被“物怪”附體了的女子的醜陋模樣,她的背後,是變成了鬼的前妻,被小法師捆綁著。丈夫在那裡誦經,試圖祛除“物怪”。有這樣的繪畫作品的存在,可以想見當時這種俗信之盛行。而紫式部的和歌一語道破,所謂“物怪”附體都是“心鬼”所致。

  《源氏物語》最為驚悚的還是六條妃子“生靈”現象的描述。通過細緻的文字分析可知,六條妃子的“生靈”現象實際上只存在於六條妃子自身的臆想中和光源氏的視覺中。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圖4的漫畫。在原作中六條妃子向葵姬施暴,只出現在六條妃子自己的夢境中,而在光源氏的視覺中,明明是在與葵姬對話的,卻突然發現對方的模樣和聲音完全變成了六條妃子的樣子。也就是說,作者藉助於當時人們對於“物怪”的俗信,將六條妃子和光源氏分別因疑心所生之暗鬼(“生靈”)寫活了,創造了日本文學史上不可磨滅的典型形象。而聯想到紫式部本是那麼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其超凡的文學創造力以及文字表達能力,著實令人嘆服!

(圖4.《源氏物語》漫畫 『あさきゆめみし』 2008年4月25日 讲谈社)

 

  《源氏物語》好比是一座巨大的森林,一兩次講座不可能進行全面的闡述。自己雖然從事研究多年,也應該只是觸及了冰山一角。在這裡希望強調的:第一是世界文學史視角,第二是作為《源氏物語》誕生文化背景的女性散文體書寫之發達,第三便是紫式部的文學創造力。衷心希望大家能够喜歡平安時代的女性文學。


[i] 日語中“嫡母”與“繼母”“庶母”等都讀作“MAMAHAHA”,蓋日本古代是以是否親生來區別親屬關係的。

 

 

第二講:《源氏物語》的世界(第一部分)

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講座(文學)

第二講:《源氏物語》的世界(第一部分)

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 張龍妹

 
主講人介紹:張龍妹,北京外國語大學 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五期生,日本東京大學博士(文學)。主要從事以《源氏物語》爲主的日本平安時代女性文學研究,『源氏物語の救済』(風間書房 2000年)獲第八届關根獎和第三届孫平化日本學學術獎勵基金著作一等獎主編有《日本古典文學大辭典》(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4年)、《日本文學》(高教社 2008年)等。翻譯、校注了《今昔物語集 插圖本》(全三冊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8-2019年),與畢業生們一同翻譯的“日韓宮廷女性日記文學系列叢書”即將由重慶出版社出版。

 

(第一部分)

一、世界文學中的《源氏物語》

二、世界女性文學中的《源氏物語》

三、平安時代的社會文化背景

1.攝關家庭的後宮政策

2.婚姻制度

3.女性的散文體文學書寫

 

(第二部分)

四、《源氏物語》的作者紫式部及故事梗概

五、《源氏物語》的創作方法

1.對漢詩文的引用

2.從和歌到物語

3.母題的繼承、重疊與嬗變

4.全新的文學意象的創造

 

本講座的內容共包括兩個部分,將分兩次發表。本次發表第一部分。

 
第二講:《源氏物語》的世界(第一部分) MP3(音频)→【请点击这里】


 
 
(第一部分)

世界文學中的源氏物

  《源氏物語》成書于日本的平安時代(794-1192)中期,根據《紫式部日記》中的有關記述,至1008年,至少《紫姬》之前各卷已經問世,學界也是把1008年當作《源氏物語》的成書年份。阿拉伯世界的短篇小說集《一千零一夜》形成於9世紀至15世紀,之後就要數賽凡提斯的《堂吉訶德》(1605-1615)。我國的《紅樓夢》則成書於18世紀。從時間和篇幅上來說,《源氏物語》無疑是世界上最早的長篇小說。

 

世界女性文學中的源氏物

  《源氏物語》還是一部女性創作的散文體作品,在世界女性文學的範圍內她又是部怎樣的作品呢?古代的女詩人,中西方都可以列舉出不少,但就散文體書寫而言,西班牙的埃赫裡亞(Egeriae)於381-384年前後撰寫了書信體的《埃赫裡亞旅行記》(Itinerarium Egeriae),記錄了從耶路撒冷、埃及、巴勒斯坦直到西西里島的朝聖之旅。只是,她是用官方的宗教語言拉丁語書寫的,內容也局限於她的宗教信仰。在女性小說最為發達的英國,被稱為女性小說家第一人的瑪麗·羅思夫人(Lady Mary Wraoth 1586?-1651?),於1620年出版了散文體小說《愛情的勝利》(Love’s Victory)、1621年出版《尤拉妮婭》(Urania)等。而英國歷史上第一位職業女作家阿弗拉·貝恩(Aphra Behn 1640-1689) ,她也是於17世紀後半期才開始戲劇和小說創作的。從以上簡單的梳理,大家也能瞭解到,在11世紀初的東方,誕生了《源氏物語》這樣的巨著,本身就是個奇跡。而其作為日本“國文學”代表作的地位,又是任何國家的任何女性作品所無法企及的。

 

平安時代的社會文化背景

  到了平安朝中期,隨著攝關政治的確立,後宮成為政治的中心,加之假名文字的成熟,女性文學得到了極大的繁榮。以下從1.攝關家庭的後宮政策、2.婚姻制度、3.女性的散文體文學書寫這三方面介紹《源氏物語》產生的社會文化背景。

 

1.關家庭的後宮政策

  攝關政治時期,後宮自然成為權力鬥爭的中心。達官貴人們競相將自己的女兒送入後宮,又為其選擇才能出眾的仕女(日語作“女房”,包括在宮廷任職的女官和屬於私人雇傭關係的近似於嬪妃們的家庭教師性質的女性),營造風流文雅的後宮文化,以博取天皇的寵愛,生下下一代天皇,自己作為天皇的外祖父,成為攝關大臣。

  圖1簡潔地勾畫了藤原道長與五代天皇的關係。道長於999年先將長女彰子送入一條天皇(在位986-1011)的後宮,彰子誕下兩位皇子,就是後來的後一條天皇與後朱雀天皇。一條天皇于1011年駕崩,其後,道長外甥三條天皇(在位1011-1016)即位,道長便於1012年將次女妍子嫁與三條天皇。因妍子沒有產下皇子,道長便逼迫三條天皇退位,扶持年僅8歲的彰子所生的後一條天皇(在位1016-1036)即位,並將另一名女兒威子送入後宮。後一條天皇因病早逝,後朱雀天皇(在位1036-1045)即位,道長又安排女兒嬉子入宮,並產下了下一代天皇–後冷泉天皇(在位1045-1068)。自彰子入宮開始,藤原道長與其子賴通把持朝政超過半個世紀。如果不是賴通的女兒–後冷泉天皇的皇后沒有生下皇子,他們的時代還將持續。

  堪稱日本文學雙璧的《枕草子》和《源氏物語》,就是一條天皇的兩位皇后藤原定子和藤原彰子的兩位仕女清少納言和紫式部創作的。

     (圖1.藤原道長的女兒與歷代天皇)

 

2.婚姻制度

  人類的婚姻形式分為A.訪婚、B.妻方居住婚、C.夫方居住婚、D.新處居住婚(指新婚夫婦單獨居住)四種形式。平安時代的婚姻,除了皇女下嫁的情形以外,基本上是AB兩類同時並存的。與成為正妻的女性的婚姻,在婚姻關係尚未穩固的一段時間是訪婚,其後過渡到妻方居住婚。因當時是一夫多妻(或稱一夫一妻多妾)制,與正妻的婚姻穩定後,與其他妻妾的婚姻一般始終屬於訪婚。無論是訪婚還是妻方居住,女性可以始終與父母同住而不用嫁到男方家庭與公婆共同生活。至於C.夫方居住只有在男方有了相當的地位和經濟實力以後才會出現(如光源氏建造六條院)。而D.則基本上是現代社會的產物。那麼,這樣的婚姻形式與文學存在著什麼樣的關係呢?

  顯而易見,這樣的婚姻制度使得女性完全處於一種被動的等候狀態,不僅如此,因為是生活在娘家,連通過侍奉公婆來維持婚姻的可能性都不存在。那麼,平安時代的女性們是怎麼來維繫婚姻的呢?這一點,我們可以從貴族階層的女性教育中得到解答。在《枕草子》的“清涼殿醜寅之隅”章段中,皇后定子講述了村上天皇時的風雅趣事。女禦芳子尚待字閨中之時,其父小一條左大臣對她進行的教育內容有:

  1.“習字”

  2.掌握古琴的彈奏技巧

  3.背誦《古今和歌集》20卷。

  相近的記述還可見於史書《大鏡》及《蜻蛉日記》。所謂“習字”指的是濃淡有緻地書寫變體假名(參見圖2),這種能力主要體現在贈答和歌時的書寫上,而背誦《古今集》自然關乎和歌創作。《源氏物語》中有關女子教育的描述也大致相同。所以,這三項可以看作是平安貴族階層女子教育的常識。其實,在男女沒有見面可能性的年代,習字、彈古琴、背和歌,這三項都是以跟男性交往為目的的才藝。比如《源氏物語》中光源氏就是被末摘花朦朧的琴聲所迷惑的,遺憾的是末摘花只會做“唐衣”(からころも)的和歌,為此屢屢遭到光源氏的嘲弄

     (圖2. 《源氏物語繪卷》<繪合>卷 德川美術館藏  )

 

  古代我國以及朝鮮半島的女性教育,提倡的是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四德,是以侍奉丈夫、孝敬公婆、教育子女、處理姑嫂妯娌關係為目的的。這些可謂是女性在夫家的生存之道。陸游的《渭南文集》中有一篇墓誌銘,說他的一位侄女孫氏,自幼聰明伶俐,女詩人李清照曾經表示願意教她作詩,卻被孫氏拒絕,說:“才藻非女子事也”。她的父親於是“手書古列女事數十”相授,她便“日夜誦服不廢” [i]。大家或許會以為孫氏是個個例。與其他女詩人相比,李清照相對來說是比較幸運的。南宋著名女詩人朱淑真,她的父母在其過世後將其詩稿付之一炬。朝鮮王朝時代的著名女詩人許蘭雪軒(1563-1589),27歲時齎恨而歿,曾留下遺言,命家人將其詩稿“荼毗”了事。

 

3.女性的散文體文學書

  中國的日記文化傳入日本以後,先是日本天皇開始撰寫私人日記,最早的是被稱為“三代禦記”的《宇多天皇禦記》《醍醐天皇禦記》《村上天皇禦記》三部漢文日記。天皇記日記這一行為不僅引起貴族們的效仿,醍醐天皇的皇后穩子(885-954)在仕女的協助下也書寫了《太后禦記》(已散佚),成為了女性宮廷日記的先驅。935年左右,紀貫之(866?-945?)結束土佐國守任期返回京城,他假託女性,用假名書寫了歷時55天的旅途中的見聞與所思所想,這就是日記文學的開山之作《土佐日記》(935)。穩子的宮廷日記和紀貫之將敘事與抒情相結合、融事實與虛構為一體的假名日記構成了女性日記文學的兩大淵源。

  《土佐日記》之後,假名日記便成為了和歌以外女性的一個重要的文學書寫形式,先後有《蜻蛉日記》(974)、《和泉式部日記》(1008)、《紫式部日記》(1010)等作品問世。對於生活在現代的人們來說,可能會覺得用散文體寫日記沒有什麼特別的。但從文學史來看,在我國,包括日記在內的女性散文體文學書寫,是到了20世紀初才陸續出現的“新文學”[ii]

  大家都知道,我們所寫的日記不能被稱之為文學,那麼,上述這些日記何以具有了文學性呢?與男性的漢文日記相比,女性的假名日記之所以被稱為日記文學,其主要特點在於韻散融合的文體、虛實結合的敘事方式、以及擺脫了和歌表達套路的赤裸裸的內心獨白和自我觀照。而這些特點,與後世的“私小說”有著共通之處,假名日記文學也因此被認為是“私小說”的遠祖。

  那麼,我們先來具體分析一下《蜻蛉日記》中的片段:

 

日子這樣一天天經寵有加的那個女人自從生子以後,(藤原兼家她的似乎也底消失了我心懷惡地想道一定她活久些如同我痛苦的那她也嘗嘗痛苦的滋味竟然成了現實時熱熱鬧鬧生下的孩居然也死掉了那女人雖相當於天皇的生父是位性情乖戾的皇子她自己又是個私生女種身世毫無意一提只不最近被那些不知情的人追捧便得意忘形起來如今突然落魄成這樣是什麼心情肯定比我當更痛苦更悲哀想到我心裡才舒坦些(譯文引自即將由重慶出版社出版的“日韓宮廷女性日記文學系列叢書” 《紫式部日記》卷 )

 

  文中提到的女人,因她的住處在町小路,就被叫作町小路女。作者與藤原兼家(929-990)結婚後產下道綱一子,不久便發現兼家開始與町小路女來往,而且兼家在去往町小路女住處時,還經常堂而皇之地從作者家門前經過。町小路女生產的那天,為了找尋方位適合的地方,他們更是同乘一車招搖過市,弄得人盡皆知。然而,町小路女在生下孩子後很快遭到兼家的嫌棄,而且孩子也竟然死掉了。這段文字就是作者描述町小路女悲慘結局時的內心獨白,即便是在多年後回想起來時寫下的文字,字裡行間依然充滿了憤怒、忌妒甚至幸災樂禍。

  這樣的文字,在現代小說中也許並不少見,但在一千多年前,女性膽敢忌妒並將這種心理活動訴諸文字,在我國的女性作品中是發現不了的。即便在日本的平安朝,也完全突破了和歌傳統中“嫉妒”的表達套路,為一夫多妻制時代女性痛苦的內心世界留下了一個文字見證。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一下《和泉式部日記》的開篇部分:

一名女子追故人 歎這人世竟比夢境要短無常於悲中度日已到了  四月中旬院子裡圍牆上也已是草色蔥郁初夏分最般景色常人自然是無心留意位女子不禁凝目遐思生出物是人非之感慨正在此隱約感到附近的笆外有人影靠近心想會有什麼人來原來來者是曾侍奉已故王的小中略童取出一枝橘子花此花女子不由得想起那首古歌脫口吟道:‘香似故人袖 。(中略童又道:“小的就回去了王回?”到日常口信有失心想:“出什麼佻的名聲那麼我就作一首無關要的和歌權當答覆吧。”女子便作歌道雖得橘香似故人怎若子啼同聲  (同上)

 

  文中所謂的“一名女子”便是作者自稱,已故親王指的是冷泉天皇(在位967-969)的第三皇子為尊親王,他是和泉式部的戀人,于1002年7月亡故,年僅26歲。四月中旬應該是1003年的初夏,作者正在為已故為尊親王服喪,籬笆外來了親王曾經的小書童。從以下的內容可知,這位元書童現在正在侍奉為尊親王的胞弟敦道親王,這位親王差遣書童給和泉式部送來了應季的橘子花。橘子花在和歌中具有懷念故人的意象,表達了對已故兄長的懷念之情並向和泉式部致以問候。所以,她脫口吟誦了古歌的一句。但是,在和歌中橘子樹也是子規鳥樂於棲息的樹木,而子規鳥又有著多情公子的意象。於是,在橘子花與子規鳥雙重意象的作用下,開始了和泉式部與敦道親王的戀情。也就是說,日記的這一開篇部分,完全是基於橘子花與子規鳥的和歌意象展開的,其構思之精巧堪與物語媲美。

  除了上述這樣化用和歌意境外,這部翻譯成中文不到25000字的日記中,還插入了146首和歌,整體構成了韻散結合的優雅的文體。

  事實上,上面列舉的這幾部日記的作者都有和歌入選敕撰集,和泉式部、紫式部更有自己的和歌集傳世。《源氏物語》中插入的和歌總數為795首,第一部敕撰和歌集《古今集》所收和歌1111首,而第六代敕撰集《詞花集》收錄的只有415首,《源氏物語》中的和歌甚至是可以編撰成一部和歌集的。從這些簡單的數字中,大家也可以瞭解到和歌在這些散文體文學中的作用。

  而運用散文直抒胸臆、巧妙虛構故事的能力,正是平安時代的女性能夠創作出《源氏物語》這樣的巨著的根本原因。


[i] (宋)陸游 《渭南文集》卷三十五 “夫人孫氏墓誌銘” 上海書店、1965

[ii] 1911年創刊的《婦女時報》就曾鼓勵婦女創作詩詞以外的新文學。
 
 
 

 

 

第一講:女性天皇的上代文學

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講座(文學)

第一講:女性天皇的上代文學

南開大學 外國語學院 王凱

 
主講人介紹:王凱 南開大學 外國語學院 副教授 歷史學博士

學術研究方向:日本古代史、日本古代文學,學術科研項目:國家社科基金“日本古代木簡的文學研究”(在研)2016,教育部基金“日本古代大陸移民的文學研究”(結項優秀)2011,學術論文:「常世は何処かー古代中國の江南地方を仮説としてー」中西進編:『東アジアの知-文化研究の軌跡と展望-』.新典社.2017年,「萬葉盛宴と大陸移民」.辰巳正明編:『「萬葉集」と東アジア』.竹林舎.2017年 等。學術任職:國際期刊《東亞文化研究》(ISSN 2423-8422)編委,中國日本史學會理事、中華日本哲學會理事,日本木簡學會、上代文學會、日本史研究會、全國大學國語國文學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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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文學發生于約三世紀初,至八世紀末平安遷都,此大約五百年間的文學被稱爲“上代文學” (じょうだいぶんがく)。

  在上代文學所涵蓋的曆史區間內,尤其在王權繼承的過程中,女性天皇是重要特徵。日本古代史上先後出現了推古,皇極以及重祚後的齊明,持統,元明,元正和孝謙以及重祚後的稱德,共計八代六位女性天皇。這些女性天皇不僅對天皇家王權的維繫起到了關鍵性作用,而且與上代文學的産生、發展和成熟也有密切關係。

  上代文學的形式有韻文和散文。韻文主要指詩歌,即漢詩與和歌(やまとうた)。現存的漢詩集以《懷風藻》(かいふうそう)(天平勝寶三年、751年)爲最古,而和歌集則首推《萬葉集》(まんようしゅう)(天平寶字三年、759年)。上代文學中的散文主要有《古事記》(こじき)(和銅五年、712年),日本官修國史之首《日本書紀》(にほんしょき)(養老四年、720年),和各地的古記錄《風土記》(ふどき)(和銅六年、713年),而這些文獻多完成于女性天皇執政時期。另一方面,上代文學中也包含了對女性天皇豐富的描寫,或有她們的和歌,或有她們的散文,或有對她們的敘事,這也成爲了研究女性天皇的重要資料。

  總之,把上代文學稱之爲“女性天皇的上代文學”亦不爲過。

 

一、佛教興隆與文學記錄

  推古(すいこ)天皇是日本古代史上第一位女性天皇。613年,得到蘇我氏支持而即位的推古在宮廷宴請蘇我馬子等群臣時,留下了其稱贊蘇我氏的能力與忠心的唯一一首和歌(日本書紀歌謠103)。

  推古朝的政治特點之一便是弘揚佛教。594年,推古發布佛教興隆诏書,奠定了佛教在政治中的地位。佛教政策的推進者是推古朝另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廄戶皇子(うまやとのおうじ),即聖德太子(しょうとくたいし)。關于聖德太子的傳說很多,以下一則或對我們理解佛教與文學以及當時如何記錄文學有所啓示。

  據《日本書紀》的記載,推古二十一年(613年)十二月,聖德太子在片岡見到饑餓將死之人,就施捨給他衣服飯食,且吟歌感歎。次日,太子派人前往看望,見饑餓者已死,便下令將其埋葬。數日後,太子對身邊親近說,前日所見不是凡人,便派人前往打開墓葬查看。結果墓穴空空,唯有那人放在棺木上疊好的衣服。于是,世人感歎,聖人知聖人也。成書于平安初期的《日本靈異記》(にほんりょういき)也有類似的描述,但稍有不同的是,餓死者“唯作歌書以立墓戶”,表示對聖德太子的感恩。

  這一細微的差異其實有著重要的意義。今天當我們研究日本古代文史時,木簡(もっかん)已經是必不可少的資料了。有學者將在兩尺長的木片上以一字一音的形式,單行書寫和歌的木簡稱之爲“歌木簡”(うたもっかん)。參照《日本靈異記》中“作歌書寫並立于墓戶”的敘述,我們不難推測,當時人們將和歌書寫在木簡上,並直立放置的使用情景。這爲研究木簡的使用以及和歌與佛教的關系提供了重要的參考。

  佛教興隆與上代文學,尤其是與和歌文學的結合,在推古朝時已經逐漸興起了。

    法隆寺

 

二、上代文學投影中的畸形母愛

  于642年即位的皇極(こうぎょく)天皇在乙巳之變(いっしのへん)中實現了日本曆史上天皇第一次生前讓位,又在經曆了孝德(こうとく)朝(645年-654年)大化改新以後,于655年實現了第一次重祚而成爲齊明(さいめい)天皇。有學者認爲皇極是在乙巳之變這場宮廷政變中被迫退位的。然而,作者認爲皇極勇于“創造”生前讓位和重祚這兩項重要制度的理由僅有一條,那就是成全自己的長子——中大兄皇子(なかのおおえのおうじ),即天智(てんじ)天皇即位,並助其樹立自己的王統。

  憑心而論,中大兄皇子是一位有勇無謀,行事魯莽的青年。他發動政變,暗殺大臣,造成政治動蕩;他不顧大化改新之成效,強行還都飛鳥,逼死天皇孝德;他誤判形勢,捲入半島紛爭,以致在白村江一敗塗地。種種失誤,讓他一次又一次與天皇位失之交臂。

  然而,作爲母親,皇極(齊明)卻一直不離不棄。爲保護愛子,她在乙巳之變後創造生前讓位機制;後又再登皇位以待天時;最後禦駕親征,客死他鄉。皇極是天皇,她更是一位母親。在孝德死後不久的658年11月,她立刻除去了中大兄皇子最強有力的競爭對手,孝德之子——有間皇子(ありまのおうじ)。有間皇子在臨刑前吟誦和歌被收入《萬葉集》,流傳至今。

   有間皇子自ら傷みて松が枝を結ぶ歌二首

   岩代の 浜松が枝を 引き結び ま幸くあらば またかへり見む(巻二・141)

   錢韬孫譯:磐代之松,茲結其枝;苟我有幸,還復見此!

   家にあれば 笥に盛る飯を 草枕 旅にしあれば 椎の葉に盛る(巻二・142)

   錢韬孫譯:家居之食,盛飯有笥;枕草在途,椎葉載粢。

   從第一首的渺茫希望到第二首的徹底絕望,有間皇子感慨自己的命運數奇和齊明的冷酷無情,實在令人唏噓。

  而與有間皇子的作歌中映射出的那個齊明相比,因思念死去的孫兒而淒慘悲涼的齊明又不禁讓人憐憫。658年,齊明的長孫建王夭折,齊明吟誦挽歌三首(記紀歌謠116、117、118)。同年十月,在前往溫泉療養的途中,齊明又想念起死去的孫兒而“怆爾悲泣,乃口號”作歌(記紀歌謠119、120、121)。

  有間皇子之變與建王夭折相差不過一月,但是齊明爲兒鐵石心腸,爲孫熱淚盈眶,仿佛判若兩人。

  661年,齊明不顧風燭殘年而強行禦駕親征,並客死他鄉。在大軍發往九州前線途中,萬葉歌人額田王(ぬかたのおおきみ)代爲作歌如下:

   熟田津に 船乗りせむと 月待てば 潮もかなひぬ 今は漕ぎ出でな(巻一・8)

   錢韬孫譯:駕言乘舟,熟田之津,俟月既生,汐漲海濱,鼓楫邁矣,今當其辰。

  這首雄壯的軍歌體現了齊明視死如歸的豪情,而老母親愛子情深不禁讓人感到一絲悲怆。

    飛鳥(大和三山)

 

三、憂慮的天皇與繁榮的文化

  齊明捨身爲子並沒有改變中大兄皇子率領下的倭國大軍在白村江之戰中慘敗的命運。此後,倭國進入臨戰體制,直至經曆壬申之亂(じんしんのらん),天智之弟大海人皇子(おおあまのおうじ)即位成爲天武(てんむ)天皇後,日本列島內的局勢在逐步穩定下來。

  天武死後,皇太子草壁皇子(くさかべのおうじ)因爲體弱多病而英年早逝。爲了維持天武王統,皇后登基,成爲第三位女性天皇——持統(じとう)天皇。持統一方面致力于樹立天武的正統權威,將天武歌頌爲“神”(神にしませば);另一方面,竭力維護天武-持統的王統。據《懷風藻》葛野王傳記載,持統力排衆議,將皇位傳給了草壁的遺孤——輕皇子(かるのおうじ),即文武(もんむ)天皇。696年,持統讓位,成爲太上天皇。

  然而,事與願違的是,年輕即位的文武天皇繼承了父親草壁皇子羸弱的體質,在與父親幾乎同歲時早逝。臨終前,文武讓位于母親阿閉皇太妃,後者即位成爲元明(げんめい)天皇,以等待文武的遺孤——首皇子(おびとのおうじ),即聖武(しょうむ)天皇長大成人。

  元明的即位打破了一直以來女性天皇人選須爲皇后的慣例,因此,作爲“中繼”的元明天皇自然內心感到不安。元明不僅在即位宣命中搬出自稱是其父天智天皇制定的“不改常典”以強調自己的即位正統性,而且在即位大典時也流露出了惴惴不安。據《萬葉集》記載,

   和銅元年戊申

   天皇の禦製

   ますらをの 鞆の音すなり もののふの 大臣 楯立つらしも (巻一・76)

   錢韬孫譯:壯士臂皮鞆,擊響聞宮院,轸懷大將軍,講武列盾幹。

   禦名部皇女の和へ奉る禦歌

   我が大君 物な思ほしそ 皇神の 副へて賜へる 我がなけなくに (巻一・77)

   錢韬孫譯:吾王其毋憂,在茲非無某,此身神祖授,所以從君後。

  面對妹妹元明的不安,姐姐禦名部皇女(みなべのおうじょ)通過和歌對答告訴她“無需多慮,天皇位是神賜的,且有我這位姐姐在你身邊”。穩重大氣的禦名部皇女給了元明不少安慰,也體現了兩人姊妹情深的一面。

  或許元明認爲自己作爲天皇的正統性不足,試圖以文化事業來鞏固統治權威,因此元明朝的文化事業成績是顯著的。《古事記》的完成,《風土記》的編撰以及元明萬葉都集中出現在元明朝。元明天皇于靈龜元年(715年)讓位于自己的女兒,文武天皇的妹妹——冰高內親王(ひだかないしんのう),即元正(げんしょう)天皇,以繼續等待首皇子的成長。元正朝繼承元明朝的文化事業,完成了六國史的第一部史書《日本書紀》。從《萬葉集》和《懷風藻》的記載來看,迎來了一個君臣同樂,詩歌盛行,上代文學繁榮開花的時代。

    平城宮遺址

 

四、天武王權的終焉與詩歌文學的大成

  經過元明、元正兩代女性天皇的不懈努力,神龜元年(724年)二月,元正終于讓位于24歲的首皇子,聖武天皇登基,開始了其長達26年的治世,成爲了奈良時代在位時間最長的天皇,孕育了絢爛的天平文化。

  天平感寶元年(749年)七月二日,已經受戒出家,自稱“三寶之奴”的聖武天皇以身體不堪日理萬機爲由讓位于阿倍內親王(あべないしんのう),這也是第一位被立爲皇女的皇太子即位。由此,象徵著天武系皇權正統的孝謙(こうけん)天皇誕生了。孝謙改年號爲“天平勝寶”,日本古代律令國家迎來了四字年號的鼎盛期。

  孝謙時代的文化事業中,最重要的標志性成果之一就是天平勝寶三年(751年)的《懷風藻》成書。這部日本現存最早的漢詩集的編者或爲《唐大和上東征傳》的作者淡海三船(おおみのみふね),他也是日本第二部正史《續日本紀》的編者之一,被認爲是給“長屋王之變” (ながやおうのへん)平反之人。孝謙天皇即位的遠因或可追溯到發生在天平元年(729年)的長屋王之變。若長屋王不被誣陷致死,就沒有孝謙之母光明子立后,就更不會有孝謙天皇了。

  孝謙的誕生在文學上的影響遠不止于如此。萬葉學者中西進參考成書于11世紀的《榮花物語》(えいがものがたり),認爲天平勝寶五年(753年)孝謙下令群臣獻上和歌,或是編纂《萬葉集》這一大型文化事業的起點。若做如此考慮,則《萬葉集》在一定意義上也可謂是“敕撰集”。《萬葉集》的編撰者大伴家持(おおとものやかもち)同年將自己所作和歌群獻給了當時的右大臣——橘諸兄,並在歌群的最後附上了以下名歌。

   うらうらに 照れる春日に ひばり上がり 心悲しも ひとりし思へば(巻十九・4292)

   錢韬孫譯:春日怡怡,倉庚高飛;心之哀兮,獨自我思。

  雲雀悲鳴,顯示了大伴家持對天皇親政的沒落和以藤原氏爲中心的官僚機構的不滿,暗藏著對孝謙朝政治的批判。如果以大伴家持天平寶字三年(759年)在因幡國國廳宴請國司郡司等時的作歌,

   新しき 年の初めの 初春の 今日降る雪の いやしけ吉事(巻二十・4516)

   錢韬孫譯:獻歲更新,今日初春,降茲瑞雪,彌益福臻。

  作爲《萬葉集》成書的標志的話,那麽這部包含著傳世萬代心願的上代文學巨作則給孝謙朝畫上了句號。

  在此之前的天平勝寶八年(756年),聖武太上天皇死去,光明皇太后和孝謙天皇將聖武的遺愛之物捐于東大寺,形成了今天的正倉院寶物(しょうそういんほうもつ)。加之收錄于正倉院文書內的文學作品,都成爲了上代文學的衍生物,延續了奈良朝的文化。由此可見,孝謙朝對上代文學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承前啓後的作用。

  孝謙于天平寶字二年(758年)讓位于大炊王(おおいおう),淳仁(じゅんにん)天皇即位。然而,光明皇太后死後,孝謙太上天皇與藤原仲麻呂(ふじわらのなかまろ)和淳仁對立,經藤原仲麻呂之亂後,又于天平寶字八年(764年)重祚成爲稱德(しょうとく)天皇。稱德親信僧侶道鏡(どうきょう),並企圖禅位于他,但最終計劃破滅,稱德也在沒有指定繼承人的情況下于寶龜元年(770年)死去,天武皇統至此斷絕。不過,這一時期唐風文化更爲盛行,神佛習合初現端倪,通往平安時代的大門已經緩緩開啓了。

    東大寺

 

【參考文獻】

吉川真司:「律令體制の展開と列島社會」.上原真人など編:『列島の古代史 ひと・もの・こと8』.東京:岩波書店.2006年。

吉川真司:「法會と歌木簡」.『萬葉集研究 36』.東京:塙書房.2016年。

井上光貞:「古代の女帝」.『井上光貞著作集 一』.東京:岩波書店.(初出)1964年。

錢稻孫譯:《萬葉集精選》.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2年。

王凱:「譲位の誕生」.『日本と東アジア:歴史の発見と文化の交流 國際シンポジウム予稿集』.北京.2019年

中西進:「二十巻萬葉集の形成—平安朝文獻の意味—」.『萬葉論集 第六巻 萬葉集形成の研究 萬葉の世界』.東京:講談社.1995年。

 

 

 

 

第十讲:“从地下演剧到走向世界

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讲座(戏剧)

第十讲:“从地下演剧到走向世界——蜷川幸雄与铃木忠志的戏剧轨迹”

上海戏剧学院副教授 方军

 
主讲人介绍:方军,上海戏剧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艺术学博士。2003-2004年,受日本文化厅资助赴东京研修;2015-2016年,赴日本大学艺术学部研究所任客座研究员。

    出版专著:《日本现代剧场体系》《城市节日——走进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论文有:《“活性化”原则与日本公立剧场》、《日本演剧团体及其专属剧场关系研究》、《日本公共剧场中的艺术管理之问》、《生死可越,何不可越–评坂东玉三郎之<牡丹亭>》《一生青春——评坂田藤十郎歌舞伎访沪演出》等。近年来为研究生开设“日本剧场与剧团运营”等课程,为全院本科生开设选修课“日本演剧艺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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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代日本戏剧舞台上,如果说最负盛名的导演,蜷川幸雄和铃木忠志这两位一般都是会被提及的。

  蜷川幸雄和铃木忠志戏剧界的两位大师级人物,本身也有很多可比性。

  首先,他们是同时代的艺术家。蜷川幸雄出生于1935年,已于2016年去世。在他去世时,我听到一位从事戏剧教学的日本人说,如果蜷川先生健在的话,那么2020年东京奥运会开幕式总导演就应该是他了,这句话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了蜷川导演的地位。铃木忠志出生于1939年,如今也已八十多岁高龄。

  其次,蜷川幸雄和铃木忠志在他们的青年时代,都是地下演剧运动中的重要骨干,这一点后面还会展开。

  此外,他们后来都走向了国际,成为拥有世界性声誉的日本著名戏剧导演,这是两人的又一项共同点。

  从上述这几点可以看出,蜷川幸雄和铃木忠志,代表了日本现代戏剧的一段历程,简言之就是从地下演剧走向更加多元化的舞台艺术的探索。

《蜷川幸雄的工作》一书封面

    铃木忠志(谷京盛提供)

 

 

一、从“地下演剧”运动中走来

  “地下演剧”(アングラ演劇)运动是现代日本演剧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日本戏剧界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便是地下演剧运动的异军突起。日本后来很多著名戏剧导演都曾经历过地下演剧运动的洗礼,可以说地下演剧运动培养与造就了日本现代戏剧中的一批中坚骨干力量。

  地下演剧的核心要义,在于它具有强烈的反叛性、实验性和挑战性,挑战的对象是大家已经司空见惯的常规性演剧。地下演剧兴起的动因,相当一部分是出于对“规范”的不满与摒弃,向种种常规提出挑战,进行反叛,产生颠覆,被认为是地下演剧的天赋使命。

  地下演剧所作的种种叛逆性行为,也突出地表现在对于演出场所的选择上。地下演剧从艺术理念到表现形式,都鲜明地排斥规整而秩序井然的传统剧场,认为那种类型的剧场是对创造力的捆绑,对激情的束缚,对能量的消解,因此他们热衷于寻找非传统类型的演剧空间,因为那样的地方才能产生和释放足够的“能量”,比如帐篷就是这样的演剧空间之一,唐十郎的红帐篷,佐藤信的黑帐篷都属于这一类。

  地下演剧运动蓬勃兴起的年代,蜷川幸雄、铃木忠志正值他们的壮年时期,两人也都成为了其中的干将。

  蜷川幸雄原本是一家新剧剧团的演员,但他最终从这家剧团脱离了出来,与清水邦夫等人组建了自己的演剧团体。1969年9月,蜷川幸雄独立执导的第一部戏上演了,它就是清水邦夫创作的《真情满溢的轻薄》。当时,蜷川幸雄选择的剧场是位于东京的新宿文化艺术剧场。之前我们已提到,地下演剧不会去选择那些很正规的剧场,而新宿文化艺术剧场的身份也很特别,它其实是一家电影院,后来在每天晚上九点半电影放映结束之后就开始演戏。晚上九点半之后开始的演剧,可想而知,观众主要是精力旺盛的年轻人,而上演的剧目很多也是青年导演带来的新锐之作。

  蜷川幸雄的导演首秀在新宿文化艺术剧场获得了热烈的反响,蜷川导演成功地打破了舞台与观众席的界限,甚至表演与现实之间的区别也变得模糊了起来,狭小的空间内激情四射,充满了创造的动感,而这些都很符合地下演剧所追求的目标。

    蜷川幸雄戏剧海报

 

  那么,地下演剧运动中的铃木忠志又在做什么呢?如果说剧团演员出身的蜷川幸雄投身到地下演剧运动,代表了戏剧人的反叛,那么铃木忠志则代表了地下演剧运动中的另一支重要力量——从大学校园里崛起的演剧群体。

  铃木忠志作为早稻田大学的学生,早稻田周边地带是他重要的演剧基地,而他早期戏剧活动最重要的成果就表现为早稻田小剧场的建立。早稻田小剧场既是铃木忠志与同伴们成立的一个演剧团体的名称,同时他们自己建立的一座小型剧场,也叫作“早稻田小剧场”。

  早稻田小剧场原先并非剧场,而是新宿区一座咖啡馆的一部分。铃木忠志他们把这个地方长期租借下来,并改造为小剧场,使自己的剧团有了较为稳定的演出基地。把原本不是剧场的地方变为剧场作为自己的艺术大本营,这也是地下演剧时代一些戏剧导演所作的努力,早稻田小剧场在其中是非常典型的,因此铃木忠志早期的戏剧活动便深深地打下了早稻田小剧场的印记。

  早稻田小剧场具有铃木忠志剧场的许多特点:

  比如,能量性。早稻田小剧场大约只能容纳八十名左右的观众,但铃木忠志认为这样极简的狭小的素朴的演剧空间,便于“恢复戏剧行为的深度和浓度”。

  再比如,群体性。从早稻田小剧场的建造来看,它采取的是集体筹资的方式,二百四十多万日元的改建费用由剧团成员们分别承担。

  还有,就是变异性。将原本不是剧场的地所转换为相对稳定的演剧空间,这是铃木忠志鲜明的特点之一,而且在他后来的艺术生涯中还有新的表现形式。

    铃木忠志工作照(谷京盛提供)

 

二、从“地下演剧”运动中转身

  进入二十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曾经轰轰烈烈一时的地下演剧运动逐渐走向了沉寂。热潮退去之后,那些年轻的戏剧导演们又该何去何从?

  我们还是以蜷川幸雄和铃木忠志为视角来作一个分析。

  1974年,蜷川幸雄执导了由东宝株式会社出品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演出地点在东京日生剧场。

  这是蜷川幸雄艺术创作的一个重大转向,他的这个行为在当时可谓是相当惊人的,其惊人之处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在地下演剧的观念里,莎士比亚的作品被认为属于传统的话剧演出范畴,同叛逆性的地下演剧是相互对立的;

  第二,这台演出的制作方是东宝公司,而东宝演艺无疑是主导商业演剧的代名词之一;

  第三,该剧上演于日生剧场,日生剧场是由一家大企业建造的大型剧场,这一点也是同地下演剧格格不入的。日本著名戏剧评论家扇田昭彦曾说过:地下演剧运动对于商业性怀有强烈的对立与排斥倾向,尤其是像大企业建造的日生剧场,被看作是“为金融资本进行宣传的剧场”,因此蜷川幸雄正是在遭到同伴们孤立的情形下走进日生剧场的。

  蜷川幸雄的这个转向是惊人的,但他并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对于在地下演剧运动中崭露头角的导演们来说,在地下演剧运动的热潮过去之后,寻找新的道路已是不可避免的了。蜷川幸雄选择的是走向高端剧场,在高端剧场中把自己擅长的舞台想象力和视觉创造力发挥到极致。比如:刚才提到的日生剧场上演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蜷川幸雄导演在舞台上构造出了一个类似于巴别塔式的大型布景,这在地下演剧的剧场里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同时,这部剧中的男女主人公分别由松本幸四郎和中野良子扮演,而采用当红演员的做法也同地下演剧的原则背道而驰,因此对于从地下演剧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那群戏剧导演来说,这样做是很离经叛道的。

  90年代后期,蜷川幸雄导演后来还拥有了一个演剧创作基地,那就是他担任艺术总监长达18年之久的彩之国埼玉艺术剧场,直到他病逝(蜷川导演本身就是埼玉县出身),这使蜷川幸雄几乎成为了这一剧场的代名词。蜷川幸雄的戏剧,以具有强烈冲击力的舞台视觉效果以及使用明星出演而著称(很多演艺明星正是他亲自发掘并培养起来的)。通过东宝商业演剧造就的蜷川演剧风格,正是在彩之国埼玉艺术剧场中有了更为彻底的、持续化的实践贯彻的平台。

    2016年5月,彩之国埼玉艺术剧场上演了蜷川幸雄导演的最后一部作品《一报还一报》

 

  在蜷川幸雄“转向”的年代,铃木忠志也在开辟自己新的艺术道路。

  从1976年开始,铃木忠志开始将富山县南砺市利贺村作为其主要的艺术据点。

  利贺是一个什么地方?它远离东京,四周被群山包围,出入极为不便,冬天还经常下大雪。由于地理位置偏僻、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利贺也是一个典型的“过疏化”的村庄,年轻人纷纷离开了,留下的基本都是老龄人口。这样一个地方,为何却吸引了铃木忠志和他的剧团?有人说,铃木忠志来到这里的原因是因为早稻田小剧场与咖啡馆签订的租期已满,使他失去了在东京的艺术据点。但是,铃木忠志却表示,他们其实并没有什么非得离开东京不可的理由。

    利贺的合掌屋建筑(谷京盛提供)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铃木忠志对于利贺的选择是自主的,源于他长期以来所坚持的戏剧观。铃木忠志曾经说过,“当整个社会都在追随‘越大越好’的教义时,我们却努力把戏剧带回其源头。我发现,若想要真正去了解世界,需要一个中心的视角,也需要一个边缘的视角。早稻田小剧场的空间,提供了一个相对于中心化商业戏剧的边缘化视角,让我和一小撮不愿妥协的艺术家一起,利用这个平台来审视我们时代的问题。我们把目标放在恢复戏剧行为的深度和浓度上”。

  同早稻田小剧场比起来,利贺显然更加去中心化,更加边缘化。铃木忠志团队在利贺把当地几座已经无人居住的传统民居“合掌屋”改造为了剧场,同时还在山中建造了露天剧场。由于气候的缘故,冬季的利贺雪下得很大,为了防止积雪把屋顶压塌,当地民居的屋顶就采用了两只手掌并拢撑开的形状,故称“合掌屋”。对于从民居演变而来的剧场,铃木忠志曾表示,“现在的日本几乎不可能找到一个地方比利贺更符合我对于剧场的想法与期待”。

    合掌屋改建的剧场(谷京盛提供)

 

 

三、殊途同归,走向世界

  从蜷川幸雄和铃木忠志两位著名导演的戏剧轨迹中,我们可以发现,当地下演剧运动偃旗息鼓之后,他们的选择是大相径庭的。蜷川幸雄走向了城市的中心,走向高端剧场,他的作品甚至具有很强的商业和市场方面的号召力;铃木忠志则走向了乡村,走向了更深的边缘,甚至可以说走向了自然与土地。

  这不能不说是两个极端!然而,这两种不同选择的背后,却恰恰是日本现代戏剧多元化、多样性以及多种可能性的具体表现。同时,还应当看到蜷川幸雄与铃木忠志尽管差异巨大,却在某种意义上又是殊途同归,因为他们都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导演,都推动了日本现代演剧走向世界。

  蜷川幸雄和铃木忠志都执导过大量的古希腊和莎士比亚的作品。日本是世界上演出莎士比亚戏剧作品最多的国家之一,据说仅次于英国和俄罗斯。蜷川幸雄的转型之作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在担任彩之国埼玉艺术剧场的艺术总监期间,他又亲自策划了“彩之国莎剧系列”,在这家剧场里制作上演莎士比亚的全部37部戏剧作品。蜷川幸雄首部在海外公演的作品,是欧里庇得斯(英文Euripides)所作的古希腊悲剧《美狄亚》,蜷川幸雄导演的版本采取了全男班的阵容。古希腊时代的戏剧表演只有男性才能登上舞台,但这一传统后来在欧洲消失了,而日本歌舞伎至今还坚持着这一传统。采用清一色的男演员,似乎是借鉴了歌舞伎的演剧方法,又在欧洲唤起了人们对于古希腊演剧的遥远记忆。

  蜷川幸雄和铃木忠志在演绎这些西方经典剧作时,融入了日本戏剧的思维和日本文化的符号,使其带有非常明显的日本印记。然而,他们带到海外的既不是传统的能剧,也不是歌舞伎,它们无疑就是日本现代演剧。他们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把日本现代演剧带向了世界舞台。

蜷川幸雄任艺术总监的彩之国埼玉艺术剧场的周边,也充满了莎剧元素

 

  除了作品在海外公演之外,铃木忠志创立的演员训练法也有很大的国际影响,每年都有来自不同国家的演员来到偏远的利贺接受铃木忠志法的训练,也可以说是潜心修炼。近年来,铃木忠志还在利贺创办了国际性的戏剧节,每年夏季吸引各地的戏剧界人士及艺术爱好者前去“朝圣”。利贺,显然已经因为铃木忠志而成为世界性的戏剧符号。

  蜷川幸雄和铃木忠志,他们从地下演剧运动走来,在现代演剧的大潮中作出了迥然相异又有相似之处的艺术选择,他们的戏剧轨迹充分彰显了日本现代演剧的矛盾与复杂性,同时又正是其魅力之所在。

2018年,蜷川幸雄导演的《武藏》在上海文化广场公演

铃木忠志作品剧照(谷京盛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