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讲座（文学）

第七讲：竹内好与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会”–近代日本研究中国新文学力量的兴起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徐静波

主讲人介绍：徐静波：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研究领域为中日文化关系，中日文化比较。专著有《梁实秋：传统的复归》，《东风从西边吹来-中华文化在日本》，《近代日本文化人与上海（1923-1946）》，《和食：日本文化的另一种形态》，《解读日本：古往今来的文明流脉》，《困惑与感应：近代日本作家的中国图像1918-1945》等11种，译著有《近代日中交涉史研究》，《蹇蹇录-甲午战争外交密录》，《魔都》等16种，编著有《日本历史与文化研究》等12种。曾在日本神户大学，东洋大学，京都大学等多所大学担任教授。现为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的首席专家。

第七讲：竹内好与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会” MP3（音频）→【请点击这里】

　　1934年4月，以东京帝国大学为温床，日本诞生了第一个以现代中国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团体——“中国文学研究会”，它的核心人物便是竹内好（1910-1977），那一年他才24岁，刚刚从东京帝大毕业，与他共同创建这一研究会的武田泰淳和冈崎俊夫，也是曾经的帝大学生。

　　何以会在中日关系日益紧张的1934年，在日本会诞生了中国文学研究会这一组织并艰难维系了长达9年的岁月？它在当时和日后的中日文学交流史上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呢？今天想跟各位聊一下这一话题。

　　大家知道，日本与中国有着十分悠久的文化交往历史，早期日本列岛上的居民是有语言而没有文字，早期的日本文献都是用汉字汉文记录的，10世纪前后，日本语文诞生，但受过教育的日本人，依然会阅读汉文汉诗，这一情形一直延续到了明治中后期（19世纪末）。所以那个时代，稍有教养的日本人，对于中国的文学都很熟悉。19世纪后半期，西洋文明传入日本，欧洲人研究学问的方法也渐渐为日本人所掌握，于是日本人就开始运用相对比较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学，早在1892-95年期间，就出现了儿岛献吉郎等撰写的《支那文学史》，那时中国人自己写的通史性质的中国文学史还没有，由此可知日本人很早就开始了对中国文学的系统研究，后来在东京帝国大学等相继开设了支那文学研究科。不过，那一时期，日本人研究的，主要是古代的、至少是近代以前的中国文学，对近代以后的中国，几乎很少注目。

　　到了1930年代初，那时的东京帝国大学支那哲学支那文学科的一批青年学生，就对这一现状很不满，他们凭着一股年轻人的激情和朝气，就打算打破这种陈旧的气氛，在中国文学研究上，开辟出一个新的局面来。那么，这是些什么样的青年人呢？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了破旧么？

　　冈田1933年从东大毕业，武田1931年进入东大后，因参加左翼活动而被警署三次逮捕，此后也就不去上课且未交纳学费，事实上也就终止了学业。他们两人都出生于僧侣家庭（日本的僧人在明治5年也就是1872年获准可以娶妻食肉），自幼习读佛经（佛教在6世纪中叶自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传入日本后，基本上采用汉译佛经），他从小就对中国古典文学有所触及，养成了较高的古汉语阅读能力，较早就表现出了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在高中期间阅读了《红楼梦》等中国古典小说，并去了一家私立学校学习现代汉语，尝试阅读胡适、鲁迅等新文学家的作品。而冈崎在高中期间，似乎对俄国更感兴趣。而竹内则出生于医师和官吏的家庭，自幼与中国并无家学渊源，他自己曾坦言，进大学后仍无法顺利地阅读古汉语（日语称之为“汉文”，包括中国的古籍和日本人用古汉语撰写的文献），甚至对中国也没有太多的关切，他之所以选择这一专业，主要是因为不必考试，进了学校，即使不怎么去上课，届时也可顺利毕业。事实上，当时的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支那哲学支那文学科，并不是一个高不可攀的地方。

　　　《阿Q正传》，《狂人日记》日文版

　　如果这样的状态持续下去，大概也就没有日后中国文学研究会的诞生。这里，作为该组织领袖人物的竹内好1932年的中国之行，可谓彻底改变了他本人的命运，也是中国文学研究会得以成立的最重要的机缘之一。这一年的8月，他获得了外务省对华文化事业部的一半资助，随一个学生团体经朝鲜半岛到中国来旅行，他到中国来的动机，一开始并非出于对中国的兴趣和关切，他后来自己曾说： “我那时学籍虽然放在中国文学科，但并没有真心想要搞中国文学，对中国也没有什么兴趣。只是因为这次旅行有旅费的补助，便想利用这一制度来满足一下青年时期特有的放浪癖好。但是到了北京以后，我被那里的风情和人物所醉倒了。即使到了期限，我也不想回日本，请家人再寄了旅费过来，一个人待到寒风将要袭来的季节，每天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行走。我与中国的结缘，就始于这次北京之行。”[i]“于是我的想法完全改变了。从此就想真心研究中国，买了若干的书刊带回来，开始了我的第一步。因为我还无法阅读汉文，于是就从现代汉语开始。”[ii]

　　当竹内好决心想要研究中国、尤其是中国文学的时候，他们这些年轻人就立即意识到了日本学界的老旧气氛，大学的教授，对于正在发生剧烈变革的中国现状、尤其是五四以后中国文学出现的新气象，几乎视若无睹，这使他们感到很不满。研究会核心人物之一的武田泰淳在1943年回忆说：

　　“我们从学生时代开始，对汉学这样的东西抱有反感。与其说是抱有反感，不如说是完全没有兴趣。通过汉学来接触支那的文化，总不能获得满足，在感觉上也很不喜欢。倒也不是说对汉学的本质已经看得很明白，而是对由汉文所笼罩的这种气氛，由汉学所散发出来的儒教的冬烘气，怎么也无法适应。作为日本人来说，应该还有其他研究支那的途径。…于是我们在昭和九年（1934年）开始了中国文学研究会，对支那的现代文学、支那的支那学者的业绩，展开了调查。”[iii]

　　当然，1930年代初期，日本的文坛或研究界并非对中国的新文学完全视若无睹。事实上，在1920年创刊不久的《支那学》杂志11月号上就连续刊出了后来成了中国文学研究大家的青木正儿的《以胡适为中心的涌动着的文学革命》的长文， 1922年出版的《文学革命和白话新诗》（大西斋等编著）收录了胡适、康白情等人的作品，1920年抵达北京的基督教神父清水安三在1924年出版的《支那的新人和黎明运动》一书的第十章即为《现代支那的文学》，他虽然不是一个文学研究家，却以自己在北京的实际感受向日本读者传递了最新的信息。此后，村松梢风的《魔都》、谷崎润一郎的《上海交友录》等都或多或少披露了中国文坛的新动向，1926年7月，当时在日本影响颇大的《改造》杂志出版了夏季增刊“现代支那号”特辑，收录翻译了五四以来出现的新小说、新戏剧、新诗和评论等，应该说，时至1920年代末期，日本的文学界已经注意到了中国文坛的新气象。但是在中国文学研究界，尤其是作为最重要的学术重镇的帝国大学内，对中国的研究基本上依然沉湎于故纸堆里。

　　于是，竹内好决定联合身边的同志来创办一个无论从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上来说都是一个崭新的学术团体。这一想法大约产生于1933年后半期，经过数次的酝酿后，1934年3月1日在竹内好家里，举行了中国文学研究会第一次的准备总会。决定研究会的名称为中国文学研究会，每月1日、15日举行两次例会，并出版一份研究杂志《中国文学研究月报》。

　　当时研究会成员通过设在东京神田北神保町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馆内的书店，田中庆太郎开设在东京本乡的文求堂书店，以及在北京的日本友人购入了大量中国新书刊，通过这三个途径，研究会的成员几乎读到了所有当时中国出版的重要文学书刊，包括沈从文、老舍、茅盾、洪深、田汉、丁玲等的最新作品。

　　期间和之后，竹内陆续结识了后来成为研究会重要成员的小田岳夫（小说家，《鲁迅传》和《郁达夫传》的作者）、松枝茂夫（中国文学研究家，翻译家，周作人作品和《红楼梦》的译者）、增田涉（中国文学研究家，翻译家，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译者）。

　　中国文学研究会的主心骨无疑是竹内好，发起人是他，具体的经营乃至杂志的编辑也是他，1937年，竹内好经日华学会的友人的斡旋，获得了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的资助，得以到北京去留学两年，几乎在同时，武田被应征入伍，作为辎重兵的一员被派往中国大陆战场。在竹内逗留北京的两年期间，杂志的编辑主要由松枝茂夫来担任，1939年10月，竹内期满归国，重新接掌了研究会的日常工作。1940年4月，《中国文学月报》在出版了第59号之后，决定自第60号起改由生活社出版发行，刊名改为《中国文学》，页数由原本薄薄的12页改为48页，对外公开发售。

　　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活动和成果主要表现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举行研究例会、恳话会、讲读会等活动，就某一主题讨论介绍研究会内外人员的相关研究心得和学术信息等。第二就是出版研究刊物，对当时鲁迅、林语堂、沈从文、郁达夫等作家做了及时的介绍和评论，除了文学研究之外，对当时中国现实的社会也相当关注，蔡元培去世时，特别出版了纪念专辑。第三，对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介绍。几乎所有研究会的主要成员都是翻译家，他们除了在《中国文学》上发表译作外，几乎都有各种翻译的单行本问世，比较重要的有冈崎译的丁玲的《母亲》郁达夫的《沉沦》、巴金的《寒夜》，沈从文的《边城》等，而竹内好是日本最知名的鲁迅翻译家，以一人之力编选翻译《鲁迅文集》，可惜在完成了第6卷之后不幸去世。

　　在日本国内形势越来越严峻的1943年，竹内好为了不使中国文学研究会失去自己的独立品格，不得不忍痛解散了这一组织。在战后，曾经一度恢复，也继续出版刊物，但在1948年还是偃旗息鼓了。

　　不过，中国文学研究会在近现代日本对中国新文学的翻译、介绍和研究上，影响是巨大的，在当时和战后，主要的成员都成了著名的思想家（竹内好）、文学家（武田泰淳）和翻译家（松枝茂夫）等，可谓功勋卓著。1977年，汲古书院复刻了所有的《中国文学研究月报》和后来的《中国文学》，他们在中日文学交流上做出的卓越贡献，至今仍然令人敬仰。

[i] 竹内好《孙文观的问题点》，初刊于1957年6月号《思想》杂志，《竹内好全集》第5卷，第25页，东京筑摩书房1981年。

[ii] 竹内好《作为方法的亚洲•序章 我的回想》，第16页，东京创书社，1978年。

[iii] 武田泰淳《司马迁•自序》，东京日本评论社1943年，此处引自《武田泰淳全集》第10卷，第3页，东京筑摩书房1971年。

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讲座（文学）

第六讲：芥川龙之介文学的魅力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秦刚

 
 
第六讲：芥川龙之介文学的魅力 MP3（音频）→【请点击这里】

 
 
　　非常荣幸能参与讲授“日本文学系列讲座”，我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的秦刚。我担任的这一讲的主题是“芥川龙之介文学的魅力”。

　　芥川龙之介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不仅在日本家喻户晓，在国际上也有极高的知名度。对于今天的中国读者来说，阅读芥川文学的魅力究竟在哪里？我重点从三个方面讲述一下心得体会。

　　首先，芥川龙之介是代表一个时代的作家，他的文学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成果。

　　芥川龙之介出生于明治25年即1892年，死于昭和2年即1927年，终年35岁。他成人前的20年，正好是明治后期的20年，这期间日本先后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获胜，跻身于近代国家的行列。他20岁时的1912年7月，年号改元为大正，所以芥川龙之介的创作人生基本上属于大正时期。他在改元昭和的7个月后服毒自尽，被文学史家视为宣告“大正文学终结”的历史事件。因此，芥川龙之介是日本大正时期文学的代表者。

　　大正时期的社会文化，以“大正教养主义”、“大正民主主义”的盛行为特点，言论开放、思想活跃，都市文化与大众文化全面兴起，日本文学迎来一段黄金时期。这种文化空气的形成，尤其和出版媒体的空前繁荣相辅相成、密不可分。这一时期有大量的文艺刊物创办问世，芥川龙之介在大学时代就发表小说，并随即步入文坛，就得益于文艺期刊的全面崛起。他和东京帝国大学的文学同人共同创办了第三次、第四次《新思潮》，成名后被称作“新思潮派”，其文学起步就是以同人杂志为平台的。大学毕业后，他在海军机关学校担任过两年的英文教官，同时在最重要的综合刊物《中央公论》上接连发表小说。之后辞去教职，成为大阪每日新闻社的签约社员，转身为职业作家。在日本，作家通过写作能获得稳定的收入，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

　　《大阪每日新闻》在芥川龙之介1919年入社时的发行量为50多万部，而8年后在他离世之年，发行量已增长到130多万部。销量大幅上升的报纸和不断涌现的各类刊物，为这位大正文坛的明星作家提供了展示文学才能的舞台。例如，他为1918年创刊的童话杂志《赤鸟》创作的《蜘蛛之丝》等多篇童话，在1919年创刊的《改造》上发表的《将军》、《河童》等小说，都成为他的代表作品。芥川的同窗、作家菊池宽于1923年创办的期刊《文艺春秋》，也成为他发表创作、连载评论的重要阵地。芥川龙之介故去数年之后，《文艺春秋》还创设了芥川奖。

　　出版媒体的发展，文艺创作机制的成熟，文学读者群体的形成，为优秀作家的出现提供了充足的外部条件。也可以说，是时代打造了芥川龙之介，他的创作正是“大正教养主义”时代的文化成果，他的作品也必然成为表达和记录这个时代的文本。在类型多样的芥川龙之介的创作中，“历史小说”是一个主要的类别，既有《罗生门》为代表的以平安时期为故事背景的小说，也有集中再现江户时期或明治时期的历史人物、历史片段的作品群。然而，即便是这类“历史小说”，其本质是关于历史的一种文学方式的话语叙述，这些文学话语是在大正时期的文化语境中生成出来的，它们所参与建构的其实仍然是大正时期的历史文化。

　　第二个方面，我想强调的是，芥川龙之介的文学是以汇通东西的艺术修养为基础的现代性文学。芥川龙之介深晓西方文艺，是一位具有高超的文艺鉴赏力和世界性的文学眼界的作家。

　　他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学习英语，读中学时英语和汉文成绩在同年级中无人可敌，进入第一高等学校后，继续学习英语的同时还系统学习过德语，自修过法语，在青年时期就用原文阅读了大量的西方文艺经典。就读东京帝国大学时他选择攻读的是英国文学科，完成的毕业论文是《威廉·莫里斯研究》。从小学到大学，出生于东京的芥川龙之介走过的是明治末期西化教育体制所铺就的一条知识精英的培养之路。

　　在他死后留下的遗作《某傻子的一生》里，开篇处他回顾了就读“一高”时，在东京日本桥的丸善书店翻阅西文图书的情景：“那是一家书店的二层，二十岁的他攀到书架边的梯子上正在搜寻新书。莫泊桑、波德莱尔、斯特林堡、易卜生、萧伯纳、托尔斯泰……／不觉间已是日暮时分，但他还在专注地读着书脊上的文字。那里并排摆放的与其说是书，不如说就是世纪末本身。尼采、魏尔伦、龚古尔兄弟、陀思妥耶夫斯基、豪普特曼、福楼拜……”这个场景里罗列出的一长串的西方文学家、思想家的名单，最直观地体现出他20岁时对世界文学的广泛涉猎。成为作家之后，对西方文学的借鉴和汲取在他的作品创作中更是随处可见。

　　比如他的名作《竹林中》的故事素材，虽然主要来自于《今昔物语集》，但经过学者的细致研究，发现这篇作品的构思，有可能借鉴了法国13世纪传奇《蓬蒂厄伯爵的女儿》，英国诗人罗伯特·勃朗宁的长诗《指环与书》，以及美国作家安布罗斯·比尔斯的恐怖小说《月夜黄泉路》等来自于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作品元素。因为芥川龙之介擅长在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中得心应手地撷取滋养，所以比较文学视角的研究一直是芥川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

　　　　　　　　　　　芥川龙之介短篇集《竹林中》、秦刚等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芥川龙之介对西方文化的阅读和吸纳可以说是全方位的，他对自己的定位并非“小说家”，甚至也不限于“作家”或者“文学家”，他真正的志向是“艺术家”，因此提出过“艺术至上”的文学主张。而且对文学之外的西方戏剧、美术、音乐、宗教、哲学等，都有广泛的兴趣。在他的创作中，“东方与西方”是一个一以贯之的文学主题。比如，被分类为“切支丹物”的日本天主教题材作品《奉教人之死》、《诸神的微笑》等，还有“明治物”即以明治开化时期为时代背景的小说《开化的杀人》、《舞会》等等，再现的就是东西方文明的相遇和交汇的历史现场，有的作品探究了超越东西的终极价值的追求，有的作品揭示了东西文化碰撞下的分裂与矛盾。他在绝笔之作《西方之人》中，将耶稣作为西方精神、现代精神的化身，并将自我的人生投射在耶稣身上，这是他的毕生文学的终极之作。“东方与西方”的主题，归根结蒂其实就是关于何为现代性的追问。

　　在东西方文化遗存中广收博采，行走于时代文化的峰巅，这样的现代意识及文学实践，正是他的作品能够跻身20世纪世界文学经典行列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个方面，我想列举的就是这位日本作家与中国之间的深厚缘分。受益于成长在养父家的家风的影响，芥川龙之介自幼嗜好阅读，其中最吸引他的就是《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中国古典小说的日译本，他曾将《西游记》列为儿时第一爱读之书。中学时他开始时时品读《唐诗选》，徜徉于中国古典诗文的世界，甚至一度有过成为汉学家的梦想，大学期间他听过汉学家盐谷温讲授元曲《西厢记》的课程。在大正时期的青年作家里，芥川龙之介是公认的汉学修养最高的一人。自然，在他的创作中有很多取材自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例如《黄粱梦》、《杜子春》、《尾生之信》、《秋山图》等等。此外，也有《南京的基督》、《湖南的扇子》、《马脚》等以现代中国为故事空间的作品，其中一部分小说的素材，来自于芥川龙之介1921年春夏间的访华经历。

　　1921年3月底至7月中旬，芥川龙之介受大阪每日新闻社的派遣，以中国观察员的身份访问中国，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走访了上海、南京、长沙、北京等10多个城市，这是他生前仅有的一次海外之行。回国后执笔完成的游记先在《大阪每日新闻》上连载之后，于1925年结集出版成《中国游记》。这部《中国游记》近年来在中日两国都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去年年末，日本NHK电视台播放了使用8K超高清影像拍摄的电视剧《异乡人 上海的芥川龙之介》，受到中日影迷的热议。而对《中国游记》的全面解读，对芥川龙之介访华的重新评价，正是进入全球化时代后，在中日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焕然一新、成果丰硕的一个领域。芥川龙之介当年观察中国的“他者之眼”，为中日双方留存下回顾历史、反观自我的“镜中之像”。

　　以上，我从三个方面概述了芥川龙之介文学的特点和魅力。

　　芥川龙之介的文学与知性所代表的大正时代，正好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在他短暂人生的后半程，还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班牙流感爆发和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等一系列历史性的重大事件。其中，1918年爆发的西班牙流感在日本夺去了大约40万人的生命，新婚不久的芥川龙之介曾先后两次感染西班牙流感，而且症状十分严重，他甚至已经写好了辞世俳句。所幸两次患病都最终治愈，但是他的生父新原敏三却因染上西班牙流感而病故。

　　目前国内出版的芥川作品的各种译本可谓数不胜数，山东文艺出版社还出版了中文版的《芥川龙之介全集》，芥川龙之介是目前唯一的全部作品可以通过中文阅读的日本经典作家。通过对作品完整、系统的阅读，不仅能够全面领略他的小说创作的艺术成就，还可以进一步了解他所身处的时代，从百年前的日本和今天的日本，百年前的世界与今天的世界之间，体会和观察到历史的循环、变化与关联。

　　以上就是这一讲的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讲座（文学）

第五讲：日本近世俗文学视野中的叙事文学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周以量

 
主讲人介绍：周以量，曾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师从于高田卫、稻田笃信学习日本近世文学，获文学博士学位（日本东京都立大学），在日本和国内发表关于日本近世文学的论文十数篇，并参与国内日本古典文学史教材中有关近世文学内容的编写工作（如《日本古典文学入门》《日本古典文学史》等）。现就职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从事日本文学、中日比较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第五讲：日本近世俗文学视野中的叙事文学 MP3（音频）→【请点击这里】

 
 
　　大家好！我是首都师范大学的周以量。

　　今天我想讲一讲日本近世文学中的叙事文学的问题，题目就叫做“日本近世俗文学视野中的叙事文学”。这个问题首先涉及两个方面的话题，一个是“近世文学”，一个是“叙事文学”。

　　所谓“近世”，这是日本历史上的一个分期，指的是日本最后一个封建时代，即日本进入近代之前的一段时期，具体来说，是指德川家康在江户（现在的东京）设立幕府的时期，时间为1603年至1867年。这段时期在历史上又称之为“江户时代”。而所谓的“近世文学”就是这二百六十多年间文学的总称，又被称作“江户文学”。

　　“叙事文学”则主要指除诗歌（韵文）之外的散文作品，一般情况下，我们用以指代以小说为主的文学样式。

　　实际上，今天的话题还涉及日本近世文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术语：俗文学。俗与雅相对，俗文学源于民众，又服务于民众，是为民众所喜闻乐见的一种文学形式。按照近世日本社会的状况来说，俗文学主要是源自町人、为町人服务、受町人欢迎的一种文学样式。这里所谓的“町人”（ちょうにん）就是指生活在都市里的商人、手工业者，大致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小市民阶层。

　　我们知道，在日本近世，町人的地位处于士农工商的最底层，在社会中，町人没有政治上的话语权，但是由于日本近世将近二百七十年期间既没有战争之纷扰，也没有兵燹之灾祸，是一个和平的时代，人们生活稳定，社会经济得到巨大的发展，处于社会底层的町人虽然没有政治上的话语权，却在经济上取得很多的利益，因而他们能够把更多的精力、财力投入到文化事业方面。日本近世的叙事文学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繁荣发展起来的。

　　概观日本近世的叙事文学，从最早出现的假名草子到后来出现的浮世草子、洒落本、滑稽本、人情本、读本、草双纸等，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时期的小说样式繁多，错综复杂，如果要在短时间内从总体上一一介绍日本近世的叙事文学，势必给人以蜻蜓点水、隔靴搔痒的感觉，因此，今天我打算稍微详细地就其中的一种文学样式加以介绍，以期大家对这种文学样式有一个较为深入的了解，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对日本近世的叙事文学有一个具体的认识。

　　那么，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称之为最具日本近世特征的文学样式——浮世草子（うきよぞうし）。

　　在日本近世，浮世草子出现于1682年（天和二年），以井原西鹤的《好色一代男》（こうしょくいちだいおとこ）的出版为标志，此后大约经过了一百年左右，浮世草子的作品才为其他的叙事文学作品所取代。由此可见，在浮世草子的形成过程中，井原西鹤的创作功不可没。

　　井原西鹤（いはらさいかく，1642-1693）最初是以俳谐作者的身份走上文坛的，时间大约在1662年（宽文二年）左右。二十年后，当其创作的《好色一代男》出版之后，井原西鹤变身为浮世草子作家。

　　《好色一代男》八卷八册，自主人公世之介7岁情窦初开时讲起，直至其60岁时与七位友人乘船前往女护岛不知所踪为止，每一年（岁）一章，共54章（第一至第七卷每卷分七章，第八卷为五章），叙述了世之介一生的情感经历。从结构方面来看，很显然它继承了日本古典文学的叙事传统，如《源氏物语》（げんじものがたり）。此外，这部作品虽然以一个固定的人物（世之介）为主人公贯穿整个故事，但是每一章的连接并非十分紧密，从中我们也可以窥探到《伊势物语》（いせものがたり）的影子。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部作品可以说奠定了井原西鹤后来许多作品的基础，即具有浓厚的短篇小说集的特征。

　　　　　　　　　　　　　　《好色一代男》汉译本封面

　　《好色一代男》的前四卷主要以各地的风俗人情为背景，讲述了青少年时期的世之介在与不同女性交往的过程中发生的情感纠葛，后四卷讲述了世之介继承了巨额的遗产之后，频繁出入于三都（さんと，即大阪、京都、江户）青楼之中的故事，并加入许多著名妓女的故事，具有很强的“游女评判记”（ゆうじょひょうばんき）的特点。所谓“游女评判记”是日本近世出现的记录关于各地青楼、妓女情况的一种具有实用价值的指南性作品。

　　《好色一代男》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叙事文学样式——浮世草子——的滥觞之作，与其涉及的题材紧密相关，这个题材就是当时的“好色”风俗。

　　日本元和至宽永（1615-1644）年间，德川幕府取缔了各地的私娼，代之以一种称之为“游廓”（ゆうかく，也称之为“游郭”）的公娼制度，前面提到的“游女评判记”就是在这种制度下形成的一系列作品。“游廓”的设立，符合当时市民阶层（町人）的需求，正如前面我们所说的那样，这个阶层的人们虽然没有政治上的话语权，却拥有大量的财富，就像《好色一代男》中的主人公世之介那样，由于他继承了大笔的遗产，获得巨额财富之后，有足够的财力游历青楼，极大了促进了青楼文化的发展。“游廓”可以说正是这种社会消费带动下的产物。日本近世的青楼文化与文学的关系密不可分，浮世草子中的“好色物”（こうしょくもの）——即以“好色”风俗为背景的作品——就是这种关系的一种反映。而井原西鹤的《好色一代男》正是反映这种文化背景的代表作之一。作者将世之介这个典型人物置于典型的时代背景之中，通过崭新的文体叙述了当时最流行、最时尚的风俗人情。

　　《好色一代男》虽然由“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叫做“荒砥屋孙兵卫”的大阪书商出版，但由于符合大众的口味，获得大众的认可，因而后来又改由专门的书商重新再版，甚至在江户还出现了盗版，该作品受到人们的欢迎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继《好色一代男》获得巨大成功之后，井原西鹤又创作了第二部浮世草子作品《诸艳大鉴》（しょえんおおかがみ，其副标题为《好色二代男》，1684年）。这同样是一部“好色物”，采用了《好色一代男》续编的形式——由此也可以看出作者/书商利用《好色一代男》畅销的意图，从内容上看，它主要讲述了不同身份的青楼女子与游客之间的感情纠葛。

　　接下来的第三部浮世草子作品，井原西鹤把目光从青楼转向各地的民间传说方面，创作了《西鹤诸国故事》（『西鶴諸国はなし』[さいかくしょこくはなし]，1685年）一书，正如该书“序文”中所说的那样：作者试图“通过游历各国，以找寻故事的材料（国々を見めぐりてはなしの種をもとめぬ）”。这部作品构成了井原西鹤“说话物”——即汇集了传说故事的作品——中的一部分。

　　井原西鹤创作的浮世草子除了“好色物”“说话物”外，还有称之为“武家物”（即以武士为主题的作品，如《武道传来记》[ぶどうでんらいき]等）和“町人物”的作品。下面我们再就其另一种颇具日本近世特色的浮世草子作品“町人物”做一介绍。

　　　　　　　　　　　　　　《井原西鹤选集》汉译本封面

　　首先是一部叫做《日本永代藏》（にっぽんえいたいぐら，1688年，汉语有人译作《日本致富宝鉴》）的作品。正如这部作品的副标题“新百万富翁之教训”（「大福新長者教」）所显示的那样，它主要汇集了町人如何发家致富、走向成功之路的故事，讲述了町人在勤俭节约以及发挥聪明才智方面的为人处世之道。由于作者对当时社会的认识极其敏锐到位，且发挥出架构叙事文学作品的能力，因而受到人们极大的欢迎，也成为井原西鹤作品中再版次数最多的一部作品。即便放在现在，这部作品所呈现出的深刻的商业批判精神也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如该作品“卷一之二 邪风沦落第二代”（「二代目に破る扇の風」）中讲述了一男子继承了其父亲的巨额遗产之后，以勤俭节约为本，在花钱方面之精打细算丝毫不亚于其父辈。有一天，他捡到一封装有金钱的信，收信人是一个妓女，于是他带着这封内有金钱的信前往岛原（しまばら）——位于京都的游廓的通称，准备将钱和信送还给这个妓女。但自从这个男子踏入岛原之后，就沉溺于其中，不可自拔，最终家道中落。这则故事将富商的破产与青楼联系起来，虽然没有从正面去叙述如何发家致富的道理，但结合了当时与町人关系最为密切的两种文化（商业文化与青楼文化）现象，很好地呈现了该作品“教训”的主题。

　　其次，与大多数内容讲述上层町人成功故事的《日本永代藏》形成对比的是《世间胸算用》（せけんむねざんよう，1692年，汉语有人译作《家计在精心》）这部作品。《世间胸算用》也有一个副标题：年三十一日千金（「大晦日は一日千金」），它主要描绘了中下层町人于年底时节的众生相。在作者的笔下，町人们既具有强烈的求生欲望，也具有愚蠢之极的一面；町人们既值得怜悯，又是极其滑稽可笑的一群人。也就是说，作者并没有千人一面地去描绘町人，而是立体地塑造了这个群体的形象。

　　无论从“好色物”来说，还是从“町人物”来看，毫无疑问，井原西鹤的浮世草子作品都很好地展现了日本近世的生活生态，并将形成这种生态的文化语境或隐或显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为我们提供了理解日本近世文化的一个极好的窗口。

　　谢谢大家！

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讲座（文学）

第四讲：日本中世文学的特征及其反映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韦立新

 
主讲人介绍：韦立新，二级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曾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院长、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并兼任教育部第四届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现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亚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日语语言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华日本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日本史学会常务理事兼古代史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东亚宗教文化学会理事。主要从事日本文学、日本文化、中日文化关系的教学与研究。
 
 
第四讲：日本中世文学的特征及其反映 MP3（音频）→【请点击这里】

 
 
　　谈及日本的中世文学，具体应该从何时开始算起？范围应如何界定？这样一种对历史、文学史或文化史时段或范围的划分，究竟其意义何在？那是因为在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所发生的事件、所出现的人物，以及所呈现的社会、文化现象，必然反映出其各有不同的特征来。通过对其进行恰如其分的区分，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对其加以认识和把握。

　　我们所说的中世，一般指从源赖朝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的建久三年开始，到德川家康的江户幕府成立的庆长八年为止的时代，通常又称为镰仓室町时代。由于该时期最主要的特征是武士阶级掌握了政权，社会和文化也都相应出现了由“贵族社会、贵族文化”向“武士社会、武士文化”的转变，故又称其为“中世武家政权时代”。

　　该时代又分为前期的镰仓时代和后期的南北朝、室町时代。这就决定了中世文学、文化的第一特征：某种程度上继承和保留了前一个时代沿袭下来的“贵族文化”风格和要素，同时开始出现更符合武士阶级及广大普通民众需求的“武家文化”和“庶民文化”。

　　其次，由于该时期正值日本佛教界迎来以所谓“镰仓新佛教”的出现及佛教各大宗派的“复兴”为标志的全盛期，而该时期日本佛教呈现出来的显著特点，也是顺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世俗化”、“平民化”大趋势。凡此种种，都必然会在该时期的文学、文化上有所体现。因此，我主张把这种“世俗化”、“平民化”视为该时期文学、文化上的第二大特征。

　　有人认为：日本中世时期的文学艺术，乃是在新旧交替当中，由公家、武家和僧侣三方交替“混入登场”所形成的“漩涡”造就而成的。还有人认为：中世文化融合了公家文化、武家文化和庶民文化，展现了该时期活跃于文化舞台上的“主角”们的风采。因此，我也主张在思考和把握日本中世文学、文化的时候，首先应该熟悉三个关键词：公家文化、武家文化和庶民文化。

　　在此之所以采用略显模糊的“中世文学、文化”的提法，是因为在思考和讨论该问题时，两者的关系实际上水乳交融、难以分割。我们把题目换成“日本中世文化的特征及其在文学上的反映”也许更贴切。

　　下面，我们先来谈一谈日本中世文学中所体现出来的“公家文化”成分。

　　日本在进入中世前期的镰仓时代后，掌握了政治上的实权和经济实力的武士阶级，尽管也有意识地致力于培植与自己当权之后的“显赫”身份相符的“武家文化”，以抗衡平安朝时代的贵族文化，但毕竟时日尚浅、功夫未到，因此，该时期有一段“公武文化既相互对峙又协调并存”的时期。也就是说，在政治上已无可奈何地衰退下来的公卿贵族们，仍然有机会、同时也有积极意愿在文化舞台上继续引领风骚，以追回并维护自己日渐失去的优越和尊严。

　　这一点反映在文学上，那就是“和歌”方面的亮丽表现。

　　和歌作为“公家文化”的代表之一，本来就是专属于贵族们的宫廷社交文学，既然该时代还有机会让骨子里本来就瞧不起“武家文化”的贵族们“露一手”，其优越的“自尊”岂能容忍自己甘于平庸？于是乎，贵族们热心钻研和歌创作技法，竞相潜心于和歌创作，并以自己的和歌作品能入选“敕撰和歌集”为荣。（如《新古今和歌集》编撰者之一藤原有家，因有十九首和歌入选《新古今集》而为人称道。而同样是贵族出身并活跃于后鸟羽院歌坛的藤原家隆，其和歌作品竟有四十三首入选《新古今集》，晚年又有四十三首入选《新敕撰集》，被视为和歌歌坛上的“佼佼者”。）

　　谈及该时期的“和歌”，窃以为有必要强调以下要点：

　　（1）开创了“新古今风”，并在和歌史上具有一定划时代意义的《新古今和歌集》，尽管不是后鸟羽太上皇亲自编撰而成，但因其完美诠释并“贯彻”了后鸟羽太上皇所主张和推崇的和歌理念和风格，故此，后人多认为：将《新古今集》视为后鸟羽太上皇的亲撰作品亦不为过。

　　（2）喜爱和歌的后鸟羽太上皇始终难忘复兴贵族文化之初衷，亲自引领“九条家”歌坛，复兴“和歌所”，敕命编撰《新古今和歌集》并亲自倾注心血于该编撰事业。因执着于“王政复古”而不为镰仓武家政权所容，最终遭至流放于隐岐的孤岛上。但他在和歌创作方面的实践和造诣及其独特风格，在日本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3）《新古今和歌集》呈现的所谓“新古今风”，作为具有感觉性、绘画性、故事性和象征性的新风格，与《万叶集》、《古今集》合称为和歌风格的三大典型。

　　作为从和歌派生出来的另一种诗歌形式，由多人共同合作创作的连歌，也在中世开始盛行，并由倡导和歌、连歌、佛道三者如一的著名连歌师心敬，和致力于将古典和文艺推向全日本的宗祇大成于该时期后期的室町时代。

　　大家知道，进入镰仓时代以后，还出现了许多“说话（民间故事、传说）集”，所收集内容包括了公卿贵族的逸闻趣事、民间各种神佛“灵验谈”，还有其它坊间流传的、以平头百姓为“主人公”的形形色色的民间故事等。而橘成季编纂《古今著闻集》，就是该时期流行的“说话文学”代表之一。

　　同时代问世的还有《宇治拾遗物语》、《十训抄》、《发心集》、《宝物集》，以及作为佛教说话集而知名的《沙石集》等。

　　“说话文学”在文体、内容方面呈现的多样性，构成了日本中世文学的又一大特征。我们既可以从《古今著闻集》了解到中世时期公卿贵族们的所思所想及其生活状态，同时又可以从其它说话集里窥探出该时期佛教在“民间普及”过程当中的“世俗化、大众化”倾向，以及文化的“庶民化”倾向。

　　作为最能反映武士活跃的中世战乱时代的一大文学体裁，该时期出现了一系列以《保元物语》《平治物语》《平家物语》《太平记》等为代表的“军记物语”（又称战记文学）。该类军记物语虽然都是以武士世界为描述对象，但并不只局限于某一特定人物的个体行动和事件，而将重点置于描写某一氏族、某一集团的兴衰和隆替，真实而生动地展现了登上历史舞台前台的中世武士们的生活状态和风采。其中颇具代表性的《平家物语》，整个基调流露出浓郁的佛教无常观，使我们从中不难窥出该时期佛教“世俗化”、“大众化”的影响。

　　作为中世文学的又一大部分，主要由五山禅僧们创作的五山（汉）文学，因得益于中日之间禅僧们的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以及在五山禅林中积累下来的汉诗文创作方面的文学“土壤”，造就了诸如雪村友梅（《岷峨集》）、中岩圆月（《东海一沤集》）、绝海中津（《蕉坚集》）、义堂周信（《空华集》）等一批杰出的文学僧，足以令中世文学添彩生辉，其成就亦不容小觑。

　　中世时期佛教的“世俗化”、“大众化”倾向，其影响显然波及到了整个中世的社会和文化。反映在文学方面，则是出现了不少以佛教无常观为基调的優秀作品。在这一方面，除了上述提到的《平家物语》外，还有作为中世随笔文学的代表杰作《方丈记》（鸭长明著）和《徒然草》（兼好法师著）。

　　该时期由于京都与镰仓之间的往来盛行，如此背景下产生了《十六夜日记》、《东关纪行》、《海道记》等记录东海道旅途见闻的游记文学作品，后期还问世了不少往来于诸国各地的公家、连歌师们的旅行记。该类游记文学作品的出现，自然也成为了中世文学的一大特色。

　　最后还应该关注的是：能乐、狂言等传统戏剧表演艺术，也是到了中世时期以后，在观阿弥、世阿弥父子的努力推动下，日益兴盛、普及，分别大成于中世后期的南北朝时代和室町时代，这显然亦可视为该时期文化“世俗化”、“大众化”的典型反映。

　　以上是我在学习和思考日本中世文学方面的一点心得体会，在这里分享以供大家参考。非常感谢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北京日本文化中心提供了这么好的平台。祝大家学习、工作顺利！

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讲座（文学）

第三讲：《源氏物语》的世界（第二部分）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张龙妹

主讲人介绍：张龙妹，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五期生，日本东京大学博士（文学）。主要从事以《源氏物语》为主的日本平安时代女性文学研究，『源氏物語の救済』（风间书房 2000年）获第八届关根奖和第三届孙平化日本学学术奖励基金著作一等奖。主编有《日本古典文学大辞典》（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年）、《日本文学》（高教社 2008年）等。翻译、校注了《今昔物语集 插图本》（全三册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2019年），与毕业生们一同翻译的“日韩宫廷女性日记文学系列丛书”即将由重庆出版社出版。

（第一部分）

一、世界文学中的《源氏物语》

二、世界女性文学中的《源氏物语》

三、平安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

1.摄关家庭的后宫政策

2.婚姻制度

3.女性的散文体文学书写

（第二部分）

四、《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及故事梗概

五、《源氏物语》的创作方法

  1.对汉诗文的引用

  2.从和歌到物语

  3.母题的继承、重叠与嬗变

  4.全新的文学意象的创造

本讲座的内容共包括两个部分，分为两次发表。本次发表第二部分。

第二讲：《源氏物语》的世界（第二部分） MP3（音频）→【请点击这里】

（第二部分）

四、《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及故事梗概

1.作者紫式部

　　紫式部，具体生卒年份不详，大约存世于970-1031年之间。本名不详。平安朝的女子没有自己的名字，做了贵族仕女以后，就在姓氏后加上父兄或丈夫的官职作为称呼。其父藤原为时（949-1029？）曾任式部丞和式部大丞，式部之称由此而来。当时还有一个习惯，为了使自己的名字听起来像中国人，就改双姓为单姓，藤原为时就成了藤为时。所以，紫式部本应是藤式部。至于被称为紫式部的原由，历来众说不一。大概是与成功地塑造了《源氏物语》中的女主人公紫姬有关。其父为时既是位歌人，还是一条天皇时为数不多的汉文诗人和汉学家，“为时”之名便来自于白居易<与元九书>中“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语。其汉学方面的造诣，给紫式部的影响非同一般，《源氏物语》中广泛而深层的汉诗文引用就印证了这一点。

　　紫式部年近30岁方与藤原宣孝（952？-1001）结婚，那时宣孝已年过不惑，婚后第二年（999）生下一女贤子。然而，宣孝因感染流行疾病于1001年去世。不足三年的短暂婚姻对紫式部的精神造成了深重的打击。从自己的不幸遭遇中，她领悟到了普遍意义上的人生短暂与人世无常。在百无聊赖的寡居日子里，紫式部以写作物语来打发时日。《源氏物语》大概就是她在这样的心境下开始创作的。可能是《源氏物语》为她赢得了才名，宽弘二年（1005）或三年的十二月二十九日，紫式部出仕一条天皇的中宫（皇后）彰子。如上文中提到的那样，摄关政治使得后宫成为了文化的中心，直接导致了女性文学的繁荣。

2.《源氏物语》故事梗概

　　《源氏物语》篇幅庞大，即便翻译成中文也有百万字。全书共54卷，现在通常分为三部。第一部从<桐壶>至<藤花末叶>，共33卷。以光源氏为主人公，描写了他不同寻常的出生、奔放的爱情生活、谪居须磨以及起死回生后飞黄腾达乃至位越人臣的经过。感情与政治，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可在光源氏，他的政治地位的起伏，直接受到情感生活的左右。谪居须磨表面上是因为与右大臣之女胧月夜的暧昧关系，而实际上则是与继母藤壶皇后私通有关，他之所以能登上准太上天皇的宝座，也正是因为他与继母所生之子继承了皇位的缘故。

　　第二部从<若菜上>至<魔法使>，共8卷。光源氏的情形与第一部就大不相同了。在第一部中，从结果来看，奔放多彩的情感生活给光源氏带来了政治生活上的辉煌，可在第二部，为了保住现有地位而迎娶的三公主，却给他中年后的个人生活蒙上了浓重的寂寞与无奈。他最爱的妻子紫姬在寂寞中死去，三公主也在生下一个私生子后出家为尼，留下光源氏独自品味人生的万般无奈。

　　第三部从〈匂皇子〉至〈梦浮桥〉，共13卷。是光源氏去世后的故事。以光源氏的外孙匂亲王和名义上的幼子薰君为主人公，描写了他们复杂的感情生活以及作为他们恋爱对象的宇治三姐妹多舛的命运。

五、《源氏物语》的创作方法

　　从现存的作品来看，在《源氏物语》诞生之前，日本的物语文学只有《竹取物语》《宇津保物语》《落洼物语》三部作品。《竹取物语》是由五个求婚谭构成的中篇小说，《宇津保物语》共20卷，在篇幅上也具有了长篇小说的规模，但从第二卷<藤原君>到第十二卷<冲之白波>一共描写了14个不同男子的求婚故事，占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显然《宇津保物语》与《竹取物语》一样，都是以求婚谭为主要母题的。《落洼物语》则是一部讲述嫡母虐待庶出女儿的成长故事，也只是一部中篇小说。而在我们中国，当时也只有唐代传奇这样的短篇集。即便在世界范围内，也只有《一千零一夜》这样的民间故事集。正如成书于镰仓时代的《无名草子》所感叹的那样，《源氏物语》“诚乃祈佛所得”“非凡夫之所能”。

　　那么，《源氏物语》又是怎样被创造出来的呢？下面我们就来具体介绍一下作品主要的创作方法。

1.对汉诗文的引用

　　《源氏物语》中存在着大量的汉诗文引用，比如光源氏谪居须磨时口诵白居易诗句“三五夜中新月色，两千里外故人心”等，可谓比比皆是。但这些直接引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点缀。在物语结构中起决定作用的是那些间接引用。比如第一卷<桐壶>讲述的桐壶帝与桐壶更衣的悲恋故事，可以称得上是平安时代版散文体《长恨歌》。

2.从和歌到物语

　　我国唐代孟启编撰了一部书，叫作《本事诗》，其中“情感第一”卷收录了崔护进士落第后独游都城南庄与一女子相遇的故事。孟启是875年进士，而崔护（772-846）是796年的进士，比孟启将尽早一个世纪。《本事诗》中的崔护故事，是孟启根据崔护的《题都城南庄》诗虚构而成的。日本平安时代的《伊势物语》与《本事诗》相似，是以《古今集》所收在原业平的和歌为基础编撰而成的故事集。这样的作品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简短的诗歌中本身包含了丰富的故事性。

紫式部的曾祖父藤原兼辅（877-933）有一首广为传颂的和歌：

　　　为人父母心犹明，思子路上暗夜行。

　　　（人の親の心は闇にあらねども

　　　子を思ふ道に迷ひぬるかな ） 《后撰集》

　　为人父母者并非不明是非，只因思子心切，便如暗夜行路，不辨方向是非。这首和歌在《源氏物语》中的引用次数最多，达25次，作者借此歌意构思了不同类型的为了子女而迷茫的父母们的故事。

3.母题的继承、重叠与嬗变

　　另外，母题的继承、重叠和嬗变在物语的长篇化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作品的女主人公紫姬，她的母亲应该是兵部卿亲王的外室，在她母亲和外祖母都过世以后，生父决定接她到亲王府上居住，亲王嫡妻也打算着好好调教她。这里显然预告了类似于《落洼物语》中嫡母[i]虐待庶出子女的故事。但是，就在他的生父前来接她之前，光源氏抢先一步，将她接回了自己的二条院。这样，故事就变成了掠夺婚型，但又与传统的掠夺婚故事不同。传统的掠夺婚型故事，是身份低的男子爱慕身份高的女子、在正当结婚无望时采取的自我毁灭性行为（参见图3），所以这类故事也多以男女双方的死亡而告终的。但光源氏的身份远远高出紫姬，所以他们的结合反倒使紫姬被世人称为“幸运儿”。而通过掠夺婚形式摆脱了被嫡母虐待的紫姬，日后也以嫡母身份抚养明石姬所生子女。她被设定为不能生育的女性，从而使她不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虐待庶出子女的腹黑嫡母，而是能够将明石姬所生子女视为己出的贤德嫡母。此外，在光源氏与紫姬的关系中，又有着对恋母与“替身”（形代 かたしろ）型故事的继承和嬗变。紫式部运用传统母题可以说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图3. 《伊势物语绘卷》第十二段 男子抢来高贵的女子一起逃到了武藏野

　　  　日本国文学研究资料馆藏《伊势物语绘卷》 https://doi.org/10.20730/200024783）

4.全新的文学意象的创造

　　几天前看到孩子在看一部日本动漫《路人超能》（モブサイコ100），其中有一集是一位富家小姐浅桐美乃莉被怨灵附体的故事，怨灵的主人–最上启示曾经是最强大的特异功能拥有者。怀恨而死之人，其灵魂会变成怨灵，附在活着的人身上作祟。这种俗信，早在平安时代就存在了，一般称之为“物怪”（もののけ），《源氏物语》中也有不少“物怪”作祟场面的描述。

《紫式部集》中有这么一首和歌：

　　　借口故人来作祟，病因岂非是心鬼？

　　　（亡き人にかごとをかけてわづらふも

　　　おのが心の鬼にやはあらぬ）

　　这首和歌的歌序中说：有这么一张画，画面上画着一个被“物怪”附体了的女子的丑陋模样，她的背后，是变成了鬼的前妻，被小法师捆绑着。丈夫在那里诵经，试图祛除“物怪”。有这样的绘画作品的存在，可以想见当时这种俗信之盛行。而紫式部的和歌一语道破，所谓“物怪”附体都是“心鬼”所致。

　　《源氏物语》最为惊悚的还是六条妃子“生灵”现象的描述。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可知，六条妃子的“生灵”现象实际上只存在于六条妃子自身的臆想中和光源氏的视觉中。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图4的漫画。在原作中六条妃子向葵姬施暴，只出现在六条妃子自己的梦境中，而在光源氏的视觉中，明明是在与葵姬对话的，却突然发现对方的模样和声音完全变成了六条妃子的样子。也就是说，作者借助于当时人们对于“物怪”的俗信，将六条妃子和光源氏分别因疑心所生之暗鬼（“生灵”）写活了，创造了日本文学史上不可磨灭的典型形象。而联想到紫式部本是那么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其超凡的文学创造力以及文字表达能力，着实令人叹服！

　　  　（图4. 《源氏物语》漫画 『あさきゆめみし』 2008年4月25日 讲谈社）

　　《源氏物语》好比是一座巨大的森林，一两次讲座不可能进行全面的阐述。自己虽然从事研究多年，也应该只是触及了冰山一角。在这里希望强调的：第一是世界文学史视角，第二是作为《源氏物语》诞生文化背景的女性散文体书写之发达，第三便是紫式部的文学创造力。衷心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平安时代的女性文学。

[i] 日语中“嫡母”与“继母”“庶母”等都读作“MAMAHAHA”，盖日本古代是以是否亲生来区别亲属关系的。

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讲座（文学）

第二讲：《源氏物语》的世界（第一部分）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张龙妹

主讲人介绍：张龙妹，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五期生，日本东京大学博士（文学）。主要从事以《源氏物语》为主的日本平安时代女性文学研究，『源氏物語の救済』（风间书房 2000年）获第八届关根奖和第三届孙平化日本学学术奖励基金著作一等奖。主编有《日本古典文学大辞典》（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年）、《日本文学》（高教社 2008年）等。翻译、校注了《今昔物语集 插图本》（全三册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2019年），与毕业生们一同翻译的“日韩宫廷女性日记文学系列丛书”即将由重庆出版社出版。

（第一部分）

一、世界文学中的《源氏物语》

二、世界女性文学中的《源氏物语》

三、平安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

1.摄关家庭的后宫政策

2.婚姻制度

3.女性的散文体文学书写

（第二部分）

四、《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及故事梗概

五、《源氏物语》的创作方法

1.对汉诗文的引用

2.从和歌到物语

3.母题的继承、重叠与嬗变

4.全新的文学意象的创造

本讲座的内容共包括两个部分，将分两次发表。本次发表第一部分。

第二讲：《源氏物语》的世界（第一部分） MP3（音频）→【请点击这里】

（第一部分）

一、世界文学中的《源氏物语》

　　《源氏物语》成书于日本的平安时代（794-1192）中期，根据《紫式部日记》中的有关记述，至1008年，至少《紫姬》之前各卷已经问世，学界也是把1008年当作《源氏物语》的成书年份。阿拉伯世界的短篇小说集《一千零一夜》形成于9世纪至15世纪，之后就要数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1605-1615）。我国的《红楼梦》则成书于18世纪。从时间和篇幅上来说，《源氏物语》无疑是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小说。

二、世界女性文学中的《源氏物语》

　　《源氏物语》还是一部女性创作的散文体作品，在世界女性文学的范围内她又是部怎样的作品呢？古代的女诗人，中西方都可以列举出不少，但就散文体书写而言，西班牙的埃赫里亚（Egeriae）于381-384年前后撰写了书信体的《埃赫里亚旅行记》（Itinerarium Egeriae），记录了从耶路撒冷、埃及、巴勒斯坦直到西西里岛的朝圣之旅。只是，她是用官方的宗教语言拉丁语书写的，内容也局限于她的宗教信仰。在女性小说最为发达的英国，被称为女性小说家第一人的玛丽·罗思夫人(Lady Mary Wraoth 1586？-1651?)，于1620年出版了散文体小说《爱情的胜利》（Love’s Victory）、1621年出版《尤拉妮娅》（Urania）等。而英国历史上第一位职业女作家阿弗拉·贝恩(Aphra Behn 1640-1689) ，她也是于17世纪后半期才开始戏剧和小说创作的。从以上简单的梳理，大家也能了解到，在11世纪初的东方，诞生了《源氏物语》这样的巨著，本身就是个奇迹。而其作为日本“国文学”代表作的地位，又是任何国家的任何女性作品所无法企及的。

三、平安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

　　到了平安朝中期，随着摄关政治的确立，后宫成为政治的中心，加之假名文字的成熟，女性文学得到了极大的繁荣。以下从1.摄关家庭的后宫政策、2.婚姻制度、3.女性的散文体文学书写这三方面介绍《源氏物语》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

1.摄关家庭的后宫政策

　　摄关政治时期，后宫自然成为权力斗争的中心。达官贵人们竞相将自己的女儿送入后宫，又为其选择才能出众的仕女（日语作“女房”，包括在宫廷任职的女官和属于私人雇佣关系的近似于嫔妃们的家庭教师性质的女性），营造风流文雅的后宫文化，以博取天皇的宠爱，生下下一代天皇，自己作为天皇的外祖父，成为摄关大臣。

　　图1简洁地勾画了藤原道长与五代天皇的关系。道长于999年先将长女彰子送入一条天皇（在位986-1011）的后宫，彰子诞下两位皇子，就是后来的后一条天皇与后朱雀天皇。一条天皇于1011年驾崩，其后，道长外甥三条天皇（在位1011-1016）即位，道长便于1012年将次女妍子嫁与三条天皇。因妍子没有产下皇子，道长便逼迫三条天皇退位，扶持年仅8岁的彰子所生的后一条天皇（在位1016-1036）即位，并将另一名女儿威子送入后宫。后一条天皇因病早逝，后朱雀天皇（在位1036-1045）即位，道长又安排女儿嬉子入宫，并产下了下一代天皇–后冷泉天皇（在位1045-1068）。自彰子入宫开始，藤原道长与其子赖通把持朝政超过半个世纪。如果不是赖通的女儿–后冷泉天皇的皇后没有生下皇子，他们的时代还将持续。

　　堪称日本文学双璧的《枕草子》和《源氏物语》，就是一条天皇的两位皇后藤原定子和藤原彰子的两位仕女清少纳言和紫式部创作的。

　　  　（图1.藤原道长的女儿与历代天皇）

2.婚姻制度

　　人类的婚姻形式分为A.访婚、B.妻方居住婚、C.夫方居住婚、D.新处居住婚（指新婚夫妇单独居住）四种形式。平安时代的婚姻，除了皇女下嫁的情形以外，基本上是AB两类同时并存的。与成为正妻的女性的婚姻，在婚姻关系尚未稳固的一段时间是访婚，其后过渡到妻方居住婚。因当时是一夫多妻（或称一夫一妻多妾）制，与正妻的婚姻稳定后，与其他妻妾的婚姻一般始终属于访婚。无论是访婚还是妻方居住，女性可以始终与父母同住而不用嫁到男方家庭与公婆共同生活。至于C.夫方居住只有在男方有了相当的地位和经济实力以后才会出现（如光源氏建造六条院）。而D.则基本上是现代社会的产物。那么，这样的婚姻形式与文学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显而易见，这样的婚姻制度使得女性完全处于一种被动的等待状态，不仅如此，因为是生活在娘家，连通过侍奉公婆来维持婚姻的可能性都不存在。那么，平安时代的女性们是怎么来维系婚姻的呢？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贵族阶层的女性教育中得到解答。在《枕草子》的“清凉殿丑寅之隅”章段中，皇后定子讲述了村上天皇时的风雅趣事。女御芳子尚待字闺中之时，其父小一条左大臣对她进行的教育内容有：

1.“习字”

2.掌握古琴的弹奏技巧

3.背诵《古今和歌集》20卷。

　　相近的记述还可见于史书《大镜》及《蜻蛉日记》。所谓“习字”指的是浓淡有致地书写变体假名（参见图2），这种能力主要体现在赠答和歌时的书写上，而背诵《古今集》自然关乎和歌创作。《源氏物语》中有关女子教育的描述也大致相同。所以，这三项可以看作是平安贵族阶层女子教育的常识。其实，在男女没有见面可能性的年代，习字、弹古琴、背和歌，这三项都是以跟男性交往为目的的才艺。比如《源氏物语》中光源氏就是被末摘花朦胧的琴声所迷惑的，遗憾的是末摘花只会做“唐衣”（からころも）的和歌，为此屡屡遭到光源氏的嘲弄。

　　  　（图2. 《源氏物语绘卷》<绘合>卷 德川美术馆藏  ）

　　古代我国以及朝鲜半岛的女性教育，提倡的是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四德，是以侍奉丈夫、孝敬公婆、教育子女、处理姑嫂妯娌关系为目的的。这些可谓是女性在夫家的生存之道。陆游的《渭南文集》中有一篇墓志铭，说他的一位侄女孙氏，自幼聪明伶俐，女诗人李清照曾经表示愿意教她作诗，却被孙氏拒绝，说：“才藻非女子事也”。她的父亲于是“手书古列女事数十”相授，她便“日夜诵服不废” [i]。大家或许会以为孙氏是个个例。与其他女诗人相比，李清照相对来说是比较幸运的。南宋著名女诗人朱淑真，她的父母在其过世后将其诗稿付之一炬。朝鲜王朝时代的著名女诗人许兰雪轩（1563-1589），27岁时赍恨而殁，曾留下遗言，命家人将其诗稿“荼毗”了事。

3.女性的散文体文学书写

　　中国的日记文化传入日本以后，先是日本天皇开始撰写私人日记，最早的是被称为“三代御记”的《宇多天皇御记》《醍醐天皇御记》《村上天皇御记》三部汉文日记。天皇记日记这一行为不仅引起贵族们的效仿，醍醐天皇的皇后稳子（885-954）在仕女的协助下也书写了《太后御记》（已散佚），成为了女性宫廷日记的先驱。935年左右，纪贯之（866？－945？）结束土佐国守任期返回京城，他假托女性，用假名书写了历时55天的旅途中的见闻与所思所想，这就是日记文学的开山之作《土佐日记》（935）。稳子的宫廷日记和纪贯之将叙事与抒情相结合、融事实与虚构为一体的假名日记构成了女性日记文学的两大渊源。

　　《土佐日记》之后，假名日记便成为了和歌以外女性的一个重要的文学书写形式，先后有《蜻蛉日记》（974）、《和泉式部日记》（1008）、《紫式部日记》（1010）等作品问世。对于生活在现代的人们来说，可能会觉得用散文体写日记没有什么特别的。但从文学史来看，在我国，包括日记在内的女性散文体文学书写，是到了20世纪初才陆续出现的“新文学”[ii]。

　　大家都知道，我们所写的日记不能被称之为文学，那么，上述这些日记何以具有了文学性呢？与男性的汉文日记相比，女性的假名日记之所以被称为日记文学，其主要特点在于韵散融合的文体、虚实结合的叙事方式、以及摆脱了和歌表达套路的赤裸裸的内心独白和自我观照。而这些特点，与后世的“私小说”有着共通之处，假名日记文学也因此被认为是“私小说”的远祖。

　　那么，我们先来具体分析一下《蜻蛉日记》中的片段：

日子这样一天天过去。曾经宠幸有加的那个女人，自从生子以后，（藤原）兼家对她的热情似乎也彻底消失了。我心怀恶意地想道：一定让她活久些，如同我曾经痛苦的那样，反过来让她也尝尝痛苦的滋味。谁知这些竟然成了现实，连当时热热闹闹生下的孩子，居然也死掉了！那女人虽说相当于天皇的孙女，但生父是位性情乖戾的皇子，她自己又是个私生女。这种身世毫无意义不值一提。只不过最近被那些不知实情的人们追捧，便得意忘形起来。现如今突然落魄成这样子，该是什么心情？肯定比我当时更痛苦更悲哀。想到这里，我心里才舒坦些。（译文引自即将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的“日韩宫廷女性日记文学系列丛书” 《紫式部日记》卷 ）

　　文中提到的女人，因她的住处在町小路，就被叫作町小路女。作者与藤原兼家（929-990）结婚后产下道纲一子，不久便发现兼家开始与町小路女来往，而且兼家在去往町小路女住处时，还经常堂而皇之地从作者家门前经过。町小路女生产的那天，为了找寻方位适合的地方，他们更是同乘一车招摇过市，弄得人尽皆知。然而，町小路女在生下孩子后很快遭到兼家的嫌弃，而且孩子也竟然死掉了。这段文字就是作者描述町小路女悲惨结局时的内心独白，即便是在多年后回想起来时写下的文字，字里行间依然充满了愤怒、忌妒甚至幸灾乐祸。

　　这样的文字，在现代小说中也许并不少见，但在一千多年前，女性胆敢忌妒并将这种心理活动诉诸文字，在我国的女性作品中是发现不了的。即便在日本的平安朝，也完全突破了和歌传统中“嫉妒”的表达套路，为一夫多妻制时代女性痛苦的内心世界留下了一个文字见证。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和泉式部日记》的开篇部分：

一名女子追忆故人 ，感叹这人世竟比梦境还要短暂无常，于悲叹中度日，不觉已到了  四月中旬，院子里树叶纷披，围墙上也已是草色葱郁。初夏时分最为常见的这般景色，常人自然是无心留意，这位女子不禁凝目遐思，生出物是人非之感慨。正在此时，隐约感到附近的篱笆外有人影靠近，心想还会有什么人来访呢？原来，来者是曾经侍奉过已故亲王的小书童 。（中略）小书童取出一枝橘子花。看见此花，女子不由得想起那首古歌，脱口吟道：‘香似故人袖… ’。（中略）小书童又道：“小的这就回去了。该怎样向亲王回话呢？”考虑到日常口信有失风雅，心想：“这位亲王还没传出什么轻佻的名声，那么我就作一首无关紧要的和歌权当答复吧。”女子便作歌道：虽得橘香似故人，怎若子规啼同声？  （同上）

　　文中所谓的“一名女子”便是作者自称，已故亲王指的是冷泉天皇（在位967-969）的第三皇子为尊亲王，他是和泉式部的恋人，于1002年7月亡故，年仅26岁。四月中旬应该是1003年的初夏，作者正在为已故为尊亲王服丧，篱笆外来了亲王曾经的小书童。从以下的内容可知，这位书童现在正在侍奉为尊亲王的胞弟敦道亲王，这位亲王差遣书童给和泉式部送来了应季的橘子花。橘子花在和歌中具有怀念故人的意象，表达了对已故兄长的怀念之情并向和泉式部致以问候。所以，她脱口吟诵了古歌的一句。但是，在和歌中橘子树也是子规鸟乐于栖息的树木，而子规鸟又有着多情公子的意象。于是，在橘子花与子规鸟双重意象的作用下，开始了和泉式部与敦道亲王的恋情。也就是说，日记的这一开篇部分，完全是基于橘子花与子规鸟的和歌意象展开的，其构思之精巧堪与物语媲美。

　　除了上述这样化用和歌意境外，这部翻译成中文不到25000字的日记中，还插入了146首和歌，整体构成了韵散结合的优雅的文体。

　　事实上，上面列举的这几部日记的作者都有和歌入选敕撰集，和泉式部、紫式部更有自己的和歌集传世。《源氏物语》中插入的和歌总数为795首，第一部敕撰和歌集《古今集》所收和歌1111首，而第六代敕撰集《词花集》收录的只有415首，《源氏物语》中的和歌甚至是可以编撰成一部和歌集的。从这些简单的数字中，大家也可以了解到和歌在这些散文体文学中的作用。

　　而运用散文直抒胸臆、巧妙虚构故事的能力，正是平安时代的女性能够创作出《源氏物语》这样的巨著的根本原因。

[i] （宋）陆游 《渭南文集》卷三十五 “夫人孙氏墓志铭” 上海书店、1965

[ii] 1911年创刊的《妇女时报》就曾鼓励妇女创作诗词以外的新文学

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讲座（文学）

第一讲：女性天皇的上代文学

南开大学 外国语学院 王凯

主讲人介绍：王凯 南开大学 外国语学院 副教授 历史学博士
学术研究方向：日本古代史、日本古代文学，学术科研项目：国家社科基金“日本古代木简的文学研究”（在研）2016，教育部基金“日本古代大陆移民的文学研究”（结项优秀）2011，学术论文：「常世は何処かー古代中国の江南地方を仮説としてー」中西进编：『東アジアの知-文化研究の軌跡と展望-』．新典社．2017年，「万葉盛宴と大陸移民」．辰巳正明編：『「万葉集」と東アジア』．竹林舎．2017年等。学术任职：国际期刊《东亚文化研究》（ISSN 2423-8422）编委，中国日本史学会理事、中华日本哲学会理事，日本木简学会、上代文学会、日本史研究会、全国大学国语国文学会员。

第一讲：女性天皇的上代文学 MP4（音频）→【请点击这里】

　　日本文学发生于约三世纪初，至八世纪末平安迁都，此大约五百年间的文学被称为“上代文学” （じょうだいぶんがく）。

在上代文学所涵盖的历史区间内，尤其在王权继承的过程中，女性天皇是重要特征。日本古代史上先后出现了推古，皇极以及重祚后的齐明，持统，元明，元正和孝谦以及重祚后的称德，共计八代六位女性天皇。这些女性天皇不仅对天皇家王权的维系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而且与上代文学的产生、发展和成熟也有密切关系。

　　上代文学的形式有韵文和散文。韵文主要指诗歌，即汉诗与和歌（やまとうた）。现存的汉诗集以《怀风藻》（かいふうそう）（天平胜宝三年、751年）为最古，而和歌集则首推《万叶集》（まんようしゅう）（天平宝字三年、759年）。上代文学中的散文主要有《古事记》（こじき）（和铜五年、712年），日本官修国史之首《日本书纪》（にほんしょき）（养老四年、720年），和各地的古记录《风土记》（ふどき）（和铜六年、713年），而这些文献多完成于女性天皇执政时期。另一方面，上代文学中也包含了对女性天皇丰富的描写，或有她们的和歌，或有她们的散文，或有对她们的叙事，这也成为了研究女性天皇的重要资料。

　　总之，把上代文学称之为“女性天皇的上代文学”亦不为过。

一、佛教兴隆与文学记录

　　推古（すいこ）天皇是日本古代史上第一位女性天皇。613年，得到苏我氏支持而即位的推古在宫廷宴请苏我马子等群臣时，留下了其称赞苏我氏的能力与忠心的唯一一首和歌（日本书纪歌谣103）。

　　推古朝的政治特点之一便是弘扬佛教。594年，推古发布佛教兴隆诏书，奠定了佛教在政治中的地位。佛教政策的推进者是推古朝另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厩户皇子（うまやとのおうじ），即圣德太子（しょうとくたいし）。关于圣德太子的传说很多，以下一则或对我们理解佛教与文学以及当时如何记录文学有所启示。

　　据《日本书纪》的记载，推古二十一年（613年）十二月，圣德太子在片冈见到饥饿将死之人，就施舍给他衣服饭食，且吟歌感叹。次日，太子派人前往看望，见饥饿者已死，便下令将其埋葬。数日后，太子对身边亲近说，前日所见不是凡人，便派人前往打开墓葬查看。结果墓穴空空，唯有那人放在棺木上叠好的衣服。于是，世人感叹，圣人知圣人也。成书于平安初期的《日本灵异记》（にほんりょういき）也有类似的描述，但稍有不同的是，饿死者“唯作歌书以立墓户”，表示对圣德太子的感恩。

　　这一细微的差异其实有着重要的意义。今天当我们研究日本古代文史时，木简（もっかん）已经是必不可少的资料了。有学者将在两尺长的木片上以一字一音的形式，单行书写和歌的木简称之为“歌木简”（うたもっかん）。参照《日本灵异记》中“作歌书写并立于墓户”的叙述，我们不难推测，当时人们将和歌书写在木简上，并直立放置的使用情景。这为研究木简的使用以及和歌与佛教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佛教兴隆与上代文学，尤其是与和歌文学的结合，在推古朝时已经逐渐兴起了。

　　　　法隆寺

二、上代文学投影中的畸形母爱

　　于642年即位的皇极（こうぎょく）天皇在乙巳之变（いっしのへん）中实现了日本历史上天皇第一次生前让位，又在经历了孝德（こうとく）朝（645年-654年）大化改新以后，于655年实现了第一次重祚而成为齐明（さいめい）天皇。有学者认为皇极是在乙巳之变这场宫廷政变中被迫退位的。然而，作者认为皇极勇于“创造”生前让位和重祚这两项重要制度的理由仅有一条，那就是成全自己的长子——中大兄皇子（なかのおおえのおうじ），即天智（てんじ）天皇即位，并助其树立自己的王统。

　　凭心而论，中大兄皇子是一位有勇无谋，行事鲁莽的青年。他发动政变，暗杀大臣，造成政治动荡；他不顾大化改新之成效，强行还都飞鸟，逼死天皇孝德；他误判形势，卷入半岛纷争，以致在白村江一败涂地。种种失误，让他一次又一次与天皇位失之交臂。

　　然而，作为母亲，皇极（齐明）却一直不离不弃。为保护爱子，她在乙巳之变后创造生前让位机制；后又再登皇位以待天时；最后御驾亲征，客死他乡。皇极是天皇，她更是一位母亲。在孝德死后不久的658年11月，她立刻除去了中大兄皇子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孝德之子——有间皇子（ありまのおうじ）。有间皇子在临刑前吟诵和歌被收入《万叶集》，流传至今。

　　　有間皇子自ら傷みて松が枝を結ぶ歌二首

　　　岩代の　浜松が枝を　引き結び　ま幸くあらば　またかへり見む（巻二・141）

　　　钱韬孙译：磐代之松，兹结其枝；苟我有幸，还复见此！

　　　家にあれば　笥に盛る飯を　草枕　旅にしあれば　椎の葉に盛る（巻二・142）

　　　钱韬孙译：家居之食，盛饭有笥；枕草在途，椎叶载粢。

　　从第一首的渺茫希望到第二首的彻底绝望，有间皇子感慨自己的命运数奇和齐明的冷酷无情，实在令人唏嘘。

　　而与有间皇子的作歌中映射出的那个齐明相比，因思念死去的孙儿而凄惨悲凉的齐明又不禁让人怜悯。658年，齐明的长孙建王夭折，齐明吟诵挽歌三首（记纪歌谣116、117、118）。同年十月，在前往温泉疗养的途中，齐明又想念起死去的孙儿而“怆尔悲泣，乃口号”作歌（记纪歌谣119、120、121）。

　　有间皇子之变与建王夭折相差不过一月，但是齐明为儿铁石心肠，为孙热泪盈眶，仿佛判若两人。

　　661年，齐明不顾风烛残年而强行御驾亲征，并客死他乡。在大军发往九州前线途中，万叶歌人额田王（ぬかたのおおきみ）代为作歌如下：

　　　熟田津に　船乗りせむと　月待てば　潮もかなひぬ　今は漕ぎ出でな（巻一・８）

　　　钱韬孙译：驾言乘舟，熟田之津，俟月既生，汐涨海滨，鼓楫迈矣，今当其辰。

　　这首雄壮的军歌体现了齐明视死如归的豪情，而老母亲爱子情深不禁让人感到一丝悲怆。

　　　　飞鸟（大和三山）

三、忧虑的天皇与繁荣的文化

　　齐明舍身为子并没有改变中大兄皇子率领下的倭国大军在白村江之战中惨败的命运。此后，倭国进入临战体制，直至经历壬申之乱（じんしんのらん），天智之弟大海人皇子（おおあまのおうじ）即位成为天武（てんむ）天皇后，日本列岛内的局势在逐步稳定下来。

　　天武死后，皇太子草壁皇子（くさかべのおうじ）因为体弱多病而英年早逝。为了维持天武王统，皇后登基，成为第三位女性天皇——持统（じとう）天皇。持统一方面致力于树立天武的正统权威，将天武歌颂为“神”（神にしませば）；另一方面，竭力维护天武-持统的王统。据《怀风藻》葛野王传记载，持统力排众议，将皇位传给了草壁的遗孤——轻皇子（かるのおうじ），即文武（もんむ）天皇。696年，持统让位，成为太上天皇。

　　然而，事与愿违的是，年轻即位的文武天皇继承了父亲草壁皇子羸弱的体质，在与父亲几乎同岁时早逝。临终前，文武让位于母亲阿闭皇太妃，后者即位成为元明（げんめい）天皇，以等待文武的遗孤——首皇子（おびとのおうじ），即圣武（しょうむ）天皇长大成人。

　　元明的即位打破了一直以来女性天皇人选须为皇后的惯例，因此，作为“中继”的元明天皇自然内心感到不安。元明不仅在即位宣命中搬出自称是其父天智天皇制定的“不改常典”以强调自己的即位正统性，而且在即位大典时也流露出了惴惴不安。据《万叶集》记载，

　　　和銅元年戊申

　　　天皇の御製

　　　ますらをの　鞆の音すなり　もののふの　大臣　楯立つらしも　（巻一・76）

　　　钱韬孙译：壮士臂皮鞆，击响闻宫院，轸怀大将军，讲武列盾干。

　　　御名部皇女の和へ奉る御歌

　　　我が大君　物な思ほしそ　皇神の　副へて賜へる　我がなけなくに　（巻一・77）

　　　钱韬孙译：吾王其毋忧，在兹非无某，此身神祖授，所以从君后。

　　面对妹妹元明的不安，姐姐御名部皇女（みなべのおうじょ）通过和歌对答告诉她“无需多虑，天皇位是神赐的，且有我这位姐姐在你身边”。稳重大气的御名部皇女给了元明不少安慰，也体现了两人姊妹情深的一面。

　　或许元明认为自己作为天皇的正统性不足，试图以文化事业来巩固统治权威，因此元明朝的文化事业成绩是显著的。《古事记》的完成，《风土记》的编撰以及元明万叶都集中出现在元明朝。元明天皇于灵龟元年（715年）让位于自己的女儿，文武天皇的妹妹——冰高内亲王（ひだかないしんのう），即元正（げんしょう）天皇，以继续等待首皇子的成长。元正朝继承元明朝的文化事业，完成了六国史的第一部史书《日本书纪》。从《万叶集》和《怀风藻》的记载来看，迎来了一个君臣同乐，诗歌盛行，上代文学繁荣开花的时代。

　　　　平城宫遗址

四、天武王权的终焉与诗歌文学的大成

　　经过元明、元正两代女性天皇的不懈努力，神龟元年（724年）二月，元正终于让位于24岁的首皇子，圣武天皇登基，开始了其长达26年的治世，成为了奈良时代在位时间最长的天皇，孕育了绚烂的天平文化。

　　天平感宝元年（749年）七月二日，已经受戒出家，自称“三宝之奴”的圣武天皇以身体不堪日理万机为由让位于阿倍内亲王（あべないしんのう），这也是第一位被立为皇女的皇太子即位。由此，象征着天武系皇权正统的孝谦（こうけん）天皇诞生了。孝谦改年号为“天平胜宝”，日本古代律令国家迎来了四字年号的鼎盛期。

　　孝谦时代的文化事业中，最重要的标志性成果之一就是天平胜宝三年（751年）的《怀风藻》成书。这部日本现存最早的汉诗集的编者或为《唐大和上东征传》的作者淡海三船（おおみのみふね），他也是日本第二部正史《续日本纪》的编者之一，被认为是给“长屋王之变” （ながやおうのへん）平反之人。孝谦天皇即位的远因或可追溯到发生在天平元年（729年）的长屋王之变。若长屋王不被诬陷致死，就没有孝谦之母光明子立后，就更不会有孝谦天皇了。

　　孝谦的诞生在文学上的影响远不止于如此。万叶学者中西进参考成书于11世纪的《荣花物语》（えいがものがたり），认为天平胜宝五年（753年）孝谦下令群臣献上和歌，或是编纂《万叶集》这一大型文化事业的起点。若做如此考虑，则《万叶集》在一定意义上也可谓是“敕撰集”。《万叶集》的编撰者大伴家持（おおとものやかもち）同年将自己所作和歌群献给了当时的右大臣——橘诸兄，并在歌群的最后附上了以下名歌。

　　　うらうらに　照れる春日に　ひばり上がり　心悲しも　ひとりし思へば（巻十九・4292）

　　　钱韬孙译：春日怡怡，仓庚高飞；心之哀兮，独自我思。

　　云雀悲鸣，显示了大伴家持对天皇亲政的没落和以藤原氏为中心的官僚机构的不满，暗藏着对孝谦朝政治的批判。如果以大伴家持天平宝字三年（759年）在因幡国国厅宴请国司郡司等时的作歌，

　　　新しき　年の初めの　初春の　今日降る雪の　いやしけ吉事（巻二十・4516）

　　　钱韬孙译：献岁更新，今日初春，降兹瑞雪，弥益福臻。

　　作为《万叶集》成书的标志的话，那么这部包含着传世万代心愿的上代文学巨作则给孝谦朝画上了句号。

　　在此之前的天平胜宝八年（756年），圣武太上天皇死去，光明皇太后和孝谦天皇将圣武的遗爱之物捐于东大寺，形成了今天的正仓院宝物（しょうそういんほうもつ）。加之收录于正仓院文书内的文学作品，都成为了上代文学的衍生物，延续了奈良朝的文化。由此可见，孝谦朝对上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

　　孝谦于天平宝字二年（758年）让位于大炊王（おおいおう），淳仁（じゅんにん）天皇即位。然而，光明皇太后死后，孝谦太上天皇与藤原仲麻吕（ふじわらのなかまろ）和淳仁对立，经藤原仲麻吕之乱后，又于天平宝字八年（764年）重祚成为称德（しょうとく）天皇。称德亲信僧侣道镜（どうきょう），并企图禅位于他，但最终计划破灭，称德也在没有指定继承人的情况下于宝龟元年（770年）死去，天武皇统至此断绝。不过，这一时期唐风文化更为盛行，神佛习合初现端倪，通往平安时代的大门已经缓缓开启了。

　　　　东大寺

【参考文献】

吉川真司：「律令体制の展開と列島社会」．上原真人など編：『列島の古代史　ひと・もの・こと８』．東京：岩波書店．2006年。

吉川真司：「法会と歌木簡」．『万葉集研究　36』．東京：塙書房．2016年。

井上光貞：「古代の女帝」.『井上光貞著作集　一』.東京：岩波書店.（初出）1964年。

钱稻孙译：《万叶集精选》.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

王凱：「譲位の誕生」．『日本と東アジア：歴史の発見と文化の交流　国際シンポジウム予稿集』．北京．2019年

中西進：「二十巻万葉集の形成—平安朝文献の意味—」．『万葉論集　第六巻　万葉集形成の研究　万葉の世界』．東京：講談社．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