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讲座（哲学/思想） 第四讲：日本武士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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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精心安排了“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讲座，希望通过此次不受空间距离限制的活动，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们从中感受到日本文化以及日本研究的魅力。
第四讲：日本武士道的虚像与实像
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唐利国
主讲人介绍：
唐利国，1974年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日本新潟大学博士。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日本史、日本政治思想史。专著两部：《武士道与日本的近代化转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兵学与儒学之间——论日本近代化先驱吉田松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山鹿素行（1622-1685）吸收中国儒学而形成的武士道论实际上是其兵学即山鹿流兵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近世日本兵学的代表性流派，山鹿流兵学在儒学的强烈影响下形成了兼具政治学、伦理学的特征，而并非像人们所经常误解的那样仅仅局限于军事学。然而，本来作为山鹿流兵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武士道论，被井上刻意分离出来加以强调。
基于这一认识框架，战前日本学界一般认为松阴对素行的武士道论是一种单纯的继承关系。但是这里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矛盾：山鹿素行的武士道论是服务于幕藩制度稳定化的学说，为什么其后学吉田松阴却成为促使幕藩制度解体的先驱？
考虑到在日本近世除了山鹿素行所代表的深受中国儒学影响的居于主流的武士道论之外，还存在一种以《叶隐》为代表的反映了日本战国时代的武士作风的武士道论，于是不少日本学者又另外建立了一个从《叶隐》到松阴的武士道传承系谱。
日本著名政治思想史家丸山真男便认为，山鹿素行的武士道论适应了近世日本家产官僚制的进展，《叶隐》则是在幕藩体制的和平环境之下对战国时代武士作风的意识形态总结；幕末政治状况的变化，使得吉田松阴为代表的志士们复活了《叶隐》所代表的传统武士精神。丸山写道：“在吉田松阴那种典型的‘忘我’忠诚和主体性中，在他那绝对的皈依感情和强烈的实践性的对立统一中，明显地贯穿了《叶隐》里的传统意识。”
但不可忽视的是，松阴的武士道和《叶隐》的精神，在某些根本问题上其实存在着非常尖锐的对立。《叶隐》提倡一种死亡美学，其最著名的主张是：“所谓武士道，就是死。面临生死选择之际，唯速求死而已。”而松阴却主张：“私欲私心全无者，偷生不妨。有死而不朽之预见，可死；有生成大业之预见，可生。”两者的差异如此明显，以至于和辻哲郎、相良亨等均将其分别归入两种不同的类型。更重要的是，《叶隐》在明治以前基本上只限于在佐贺藩士这样一个非常狭窄的范围内流传，并无史料显示出身于长州藩的吉田松阴曾经受到过《叶隐》的影响。
其实，吉田松阴武士道精神源流的问题看似复杂，却不过是近代以来从井上哲次郎到和辻哲郎等日本学者，削弱甚至否定中国儒学对日本的影响，从而制造出来的一个伪命题。
如果从历史事实出发，不难发现吉田松阴的武士道论，与《叶隐》所代表的那种关注以死亡问题核心的战斗者个人伦理的武士道论不同，是一种重视作为统治者的伦理修养和政治技术的武士道论，其本来便是作为山鹿流兵学的一部分，继承自山鹿素行，只是松阴适应幕末变局，在素行学说的延长线上，进行了一定的重新解释和积极的实践。
被井上哲次郎奉为日本武士道论经典的《武教小学》，本来便是山鹿流兵学的核心著作《武教全书》的一部分。被井上视为松阴武士道论代表作的《武教小学讲录》，本来便是其为亲戚子弟讲解素行的《武教全书》的笔记，原题为《武教全书讲录》。松阴讲解兵学而阐发武士道论，原本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只是，假如承认这一点，就隐然形成了“中国儒学——山鹿流兵学——吉田松阴武士道论”的思想系谱，这是热切希望挖掘日本独特传统的某些学者所不愿承认的。这一潜在的学术外动机与近代性学科分化观念的影响相互强化，使得井上哲次郎确立的认识框架至今仍未得到很好的反省。
然而，割裂武士道与兵学之关系的分析视角，不但导致了对松阴武士道之日本特殊性的过度强调，也导致对日本近世兵学的观察失真，反而不利于全面认识日本传统学问在近代转型期的历史意义。
在此视角的影响之下，讨论武士道时不考虑兵学几乎成为惯例，而对兵学的讨论也往往忽视对武士道论的分析。近年在日本学界以对近世兵学的研究而知名的前田勉，便明确地将武士道论排除在自己对兵学的研究之外，直接以所谓儒学和兵学的对抗关系为前提，去考察“以兵学与朱子学为两极而展开的近世日本思想史”。由于没有认识到山鹿素行的武士道论本来便是山鹿流兵学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前田缺乏对近世日本兵学积极接受儒学影响的理解，将山鹿素行的学说单纯地定性为德川时代“兵营国家”的支配思想，一味强调山鹿素行基于排除纪律违反者的军队统制论而形成了排除无用者的社会主张，认为其“批判朱子学的根源性理由是此排除无用者的逻辑”。
将近世兵学和武士道论割裂开来进行研究的结果便是，既无法认识到作为近世兵学之组成部分的武士道论的合理性侧面，也无法认识到近世日本兵学的道德性追求。
只有认识到，山鹿素行的武士道论是其兵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才能够真正理解作为近世兵学典型代表的山鹿流兵学乃是近世日本武士的综合学问。素行立足兵学吸收儒学而形成的武士道论，与以《叶隐》为代表的强调非理性的“死亡美学”的日本武士传统有着本质不同，旨在适应近世武士由战斗者向统治者转变的时代需要，为其提供颇具理性主义的伦理教诲和政治指导。
以这种新型的武士道论为其重要内容的山鹿流兵学，积极地接受儒学的影响而发展为涵盖伦理学、政治学等内容的综合学问，绝非像今人所经常误解的那样仅仅局限于军事学。山鹿素行批判日本固有的兵学道：“古今论兵之士，专为杀略战阵，故兵法陷于一技之中。……士之业曰兵法。若不以兵法尽修身正心治国平天下之道，兵法者不足用也。”这里的“士”即武士的责任已经不只是打胜仗，而是要通过个人修养和政治实践来实现儒家理想的社会秩序。他声称孔子、孟子等“诸先圣先贤皆兵法之大家也”，面对孔孟等人并无兵书传世的质疑，素行声称：“当世之四书、六经者，皆此（即兵书）也。”
山鹿素行的武士道论其实包括了君道论、臣道论和士道论三个部分。他不是仅仅强调下位者的服从道德，也很重视作为统治者的武士所应有的道德修养和统治技术。然而，井上哲次郎致力于构建以所谓武士道为核心的国民道德，只强调素行的“士道论”，因为其中要求效忠、服从等的内容比较多；而比较强调在政治思考与行动方面的主动性的“君道论”和“臣道论”，则被井上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只有综合考虑山鹿素行关于君道、臣道和士道的议论，才能够完整地把握山鹿素行的武士道论兼容伦理学和政治学的性质。
素行强调，身为武士应该懂得“圣学之道理”，而且有很多知识需要学习：“其上于武门又多有大小之事。小事云者，至于衣类、食物、屋作、用具之用法，皆有武士之作法也。更有武艺之修习、武具马具之制法用法。大者有天下之治平礼乐、国郡之制，山林、河海、田畠、寺社、四民、公事诉讼之处置，以及政道、兵法、军法、阵法、营法、筑城、战法，此皆武将武士日用之业也。”与此同时，素行又强调：“然虽自己一身修得武门之学问，验之实事而无功者，无圣学之理也……能知圣学之定规铸型、入规矩准绳时，见事能通，闻事则明，则无论何事来时，既已明白思虑其种种，故逢事无屈。此为大丈夫之意气。”素行所确立的山鹿流兵学，以儒学为根基，包罗万象，可以说是近世武士的综合学问。
明确了山鹿流兵学的综合性，便不难理解其非但不会在西方的军事优势面前一触即溃，反而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积极求新求变，从而在日本从近世向近代转型的特定历史时刻，极为吊诡地发挥了独特的变革功能：体制重建的努力成为触发体制变革的导火索，同时也限制了变革的深度和广度。
作为山鹿流兵学传人的吉田松阴，既没有在西方压倒性的军事力量面前丧失信心，也没有固步自封，能够比较积极地接受新知，寻求变化。而松阴在家学修业过程中形成的把军事问题作为政治问题、进而作为道德问题来把握的思维模式，也使之能够较早地认识到幕末日本所面临的并不仅仅是军事危机，同时也是日本国内政治的危机，更有可能发展成为民族认同的危机。因此，他认为：“群夷竞来，虽可谓国家之大事，但不足深忧。可深忧者人心不正也。苟人心正，百死以守国，其间虽有成败利钝，未至遽失国家。”通过继承和重新解读近世日本兵学，松阴获得了应对危机所必需的思想资源，成为倒幕维新运动的著名先驱。但也正是因其对传统的依赖，使得近世日本兵学的保守性侧面，同样在日本近代化发展道路的选择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进而言之，也只有真正认识日本近世兵学作为武士阶级综合学问的特质，正确理解近世武士道论和近世兵学不可分割的紧密关系，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儒学与日本近世兵学的关系，从而更加全面、更加准确地评估儒学对近世日本社会的影响。近年比较流行的一个观点是把近世日本没有科举、作为一种职业的“儒者”地位不高等因素，视为儒学对日本社会影响有限的论据。
这样的看法至少是不全面的。儒学并不仅仅是通过“儒者”来影响日本社会。如本文所揭示的，以山鹿流为代表的近世兵学，在兵学的名义下积极接受儒学，这正是儒学影响日本武家社会的重要途径。虽然学习儒学不能保证地位低下的人立身出世，但是凭借身份制度出仕的武士，如果不懂儒学只懂武艺，在近世日本其实也是难以出人头地的。
吉田松阴曾如此描述自己观察到的重视儒学和吏才超过武艺的社会现象：“文学之士，潜心于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之学，心术工夫精密，他日可临官建功。武艺练达之人，工夫粗脱，治平之时，虽蒙召出仕更无其所。宜用不学武艺而有吏才之人，却成世俗之通论。”在和平年代，战斗技术远没有政治技术更有现实意义。这也正是为什么山鹿素行重视心术和治术的兵学能够吸引很多身为大名和高级旗本的弟子。
总之，只有充分考虑“日本近世兵学”这一特殊的学问类型，客观地认识到儒学对日本的影响，才能够更好地理解日本武士道的实像。
感谢收听。
日本研究之窗 —— 系列讲座（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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