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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情的瘟疫使我们很难举办面对面的交流活动，但我们仍将继续努力促进日中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因此我们精心安排了“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讲座，希望通过此次不受空间距离限制的活动，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们从中感受到日本文化以及日本研究的魅力。
第六讲：芥川龙之介文学的魅力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秦刚
非常荣幸能参与讲授“日本文学系列讲座”，我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的秦刚。我担任的这一讲的主题是“芥川龙之介文学的魅力”。
芥川龙之介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不仅在日本家喻户晓，在国际上也有极高的知名度。对于今天的中国读者来说，阅读芥川文学的魅力究竟在哪里？我重点从三个方面讲述一下心得体会。
首先，芥川龙之介是代表一个时代的作家，他的文学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成果。
芥川龙之介出生于明治25年即1892年，死于昭和2年即1927年，终年35岁。他成人前的20年，正好是明治后期的20年，这期间日本先后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获胜，跻身于近代国家的行列。他20岁时的1912年7月，年号改元为大正，所以芥川龙之介的创作人生基本上属于大正时期。他在改元昭和的7个月后服毒自尽，被文学史家视为宣告“大正文学终结”的历史事件。因此，芥川龙之介是日本大正时期文学的代表者。
大正时期的社会文化，以“大正教养主义”、“大正民主主义”的盛行为特点，言论开放、思想活跃，都市文化与大众文化全面兴起，日本文学迎来一段黄金时期。这种文化空气的形成，尤其和出版媒体的空前繁荣相辅相成、密不可分。这一时期有大量的文艺刊物创办问世，芥川龙之介在大学时代就发表小说，并随即步入文坛，就得益于文艺期刊的全面崛起。他和东京帝国大学的文学同人共同创办了第三次、第四次《新思潮》，成名后被称作“新思潮派”，其文学起步就是以同人杂志为平台的。大学毕业后，他在海军机关学校担任过两年的英文教官，同时在最重要的综合刊物《中央公论》上接连发表小说。之后辞去教职，成为大阪每日新闻社的签约社员，转身为职业作家。在日本，作家通过写作能获得稳定的收入，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
《大阪每日新闻》在芥川龙之介1919年入社时的发行量为50多万部，而8年后在他离世之年，发行量已增长到130多万部。销量大幅上升的报纸和不断涌现的各类刊物，为这位大正文坛的明星作家提供了展示文学才能的舞台。例如，他为1918年创刊的童话杂志《赤鸟》创作的《蜘蛛之丝》等多篇童话，在1919年创刊的《改造》上发表的《将军》、《河童》等小说，都成为他的代表作品。芥川的同窗、作家菊池宽于1923年创办的期刊《文艺春秋》，也成为他发表创作、连载评论的重要阵地。芥川龙之介故去数年之后，《文艺春秋》还创设了芥川奖。
出版媒体的发展，文艺创作机制的成熟，文学读者群体的形成，为优秀作家的出现提供了充足的外部条件。也可以说，是时代打造了芥川龙之介，他的创作正是“大正教养主义”时代的文化成果，他的作品也必然成为表达和记录这个时代的文本。在类型多样的芥川龙之介的创作中，“历史小说”是一个主要的类别，既有《罗生门》为代表的以平安时期为故事背景的小说，也有集中再现江户时期或明治时期的历史人物、历史片段的作品群。然而，即便是这类“历史小说”，其本质是关于历史的一种文学方式的话语叙述，这些文学话语是在大正时期的文化语境中生成出来的，它们所参与建构的其实仍然是大正时期的历史文化。
第二个方面，我想强调的是，芥川龙之介的文学是以汇通东西的艺术修养为基础的现代性文学。芥川龙之介深晓西方文艺，是一位具有高超的文艺鉴赏力和世界性的文学眼界的作家。
他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学习英语，读中学时英语和汉文成绩在同年级中无人可敌，进入第一高等学校后，继续学习英语的同时还系统学习过德语，自修过法语，在青年时期就用原文阅读了大量的西方文艺经典。就读东京帝国大学时他选择攻读的是英国文学科，完成的毕业论文是《威廉·莫里斯研究》。从小学到大学，出生于东京的芥川龙之介走过的是明治末期西化教育体制所铺就的一条知识精英的培养之路。
在他死后留下的遗作《某傻子的一生》里，开篇处他回顾了就读“一高”时，在东京日本桥的丸善书店翻阅西文图书的情景：“那是一家书店的二层，二十岁的他攀到书架边的梯子上正在搜寻新书。莫泊桑、波德莱尔、斯特林堡、易卜生、萧伯纳、托尔斯泰……／不觉间已是日暮时分，但他还在专注地读着书脊上的文字。那里并排摆放的与其说是书，不如说就是世纪末本身。尼采、魏尔伦、龚古尔兄弟、陀思妥耶夫斯基、豪普特曼、福楼拜……”这个场景里罗列出的一长串的西方文学家、思想家的名单，最直观地体现出他20岁时对世界文学的广泛涉猎。成为作家之后，对西方文学的借鉴和汲取在他的作品创作中更是随处可见。
比如他的名作《竹林中》的故事素材，虽然主要来自于《今昔物语集》，但经过学者的细致研究，发现这篇作品的构思，有可能借鉴了法国13世纪传奇《蓬蒂厄伯爵的女儿》，英国诗人罗伯特·勃朗宁的长诗《指环与书》，以及美国作家安布罗斯·比尔斯的恐怖小说《月夜黄泉路》等来自于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作品元素。因为芥川龙之介擅长在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中得心应手地撷取滋养，所以比较文学视角的研究一直是芥川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
芥川龙之介对西方文化的阅读和吸纳可以说是全方位的，他对自己的定位并非“小说家”，甚至也不限于“作家”或者“文学家”，他真正的志向是“艺术家”，因此提出过“艺术至上”的文学主张。而且对文学之外的西方戏剧、美术、音乐、宗教、哲学等，都有广泛的兴趣。在他的创作中，“东方与西方”是一个一以贯之的文学主题。比如，被分类为“切支丹物”的日本天主教题材作品《奉教人之死》、《诸神的微笑》等，还有“明治物”即以明治开化时期为时代背景的小说《开化的杀人》、《舞会》等等，再现的就是东西方文明的相遇和交汇的历史现场，有的作品探究了超越东西的终极价值的追求，有的作品揭示了东西文化碰撞下的分裂与矛盾。他在绝笔之作《西方之人》中，将耶稣作为西方精神、现代精神的化身，并将自我的人生投射在耶稣身上，这是他的毕生文学的终极之作。“东方与西方”的主题，归根结蒂其实就是关于何为现代性的追问。
在东西方文化遗存中广收博采，行走于时代文化的峰巅，这样的现代意识及文学实践，正是他的作品能够跻身20世纪世界文学经典行列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个方面，我想列举的就是这位日本作家与中国之间的深厚缘分。受益于成长在养父家的家风的影响，芥川龙之介自幼嗜好阅读，其中最吸引他的就是《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中国古典小说的日译本，他曾将《西游记》列为儿时第一爱读之书。中学时他开始时时品读《唐诗选》，徜徉于中国古典诗文的世界，甚至一度有过成为汉学家的梦想，大学期间他听过汉学家盐谷温讲授元曲《西厢记》的课程。在大正时期的青年作家里，芥川龙之介是公认的汉学修养最高的一人。自然，在他的创作中有很多取材自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例如《黄粱梦》、《杜子春》、《尾生之信》、《秋山图》等等。此外，也有《南京的基督》、《湖南的扇子》、《马脚》等以现代中国为故事空间的作品，其中一部分小说的素材，来自于芥川龙之介1921年春夏间的访华经历。
1921年3月底至7月中旬，芥川龙之介受大阪每日新闻社的派遣，以中国观察员的身份访问中国，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走访了上海、南京、长沙、北京等10多个城市，这是他生前仅有的一次海外之行。回国后执笔完成的游记先在《大阪每日新闻》上连载之后，于1925年结集出版成《中国游记》。这部《中国游记》近年来在中日两国都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去年年末，日本NHK电视台播放了使用8K超高清影像拍摄的电视剧《异乡人 上海的芥川龙之介》，受到中日影迷的热议。而对《中国游记》的全面解读，对芥川龙之介访华的重新评价，正是进入全球化时代后，在中日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焕然一新、成果丰硕的一个领域。芥川龙之介当年观察中国的“他者之眼”，为中日双方留存下回顾历史、反观自我的“镜中之像”。
以上，我从三个方面概述了芥川龙之介文学的特点和魅力。
芥川龙之介的文学与知性所代表的大正时代，正好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在他短暂人生的后半程，还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班牙流感爆发和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等一系列历史性的重大事件。其中，1918年爆发的西班牙流感在日本夺去了大约40万人的生命，新婚不久的芥川龙之介曾先后两次感染西班牙流感，而且症状十分严重，他甚至已经写好了辞世俳句。所幸两次患病都最终治愈，但是他的生父新原敏三却因染上西班牙流感而病故。
目前国内出版的芥川作品的各种译本可谓数不胜数，山东文艺出版社还出版了中文版的《芥川龙之介全集》，芥川龙之介是目前唯一的全部作品可以通过中文阅读的日本经典作家。通过对作品完整、系统的阅读，不仅能够全面领略他的小说创作的艺术成就，还可以进一步了解他所身处的时代，从百年前的日本和今天的日本，百年前的世界与今天的世界之间，体会和观察到历史的循环、变化与关联。
以上就是这一讲的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感谢收听。下期将发表“竹内好与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会””，由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徐静波教授播讲。欢迎感兴趣的朋友们注意收听。
日本研究之窗 —— 系列讲座（文学）
题目及主讲人
第一讲 “女性天皇的上代文学”
王凯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
第二讲 “源氏物语的世界”（第一部分）
张龙妹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第三讲 “源氏物语的世界”（第二部分）
张龙妹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第四讲 “日本中世文学的特征及其反映”
韦立新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亚文化研究中心
第五讲 “日本近世俗文学视野中的叙事文学”
周以量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第六讲 “芥川龍之介文学的魅力”
秦刚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第七讲 “竹内好与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会”
徐静波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第八讲 “加藤周一与日本战后文学批评”
翁家慧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每周四（计划）发布，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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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是日本唯一一所在世界各国及地区综合性地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专门机构。1994年北京日本文化中心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北京事务所成立。为加深中日两国相互理解，基于以上理念，本中心在中国各地举办了多种多样的活动及事业。主要活动分为文化艺术交流、日语教育、日本研究知识交流三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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