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讲座（文学）

第七讲：竹内好与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会”–近代日本研究中国新文学力量的兴起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徐静波

主讲人介绍：徐静波：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研究领域为中日文化关系，中日文化比较。专著有《梁实秋：传统的复归》，《东风从西边吹来-中华文化在日本》，《近代日本文化人与上海（1923-1946）》，《和食：日本文化的另一种形态》，《解读日本：古往今来的文明流脉》，《困惑与感应：近代日本作家的中国图像1918-1945》等11种，译著有《近代日中交涉史研究》，《蹇蹇录-甲午战争外交密录》，《魔都》等16种，编著有《日本历史与文化研究》等12种。曾在日本神户大学，东洋大学，京都大学等多所大学担任教授。现为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的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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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4月，以东京帝国大学为温床，日本诞生了第一个以现代中国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团体——“中国文学研究会”，它的核心人物便是竹内好（1910-1977），那一年他才24岁，刚刚从东京帝大毕业，与他共同创建这一研究会的武田泰淳和冈崎俊夫，也是曾经的帝大学生。

　　何以会在中日关系日益紧张的1934年，在日本会诞生了中国文学研究会这一组织并艰难维系了长达9年的岁月？它在当时和日后的中日文学交流史上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呢？今天想跟各位聊一下这一话题。

　　大家知道，日本与中国有着十分悠久的文化交往历史，早期日本列岛上的居民是有语言而没有文字，早期的日本文献都是用汉字汉文记录的，10世纪前后，日本语文诞生，但受过教育的日本人，依然会阅读汉文汉诗，这一情形一直延续到了明治中后期（19世纪末）。所以那个时代，稍有教养的日本人，对于中国的文学都很熟悉。19世纪后半期，西洋文明传入日本，欧洲人研究学问的方法也渐渐为日本人所掌握，于是日本人就开始运用相对比较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学，早在1892-95年期间，就出现了儿岛献吉郎等撰写的《支那文学史》，那时中国人自己写的通史性质的中国文学史还没有，由此可知日本人很早就开始了对中国文学的系统研究，后来在东京帝国大学等相继开设了支那文学研究科。不过，那一时期，日本人研究的，主要是古代的、至少是近代以前的中国文学，对近代以后的中国，几乎很少注目。

　　到了1930年代初，那时的东京帝国大学支那哲学支那文学科的一批青年学生，就对这一现状很不满，他们凭着一股年轻人的激情和朝气，就打算打破这种陈旧的气氛，在中国文学研究上，开辟出一个新的局面来。那么，这是些什么样的青年人呢？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了破旧么？

　　冈田1933年从东大毕业，武田1931年进入东大后，因参加左翼活动而被警署三次逮捕，此后也就不去上课且未交纳学费，事实上也就终止了学业。他们两人都出生于僧侣家庭（日本的僧人在明治5年也就是1872年获准可以娶妻食肉），自幼习读佛经（佛教在6世纪中叶自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传入日本后，基本上采用汉译佛经），他从小就对中国古典文学有所触及，养成了较高的古汉语阅读能力，较早就表现出了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在高中期间阅读了《红楼梦》等中国古典小说，并去了一家私立学校学习现代汉语，尝试阅读胡适、鲁迅等新文学家的作品。而冈崎在高中期间，似乎对俄国更感兴趣。而竹内则出生于医师和官吏的家庭，自幼与中国并无家学渊源，他自己曾坦言，进大学后仍无法顺利地阅读古汉语（日语称之为“汉文”，包括中国的古籍和日本人用古汉语撰写的文献），甚至对中国也没有太多的关切，他之所以选择这一专业，主要是因为不必考试，进了学校，即使不怎么去上课，届时也可顺利毕业。事实上，当时的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支那哲学支那文学科，并不是一个高不可攀的地方。

　　　《阿Q正传》，《狂人日记》日文版

 

　　如果这样的状态持续下去，大概也就没有日后中国文学研究会的诞生。这里，作为该组织领袖人物的竹内好1932年的中国之行，可谓彻底改变了他本人的命运，也是中国文学研究会得以成立的最重要的机缘之一。这一年的8月，他获得了外务省对华文化事业部的一半资助，随一个学生团体经朝鲜半岛到中国来旅行，他到中国来的动机，一开始并非出于对中国的兴趣和关切，他后来自己曾说： “我那时学籍虽然放在中国文学科，但并没有真心想要搞中国文学，对中国也没有什么兴趣。只是因为这次旅行有旅费的补助，便想利用这一制度来满足一下青年时期特有的放浪癖好。但是到了北京以后，我被那里的风情和人物所醉倒了。即使到了期限，我也不想回日本，请家人再寄了旅费过来，一个人待到寒风将要袭来的季节，每天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行走。我与中国的结缘，就始于这次北京之行。”[i]“于是我的想法完全改变了。从此就想真心研究中国，买了若干的书刊带回来，开始了我的第一步。因为我还无法阅读汉文，于是就从现代汉语开始。”[ii]

　　当竹内好决心想要研究中国、尤其是中国文学的时候，他们这些年轻人就立即意识到了日本学界的老旧气氛，大学的教授，对于正在发生剧烈变革的中国现状、尤其是五四以后中国文学出现的新气象，几乎视若无睹，这使他们感到很不满。研究会核心人物之一的武田泰淳在1943年回忆说：

　　“我们从学生时代开始，对汉学这样的东西抱有反感。与其说是抱有反感，不如说是完全没有兴趣。通过汉学来接触支那的文化，总不能获得满足，在感觉上也很不喜欢。倒也不是说对汉学的本质已经看得很明白，而是对由汉文所笼罩的这种气氛，由汉学所散发出来的儒教的冬烘气，怎么也无法适应。作为日本人来说，应该还有其他研究支那的途径。…于是我们在昭和九年（1934年）开始了中国文学研究会，对支那的现代文学、支那的支那学者的业绩，展开了调查。”[iii]

　　当然，1930年代初期，日本的文坛或研究界并非对中国的新文学完全视若无睹。事实上，在1920年创刊不久的《支那学》杂志11月号上就连续刊出了后来成了中国文学研究大家的青木正儿的《以胡适为中心的涌动着的文学革命》的长文， 1922年出版的《文学革命和白话新诗》（大西斋等编著）收录了胡适、康白情等人的作品，1920年抵达北京的基督教神父清水安三在1924年出版的《支那的新人和黎明运动》一书的第十章即为《现代支那的文学》，他虽然不是一个文学研究家，却以自己在北京的实际感受向日本读者传递了最新的信息。此后，村松梢风的《魔都》、谷崎润一郎的《上海交友录》等都或多或少披露了中国文坛的新动向，1926年7月，当时在日本影响颇大的《改造》杂志出版了夏季增刊“现代支那号”特辑，收录翻译了五四以来出现的新小说、新戏剧、新诗和评论等，应该说，时至1920年代末期，日本的文学界已经注意到了中国文坛的新气象。但是在中国文学研究界，尤其是作为最重要的学术重镇的帝国大学内，对中国的研究基本上依然沉湎于故纸堆里。

　　于是，竹内好决定联合身边的同志来创办一个无论从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上来说都是一个崭新的学术团体。这一想法大约产生于1933年后半期，经过数次的酝酿后，1934年3月1日在竹内好家里，举行了中国文学研究会第一次的准备总会。决定研究会的名称为中国文学研究会，每月1日、15日举行两次例会，并出版一份研究杂志《中国文学研究月报》。

　　当时研究会成员通过设在东京神田北神保町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馆内的书店，田中庆太郎开设在东京本乡的文求堂书店，以及在北京的日本友人购入了大量中国新书刊，通过这三个途径，研究会的成员几乎读到了所有当时中国出版的重要文学书刊，包括沈从文、老舍、茅盾、洪深、田汉、丁玲等的最新作品。

　　期间和之后，竹内陆续结识了后来成为研究会重要成员的小田岳夫（小说家，《鲁迅传》和《郁达夫传》的作者）、松枝茂夫（中国文学研究家，翻译家，周作人作品和《红楼梦》的译者）、增田涉（中国文学研究家，翻译家，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译者）。

　　中国文学研究会的主心骨无疑是竹内好，发起人是他，具体的经营乃至杂志的编辑也是他，1937年，竹内好经日华学会的友人的斡旋，获得了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的资助，得以到北京去留学两年，几乎在同时，武田被应征入伍，作为辎重兵的一员被派往中国大陆战场。在竹内逗留北京的两年期间，杂志的编辑主要由松枝茂夫来担任，1939年10月，竹内期满归国，重新接掌了研究会的日常工作。1940年4月，《中国文学月报》在出版了第59号之后，决定自第60号起改由生活社出版发行，刊名改为《中国文学》，页数由原本薄薄的12页改为48页，对外公开发售。

　　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活动和成果主要表现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举行研究例会、恳话会、讲读会等活动，就某一主题讨论介绍研究会内外人员的相关研究心得和学术信息等。第二就是出版研究刊物，对当时鲁迅、林语堂、沈从文、郁达夫等作家做了及时的介绍和评论，除了文学研究之外，对当时中国现实的社会也相当关注，蔡元培去世时，特别出版了纪念专辑。第三，对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介绍。几乎所有研究会的主要成员都是翻译家，他们除了在《中国文学》上发表译作外，几乎都有各种翻译的单行本问世，比较重要的有冈崎译的丁玲的《母亲》郁达夫的《沉沦》、巴金的《寒夜》，沈从文的《边城》等，而竹内好是日本最知名的鲁迅翻译家，以一人之力编选翻译《鲁迅文集》，可惜在完成了第6卷之后不幸去世。

 

　　在日本国内形势越来越严峻的1943年，竹内好为了不使中国文学研究会失去自己的独立品格，不得不忍痛解散了这一组织。在战后，曾经一度恢复，也继续出版刊物，但在1948年还是偃旗息鼓了。

　　不过，中国文学研究会在近现代日本对中国新文学的翻译、介绍和研究上，影响是巨大的，在当时和战后，主要的成员都成了著名的思想家（竹内好）、文学家（武田泰淳）和翻译家（松枝茂夫）等，可谓功勋卓著。1977年，汲古书院复刻了所有的《中国文学研究月报》和后来的《中国文学》，他们在中日文学交流上做出的卓越贡献，至今仍然令人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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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竹内好《孙文观的问题点》，初刊于1957年6月号《思想》杂志，《竹内好全集》第5卷，第25页，东京筑摩书房1981年。

[ii] 竹内好《作为方法的亚洲•序章 我的回想》，第16页，东京创书社，1978年。

[iii] 武田泰淳《司马迁•自序》，东京日本评论社1943年，此处引自《武田泰淳全集》第10卷，第3页，东京筑摩书房1971年。

 

 

 

 

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講座（文學）

第八講：加藤周一和日本戰後文學批評

北京大學日本語言文化系 翁家慧

 

主講人介紹：翁家慧，北京大學日本語言文化系副教授，1994年至2003年就讀於北京大學日語系，獲得文學博士學位，留校任教至今。現任該校日語系副教授，專業研究領域為日本近現代文學、日本戰後文學批評、中日比較文學，代表作包括專著《通向現實之路——日本“內向的一代”研究》，譯著《羊之歌：我的回想》《廣島劄記》《大江健三郎傳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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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所周知，加藤周一是20世紀日本極具影響力的文藝評論家、思想家、文化學者，同時也是一位優秀的小說家和詩人。1919年9月，加藤出生於日本東京澀谷的一個醫生家庭，從小熱愛文學，傾心於西洋文藝。受父親職業的影響，他從一高畢業後報考了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1950年獲得醫學博士學位，專攻血液學。在學期間他一直去法文系旁聽，結識了渡邊一夫、中島健藏等法國文學研究者，同時與中村真一郎、福永武彥等人結成了“瑪蒂涅詩人俱樂部”，嘗試創作韻腳格律詩。1951年至1955年，加藤留學法國，在從事血液學研究的同時，遊歷歐洲並對各國文化進行了深入考察。1955年2月回國後，加藤把在歐洲期間的見聞與思考付諸筆端，創作了日本文學、文化論相關的一系列評論文章，他提出的“日本文化的雜交種性”一說成為日本文化研究領域的重要觀點之一。不久之後，加藤決定棄醫從文，專職從事文藝評論工作。他使用多角度、跨學科的方法進行比較研究，在文學批評、文化研究、文學史論、美術史研究等領域留下了數量巨大的經典論著。其中《日本文化的雜交種性》（『日本文化の雑種性』），《日本文學史序說》（『日本文學史序説』），《日本藝術的心與形》（『日本 その心と形』），《日本文化中的時間與空間》（『日本文化における時間と空間』）等學術專著已經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在海外日本學研究領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加藤的主要著作收錄在《加藤周一自選集》（10卷）和《加藤周一著作集》（24卷）之中，其中與文學批評相關的論文可謂恒河沙數，不勝枚舉，因篇幅所限，小文無法一一展開論述，今天僅就他與日本戰後文學批評的關系做一個簡單介紹，希望能為中國的日語學習者、日本文學文化愛好者以及研究者提供一個新的思路。

　　日本戰後文學批評肇始於二戰失敗後的一片廢墟之上，而加藤周一正是親歷者之一。他在自傳《羊之歌》（『羊の歌』）中這樣回憶道：

　　戰爭末期，川口市還實行燈火管制的時候，一群青年聚在一起，為即將上戰場的夥伴們舉杯送行。那些上戰場的青年人中，有很多都活著回來了，回到了被戰火夷為平地的東京。他們被徵入伍的時候，早就已經沒有運輸船送他們去太平洋戰場，本該讓他們抱著火焰瓶飛撲到坦克履帶底下的“本土決戰”，最終也沒有爆發。這些青年，他們不了解戰場，他們知道的只有部隊生活的荒誕；他們沒有在中國殺人的經驗，唯一的經驗就是等著自己被殺。他們活著從來都不是為了將來如何，也覺得自己不必為現在和將來做任何打算。這群青年再次回到占領下的東京，創辦了同人雜誌《世代》。日高晉和詩人中村稔也混在這群青年當中，前者後來成了一名經濟學家，後者寫出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宮澤賢治研究專著。我和福永武彥、中村真一郎這兩位小說家一起在《世代》上連續刊載了幾篇文章，這些文章後來就成了我們三人合著的《一九四六——文學的考察》。

　　　　　　　　　　　　《羊之歌：我的回想》封面  北京出版社

 

　　戰後日本恢復言論自由，各類文藝雜誌如雨後春筍般迅速發展。加藤從外部考察日本文學、文化和社會的批評視角受到主編們的青睞，《世代》《世界》《近代文學》《思想》《文藝》《批評》等雜誌紛紛刊載他的評論文章。

　　那麽，加藤的文藝批評到底有何獨特之處呢？海老阪武教授認為，加藤的著作鮮明地刻畫了日本文化的全貌。從雜交種文化論開始，他就一直在探索和追尋“日本式的東西”。他將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花在對文學和美術作品的研究上，希望能從中提煉出日本文化的特徵。這些特徵讓日本人看到自己的形象，並由此了解什麽是日本文化。此外，海老阪教授指出，加藤非常關註世界局勢（尤其西歐和中國），擅長在變幻莫測的局勢中判斷並確定日本在政治上、文明史上的位置。在持續性觀察過程中，加藤不斷地指出日本人當下面臨的問題。由此可見，加藤通過文學批評所要達到的目的是全面認知日本文化，準確定位日本在國際政治和文明史上的位置。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加藤在遊歷歐洲期間發表的《西洋遊歷途中有關日本文學的思考》《日本文化的雜交種性》等文章中就指出戰前左翼文學被鎮壓，當時的文學沒有社會性，作家們以一種方言報告自己的私生活，而誌願當作家的人讀這些文章，其他人由於生活不同或關心的對象不同，即使讀了也不得要領。他們的文學通過非合理的、獨特的日語修辭法來進行，試圖把日本文學純化為日本式的東西。但戰爭一結束，這些思想立場在邏輯上徹底失去了必要性。這種獨特的日本式修辭法對於戰後的任何問題都發揮不了作用。他指出企圖以傳統的日本文學同西方文學相對來捍衛傳統的方法是註定要失敗的，因為日本社會已經西化到一定程度，想要消除西方因素，就像阻撓社會的現代化進程一樣，不過是一種徒勞。對於戰前文學的分析與判斷源自加藤在戰爭期間大量的閱讀和思考以及作為醫生的戰爭體驗。廣島原子彈爆炸後不久，他作為一名血液學領域的專家，參加了由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和美國軍醫團共同組成的“原子彈爆炸影響聯合調查團”。在與美國軍醫團接觸過程中，他意識到在血液學領域，日本與歐美相比落後得不止一星半點。同時，他也發現這種落後不僅體現在血液學領域，實際上還包括日本文學家在精神上的落後，以及自己作為讀者在閱讀歐洲文學時方法上的落後。

　　我通過閱讀他們的作品，在心裏建構起他們的形象，但卻很難通過這些形象去理解他們行為背後的動機。也就是說，我的閱讀理解方式、我所建構的法國文學家的形象，明顯是有缺陷的。另外，戰後不久出現了風靡一時的薩特和加繆，他們的文學完全超出了以往文學概念的範疇，如果不改變閱讀方式，就很難理解或掌握這些文學的核心內容。我感覺到日本在知性訓練方面的“落後”。小說創作技巧上的問題固然重要，但當務之急是從更為本源性的問題出發，一切都要推翻重來。但我還太年輕，總覺得自己無所不能，總覺得自己還有足夠的時間來打磨那件“善其事”之“器”。面對日本的“落後”，以及比它更為落後的我自己的“落後”，在這樣一個時代，這樣一個向著無限的未來敞開大門的時代，與其為“落後”正名，不如奮發圖強、迎頭趕上。

　　加藤周一敏銳地捕捉著歐洲文學新思潮興起的跡象，同時也關註到日本戰後文學的新動向，並運用其獨特的比較文化研究方法進行了細緻入微的考察與鞭辟入裏的分析。他認為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國民關註國內外局勢，思考日本社會將來的走向，因此政治學家丸山真男、社會學家清水幾太郎、文藝評論家中野好夫、小說家野間宏的作品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到了七十年代，日本經濟發展、政治穩定，社會進入大眾消費時代，村上春樹和赤川次郎等中間小說作家人氣高漲。加藤指出這並非日本獨有的現象。六十年代末德國學生引用馬列術語時，也是頻頻使用法蘭克福學派，也就是馬爾庫塞、阿多諾等作家的語言。

　　本文簡單介紹了加藤周一與戰後文學批評的關系，概括地說，加藤的戰後文學批評是基於日本文化和日本社會研究視野之下的一枝獨秀，同時，也是現代日本人準確認知自我形象、了解本民族文化的一面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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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加藤周一：《羊之歌：我的回想》，翁家慧譯，北京出版社，2019年，第203頁。
2. 參見海老阪武：《加藤周一——質問二十世紀》，巖波書店，2013年。
3. 參見加藤周一：《雜交種文化》，講談社，1974年，第39-40頁。
4. 加藤周一：《羊之歌：我的回想》，翁家慧譯，北京出版社，2019年，第210-211頁。
5. 參見加藤周一：《“知識人時代”的終結——戰後日本的社會、知識人、文學》，收入《文學所見的兩個戰後——日本與德國》，朝日新聞社，1995年，第288-290頁。

 

 

 

 

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讲座（文学）

第五讲：日本近世俗文学视野中的叙事文学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周以量

 
主讲人介绍：周以量，曾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师从于高田卫、稻田笃信学习日本近世文学，获文学博士学位（日本东京都立大学），在日本和国内发表关于日本近世文学的论文十数篇，并参与国内日本古典文学史教材中有关近世文学内容的编写工作（如《日本古典文学入门》《日本古典文学史》等）。现就职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从事日本文学、中日比较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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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首都师范大学的周以量。

　　今天我想讲一讲日本近世文学中的叙事文学的问题，题目就叫做“日本近世俗文学视野中的叙事文学”。这个问题首先涉及两个方面的话题，一个是“近世文学”，一个是“叙事文学”。

　　所谓“近世”，这是日本历史上的一个分期，指的是日本最后一个封建时代，即日本进入近代之前的一段时期，具体来说，是指德川家康在江户（现在的东京）设立幕府的时期，时间为1603年至1867年。这段时期在历史上又称之为“江户时代”。而所谓的“近世文学”就是这二百六十多年间文学的总称，又被称作“江户文学”。

　　“叙事文学”则主要指除诗歌（韵文）之外的散文作品，一般情况下，我们用以指代以小说为主的文学样式。

　　实际上，今天的话题还涉及日本近世文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术语：俗文学。俗与雅相对，俗文学源于民众，又服务于民众，是为民众所喜闻乐见的一种文学形式。按照近世日本社会的状况来说，俗文学主要是源自町人、为町人服务、受町人欢迎的一种文学样式。这里所谓的“町人”（ちょうにん）就是指生活在都市里的商人、手工业者，大致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小市民阶层。

　　我们知道，在日本近世，町人的地位处于士农工商的最底层，在社会中，町人没有政治上的话语权，但是由于日本近世将近二百七十年期间既没有战争之纷扰，也没有兵燹之灾祸，是一个和平的时代，人们生活稳定，社会经济得到巨大的发展，处于社会底层的町人虽然没有政治上的话语权，却在经济上取得很多的利益，因而他们能够把更多的精力、财力投入到文化事业方面。日本近世的叙事文学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繁荣发展起来的。

　　概观日本近世的叙事文学，从最早出现的假名草子到后来出现的浮世草子、洒落本、滑稽本、人情本、读本、草双纸等，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时期的小说样式繁多，错综复杂，如果要在短时间内从总体上一一介绍日本近世的叙事文学，势必给人以蜻蜓点水、隔靴搔痒的感觉，因此，今天我打算稍微详细地就其中的一种文学样式加以介绍，以期大家对这种文学样式有一个较为深入的了解，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对日本近世的叙事文学有一个具体的认识。

　　那么，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称之为最具日本近世特征的文学样式——浮世草子（うきよぞうし）。

 

　　在日本近世，浮世草子出现于1682年（天和二年），以井原西鹤的《好色一代男》（こうしょくいちだいおとこ）的出版为标志，此后大约经过了一百年左右，浮世草子的作品才为其他的叙事文学作品所取代。由此可见，在浮世草子的形成过程中，井原西鹤的创作功不可没。

　　井原西鹤（いはらさいかく，1642-1693）最初是以俳谐作者的身份走上文坛的，时间大约在1662年（宽文二年）左右。二十年后，当其创作的《好色一代男》出版之后，井原西鹤变身为浮世草子作家。

　　《好色一代男》八卷八册，自主人公世之介7岁情窦初开时讲起，直至其60岁时与七位友人乘船前往女护岛不知所踪为止，每一年（岁）一章，共54章（第一至第七卷每卷分七章，第八卷为五章），叙述了世之介一生的情感经历。从结构方面来看，很显然它继承了日本古典文学的叙事传统，如《源氏物语》（げんじものがたり）。此外，这部作品虽然以一个固定的人物（世之介）为主人公贯穿整个故事，但是每一章的连接并非十分紧密，从中我们也可以窥探到《伊势物语》（いせものがたり）的影子。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部作品可以说奠定了井原西鹤后来许多作品的基础，即具有浓厚的短篇小说集的特征。

　　　　　　　　　　　　　　《好色一代男》汉译本封面

 

　　《好色一代男》的前四卷主要以各地的风俗人情为背景，讲述了青少年时期的世之介在与不同女性交往的过程中发生的情感纠葛，后四卷讲述了世之介继承了巨额的遗产之后，频繁出入于三都（さんと，即大阪、京都、江户）青楼之中的故事，并加入许多著名妓女的故事，具有很强的“游女评判记”（ゆうじょひょうばんき）的特点。所谓“游女评判记”是日本近世出现的记录关于各地青楼、妓女情况的一种具有实用价值的指南性作品。

　　《好色一代男》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叙事文学样式——浮世草子——的滥觞之作，与其涉及的题材紧密相关，这个题材就是当时的“好色”风俗。

　　日本元和至宽永（1615-1644）年间，德川幕府取缔了各地的私娼，代之以一种称之为“游廓”（ゆうかく，也称之为“游郭”）的公娼制度，前面提到的“游女评判记”就是在这种制度下形成的一系列作品。“游廓”的设立，符合当时市民阶层（町人）的需求，正如前面我们所说的那样，这个阶层的人们虽然没有政治上的话语权，却拥有大量的财富，就像《好色一代男》中的主人公世之介那样，由于他继承了大笔的遗产，获得巨额财富之后，有足够的财力游历青楼，极大了促进了青楼文化的发展。“游廓”可以说正是这种社会消费带动下的产物。日本近世的青楼文化与文学的关系密不可分，浮世草子中的“好色物”（こうしょくもの）——即以“好色”风俗为背景的作品——就是这种关系的一种反映。而井原西鹤的《好色一代男》正是反映这种文化背景的代表作之一。作者将世之介这个典型人物置于典型的时代背景之中，通过崭新的文体叙述了当时最流行、最时尚的风俗人情。

　　《好色一代男》虽然由“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叫做“荒砥屋孙兵卫”的大阪书商出版，但由于符合大众的口味，获得大众的认可，因而后来又改由专门的书商重新再版，甚至在江户还出现了盗版，该作品受到人们的欢迎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继《好色一代男》获得巨大成功之后，井原西鹤又创作了第二部浮世草子作品《诸艳大鉴》（しょえんおおかがみ，其副标题为《好色二代男》，1684年）。这同样是一部“好色物”，采用了《好色一代男》续编的形式——由此也可以看出作者/书商利用《好色一代男》畅销的意图，从内容上看，它主要讲述了不同身份的青楼女子与游客之间的感情纠葛。

　　接下来的第三部浮世草子作品，井原西鹤把目光从青楼转向各地的民间传说方面，创作了《西鹤诸国故事》（『西鶴諸国はなし』[さいかくしょこくはなし]，1685年）一书，正如该书“序文”中所说的那样：作者试图“通过游历各国，以找寻故事的材料（国々を見めぐりてはなしの種をもとめぬ）”。这部作品构成了井原西鹤“说话物”——即汇集了传说故事的作品——中的一部分。

　　井原西鹤创作的浮世草子除了“好色物”“说话物”外，还有称之为“武家物”（即以武士为主题的作品，如《武道传来记》[ぶどうでんらいき]等）和“町人物”的作品。下面我们再就其另一种颇具日本近世特色的浮世草子作品“町人物”做一介绍。

　　　　　　　　　　　　　　《井原西鹤选集》汉译本封面

 

　　首先是一部叫做《日本永代藏》（にっぽんえいたいぐら，1688年，汉语有人译作《日本致富宝鉴》）的作品。正如这部作品的副标题“新百万富翁之教训”（「大福新長者教」）所显示的那样，它主要汇集了町人如何发家致富、走向成功之路的故事，讲述了町人在勤俭节约以及发挥聪明才智方面的为人处世之道。由于作者对当时社会的认识极其敏锐到位，且发挥出架构叙事文学作品的能力，因而受到人们极大的欢迎，也成为井原西鹤作品中再版次数最多的一部作品。即便放在现在，这部作品所呈现出的深刻的商业批判精神也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如该作品“卷一之二 邪风沦落第二代”（「二代目に破る扇の風」）中讲述了一男子继承了其父亲的巨额遗产之后，以勤俭节约为本，在花钱方面之精打细算丝毫不亚于其父辈。有一天，他捡到一封装有金钱的信，收信人是一个妓女，于是他带着这封内有金钱的信前往岛原（しまばら）——位于京都的游廓的通称，准备将钱和信送还给这个妓女。但自从这个男子踏入岛原之后，就沉溺于其中，不可自拔，最终家道中落。这则故事将富商的破产与青楼联系起来，虽然没有从正面去叙述如何发家致富的道理，但结合了当时与町人关系最为密切的两种文化（商业文化与青楼文化）现象，很好地呈现了该作品“教训”的主题。

　　其次，与大多数内容讲述上层町人成功故事的《日本永代藏》形成对比的是《世间胸算用》（せけんむねざんよう，1692年，汉语有人译作《家计在精心》）这部作品。《世间胸算用》也有一个副标题：年三十一日千金（「大晦日は一日千金」），它主要描绘了中下层町人于年底时节的众生相。在作者的笔下，町人们既具有强烈的求生欲望，也具有愚蠢之极的一面；町人们既值得怜悯，又是极其滑稽可笑的一群人。也就是说，作者并没有千人一面地去描绘町人，而是立体地塑造了这个群体的形象。

　　无论从“好色物”来说，还是从“町人物”来看，毫无疑问，井原西鹤的浮世草子作品都很好地展现了日本近世的生活生态，并将形成这种生态的文化语境或隐或显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为我们提供了理解日本近世文化的一个极好的窗口。

　　谢谢大家！

 

 

 

 

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讲座（文学）

第四讲：日本中世文学的特征及其反映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韦立新

 
主讲人介绍：韦立新，二级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曾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院长、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并兼任教育部第四届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现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亚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日语语言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华日本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日本史学会常务理事兼古代史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东亚宗教文化学会理事。主要从事日本文学、日本文化、中日文化关系的教学与研究。
 
 
第四讲：日本中世文学的特征及其反映 MP3（音频）→【请点击这里】

 
 
　　谈及日本的中世文学，具体应该从何时开始算起？范围应如何界定？这样一种对历史、文学史或文化史时段或范围的划分，究竟其意义何在？那是因为在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所发生的事件、所出现的人物，以及所呈现的社会、文化现象，必然反映出其各有不同的特征来。通过对其进行恰如其分的区分，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对其加以认识和把握。

　　我们所说的中世，一般指从源赖朝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的建久三年开始，到德川家康的江户幕府成立的庆长八年为止的时代，通常又称为镰仓室町时代。由于该时期最主要的特征是武士阶级掌握了政权，社会和文化也都相应出现了由“贵族社会、贵族文化”向“武士社会、武士文化”的转变，故又称其为“中世武家政权时代”。

　　该时代又分为前期的镰仓时代和后期的南北朝、室町时代。这就决定了中世文学、文化的第一特征：某种程度上继承和保留了前一个时代沿袭下来的“贵族文化”风格和要素，同时开始出现更符合武士阶级及广大普通民众需求的“武家文化”和“庶民文化”。

　　其次，由于该时期正值日本佛教界迎来以所谓“镰仓新佛教”的出现及佛教各大宗派的“复兴”为标志的全盛期，而该时期日本佛教呈现出来的显著特点，也是顺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世俗化”、“平民化”大趋势。凡此种种，都必然会在该时期的文学、文化上有所体现。因此，我主张把这种“世俗化”、“平民化”视为该时期文学、文化上的第二大特征。

　　有人认为：日本中世时期的文学艺术，乃是在新旧交替当中，由公家、武家和僧侣三方交替“混入登场”所形成的“漩涡”造就而成的。还有人认为：中世文化融合了公家文化、武家文化和庶民文化，展现了该时期活跃于文化舞台上的“主角”们的风采。因此，我也主张在思考和把握日本中世文学、文化的时候，首先应该熟悉三个关键词：公家文化、武家文化和庶民文化。

　　在此之所以采用略显模糊的“中世文学、文化”的提法，是因为在思考和讨论该问题时，两者的关系实际上水乳交融、难以分割。我们把题目换成“日本中世文化的特征及其在文学上的反映”也许更贴切。

 

　　下面，我们先来谈一谈日本中世文学中所体现出来的“公家文化”成分。

　　日本在进入中世前期的镰仓时代后，掌握了政治上的实权和经济实力的武士阶级，尽管也有意识地致力于培植与自己当权之后的“显赫”身份相符的“武家文化”，以抗衡平安朝时代的贵族文化，但毕竟时日尚浅、功夫未到，因此，该时期有一段“公武文化既相互对峙又协调并存”的时期。也就是说，在政治上已无可奈何地衰退下来的公卿贵族们，仍然有机会、同时也有积极意愿在文化舞台上继续引领风骚，以追回并维护自己日渐失去的优越和尊严。

　　这一点反映在文学上，那就是“和歌”方面的亮丽表现。

　　和歌作为“公家文化”的代表之一，本来就是专属于贵族们的宫廷社交文学，既然该时代还有机会让骨子里本来就瞧不起“武家文化”的贵族们“露一手”，其优越的“自尊”岂能容忍自己甘于平庸？于是乎，贵族们热心钻研和歌创作技法，竞相潜心于和歌创作，并以自己的和歌作品能入选“敕撰和歌集”为荣。（如《新古今和歌集》编撰者之一藤原有家，因有十九首和歌入选《新古今集》而为人称道。而同样是贵族出身并活跃于后鸟羽院歌坛的藤原家隆，其和歌作品竟有四十三首入选《新古今集》，晚年又有四十三首入选《新敕撰集》，被视为和歌歌坛上的“佼佼者”。）

　　谈及该时期的“和歌”，窃以为有必要强调以下要点：

　　（1）开创了“新古今风”，并在和歌史上具有一定划时代意义的《新古今和歌集》，尽管不是后鸟羽太上皇亲自编撰而成，但因其完美诠释并“贯彻”了后鸟羽太上皇所主张和推崇的和歌理念和风格，故此，后人多认为：将《新古今集》视为后鸟羽太上皇的亲撰作品亦不为过。

　　（2）喜爱和歌的后鸟羽太上皇始终难忘复兴贵族文化之初衷，亲自引领“九条家”歌坛，复兴“和歌所”，敕命编撰《新古今和歌集》并亲自倾注心血于该编撰事业。因执着于“王政复古”而不为镰仓武家政权所容，最终遭至流放于隐岐的孤岛上。但他在和歌创作方面的实践和造诣及其独特风格，在日本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3）《新古今和歌集》呈现的所谓“新古今风”，作为具有感觉性、绘画性、故事性和象征性的新风格，与《万叶集》、《古今集》合称为和歌风格的三大典型。

 

　　作为从和歌派生出来的另一种诗歌形式，由多人共同合作创作的连歌，也在中世开始盛行，并由倡导和歌、连歌、佛道三者如一的著名连歌师心敬，和致力于将古典和文艺推向全日本的宗祇大成于该时期后期的室町时代。

　　大家知道，进入镰仓时代以后，还出现了许多“说话（民间故事、传说）集”，所收集内容包括了公卿贵族的逸闻趣事、民间各种神佛“灵验谈”，还有其它坊间流传的、以平头百姓为“主人公”的形形色色的民间故事等。而橘成季编纂《古今著闻集》，就是该时期流行的“说话文学”代表之一。

　　同时代问世的还有《宇治拾遗物语》、《十训抄》、《发心集》、《宝物集》，以及作为佛教说话集而知名的《沙石集》等。

　　“说话文学”在文体、内容方面呈现的多样性，构成了日本中世文学的又一大特征。我们既可以从《古今著闻集》了解到中世时期公卿贵族们的所思所想及其生活状态，同时又可以从其它说话集里窥探出该时期佛教在“民间普及”过程当中的“世俗化、大众化”倾向，以及文化的“庶民化”倾向。

 

　　作为最能反映武士活跃的中世战乱时代的一大文学体裁，该时期出现了一系列以《保元物语》《平治物语》《平家物语》《太平记》等为代表的“军记物语”（又称战记文学）。该类军记物语虽然都是以武士世界为描述对象，但并不只局限于某一特定人物的个体行动和事件，而将重点置于描写某一氏族、某一集团的兴衰和隆替，真实而生动地展现了登上历史舞台前台的中世武士们的生活状态和风采。其中颇具代表性的《平家物语》，整个基调流露出浓郁的佛教无常观，使我们从中不难窥出该时期佛教“世俗化”、“大众化”的影响。

　　作为中世文学的又一大部分，主要由五山禅僧们创作的五山（汉）文学，因得益于中日之间禅僧们的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以及在五山禅林中积累下来的汉诗文创作方面的文学“土壤”，造就了诸如雪村友梅（《岷峨集》）、中岩圆月（《东海一沤集》）、绝海中津（《蕉坚集》）、义堂周信（《空华集》）等一批杰出的文学僧，足以令中世文学添彩生辉，其成就亦不容小觑。

　　中世时期佛教的“世俗化”、“大众化”倾向，其影响显然波及到了整个中世的社会和文化。反映在文学方面，则是出现了不少以佛教无常观为基调的優秀作品。在这一方面，除了上述提到的《平家物语》外，还有作为中世随笔文学的代表杰作《方丈记》（鸭长明著）和《徒然草》（兼好法师著）。

　　该时期由于京都与镰仓之间的往来盛行，如此背景下产生了《十六夜日记》、《东关纪行》、《海道记》等记录东海道旅途见闻的游记文学作品，后期还问世了不少往来于诸国各地的公家、连歌师们的旅行记。该类游记文学作品的出现，自然也成为了中世文学的一大特色。

　　最后还应该关注的是：能乐、狂言等传统戏剧表演艺术，也是到了中世时期以后，在观阿弥、世阿弥父子的努力推动下，日益兴盛、普及，分别大成于中世后期的南北朝时代和室町时代，这显然亦可视为该时期文化“世俗化”、“大众化”的典型反映。

 

　　以上是我在学习和思考日本中世文学方面的一点心得体会，在这里分享以供大家参考。非常感谢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北京日本文化中心提供了这么好的平台。祝大家学习、工作顺利！

 

 

 

 

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讲座（文学）

第三讲：《源氏物语》的世界（第二部分）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张龙妹

 

主讲人介绍：张龙妹，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五期生，日本东京大学博士（文学）。主要从事以《源氏物语》为主的日本平安时代女性文学研究，『源氏物語の救済』（风间书房 2000年）获第八届关根奖和第三届孙平化日本学学术奖励基金著作一等奖。主编有《日本古典文学大辞典》（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年）、《日本文学》（高教社 2008年）等。翻译、校注了《今昔物语集 插图本》（全三册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2019年），与毕业生们一同翻译的“日韩宫廷女性日记文学系列丛书”即将由重庆出版社出版。

 

（第一部分）

一、世界文学中的《源氏物语》

二、世界女性文学中的《源氏物语》

三、平安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

1.摄关家庭的后宫政策

2.婚姻制度

3.女性的散文体文学书写

 

（第二部分）

四、《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及故事梗概

五、《源氏物语》的创作方法

  1.对汉诗文的引用

  2.从和歌到物语

  3.母题的继承、重叠与嬗变

  4.全新的文学意象的创造

 

本讲座的内容共包括两个部分，分为两次发表。本次发表第二部分。

第二讲：《源氏物语》的世界（第二部分） MP3（音频）→【请点击这里】

 

（第二部分）

四、《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及故事梗概

 

1.作者紫式部

　　紫式部，具体生卒年份不详，大约存世于970-1031年之间。本名不详。平安朝的女子没有自己的名字，做了贵族仕女以后，就在姓氏后加上父兄或丈夫的官职作为称呼。其父藤原为时（949-1029？）曾任式部丞和式部大丞，式部之称由此而来。当时还有一个习惯，为了使自己的名字听起来像中国人，就改双姓为单姓，藤原为时就成了藤为时。所以，紫式部本应是藤式部。至于被称为紫式部的原由，历来众说不一。大概是与成功地塑造了《源氏物语》中的女主人公紫姬有关。其父为时既是位歌人，还是一条天皇时为数不多的汉文诗人和汉学家，“为时”之名便来自于白居易<与元九书>中“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语。其汉学方面的造诣，给紫式部的影响非同一般，《源氏物语》中广泛而深层的汉诗文引用就印证了这一点。

　　紫式部年近30岁方与藤原宣孝（952？-1001）结婚，那时宣孝已年过不惑，婚后第二年（999）生下一女贤子。然而，宣孝因感染流行疾病于1001年去世。不足三年的短暂婚姻对紫式部的精神造成了深重的打击。从自己的不幸遭遇中，她领悟到了普遍意义上的人生短暂与人世无常。在百无聊赖的寡居日子里，紫式部以写作物语来打发时日。《源氏物语》大概就是她在这样的心境下开始创作的。可能是《源氏物语》为她赢得了才名，宽弘二年（1005）或三年的十二月二十九日，紫式部出仕一条天皇的中宫（皇后）彰子。如上文中提到的那样，摄关政治使得后宫成为了文化的中心，直接导致了女性文学的繁荣。

 

2.《源氏物语》故事梗概

　　《源氏物语》篇幅庞大，即便翻译成中文也有百万字。全书共54卷，现在通常分为三部。第一部从<桐壶>至<藤花末叶>，共33卷。以光源氏为主人公，描写了他不同寻常的出生、奔放的爱情生活、谪居须磨以及起死回生后飞黄腾达乃至位越人臣的经过。感情与政治，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可在光源氏，他的政治地位的起伏，直接受到情感生活的左右。谪居须磨表面上是因为与右大臣之女胧月夜的暧昧关系，而实际上则是与继母藤壶皇后私通有关，他之所以能登上准太上天皇的宝座，也正是因为他与继母所生之子继承了皇位的缘故。

　　第二部从<若菜上>至<魔法使>，共8卷。光源氏的情形与第一部就大不相同了。在第一部中，从结果来看，奔放多彩的情感生活给光源氏带来了政治生活上的辉煌，可在第二部，为了保住现有地位而迎娶的三公主，却给他中年后的个人生活蒙上了浓重的寂寞与无奈。他最爱的妻子紫姬在寂寞中死去，三公主也在生下一个私生子后出家为尼，留下光源氏独自品味人生的万般无奈。

　　第三部从〈匂皇子〉至〈梦浮桥〉，共13卷。是光源氏去世后的故事。以光源氏的外孙匂亲王和名义上的幼子薰君为主人公，描写了他们复杂的感情生活以及作为他们恋爱对象的宇治三姐妹多舛的命运。

 

五、《源氏物语》的创作方法

　　从现存的作品来看，在《源氏物语》诞生之前，日本的物语文学只有《竹取物语》《宇津保物语》《落洼物语》三部作品。《竹取物语》是由五个求婚谭构成的中篇小说，《宇津保物语》共20卷，在篇幅上也具有了长篇小说的规模，但从第二卷<藤原君>到第十二卷<冲之白波>一共描写了14个不同男子的求婚故事，占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显然《宇津保物语》与《竹取物语》一样，都是以求婚谭为主要母题的。《落洼物语》则是一部讲述嫡母虐待庶出女儿的成长故事，也只是一部中篇小说。而在我们中国，当时也只有唐代传奇这样的短篇集。即便在世界范围内，也只有《一千零一夜》这样的民间故事集。正如成书于镰仓时代的《无名草子》所感叹的那样，《源氏物语》“诚乃祈佛所得”“非凡夫之所能”。

　　那么，《源氏物语》又是怎样被创造出来的呢？下面我们就来具体介绍一下作品主要的创作方法。

 

1.对汉诗文的引用

　　《源氏物语》中存在着大量的汉诗文引用，比如光源氏谪居须磨时口诵白居易诗句“三五夜中新月色，两千里外故人心”等，可谓比比皆是。但这些直接引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点缀。在物语结构中起决定作用的是那些间接引用。比如第一卷<桐壶>讲述的桐壶帝与桐壶更衣的悲恋故事，可以称得上是平安时代版散文体《长恨歌》。

 

2.从和歌到物语

　　我国唐代孟启编撰了一部书，叫作《本事诗》，其中“情感第一”卷收录了崔护进士落第后独游都城南庄与一女子相遇的故事。孟启是875年进士，而崔护（772-846）是796年的进士，比孟启将尽早一个世纪。《本事诗》中的崔护故事，是孟启根据崔护的《题都城南庄》诗虚构而成的。日本平安时代的《伊势物语》与《本事诗》相似，是以《古今集》所收在原业平的和歌为基础编撰而成的故事集。这样的作品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简短的诗歌中本身包含了丰富的故事性。

紫式部的曾祖父藤原兼辅（877-933）有一首广为传颂的和歌：

 

　　　为人父母心犹明，思子路上暗夜行。

　　　（人の親の心は闇にあらねども

　　　子を思ふ道に迷ひぬるかな ） 《后撰集》

 

　　为人父母者并非不明是非，只因思子心切，便如暗夜行路，不辨方向是非。这首和歌在《源氏物语》中的引用次数最多，达25次，作者借此歌意构思了不同类型的为了子女而迷茫的父母们的故事。

 

3.母题的继承、重叠与嬗变

　　另外，母题的继承、重叠和嬗变在物语的长篇化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作品的女主人公紫姬，她的母亲应该是兵部卿亲王的外室，在她母亲和外祖母都过世以后，生父决定接她到亲王府上居住，亲王嫡妻也打算着好好调教她。这里显然预告了类似于《落洼物语》中嫡母[i]虐待庶出子女的故事。但是，就在他的生父前来接她之前，光源氏抢先一步，将她接回了自己的二条院。这样，故事就变成了掠夺婚型，但又与传统的掠夺婚故事不同。传统的掠夺婚型故事，是身份低的男子爱慕身份高的女子、在正当结婚无望时采取的自我毁灭性行为（参见图3），所以这类故事也多以男女双方的死亡而告终的。但光源氏的身份远远高出紫姬，所以他们的结合反倒使紫姬被世人称为“幸运儿”。而通过掠夺婚形式摆脱了被嫡母虐待的紫姬，日后也以嫡母身份抚养明石姬所生子女。她被设定为不能生育的女性，从而使她不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虐待庶出子女的腹黑嫡母，而是能够将明石姬所生子女视为己出的贤德嫡母。此外，在光源氏与紫姬的关系中，又有着对恋母与“替身”（形代 かたしろ）型故事的继承和嬗变。紫式部运用传统母题可以说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图3. 《伊势物语绘卷》第十二段 男子抢来高贵的女子一起逃到了武藏野

　　  　日本国文学研究资料馆藏《伊势物语绘卷》 https://doi.org/10.20730/200024783）

 

4.全新的文学意象的创造

　　几天前看到孩子在看一部日本动漫《路人超能》（モブサイコ100），其中有一集是一位富家小姐浅桐美乃莉被怨灵附体的故事，怨灵的主人–最上启示曾经是最强大的特异功能拥有者。怀恨而死之人，其灵魂会变成怨灵，附在活着的人身上作祟。这种俗信，早在平安时代就存在了，一般称之为“物怪”（もののけ），《源氏物语》中也有不少“物怪”作祟场面的描述。

《紫式部集》中有这么一首和歌：

 

　　　借口故人来作祟，病因岂非是心鬼？

　　　（亡き人にかごとをかけてわづらふも

　　　おのが心の鬼にやはあらぬ）

 

　　这首和歌的歌序中说：有这么一张画，画面上画着一个被“物怪”附体了的女子的丑陋模样，她的背后，是变成了鬼的前妻，被小法师捆绑着。丈夫在那里诵经，试图祛除“物怪”。有这样的绘画作品的存在，可以想见当时这种俗信之盛行。而紫式部的和歌一语道破，所谓“物怪”附体都是“心鬼”所致。

　　《源氏物语》最为惊悚的还是六条妃子“生灵”现象的描述。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可知，六条妃子的“生灵”现象实际上只存在于六条妃子自身的臆想中和光源氏的视觉中。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图4的漫画。在原作中六条妃子向葵姬施暴，只出现在六条妃子自己的梦境中，而在光源氏的视觉中，明明是在与葵姬对话的，却突然发现对方的模样和声音完全变成了六条妃子的样子。也就是说，作者借助于当时人们对于“物怪”的俗信，将六条妃子和光源氏分别因疑心所生之暗鬼（“生灵”）写活了，创造了日本文学史上不可磨灭的典型形象。而联想到紫式部本是那么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其超凡的文学创造力以及文字表达能力，着实令人叹服！

　　  　（图4. 《源氏物语》漫画 『あさきゆめみし』 2008年4月25日 讲谈社）

 

　　《源氏物语》好比是一座巨大的森林，一两次讲座不可能进行全面的阐述。自己虽然从事研究多年，也应该只是触及了冰山一角。在这里希望强调的：第一是世界文学史视角，第二是作为《源氏物语》诞生文化背景的女性散文体书写之发达，第三便是紫式部的文学创造力。衷心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平安时代的女性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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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日语中“嫡母”与“继母”“庶母”等都读作“MAMAHAHA”，盖日本古代是以是否亲生来区别亲属关系的。

 

 

 

 

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讲座（文学）

第二讲：《源氏物语》的世界（第一部分）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张龙妹

 

主讲人介绍：张龙妹，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五期生，日本东京大学博士（文学）。主要从事以《源氏物语》为主的日本平安时代女性文学研究，『源氏物語の救済』（风间书房 2000年）获第八届关根奖和第三届孙平化日本学学术奖励基金著作一等奖。主编有《日本古典文学大辞典》（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年）、《日本文学》（高教社 2008年）等。翻译、校注了《今昔物语集 插图本》（全三册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2019年），与毕业生们一同翻译的“日韩宫廷女性日记文学系列丛书”即将由重庆出版社出版。

 

（第一部分）

一、世界文学中的《源氏物语》

二、世界女性文学中的《源氏物语》

三、平安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

1.摄关家庭的后宫政策

2.婚姻制度

3.女性的散文体文学书写

 

（第二部分）

四、《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及故事梗概

五、《源氏物语》的创作方法

1.对汉诗文的引用

2.从和歌到物语

3.母题的继承、重叠与嬗变

4.全新的文学意象的创造

 

本讲座的内容共包括两个部分，将分两次发表。本次发表第一部分。

第二讲：《源氏物语》的世界（第一部分） MP3（音频）→【请点击这里】

 

（第一部分）

一、世界文学中的《源氏物语》

　　《源氏物语》成书于日本的平安时代（794-1192）中期，根据《紫式部日记》中的有关记述，至1008年，至少《紫姬》之前各卷已经问世，学界也是把1008年当作《源氏物语》的成书年份。阿拉伯世界的短篇小说集《一千零一夜》形成于9世纪至15世纪，之后就要数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1605-1615）。我国的《红楼梦》则成书于18世纪。从时间和篇幅上来说，《源氏物语》无疑是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小说。

 

二、世界女性文学中的《源氏物语》

　　《源氏物语》还是一部女性创作的散文体作品，在世界女性文学的范围内她又是部怎样的作品呢？古代的女诗人，中西方都可以列举出不少，但就散文体书写而言，西班牙的埃赫里亚（Egeriae）于381-384年前后撰写了书信体的《埃赫里亚旅行记》（Itinerarium Egeriae），记录了从耶路撒冷、埃及、巴勒斯坦直到西西里岛的朝圣之旅。只是，她是用官方的宗教语言拉丁语书写的，内容也局限于她的宗教信仰。在女性小说最为发达的英国，被称为女性小说家第一人的玛丽·罗思夫人(Lady Mary Wraoth 1586？-1651?)，于1620年出版了散文体小说《爱情的胜利》（Love’s Victory）、1621年出版《尤拉妮娅》（Urania）等。而英国历史上第一位职业女作家阿弗拉·贝恩(Aphra Behn 1640-1689) ，她也是于17世纪后半期才开始戏剧和小说创作的。从以上简单的梳理，大家也能了解到，在11世纪初的东方，诞生了《源氏物语》这样的巨著，本身就是个奇迹。而其作为日本“国文学”代表作的地位，又是任何国家的任何女性作品所无法企及的。

 

三、平安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

　　到了平安朝中期，随着摄关政治的确立，后宫成为政治的中心，加之假名文字的成熟，女性文学得到了极大的繁荣。以下从1.摄关家庭的后宫政策、2.婚姻制度、3.女性的散文体文学书写这三方面介绍《源氏物语》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

 

1.摄关家庭的后宫政策

　　摄关政治时期，后宫自然成为权力斗争的中心。达官贵人们竞相将自己的女儿送入后宫，又为其选择才能出众的仕女（日语作“女房”，包括在宫廷任职的女官和属于私人雇佣关系的近似于嫔妃们的家庭教师性质的女性），营造风流文雅的后宫文化，以博取天皇的宠爱，生下下一代天皇，自己作为天皇的外祖父，成为摄关大臣。

　　图1简洁地勾画了藤原道长与五代天皇的关系。道长于999年先将长女彰子送入一条天皇（在位986-1011）的后宫，彰子诞下两位皇子，就是后来的后一条天皇与后朱雀天皇。一条天皇于1011年驾崩，其后，道长外甥三条天皇（在位1011-1016）即位，道长便于1012年将次女妍子嫁与三条天皇。因妍子没有产下皇子，道长便逼迫三条天皇退位，扶持年仅8岁的彰子所生的后一条天皇（在位1016-1036）即位，并将另一名女儿威子送入后宫。后一条天皇因病早逝，后朱雀天皇（在位1036-1045）即位，道长又安排女儿嬉子入宫，并产下了下一代天皇–后冷泉天皇（在位1045-1068）。自彰子入宫开始，藤原道长与其子赖通把持朝政超过半个世纪。如果不是赖通的女儿–后冷泉天皇的皇后没有生下皇子，他们的时代还将持续。

　　堪称日本文学双璧的《枕草子》和《源氏物语》，就是一条天皇的两位皇后藤原定子和藤原彰子的两位仕女清少纳言和紫式部创作的。

　　  　（图1.藤原道长的女儿与历代天皇）

 

2.婚姻制度

　　人类的婚姻形式分为A.访婚、B.妻方居住婚、C.夫方居住婚、D.新处居住婚（指新婚夫妇单独居住）四种形式。平安时代的婚姻，除了皇女下嫁的情形以外，基本上是AB两类同时并存的。与成为正妻的女性的婚姻，在婚姻关系尚未稳固的一段时间是访婚，其后过渡到妻方居住婚。因当时是一夫多妻（或称一夫一妻多妾）制，与正妻的婚姻稳定后，与其他妻妾的婚姻一般始终属于访婚。无论是访婚还是妻方居住，女性可以始终与父母同住而不用嫁到男方家庭与公婆共同生活。至于C.夫方居住只有在男方有了相当的地位和经济实力以后才会出现（如光源氏建造六条院）。而D.则基本上是现代社会的产物。那么，这样的婚姻形式与文学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显而易见，这样的婚姻制度使得女性完全处于一种被动的等待状态，不仅如此，因为是生活在娘家，连通过侍奉公婆来维持婚姻的可能性都不存在。那么，平安时代的女性们是怎么来维系婚姻的呢？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贵族阶层的女性教育中得到解答。在《枕草子》的“清凉殿丑寅之隅”章段中，皇后定子讲述了村上天皇时的风雅趣事。女御芳子尚待字闺中之时，其父小一条左大臣对她进行的教育内容有：

1.“习字”

2.掌握古琴的弹奏技巧

3.背诵《古今和歌集》20卷。

　　相近的记述还可见于史书《大镜》及《蜻蛉日记》。所谓“习字”指的是浓淡有致地书写变体假名（参见图2），这种能力主要体现在赠答和歌时的书写上，而背诵《古今集》自然关乎和歌创作。《源氏物语》中有关女子教育的描述也大致相同。所以，这三项可以看作是平安贵族阶层女子教育的常识。其实，在男女没有见面可能性的年代，习字、弹古琴、背和歌，这三项都是以跟男性交往为目的的才艺。比如《源氏物语》中光源氏就是被末摘花朦胧的琴声所迷惑的，遗憾的是末摘花只会做“唐衣”（からころも）的和歌，为此屡屡遭到光源氏的嘲弄。

　　  　（图2. 《源氏物语绘卷》<绘合>卷 德川美术馆藏  ）

 

　　古代我国以及朝鲜半岛的女性教育，提倡的是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四德，是以侍奉丈夫、孝敬公婆、教育子女、处理姑嫂妯娌关系为目的的。这些可谓是女性在夫家的生存之道。陆游的《渭南文集》中有一篇墓志铭，说他的一位侄女孙氏，自幼聪明伶俐，女诗人李清照曾经表示愿意教她作诗，却被孙氏拒绝，说：“才藻非女子事也”。她的父亲于是“手书古列女事数十”相授，她便“日夜诵服不废” [i]。大家或许会以为孙氏是个个例。与其他女诗人相比，李清照相对来说是比较幸运的。南宋著名女诗人朱淑真，她的父母在其过世后将其诗稿付之一炬。朝鲜王朝时代的著名女诗人许兰雪轩（1563-1589），27岁时赍恨而殁，曾留下遗言，命家人将其诗稿“荼毗”了事。

 

3.女性的散文体文学书写

　　中国的日记文化传入日本以后，先是日本天皇开始撰写私人日记，最早的是被称为“三代御记”的《宇多天皇御记》《醍醐天皇御记》《村上天皇御记》三部汉文日记。天皇记日记这一行为不仅引起贵族们的效仿，醍醐天皇的皇后稳子（885-954）在仕女的协助下也书写了《太后御记》（已散佚），成为了女性宫廷日记的先驱。935年左右，纪贯之（866？－945？）结束土佐国守任期返回京城，他假托女性，用假名书写了历时55天的旅途中的见闻与所思所想，这就是日记文学的开山之作《土佐日记》（935）。稳子的宫廷日记和纪贯之将叙事与抒情相结合、融事实与虚构为一体的假名日记构成了女性日记文学的两大渊源。

　　《土佐日记》之后，假名日记便成为了和歌以外女性的一个重要的文学书写形式，先后有《蜻蛉日记》（974）、《和泉式部日记》（1008）、《紫式部日记》（1010）等作品问世。对于生活在现代的人们来说，可能会觉得用散文体写日记没有什么特别的。但从文学史来看，在我国，包括日记在内的女性散文体文学书写，是到了20世纪初才陆续出现的“新文学”[ii]。

　　大家都知道，我们所写的日记不能被称之为文学，那么，上述这些日记何以具有了文学性呢？与男性的汉文日记相比，女性的假名日记之所以被称为日记文学，其主要特点在于韵散融合的文体、虚实结合的叙事方式、以及摆脱了和歌表达套路的赤裸裸的内心独白和自我观照。而这些特点，与后世的“私小说”有着共通之处，假名日记文学也因此被认为是“私小说”的远祖。

　　那么，我们先来具体分析一下《蜻蛉日记》中的片段：

 

日子这样一天天过去。曾经宠幸有加的那个女人，自从生子以后，（藤原）兼家对她的热情似乎也彻底消失了。我心怀恶意地想道：一定让她活久些，如同我曾经痛苦的那样，反过来让她也尝尝痛苦的滋味。谁知这些竟然成了现实，连当时热热闹闹生下的孩子，居然也死掉了！那女人虽说相当于天皇的孙女，但生父是位性情乖戾的皇子，她自己又是个私生女。这种身世毫无意义不值一提。只不过最近被那些不知实情的人们追捧，便得意忘形起来。现如今突然落魄成这样子，该是什么心情？肯定比我当时更痛苦更悲哀。想到这里，我心里才舒坦些。（译文引自即将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的“日韩宫廷女性日记文学系列丛书” 《紫式部日记》卷 ）

 

　　文中提到的女人，因她的住处在町小路，就被叫作町小路女。作者与藤原兼家（929-990）结婚后产下道纲一子，不久便发现兼家开始与町小路女来往，而且兼家在去往町小路女住处时，还经常堂而皇之地从作者家门前经过。町小路女生产的那天，为了找寻方位适合的地方，他们更是同乘一车招摇过市，弄得人尽皆知。然而，町小路女在生下孩子后很快遭到兼家的嫌弃，而且孩子也竟然死掉了。这段文字就是作者描述町小路女悲惨结局时的内心独白，即便是在多年后回想起来时写下的文字，字里行间依然充满了愤怒、忌妒甚至幸灾乐祸。

　　这样的文字，在现代小说中也许并不少见，但在一千多年前，女性胆敢忌妒并将这种心理活动诉诸文字，在我国的女性作品中是发现不了的。即便在日本的平安朝，也完全突破了和歌传统中“嫉妒”的表达套路，为一夫多妻制时代女性痛苦的内心世界留下了一个文字见证。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和泉式部日记》的开篇部分：

一名女子追忆故人 ，感叹这人世竟比梦境还要短暂无常，于悲叹中度日，不觉已到了  四月中旬，院子里树叶纷披，围墙上也已是草色葱郁。初夏时分最为常见的这般景色，常人自然是无心留意，这位女子不禁凝目遐思，生出物是人非之感慨。正在此时，隐约感到附近的篱笆外有人影靠近，心想还会有什么人来访呢？原来，来者是曾经侍奉过已故亲王的小书童 。（中略）小书童取出一枝橘子花。看见此花，女子不由得想起那首古歌，脱口吟道：‘香似故人袖… ’。（中略）小书童又道：“小的这就回去了。该怎样向亲王回话呢？”考虑到日常口信有失风雅，心想：“这位亲王还没传出什么轻佻的名声，那么我就作一首无关紧要的和歌权当答复吧。”女子便作歌道：虽得橘香似故人，怎若子规啼同声？  （同上）

 

　　文中所谓的“一名女子”便是作者自称，已故亲王指的是冷泉天皇（在位967-969）的第三皇子为尊亲王，他是和泉式部的恋人，于1002年7月亡故，年仅26岁。四月中旬应该是1003年的初夏，作者正在为已故为尊亲王服丧，篱笆外来了亲王曾经的小书童。从以下的内容可知，这位书童现在正在侍奉为尊亲王的胞弟敦道亲王，这位亲王差遣书童给和泉式部送来了应季的橘子花。橘子花在和歌中具有怀念故人的意象，表达了对已故兄长的怀念之情并向和泉式部致以问候。所以，她脱口吟诵了古歌的一句。但是，在和歌中橘子树也是子规鸟乐于栖息的树木，而子规鸟又有着多情公子的意象。于是，在橘子花与子规鸟双重意象的作用下，开始了和泉式部与敦道亲王的恋情。也就是说，日记的这一开篇部分，完全是基于橘子花与子规鸟的和歌意象展开的，其构思之精巧堪与物语媲美。

　　除了上述这样化用和歌意境外，这部翻译成中文不到25000字的日记中，还插入了146首和歌，整体构成了韵散结合的优雅的文体。

　　事实上，上面列举的这几部日记的作者都有和歌入选敕撰集，和泉式部、紫式部更有自己的和歌集传世。《源氏物语》中插入的和歌总数为795首，第一部敕撰和歌集《古今集》所收和歌1111首，而第六代敕撰集《词花集》收录的只有415首，《源氏物语》中的和歌甚至是可以编撰成一部和歌集的。从这些简单的数字中，大家也可以了解到和歌在这些散文体文学中的作用。

　　而运用散文直抒胸臆、巧妙虚构故事的能力，正是平安时代的女性能够创作出《源氏物语》这样的巨著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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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宋）陆游 《渭南文集》卷三十五 “夫人孙氏墓志铭” 上海书店、1965

[ii] 1911年创刊的《妇女时报》就曾鼓励妇女创作诗词以外的新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