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讲座（戏剧）　第二讲：日本能乐——“能…

#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讲座（戏剧）　第二讲：日本能乐——“能”和“狂言”的鉴赏与研究# 疫情期间，我们开播了“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讲座之文学篇，受到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和支持，接下来我们继续推出日本戏剧系列，通过这种不受空间距离限制的活动，让更多的朋友们从中感受到日本文化以及日本研究的魅力。
【第二讲：日本能乐——“能”和“狂言”的鉴赏与研究钧】→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讲座（戏剧）　第二讲：日本能乐——“能”和“狂言”的鉴赏与研究

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讲座（戏剧）　第二讲：日本能乐——“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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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精心安排了“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讲座，希望通过此次不受空间距离限制的活动，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们从中感受到日本文化以及日本研究的魅力。


第二讲：日本能乐

——“能”和“狂言”的鉴赏与研究

北京邮电大学  左汉卿



主讲人介绍：200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日语系，2006~2007年在日本研修一年，专攻日本思想史和日本社会文化问题研究。在日研修期间为小田原报德博物馆主办的“知中国会”（中国知ろう会）进行多次讲座，宣传中国文化。现任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日语专业负责人，北京邮电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所长，从事日本语言文化、日本思想史、日本艺能史和日本现代社会问题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专著有《安藤昌益的社会观》、《日本能乐》等两部，译著有《日本演剧史》（中世部分）、《纳棺夫日记》、《西乡钞》、《某<小仓日记>》等十余部，在国内和日本学术刊物、文集上发表论文数十篇。



前言

　　能乐是日本古典戏剧的代表，2001年，能乐与中国的昆曲同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为“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而著名的戏剧理论家河竹繁俊先生说过，能乐的发展史就是日本戏剧的发展史。不过严格地讲，“能乐”这个词是明治时代以后才出现的，在江户时代以前，能乐被称作“猿乐”或者“猿乐之能”。追根溯源的话，恐怕要上溯到中国唐代以后盛行的“散乐”，甚至唐代以前的“百戏”等古老的艺术形式，也有人从日语“能”的发音“noh”听起来像是“傩”，猜测日本能剧和中国的傩戏两者之间必有联系。总之，有关能乐起源的考证，仍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课题。
　　我们今天说的“日本能乐”，事实上包含两个表演风格截然不同的艺术形式：“能”和狂言。“能”是注重“幽玄”唯美的“歌舞剧”，而狂言则是以滑稽谐谑为特征的“科白剧”，两者从演员流派到表演程式均各自独立，但却共用同一舞台和乐队，堪称一莲托生同气连枝，至今两者合称“能乐”。
　　我今天利用有限的时间，抓取几个构成日本能乐的重要元素，来为大家介绍一些日本能剧和狂言的相关知识。


第一部分 “能”
一．以舞台为视角
　　在日本，说“今天是某位艺人演出”的时候，一般会说，“今日は何々先生の舞台です”，也就是说，看戏，欣赏戏剧，就是欣赏舞台表演。我们从讲解能乐的舞台入手，来看看如何欣赏一曲能剧表演。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能剧舞台的平面图（图1），下方橘色部分是观众席，上方结构如长柄杓形的就是能乐舞台。图2是立体图，我们能够看到能乐舞台虽然在室内，但是却有个屋顶的，这是因为，早期能剧表演是在室外进行的，舞台上有遮风挡雨的屋顶，观众们露天观看，这也是为什么日语中戏剧一词写作“芝居”（ シバイ、shibai）。今天这样的舞台样式，是明治维新以后、能乐复兴时才出现的。
　　请注意图1舞台平面图中每个红点代表一个演员的表演位置，“胁”（配角）、囃子（乐队）、后见、地谣、间狂言等，最少16人。但是，我们发现唯一缺了代表主角的红点。这是因为，标红点的这些人在舞台上的表演区域是固定的，而其他区域都属于主角进行表演的范围。这个舞台示意图告诉我们，能剧表演是以主角为绝对中心的舞台表演艺术。图3是我的老师宝生流的著名主角演员渡边荀之助先生正在进行能剧《杜若》的演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舞台上各方演员就位情况，与平面图所展示的完全一致。


二、主角“仕手”为中心的舞台表演
　　能剧的主角称为“仕手”（シテ、shite），有主角资格的演员称为“仕手方”（シテカタshitekata）。仕手方在舞台上起主导作用。一次舞台表演，从策划、选曲到协调各方面，都是“仕手方”一个人通盘考虑。“シテ方”甚至还要充当制片人角色，为演出作宣传。
　　图4比较直观地反映出能剧舞台上演员之间的相互关系：“以主角演员为绝对核心”。因此，日本能乐因仕手方的流派有五个而俗称“能乐五流”，也就顺理成章了。仕手方的五个流派和其他各方演员的现存流派情况，请参照表格。


　　从该表1可以看出，“能乐五流”分别指观世流、宝生流、金春流、金刚流、喜多流。而胁方演员分别属于三个流派：宝生流、福王流、高安流。狂言方有大藏流、和泉流两个流派，而囃子方里有笛方、大鼓方、小鼓方和太鼓方，分别属于不同的流派。这些人都可以称为“能乐师”，他们以仕手方为核心，彼此合作演出，需要做到天衣无缝。他们合作的基础是，知己知彼，他们熟悉自己的技艺，也熟知其他人的部分，特别是仕手方，从小就会被送到其他能乐师家里去拜师学艺，先学笛子，小鼓，大鼓，太鼓等等，以便将来登台表演时能够引领整个舞台。能乐师们共同支撑着现代日本能乐的传承和发展，优秀的能乐师，会被评选为“人间国宝”，这是很高的荣誉。


三、 能乐五流的前世今生
　　日本戏剧的发源地，应该说是寺庙。演员大都由僧侣担任，但当时的表演程式简单，没有脚本，台词即兴。一直到室町时代，观阿弥和世阿弥父子遇到足利将军义满，才改变了这个情况。足利义满生于延文三年（1358），10岁时继任第三代幕府将军。义满16岁时偶然在熊野地方观看了观世父子的演出，很受吸引，便招引二人到身边侍奉。观世父子在义满将军的庇护下，把猿乐艺术推向高峰。后来，世阿弥的女婿金春禅竹又为猿乐加入了“幽玄”的审美元素，创作出了反映现实社会人物故事的曲目。到了战国时期，丰臣秀吉特别喜爱能乐，加速了能乐的发展。而整个德川时代，能乐更是被规定为幕府御用，每届将军的个人喜好都刺激或限制了能乐的发展。而能乐受到的致命打击则来自于明治维新，今天的能乐五流，是在明治维新之后慢慢复兴起来的。
　　观世流历史悠久、成员众多，一直是第一大流派，现在有注册仕手方近500人。
　　宝生流有仕手方约200余人，占全国仕手方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活跃在以金泽为中心的北陆地区的基本上全都属于宝生流。
　　金春流历史非常悠久，注册的仕手方约有100余人，占仕手能乐师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二。
　　金刚流可追溯到大和四座之一的“坂户座”，艺风豪华犀利，在五流中以华丽优美的舞蹈见长，俗称“舞金刚”。金刚流现有仕手方不足百人。
　　喜多流创始于江户时代，艺风朴素而豪放，被认为有武士道精神。但人员较少，注册仕手方大约不到50人。


四、几种代表性的能面
　　欣赏能剧，最吸引观众目光的，恐怕是演员佩戴的面具。能剧使用的面具，称作“面”（オモテomote），是为了表现鬼神、怨灵，或者是为了表现美而采用的戴在脸上的一种假面道具。除了极少数特殊面具之外，一张面具均由一块木板雕刻而成。然而就是这一块木板，却能遵循一定的表演程式，给观众展示匪夷所思的丰富表情。
　　能面的基本形式原本只有60种，世阿弥在《申乐谈仪》一书中，有关于翁、天神、女、男、尉等有几种面具的记载，而今天这样品目繁多的能面大约是在室町时代形成的。这个时期开始，能面的制作上开始注重表现人类脸部的“美”，有了“轻丑而趋美”的审美取向。江户时代，随着能乐的御用化，面具的制作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甚至成为了一种具有收藏价值的艺术品。


翁面
　　在所有的能面系列当中，“翁系面具”的历史最为悠久而品种单一，是能乐面具中最为神圣的象征。翁面最特别的地方是，并非一块木头雕刻而成，而是中间切开，用绳子联系起来可以活动，而且借助于皱纹和眼睛嘴巴的形状，展示出明显的情绪，专用于《翁》剧表演，表现神圣和喜庆。图5是宝生流渡边荀之助先生佩戴翁面，表演《翁》剧。


女面
　　能面中种类最多的应推“女面”，常见的就有六十多种。观赏“女面”主要看眼睛的形状。除了一些怪异的女面和老年女面之外，基本上女面的眼睛部位都刻成四角形方孔，从各个角度看起来，都会看到似浅淡又似幽深的眼神。这种不主张自我的眼神正是赋予观者无限遐想的巧妙，变换角度去看，她的表情就时而哀愁、时而愉悦、时而羞怯，不可捉摸而又充满生机。
　　根据剧种人物的年龄、身分地位不同表演时要使用不同的面具。从表现年龄的顺序来看，表现少女的有“小面”、“孙次郎面”；年轻女性用“若女面”、“增面”、“曲见面”、“万眉面”；老年女性用“姥面”等。而按照日本文化中对女性性情的理解，认为嫉妒、忧愤等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后，会迷失本性，化身为妖怪，所以女性异化后的面具有蛇面、般若面等，头上生出犄角，张开血盆大口、露出獠牙等恐怖的面具。下图是我收藏用于教学使用的少女面和蛇面，顺便说一下，佩戴面具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佩戴比自己的脸小一些的面具，不能让面具遮挡了下巴和喉结。


男面
　　“男面”种类很多，广义上讲表现中老年男子的“尉面”和普通人类男童的面具都是男面。这里为大家特别介绍“中将”面。这个面具最大特征是双眉之间的皱纹，传递出无尽的忧郁和哀愁情绪，专门用于表现王朝贵族青年。还有一些特殊怪面，如受地狱苦厄、面色苍白双颊塌陷目光凄苦的“瘦男面”等。下图是我自己收藏的中将面、瘦男面和童子面中的喝食面。喝食面用于表现寺庙里的童子，该面具头发部分是银杏叶子形状，很好辨认。


五、能剧脚本—“谣曲”
　　“能”作为一种歌舞艺术，“歌”和“舞”平分秋色。歌的部分写在“谣曲”里。谣曲（ヨーキョク、youkyoku）是文学剧本，“谣”（ウタイ、utai），包含歌、咏、唱、诵等意义。早在上世纪初，就有英国学者阿瑟・维里（Arthur David Waley）就说过，假如社会发生巨大的变迁，能乐的演出完全绝迹，而能乐脚本谣曲作为文学作品，必然还会保持着艺术生命。谣曲是能乐艺术中最容易在海外进行研究的部分。
　　能乐新曲的创作很难，一般能乐师很难胜任。创作谣曲不仅要精心设计故事情节，还要关照戏剧性机能，安排主角的唱、念、舞的内容、配角的念白、以及各个角色与歌队和乐队的配合，还要考虑到文体、音律、节拍类型、旋律手法等等，需要关照到整个表演当中的每个领域。现存的曲目的绝大多数都是数百年前创作而成的，主要作者有观阿弥、世阿弥、金春禅竹等人。世阿弥把能曲的创作要素归纳为三个：“种、作、书”。种即素材，素材好是决定谣曲是否能够成为上品经典的基础；作即构成，各部分精心设计才是好的谣曲的样式；书即修辞，作为歌舞艺术，唱词中的修辞技巧是文学素养一大表现。
　　五流均有各自擅长演出的曲目，总体来说，现存谣曲200余首。


第二部分：狂言–产生、发展和现状
　　借助于下图我们可以了解到，狂言（kyogen）与能一样，诞生于室町初期，不同的是，与能剧相比，狂言的发展要滞后百余年。由于能剧在世阿弥时代登峰造极，狂言沦为附属品，到江户时代中期以后才获得发展。明治维新对传统艺能的打击是全方位的，狂言也未能幸免。但随着能剧的复兴，狂言也趁势重新发展起来，特别是二战后，迎来了可喜的发展局面。


　　狂言与能剧一样，都是承袭了古猿乐的艺术形式，但古猿乐中模仿逗乐的元素，则被狂言较好地传承了下来。能乐是以歌舞为中心的音乐剧，而狂言则是以滑稽搞笑为内容的科白剧。相对于极其富于象征意义的能剧表演技能，狂言的演绎是写实性的。狂言除了特殊戏外一般不用面具，演员的装扮简单朴素，富于平民性。
　　严格意义上讲，狂言包含两大类，“间狂言”和“本狂言”（独立狂言）。“间狂言”是指在能乐曲目中，“狂言方”出场进行的表演。能乐舞台上的三大“立方”（站立表演）角色包括：主角“仕手”、配角“胁”和“间狂言”。“间狂言”在能剧表演中担负着重要的作用。而“本狂言”是指在两番能曲的表演间隙上演的独立戏。现在随着狂言艺人的大力推广，本狂言已经可以脱离能剧单独表演，成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能形式之一，于是通常所说的“狂言”就指本狂言了。
　　狂言演员也称“能乐师”，或“狂言师”。按照狂言师所属流派，日本现存两大狂言流派，分别是和泉流和大藏流。和泉流表演风格以抒情柔和著称。大藏流活跃于全国各地，关东地区大藏流的表演风格比较正统，而关西大藏流表演风格比较灵活。
　　现代狂言表演者在上台表演时是很少戴面具的，所以狂言面具种类很少，主要用来表现丑女、老太、老翁等普通人形象，也表现人类以外的动物、神鬼、精灵等形象。因为狂言演员大多数情况下不带面具表演，所以长相俊美的演员就比较得天独厚。
　　现在非常有人气狂言演员野村万作、万斋父子，不仅帅气还都很有才华，也很注意海外交流，对狂言艺术的发展做出很大贡献。我手头有人间国宝万作先生的赠书，读来受益匪浅。


小结
　　能剧在整个中世时期由于自身的艺术内涵发生激变，契合武家统治阶层的审美，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而狂言则因自身特性导致其一直处于陪衬附属位置。相反，随着社会发展，人们对生活的理解趋于享受轻松愉悦，而戏剧要服务于大众，迎合观众的需求，就要改变自己适应观众的口味。这方面狂言则比能剧有更大优势。可以说狂言是最容易被现代日本人所接受的一种古典戏剧形式，其台词使用的是中世到近世之间的口语，现代日本人也能听明白，这一点也是狂言今天能够发展的原因之一。
　　梅原猛先生在《地狱的思想》一书中说过，日本在很多地方是向中国学习的，而且在某些领域，不论日本怎么努力都不可能超越中国；然而唯有由世阿弥集大成之后的能这一剧种，显然超过了中国。先生的结论从某种意义上极大地肯定了日本能乐的历史地位，我们要想更深入地了解日本文化，能乐应该是离日本文化核心最近的一种艺术形式之一。然而能乐是“半舞半歌”的歌舞剧，不仅有着拷问灵魂的故事情节，更要伴随着音乐和唱调，所以对能乐的研究，乃是需要横跨文学、哲学、戏曲、音乐、美术等诸多学科的综合性交叉研究。日本能乐不仅是表演艺术的瑰宝，也是学术研究的宝藏。


备注：本次讲座使用的图片资料，除图2是横滨能乐堂提供并授权、图5由渡边荀之助先生提供并授权的资料之外，其他图片均为本人拍摄和制作。

本中心温馨贴士：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能乐和狂言，可以在独立行政法人日本文化艺术振兴会的官方网站（日语/英语）上看到更为丰富的图片和视频资料：

https://www2.ntj.jac.go.jp/dglib/contents/learn/edc12/index.html



感谢收听。下期将发表“三合一的古典木偶戏——文乐”，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李玲副研究员播讲。欢迎感兴趣的朋友们注意收听。



日本研究之窗 —— 系列讲座（戏剧）

题目及主讲人


第一讲　“中日先行艺能的交流、融通与变异”　11月5日

　　　　麻国钧 中央戏剧学院 


第二讲　“日本能乐——“能”和“狂言”的鉴赏与研究”　11月12日

　　　　左汉卿 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第三讲　“三合一的古典木偶戏——文乐”　11月19日                               

　　　　李玲 中国艺术研究院


第四讲　“传统与创新并举的古典戏剧——日本歌舞伎（上）”　11月26日

　　　　李玲 中国艺术研究院


第五讲　“传统与创新并举的古典戏剧——日本歌舞伎（下）”　12月3日

　　　　李玲 中国艺术研究院


第六讲　“中国近代戏曲与日本”　12月10日

　　　　李莉薇 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第七讲　“中日现代演剧交流”　12月17日

　　　　刘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第八讲　“新中国成立后至上世纪80-90年代的日中戏剧交流”（暂定）　12月24日

　　　　于黛琴 国家话剧院


第九讲　“从地下演剧到走向世界 ——蜷川幸雄与铃木忠志的戏剧轨迹”　12月31日

　　　　方军 上海戏剧学院



每周四（计划）发布，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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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是日本唯一一所在世界各国及地区综合性地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专门机构。1994年北京日本文化中心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北京事务所成立。为加深中日两国相互理解，基于以上理念，本中心在中国各地举办了多种多样的活动及事业。主要活动分为文化艺术交流、日语教育、日本研究知识交流三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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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时间：
11月12日（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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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回望穿越在黑暗历史隧道里的日本——对话马国川”#2…

#转载｜“回望穿越在黑暗历史隧道里的日本——对话马国川”# 2016年度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访日媒体人马国川先生，日前接受了《南方人物周刊》的采访，谈到他的新著《国家的岐路》的写作心路，在此转发采访全文，与大家分享→http://t.cn/A6GJr64w ​

转载｜“回望穿越在黑暗历史隧道里的日本——对话马国川”

2016年度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访日媒体人马国川先生，日前接受了《南方人物周刊》的采访，谈到他的新著《国家的岐路》的写作心路，在此转发采访全文，与大家分享。


马国川2016年访学日本，摄于庆应义塾大学校园

“在1930年代之前，日本原本是一个很有希望的国家，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走强权道路的，它努力过，奋斗过的，曾经向上争取过，但最终还是走向了一条歧路，国家的命运也因此就更具有悲剧性，也更值得今天的我们去思考” 

“今天，我们中国仍处于1840年鸦片战争的延长线上”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本刊记者 徐琳玲 发自上海
编辑 |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全文约5507字，细读约需13分钟

2016年，马国川受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资助，获得了一个在庆应义塾大学为期四个月的访学机会。在庆应校园里，他“邂逅”了该大学的创始人、出现在万元日币钞票上的历史人物——引领明治时代思想的启蒙者福泽谕吉。

受问题意识的强烈驱动，这位常年专注于现代化问题的资深媒体人开始大量研读书籍、游历“历史现场”，想在这个东亚邻国的近现代行进轨迹中寻找到某种有针对性的答案。

2020年，马国川完成《国家的岐路》一书。这也是他的“日本三部曲”系列的第二部，该书聚焦于自1912年明治天皇驾崩到1945年日本战败这一段岁月，描绘了日本政界、军界、思想界、新闻界、极右翼分子的众生相，试图去解答一个困扰中日两国知识精英们长达数十年的问题——一个曾经充满希望的亚洲新兴国家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自我毁灭的？

眼下，世界经济已显露出深度衰退的迹象，各国间贸易摩擦加剧，地缘政治矛盾升级。全球疫情带来的破坏力，影响直追引发世界重大政治经济危机的1929年全球大萧条。在这一背景下，本刊记者电话采访了马国川。

他认为：日本在近现代转型中走过的歧途、弯路，对今日中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今天，我们中国仍处于1840年鸦片战争的延长线上。”



一段幽暗的历史隧道

人物周刊：从你梳理的《国家的歧路》看，从1912年明治天皇驾崩到1945年日本战败这三十来年，从日本的政界、军界、思想界到新闻界，其实都不乏头脑清醒、甚至身处高位的有识之士，他们深知日本没有能力发动世界大战，忧虑日本在走向危险的深渊。但是，为何日本仍然走向了一条自我毁灭的不归之路？

马国川：事实上，这些人在那个时代绝对是少数。他们的声音非常微弱，是黑暗时代里一些微弱的光。在这些光的背后，是无尽的黑暗。这是一段历史的隧道，而且越走越深，光越来越微乎其微，稍微有一点点风就把它们都吹灭了。为什么这些微弱的光不能成为熊熊大火，成为引导国家走向光明、照亮黑暗的一个火炬？为什么这个国家仍然走向了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我想说明一点：日本从1912到1935年走过的道路，不是一条直线，也不是像抛物线那样，到达顶点之后就一路向下。它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反复的过程。甲午战争之后，狂热的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开始在日本兴起，特别是在十年后的日俄战争中——一个东方的、落后的、亚洲黄面孔的国家，战胜了一个强大的白种人国家，在当时确实是震惊世界的，也震惊了当时的中国人，对中国知识界也是一个巨大的刺激。所以，当时这么多中国人，从精英的知识阶层一直到社会中下层，都愿意向日本学习、以日为师。

但是，对日本来说，战争胜利的作用是两面的：一方面它由此地位提升到当时的世界列强之列，完成了“明治梦”，完成了“与万国并峙”的强国梦想；另一方面它开始走向了一条自以为正确的道路——只有通过强权、通过武力崛起才能实现这个国家的梦想，这就给后来留下了巨大的历史阴影。到明治后期，狂热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开始兴起了。这预示着国家的未来很危险，因为狭隘的民族主义、狂热的爱国主义和军国主义一旦叠加在一起，最后往往走向法西斯主义。 

到明治天皇去世，随着明治元老这一代政治强人退出舞台，大正时期的日本实际上出现了一种新气象，譬如出现了以吉野作造等为代表的一批清醒的知识精英和政治家，他们推动社会进步，创造了“大正民主时期”。在这十几年间，日本国内的民主政治开始发育，形成了议会政治、政党政治，原敬首相是第一个出身平民、非藩阀的政治家，到1926年又颁布了普选法，有选举权的人口比例从1%提高到20%以上。 

在国际上，日本也开始努力地以一个负责任国家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最典型的就是加入了国际联盟，成为四大常任理事国之一。这不仅仅是日本的荣光，也是整个亚洲的荣光——一个东亚国家居然能够跻身到“国联”这样一个当时最好的国际平台上去。而且，日本的确在国联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贡献了一批外交家，他们对解决国际争端有很大功劳。比如日本参加了华盛顿会议、签订《华盛顿条约》，使之成为囊括整个太平洋的和平体系。我特别要强调一点：中国“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索，是因为巴黎和会没有解决日本牟取德国在山东、在青岛的特权问题，可仅仅两三年后，到1922年日本就和平地把青岛还给中国，就是因为它签订了《华盛顿条约》。

所以说，日本不是一直以一种蛮横方式发展着，而是一度遵守当时的国际规则和条约约定的。如果这样一种努力能够长期持续，没有走向战争，那么我觉得日本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现代化国家，顺利地完成现代转型。 

但很遗憾，一方面是日本国内还有很多问题没得到解决，另一方面在国际上遇到了1929年的大萧条，两方面因素推动日本走向了一条真正的不归路。从大萧条开始，更准确地说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通向歧路的第一张骨牌倒掉，然后是1937年的七七事变，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一直到1945年战败。在15年里，日本不断地走向灾难。

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日本自身的问题。从明治后期已经开始出现狂热的、极端的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和民粹主义，不仅仅在底层、在草根中间，也在社会的中高层，像“日本法西斯主义教主”北一辉，他的思想受到当时个别中下层军官的狂热崇拜。在大正时期，这些思想一开始是边缘化的。但这个时候政治改革不彻底，民主政治的不完善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觉得这套民主政治和原来的藩阀政治没有什么区别。

另外，从明治后期一直到大正时期，是日本社会急剧变化的一个时代，但国家的根本大法没有根据时代变化及时调整。譬如，按照《明治宪法》，日本的军部直接听命于天皇，政府没有权力干涉军队。这就埋下了一个巨大的不稳定因素，一旦出现国内外动荡，它就凸显出来，成为天大的问题，尤其到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时候。

总之，在明治、大正时期，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使得那些极端思想不但没有被局限在应该局限的范围里，反而不断地扩大地盘。它们就像鲁迅说的“地火”一样，岩浆在地下翻滚着，随时都在寻找突破口，到大萧条一来，这个问题马上就喷发出来。几年时间里，极端思想很快地绑架了这个国家。这是非常惨痛的历史教训。 

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英、美、日、法、意、中、荷、葡、比九国参加华盛顿会议，主要讨论了限制海军筹备问题和太平洋、远东问题、要求取消日本“二十一条”

人物周刊：这些狭隘的、狂热的民族主义，是如何成为连日本的政治、思想精英们都无力掌控的压倒性社会意识的？ 

马国川：这是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大部分人都会有一种自发的、朴素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感，尤其是对一个后发国家来说。因为当初不是很情愿地打开国门，当面对一个完全异质的文明时，自然被激发出民族主义情绪。这都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不能去煽动它，不能想着以政治的方式去操控它。它就像我们小时候读的童话《渔夫和魔鬼》，一旦打开瓶子，魔鬼跑出来之后，就再也没法把它收回去了。狭隘的、狂热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就是这样的魔鬼，它易放难收，一旦打开，它们就从边缘成为主流。当社会大危机来临时，它们就在一夜之间凸显，最后把所有人吞噬掉。

我们知道，始于1929年的这场经济大萧条对世界冲击之大，远远超出后来人类所遭遇的（除二战之外的冲击），可能只有今天的新冠全球大流行可与之相比。当时世界各国都在思考下一步到底该怎么走，实际上存在三个方案：美国的方案是“罗斯福新政”；第二个是苏联的方案；第三个方案就是德国、意大利选择的法西斯主义。 

其实，北一辉提出的方案就是日本本土化的法西斯主义。在大萧条冲击下，外来的思想和本土狂热的、极端的意识结合在一起，成为日本法西斯主义。它从1931、1932年起迅速膨胀，又因为缺乏制衡力量，它越来越庞大，成为一股吞噬性、压倒性的力量。 

日本发动“九一八”之前，当时有一个官员邀请一个媒体记者吃饭，他中途问记者：假如我们和中国打仗，你觉得会怎么样？你觉得老百姓会不会支持？记者说怎么可能，他们当然不会支持，因为支持打仗就是让自己的孩子去送死，对不对？但是，很快战争就爆发了，然后这位记者发现：日本上下举国狂欢，老百姓都欢呼雀跃，觉得日本人从此占领“满洲”，土地增大了、财富增多了，生活都好起来，国家也更有希望了。街上不断地有各种各样的庆祝游行，饭店里还有专门的“胜利菜单”。

这对当时日本的知识人触动非常大。他们原来自认为是在为民众代言、引导着民众走向光明，结果发现自己成了孤独的个体，有可能随时被民众、被历史抛弃。他们对自己原有的价值观产生了怀疑和动摇，一些人开始主动投降，选择和军国主义、法西斯同流合污。他们是发自内心地匍匐在强权、法西斯主义的脚下。这是最大的悲剧。狂热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一旦成为主流，绑架整个国家之后，就具有了摧毁性力量，几乎很少有人还能够站在那里独自面对。

20世纪30年代，日本东京贫民窟

人物周刊：当时日本对外也曾有两条不同的路线：一种是好战的，主张建立一种由日本主导的国际新格局。还有一种相对温和、克制，强调遵守新形成的国际规则，和英美协调合作。但是，走温和路线的外交官们被好战派全面压倒，遭到暗杀和死亡威胁。

马国川：这个太典型了。你说到的温和路线，日语里称作“协调外交”，当时被那些右翼极端势力攻击成“软弱外交”。其实他们不知道，妥协就是外交的代名词。谈判桌上是不能强买强卖的，大家坐到一起讨价还价，最终达成一个各方都能接受、认可的结果。这就是外交的真义。我还特别想说一句：从历史来看，战争从来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只会引发更多问题。“一战”搞得世界一地鸡毛，只有通过巴黎和会才奠定了一个新的国际秩序，整个世界才稳定下来；华盛顿会议则是巴黎和会的继续。所以，“协调外交”才是外交的根本对策之一。那种强硬外交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能逞一时之快。

1931年，日本因为对中国发动“九一八”事变，招致国际舆论的压力，李顿调查团向国联提交了“满洲问题”的调查报告。当时，日本外交官松冈洋右带团到日内瓦出席国联会议，就是寸步不让，后来又“愤而离席”，然后直接宣布日本退出国联。从此，日本成为世界的“弃儿”，亚洲的孤儿。松冈想等到国内舆论平息以后悄悄回来，可是当他乘坐的轮船到达横滨港口时，发现码头上密密麻麻都是来欢迎他的人。他当时懵了，自问是不是大家脑子有病。就连这样一个搞好战式外交的人，也知道自己做得不对，可是当时狂热的、极端的民族主义已被煽动起来。这些好战的外交官背后也有民意的支持，到后来，他们自己也没有多少退路了。后来搞德日意轴心同盟，松冈起了非常坏的作用。

这些都是惨痛的历史教训。到现在，还有人为日本辩解，说日本当时身处一个丛林世界，别无选择，这就是在为日本搞法西斯主义找借口。我想说一句话，我们必须承认国际关系中确实有强权、有不讲理的东西存在，但也必须承认在强权之上是有公理存在的。从18世纪以来，尤其是19世纪以来，公理的成分是越来越大。如果你否定公理的存在，认为世界只是一个丛林，那你和这个世界到底如何相处？这就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怎么看待这世界，然后你怎么选择。日本不是外在于这个世界的，你本身就是塑造世界的一个力量。

如果日本自1930年代始一直是世界上一个正面的、讲公理的力量，那么，即使希特勒在整个欧洲挑起战争，可能亚洲也是风平浪静的。但历史恰恰相反，日本成了亚洲战争的策源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悲剧。 



1945年12月，上海，大批被驱逐出境的日本人走在遣返船的舷梯上

人物周刊：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而言一直有着特殊意义，先是学习、效仿的对象，然后是暴虐的侵略者和施害人。它在整个现代化过程中走过的每一步，都在牵动、影响着中国。如果以邻为鉴的话，日本从“后明治维新”到1945年战败，有哪些重要的经验和教训是值得我们为之警醒的？ 

马国川：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觉得日本这段历史对中国最大的启示就是：作为一个后发的追赶型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特别要警惕民族主义，要防止民族主义走向极端化。日本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后发国家，因为各种原因导致极端民族主义的产生，它带来的问题比其他国家要更为强烈，因为不加遏制、任其发展，甚至将其作为一种政治力量来操纵，最后它像瓶子里的魔鬼，一旦放出来就不可收拾。 

其次，在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各种改革需要制度保障跟上，这非常重要。我们谈到极端思想可能是很难消除的，但是如果在一个良好的制度框架下，那么它们就不会成为主流，更不会成为一个裹挟性的、主导性的力量。这样，国家就能够不断地通过改良走向现代化、走向文明。如果制度没跟上，那么在内外力量的推动下，尤其是外来冲击的影响下，很可能原有的一些制度建设会被迅速冲垮，让那些极端势力和思想成为社会主流。这太可怕了！

论到转型期的知识人、精英阶层，我觉得他们一要有见识，要知道其他国家昨日今天的道路是怎么走过来的。二是得有担当：面对那些不断滋生、膨胀的极端思想，你能不能保持一种克制、冷静，能不能坚持自己的理想和底线。当大潮来袭时，每个人都是脆弱的，但是如果有成百上千、上万个人形成堤坝去抵挡的话，我相信潮流是有可能被压制、侵害是有可能降低到最小程度的。至少，整一代人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一个非常负面的、丑恶的形象。 

当极端势力和思想膨胀时，如果有理性并且有战斗性的人越来越多，我相信也会扭转大势。所谓的大势，它不是一种不可测的神秘主义力量。在那个历史阶段，如果日本社会中那些社会精英、知识阶层、掌握着话语权的群体能保持一种冷静、克制和引领作用，那么日本的局面本来可以大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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