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也影响到了留在日本进行研究的外国研究人员。在这一系列访谈中，我们采访了几位基金会邀请的访日学者，听取了他们眼中的新冠疫情下日本的情况，以及这些“变化”对今后日本所具有的意义。

视频文件较大，推荐在wifi环境下观看～

采访语言为英语，附日语字幕

Interview in English, with Japanese subtitles

（视频内容中文翻译）

“系列访谈：后新冠世界中的‘分裂与交流’

——外国学者眼中新冠疫情下的日本”

Sahel Rosa

　　大家好。我是节目解说员Sahel Rosa。

在这一系列访谈中，我们请来了几位疫情期间留在日本继续进行研究的外国研究人员。我们将听取他们在各自专业领域的意见，看看他们如何对待在异国他乡遭遇的这一巨变，以及这一“变化”对今后日本所具有的意义。

　　参与访谈的各位研究人员，是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每年都会从世界各国邀请的“日本研究学者”。

　　这次的受访者是文化人类学学者Nathaniel Smith先生。他把焦点放在歌舞伎町，一直致力于进行有关歌舞伎町各种起源及变迁的研究。

Nathaniel Smith

　　我叫Nathaniel Smith，是文化人类学学者。

提问者

　　从您个人的角度以及身为研究人员的角度，您对东京的疫情有什么体会？

Nathaniel Smith

　　确实非常困难。不仅是作为研究者的我，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段特殊的经历。保持社交距离、不去上班、在不太宽敞的公寓里生活，大多数人都会感到孤独。就我来说，远离家乡和亲人这一点，加剧了孤独感。

　　因此，今年上半年我常做的一件事就是在街上长时间散步。一周至少要散步几次。因为住在早稻田，可以很容易地前往一些有意思的地方。不过有时在半夜运动一下也不错。虽然现在需要注意社交距离，但如果周围没有人，就可以不戴口罩，也有助于缓解疫情期间产生的孤独感和憋闷感。

　　作为研究人员，我有种奇妙的感觉。身为一个人类学家，我已经习惯了和人面对面交流的研究方式。所以为了适应无法与人共处的时代，我想方设法重新调整了自己的研究方式，当然有时候这会非常艰辛。然而另一方面，在人类学领域中也可以采取多种方法进行研究。因此除了文献调查以外，我们还有很多事情可做，比如在Twitter上关注别人、研究新闻、档案调查等等。我就是像这样尝试充分利用各种方法来继续研究的。

提问者

　　从长远来看，您认为此次疫情会对日本人民和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Nathaniel Smith

　　这是个好问题。我认为疫情揭示出的一点是，日本的职场，特别是白领工作方面，其实具有很多的灵活性，这在以前是被认为不存在的。工作方式、地点、时间，还有生活地点和通勤等等，所有这些方式都突然改变了。也许是意料之外的，却由此在很多方面产生了灵活性。但是同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除了家庭内部暴力案件数量的增加以外，还听说的一个问题是，不得不考虑此前在家庭中一直缺席的丈夫被迫整天与孩子们相处以及这些因素对他们工作能力的影响。

　　从长远来看，我认为通过疫情，也发现了许多可能性，包括工作与生活平衡方面的灵活性、重新探讨人们与公司之间的关系等等。因此如果我们能看到疫情的积极面并从中学习，这些或许会成为改变未来社会的一个因素。

　　另外一点是，在这次的紧急事态中，人们聚集的场所——文化场所、现场演出场所、居酒屋、餐馆等，突然变得空无一人。从预防传染的角度来看，可以说这种应对是迫不得已的。但是同时，也让人们深切意识到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是多么依赖这些行业。

　　在未来疫情结束后，我认为我们必须考虑，在类似疫情这样的困境下，如何避免这些行业受到重创、令它们体现出价值、受到重视并维持下去。

提问者

　　原来如此。那您研究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

Nathaniel Smith

　　我来到日本，是为了研究新宿的歌舞伎町。我对战后歌舞伎町的历史，尤其是平成初期以来的历史很感兴趣。因为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歌舞伎町这个地方真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时，我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人们思考日本的未来在某些方面需要更加多样化，是一个需要考虑应对不断增长的旅游业和经济变化的未来。我感觉歌舞伎町这个地方，汇集了一切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可能性。为此，我想做一个以历史为导向、同时结合通过现地采访获得的人们关于歌舞町变迁看法的民族志研究。

提问者

　　太有意思了。能具体说一说吗？

Nathaniel Smith

　　当然可以。2019年的夏天起，我一直在进行关于新宿歌舞伎町的研究项目。歌舞伎町以多元化的娱乐区和红灯区而闻名，而且令人惊讶的是，近年来这里的游客也在不断地增加。

　　这场全球性的新冠病毒疫情也给歌舞伎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与日本其他许多地方相比，歌舞伎町从早期就受到了冲击。疫情凸显出的挑战，有些是歌舞伎町这一区域特有的，有些是在东京其他地区和全日本各个城市都能真实感受到的。

　　首先，我想谈谈以东京为据点的艺术家团体Chim↑Pom于2020年7月举办的展览。这次展览的中心内容是一系列装饰着某个标语的大型横幅广告和户外广告牌。这些都是取自政府努力对人们进行新冠病毒知识普及用的标语。比如“新生活方式”这个短语，用英语说就是“The New Lifestyle”，如果用稍微具有讽刺意味的语言表达就是“新常态”。

　　这是厚生劳动省制定的标语。Chim↑Pom将这个标语画在蓝灰色背景的大广告牌上。然后在5月，将这些广告牌与东京奥运会的标语“TOKYO 2020”一起，安放在歌舞伎町的各个场所，并拍下了照片。之后在7月举办展览，将这些广告牌与它们如何被安放在街道上的照片装裱好，一并展示出来。

　　Chim↑Pom这么做的目的之一就是，就是希望让人们的目光重新聚焦在自己身边的地区，尤其是疫情期间的真实状态，就像在疫情期间变得空荡荡的歌舞伎町。

　　而且还讽刺地指出，人们曾经期待2020年东京奥运会能给歌舞伎町的酒店带来大量的消费和饮酒的人群，但这种事情突然变得困难起来。

　　尽管有“新常态”这个标语，但在很多方面，歌舞伎町早已成为了日本新常态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日本旧状态的一部分。以多民族人群、非法职业、繁华的夜生活而闻名的歌舞伎町，并不被视为所谓的寻常地方，也不是日本的主流。

　　当我在歌舞伎町开始这个研究项目时，我对东京的朋友说，想以歌舞伎町为据点来研究东京的都市生活。她说：“为什么是歌舞伎町？歌舞伎町不是东京，不是研究东京的好地方。那里是外国人、游客、乡下人聚集的地方。”她的话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的。虽然听起来有点歧视，但也是事实。

　　然而，在东京都市生活的密集结构中，歌舞伎町无论好坏，一直都是战后日本社会变革的核心所在。比如说，我们来看看民族的混合状况。这个话题可以追溯到多民族的大日本帝国时期。再例如“不夜城”，也就是提供夜间工作和性服务的不眠地区。这些都是几十年来都市生活的一部分。

　　比如说，想想灰色市场经济。它是由隐匿的酒吧、不留记录的商业交易、密集的人际关系网推动的。这反映出此类结成团体的群组即使处于自上而下的监管中，也能在反抗监管的同时长期存在。这种交易在战后的黑市，以及20世纪之后的几十年中都有出现。

　　歌舞伎町是所谓的“外来者”常去的地方，是那些被社会遗弃的人们重建生活的地方。但是现在，它也是欢迎游客来访的地方。想到大约20年前，我作为留学生初次来到日本时的情形，这确实不可思议。当时大家对歌舞伎町的形容都是“很危险，最好不要去”“必须要小心”。然而现在，每个街区都有酒店，并提供各种语言的菜单。

　　另外，在文学、电子游戏、漫画、大众媒体等方面，表现日本都市体验的繁荣与深度时，很多时候都会用歌舞伎町作为其代表。尽管事实上歌舞伎町只是个90英亩左右（工作人员注解—0.36平方公里，相当于7.8个东京巨蛋……等等）的小地方，但它在想象日本都市生活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就这样，歌舞伎町以各种形式汇集过往、揭示当下，并预言今后日本的前景和变化。

　　我们在此把它和人类学结合起来看一下。如果说原有居民和新来者在歌舞伎町共存、并能将歌舞伎町视为构成这个庞大都市东京的地区之一，那么在日本面对经济衰退、快速老龄化、停滞的生育率等挑战时，歌舞伎町意味着什么，在这种挑战中又预示着什么呢。

　　歌舞伎町地处新宿区。新宿区是东京乃至全日本范围内少有的具有多样性的地区。这种多样性，不仅来源于住在歌舞伎町的人们，也来源于到访那里的众多游客。因此，当新冠病毒感染首次在武汉爆发时，歌舞伎町很快就出现了人员流失。流失的就是中国的游客。之后亚洲各国的游客以及亚洲以外的游客，也逐渐消失。早在谈论停泊在横滨的邮轮之前，歌舞伎町就已经最先看到了旅游业崩塌的情形。直到3月，一切似乎都停摆了。

　　在此之前，歌舞伎町为了迎接奥运会带来的人潮，满怀热情地做好了准备。正如之前我所说的，建造了新的酒店并准备了多语种的菜单。长久以来，东京都一直在进行消除歌舞伎町文化中风评差的、低俗的、无吸引力的部分或将之强行挪去其他地区的净化运动。

　　并且，在2019年举办的橄榄球世界杯赛，也是在检验歌舞伎町、东京以及日本全国各地，是否能够应对来自于韩国、台湾、中国大陆，以及亚洲以外国家地区的游客的涌入。

　　虽然我发现了语言、行为、文化差异等带来的问题，但是总的来说，橄榄球世界杯赛被认为是非常成功的赛事。而且，经过这次橄榄球世界杯赛的成功，人们对2020年的奥运会期待不已——即使仅从商业机会的角度来看。

　　所以，在新冠病毒出现后，游客的突然消失，不仅造成了经济上的损失，也在视觉和直观感受上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冲击。整个城市仿佛被掏空了。曾经活动频繁的歌舞伎町，突然令人感到荒凉。之后，发生在歌舞伎町的集体感染，打断了日本新冠疫情初期时令人不适的寂静。在继续营业的场所、无视居家要求的场所，即歌舞伎町的牛郎俱乐部和夜总会发生了集体感染，并于3月和4月成为被媒体仔细调查的对象。

　　虽然这些困难在歌舞伎町尤为显著，但也影响到了全国的夜生活和文化活动以及各个地区。因此“夜之街”，即牛郎俱乐部和夜总会的委婉说法，以及其“陪同客户饮食”的商业模式，也因担心病毒感染、政府方面的压力、房东方面的压力、媒体方面的压力而被颠覆了。另外，除了这些压力，还有来自个人间的压力，人们认为不应该成为这些场所的顾客。

　　中小企业经营者开始得到援助，个体经营者可以申请生活补助专项资金。而另一方面，歌舞伎町的企业和劳动者，不得不探寻显性性工作和隐性性工作是否都能成为这种援助对象的可能性。这种行业在法律上处于灰色地带，因此令这种探寻更加困难。

　　而且，潜在客户的生活也正受到经济顾虑和麻烦的影响，性工作、娱乐和酒吧等不再被视为必需品。人们认为这些是奢侈品，而不是必需品。因此这些商业活动的地位越来越岌岌可危。

　　也有些歌舞伎町的企业找到了摆脱这种状况的方法。例如，Loft的资源网拥有许多用于音乐演奏的现场演出场所，也拥有可以举办辩论会这类讨论活动的场所。他们虽然只是提供音乐厅和现场互动空间的大集团的一部分，但是已经能够将新冠疫情之前提供的服务或活动转为线上，以数字方式提供。他们还利用过去曾使用过Loft空间的乐队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网，以热爱Loft的既存团体为基础，来进行各种互助活动，比如销售纪念T恤、获取捐赠等。

　　但是，现场演出场所也和牛郎俱乐部等性服务行业一样，成为集体感染爆发相关的国内新闻的一部分。现场演出场所的集体感染，大多发生在大阪，而非东京。东京的现场演出场所意识到自己不该成为新的集体感染来源，为了维护粉丝健康以及自身声誉感受到了巨大压力。

　　然而，牛郎俱乐部和夜总会、小酒吧、歌舞伎町的新宿黄金街这类场所，无法转为线上。现场演出场所的话，可以在无人的会场进行乐队演奏或DJ表演，并在YouTube上进行直播。但是像小酒吧这种以场地为中心的地方，很难在网上创造出这种体验。

　　而且，特别是黄金街，为了迎合游客和熟客以外的人群，已经焕然一新。曾经的黄金街给人一种“不接待第一次上门的客人”的感觉，新客人会觉得难以融入。然而，随着黄金街为了向游客开放而产生的全新改变，它也在渐渐失去熟客关系网。熟客们觉得自己被赶走了。但是在现在这种状况下，这类熟客或许才是小酒吧能够依靠的人群。可惜，也有一些店的这类熟客资源已经不再可用了。

　　这类生意对金钱的平衡是非常敏感的。收入的钱和支出的人工费、租金几乎一样多。新冠疫情很快就证明了这种生意可能会变得不稳定。也就是回到最开始说的Chim↑Pom展览会的话题，可以说歌舞伎町是最早出现“新常态”、并受其影响巨大的地方。游客消失了，性工作、夜生活、娱乐等消遣突然被视为“非必需品”，甚至可以说是“危险品”。如今，极为重要的是，要关注如何形成国家和地区的干预举措以及团体的互助举措。另外，也存在政府举措和民间举措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以及在此情况下的复原力（恢复能力），为歌舞伎町这类场所的都市生活提供了启示。对于这些的关注，也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将歌舞伎町看作日本变化的晴雨表，那么新冠疫情揭示了由旅游业带动的经济的危险性。但是，游客消失的冲击之大，也反过来揭示了歌舞伎町在迎接游客方面是多么的成功。

　　就业方面来看，由于年轻人持续成为促进日本感染的因素，于是歌舞伎町就凸显了一个疑问，即在2020年的日本，什么样的工作会受到好评和支持。这体现在是否是社会上污名化的职业这种模糊的感觉上，更具体地说，就是面对疫情导致的失业和对生活的影响，能够享受保险和其他援助的人群与无法享受的人群之间的区别，以这种形式表现了出来。

　　最后，除了我所说的现场演出场所外，电影院、小剧场、公共艺术等各种文化产业间也出现了互助的形式。发生这些互助的地方，不仅是在新冠疫情这种危机来临时、人们去寻求人与人联系的地方，也是平时人们会去寻求依托的地方。

　　思考这种文化空间的消失会如何改变东京，最终还是为了我们自己。在这个新冠疫情肆虐的时代，歌舞伎町已经揭示了这一点。这样的文化空间，才是游客到访的主要原因。并且不仅仅限于新冠疫情，即使在日常生活的各种压力下，在这种空间里，人们也能够发现意义所在，在东京这个巨大都市中能够发现社会性。

结束

---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是日本唯一一所在世界各国及地区综合性地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专门机构。1994年北京日本文化中心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北京事务所成立。为加深中日两国相互理解，基于以上理念，本中心在中国各地举办了多种多样的活动及事业。主要活动分为文化艺术交流、日语教育、日本研究知识交流三个领域。

更多活动信息

官网http://www.jpfbj.cn

微博@北京日本文化中心

☜ 微信（ID：jfbeijing）

特辑“新型冠状病毒下的越境、交流、创作”系列访谈与投稿的第三期，请到了策划“大地艺术祭”（新潟县越后妻有地区）与“濑户内国际艺术节”（濑户内海地区）等国内外艺术节的北川富朗。在新冠疫情中，北川富朗决定将一部分艺术节延期举办的理由是什么？另外，在新冠使跨越地域边境变得困难的今天，如何通过艺术促进地域之间的交流呢？艺术节的工作人员们正紧锣密鼓地远程为艺术节做着准备，我访问了他们位于东京的办公室。

办公室里张贴着延期举办的各地艺术节的海报

——你作为几个国内艺术节的总策展人，决定将“房总里山市原艺术×Mix”（千叶县市原市）、“北阿尔卑斯国际艺术节”（长野县大町市）和“奥能登国际艺术节”（石川县珠洲市）延期。已经有些艺术节转为在线举办了，而你却选择了延期，为什么呢？

我差不多在2020年1月的时候开始听闻新冠的事情，感到事态有些严重，为了能够维持原有的规模举办艺术节，就决定延期了。

在网络上当然也能很好地做艺术。而关系到演出的话，如果将表演延后一年，表演者们的行程也将变化，那将非常不好办；“房总里山艺术节”等的一部分制作也几乎已经完成了。但与各种行政机构讨论后，我们还是决定延期举办艺术节，留出时间好好筹备。

与此同时，由于大家的距离变得遥远了，我们还在Instagram上开展了“Artists’ Breath”*¹ 项目，以延期至2021年之后的艺术节为中心，邀请国内外参与艺术节的艺术家录制两分钟左右的视频，讲他们现在如何生活，在想些什么，并发布在Instagram上。

作为文化厅委托进行的项目，从6月15日开始每日进行，计划持续到2021年。

艺术家是一群非常仰赖生理、直觉与直感的人，与其他领域的人相比，艺术家的类型真是多种多样。因此是非常有趣的。

我开始觉得，这样一群人的生活与思考，说不定会成为瘟疫时期宝贵的档案也说不定。

“Artist’s Breath”账户介绍了艺术家们当下的“一呼一吸”

虽然艺术节延期了，但我能够和艺术家们进行更加详细的探讨。并且我得以在能够活动的范围内，进到那些能够进入的地域去学习与交流。

北川富朗开办了名为“富朗补习班”的讲座，旨在培养各地艺术节的负责人。这张照片拍摄于2020年10月，记录下了大家在新潟县的十日町市观察越后妻有的动植物与昆虫、在里山散步的样子（左起第二人为北川富朗，照片由本人提供）

这段时间，几个艺术节都在同时公开征集作品，有趣的是，海内外的应征作品都比以往多了很多。这或许是因为大家对美术、文化与艺术的兴趣提高了，又或许是现在几乎没有什么还在办的展览了，所以艺术家们才都来应征吧。

——延期期间，方案的内容有变更吗？

有一部分变更。创作者也会将作品进行小小的调整，距离开幕还有时间，因而还能够做更改，所以我们在一点点地做着这样的调整。

只是在现阶段外国人都不能来，视新冠疫情的发展状况，可能会不得不考虑做远程活动，并且，由于完全无法预测客人的动向等原因，所以必须要设法让更多国内的观众来看艺术节。

我原本想着，艺术家的影像作品提案会大大增多吧，然而实际上却不是这样的。果然，大家还是对去到当地，去看特定场域（site specific）*² 的作品更感兴趣。

——新冠疫情以来，在社会与艺术的现状方面有什么令你印象深刻的事吗？

有很多事情都让我印象深刻。在这个同质化越来越强、一切以市场优先的世界中，我本应该在有着不同历史背景，或各种地域的土地与空间中策划一些特定场域的创作，但新冠疫情使人们无法自由地移动，不能享受与人用餐的乐趣，也不能一起讨论各种各样的事情了。

我觉得通过电子方式交往、保持社交距离太冷冰冰了，实在让人不好受。

我总在想，如果从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来看待新冠，就必须思考自生命出现以来，生活在大自然中的人类究竟是怎样的存在，地球诞生以来生命又有怎样的遭遇等问题。

另外我要说一件微不足道的事，人类与土壤的亲密接触，人类与自然的种种关系都在消失，这在食物的层面也显现出来了，我在想，人类的个体是不是正在急速地变得越来越虚弱呢？

如今，社交距离和远程什么的，都给人一种向着无菌化发展的感觉，这使得当下的美术大大偏离了其原本的动机。

虽然说“有趣”很不合适，但新冠疫情的确首次使世界各个地方的人们有了共通的体验呀。从这种角度而言，我觉得企业和政府采取的防范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更像是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就我个人而言，隔离时期是前所未有的学习机会。三个月以来我都没有去外面吃过饭，因而有非常多的时间用于思考。

——新冠疫情中需要保持社交距离，和别人近距离接触变得困难了，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你进行了哪些活动呢？

即便有社交距离，也能做很多事呢。

但的确，创作变得困难，只能推进理论的发展，也不能派生出许多东西，然后做出有趣的事情了。

有五十万、上百万人去了“濑户内国际艺术节”，但其中不过只有一两万人是艺术爱好者。这是因为，艺术节中不只有美术，还能给人各式各样的体验，有各种事情发生，让大家都觉得很有趣。

如何令我们不向着无味、干燥、无菌、同质的方向发展呢？似乎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实际上，人不能移动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在乡村，有十万、十五万日元就能生活了，生活中或许没什么刺激的事，但从事与农业相关的工作，会关注天气好不好、下不下雨等等，也能有许多戏剧性的体验。这便是我说乡村很重要的原因，不过这次却去不了了。

新冠疫情中，一部分的乡村地区似乎表现出了极强的排他性，因此，为什么要去乡村也就成了一个很严肃而迫切的现实问题。我的工作大概有一半要在乡村进行，但是也去不了了。比如像是针对类似车牌号或者住民票这种可以对住址一目了然的东西。虽然不是想针对这个来批判什么，但是利用行政单位来划清界限、设立限制与障碍这种事情，我深刻地感受到了一种不真实感。

——延期艺术节的决定是否得到了各个自治体的理解呢？

比方说一个村子里住了50人，其中7、8成人都认为艺术节吸引人们来访是一件很好的事，只有1、2个人表示这样不好。

我并不是说这种想法是不好的，毕竟可能有老人，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情况。但是，即便只有1、2个人觉得不好，也就不能举办艺术节了。

这样一来，对于政府来说没人来访，事情更可能向不乐观的方向演进。我认为这是个相当严重的问题。因此，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一年中能在何等程度上使一个地区的人们达成共识。

虽说如此，但这不是个可以讲得通道理的事情，没有对错可言。

来访的人们不只是为了来看艺术，也是因为想来到这片地域看看。

有许多人来艺术节前将艺术节本身作为目的，但他们在离开时则多在调查问卷中写道，能够和当地人交谈、吃本地的料理、参加节日庆典要远比艺术节本身更让人难忘。

不过，我们不会那么快便得到人们的理解。这段时间里，我最常想的是今后要如何发展，而现在的阶段则是在试错中前行。

——即使举办艺术节获得了种种成绩，但对地方而言，只要一听到“东京”二字就会感到不安吧。

这是因为“东京不好”在一定角度而言是正确的。代表东京的各种事物对许多地区而言不但是破坏，还是一种欺骗。

因此，我们只能谨慎行事，紧急事态宣言下的隔离期结束后，尤其是7月份之后，我们一旦取得了地方的同意，就先竭尽所能走遍各个地区与村子，举办各种工作坊。

我们每周去乡村3至4次，频率很高。此外，我们还通过远程方式举办活动，从而与地方建立了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

——访问地方的时候，会感到紧张吗？

哎呀，还挺恼火的。“东京人勿入”的牌子都摆出来了。我实在不知道之后会怎么样，所以便让艺术节的工作人员将居民卡迁到越后妻有、换了越后妻有的车牌，就是这种感觉的。

如今的世道非常不好，像搜寻犯人一样（关注着外来者）的现象也出现了。那些人完全无法理解，那些感染上新冠的人只是碰巧感染上了这件事。

我想对于事务所而言，远程办公究竟是好是坏本身便是个大问题。但认为远程办公就够了的这种想法才是真正可怕的。

会有面对面接触这样的行为的才是人类吧？我认为能够迁移、交谈、一起吃饭的才是人类哦。

——艺术节也是以此为主题呢。

是的，但是这在现在已经过时了吧。我们的艺术节一直都努力在“吃”上做文章，虽然目前处于艰难时期，如何超越这些困难是很大的的课题啊。

我曾倡导大家尽量到各种地方去，但已经不能去了。

现在新冠疫情到了此种境地，有3万人自杀，每7个人中就有一人来自贫困家庭，这些事情不也很严重吗？但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新冠上，看不到这些问题了，从想象力的角度而言，这是件非常严重的事啊。

就艺术节而言，一方面，艺术可以让人充满活力，而另一方面，将艺术节商业化便可创造出许多就业岗位。

以举办“大地艺术祭”的越后妻有地区来说，开展艺术节的年份会雇佣几百人，就算是像现在这样不办艺术节的年份也有150或200人因为艺术节的缘故而受到聘用，这是十分重要的。

我们的艺术节不仅重视对作品的展示，还将儿童工作坊等各种日常的活动作为一大要素，这对我们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创意的场所也拯救了许多人吧。

这一点很重要啊。有时候我会在报纸的投稿中读到很多人说“去了艺术节，感到自己之前都在想些什么无聊的事情啊，便决定不去寻死了”。艺术什么的，果然是好东西啊。

我想到世上有各种各样的人，便感到非常有趣。没有正确的答案，人们能够因与他人不同而得到欣赏。没有不正确就不行这种事。从这种意义上而言，我想这是人类生理的一种表达。

——就将来的目标而言，你想将日本（包括艺术节在内）设计成怎样的样子呢？

我不会夸张地说这样的事情。我认为“东京的生活充满了刺激、兴奋与大量消费，还有许多的信息”这样的想法只会持续几年。

我也被这一点吸引而来到了东京，但过了几年却发现这算不得什么。早上起来打开公寓的窗户，却没有什么可以说“早上好”的人。比起过着要你推我挤地乘上电车的生活，关心每日晴雨的农业生活才更加丰富呀。

我想，能做些让人们觉得这样的生活很有趣的计划本身就是很有趣的事情。并且，来到这里的人们将会怀念这里，互相成为朋友。现在的我们是拥有五感、却非常不豁达、正在变成老于世故的滑头。

一生短瞬即逝，这样充实的事情多一点比较好啊。说这样的话未免有些老气横秋的感觉（笑），但我认真地这样想并想努力这样做，这也很费劲儿哦。

虽然有这样那样的想法，但我完全没有想过要放弃艺术节，认为艺术节十分有趣的人也大大增多了。以前坚决反对艺术节的老爷爷们也会说艺术节还挺有意思的。

——你是怎样与反对的人沟通好的呢？

我不是一个有着完美人格的人，也没什么美德，我只是一心认为美术是很有意思的东西。我的确是这样想的，所以即便有再大的困难也会努力地克服。

没有什么比艺术家创作时的样子更加美丽了。他们拼命地创作，竭尽全力地做东西，即便彻夜不眠也甘之如饴。这打动了当地人的心。果然，做艺术也是基本的劳动啊。这很有趣哦。虽然人们几乎都会说“搞不清这是做什么呢”，但大家也都因为艺术节吸引了人来访而感到高兴。其实，艺术家和乡村里曾经坚决反对搞艺术节的老爷爷非常投缘呢。

2018年的“大地艺术祭”期间，观众在越后妻有里山现代美术馆展示的雷安德罗·埃利希作品《Palimpsest：天空之池》中嬉戏（照片拍摄于2018年8月，由北川富朗本人提供）

——这也就是说，更需要实际邀请艺术家来才行啊。

我觉得艺术家努力去各种地方是一件好事，这样的人如果多起来，现在的形势也会改变。所以我想，要怀抱着巨大的信心与信念来办艺术节才好。

从政府与国家那里拿钱也是多了好。没有必要把艺术节办得美而清贫，像我这样的策展人要努力拿到更多的钱才行，所以我的生活并不怎么美丽啊（笑）。我认为这非常重要也非常有趣呢。

——艺术节是一种“节日”，但艺术节要依靠政府与当地人的协助才能开办，因此也是一种“政务”啊。

我们的艺术节无论在哪里做问卷调查都会有八成以上的人表示“来艺术节真是太好了”。2004年中越大地震的时候，越后妻有各个村子里的人们还说“想要早点开始准备艺术节”。

果然，节日是非常重要的，节日就是人类的本能啊。人们虽会抱怨，但奇怪的是节日到来的时候还是会过得很有趣的样子。

移动、聚餐、讲话什么的，果然都是人类的本能啊，可以说是一种好奇心。用一个词来描述艺术节，也是“好奇心”。我想与不认识的人、不熟悉的文化相会果然是非常重要的事啊。

有非常多人以艺术节为机缘想要来到地方或搬到这里生活。这样的人如果能以某种方式在这里工作与生活，那么不久之后他们的价值观也会开始一点点变化，我想这会很有趣吧。

——你在把自己觉得有趣的东西也传递给这片地域的其他人呢。

非常简单和坦率地说，有趣的东西就是有趣啊。我虽然多少以美术与建筑为专业，但在做评判的时候，我会尽量不在美术或建筑的学科系统内去思考。这么说可能有点太过简单了，但我认为孩子觉得有趣的事显然就是很有趣。

铜版画家长谷川洁在地方的体育馆展示作品时，有的孩子发出感想说“没见过这样的黑色”，我觉得这种感想很厉害。明明没有人对这些孩子进行指导，他们却能够通过直觉感受到。

面对新事物、异事物与有趣的事物，我们经常要通过直觉去理解它们。我想要选择那些无需说明就能让人感到有趣的作品。

我觉得艺术实在是太有趣了。

我50岁后才开始做艺术节相关的工作，时间真是不够用啊。我想努力为艺术家们服务，尽我所能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机会。

*¹ Artists’ Breath 

https://www.instagram.com/artistsbreathpress/

*² 特定场域（site-specific）指属于某一场所的作品或能激发出其所在场所特性的作品，又或指这样的性质或方法（Artwords®）

北川富朗

1946年生于新潟县高田市（今上越市）。毕业于东京艺术大学。主要项目包括“安东尼奥·高迪展”（1978-1979年）、在日本全国80所学校举办的“给孩子们的版画展”（1980-1982年），以及发动了194个地方的38万人，以草根形式展开的反对南非种族隔离政策行动“拒绝种族隔离！国际美术展”（1988-1990年）等。2014年，策划了将“美军基地之城”变为“艺术之城”的“FARET立川公共艺术”项目。构筑地域的实践方面包括于2000年首次举办的“大地艺术祭 越后妻有三年展”（获第七届“All Right！日本”金奖等）、“水都大阪”（2009年）、“濑户内海国际艺术节2010、2013”（获海洋立国推进功劳者奖）等。北川富朗常年投身于文化活动，2003年被授予法兰西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亦被授予波兰共和国文化勋章。2006年，获艺术选奖文部科学大臣奖（艺术振兴部门），2012年获澳大利亚勋章。2016年获紫绶褒章，2017年获朝日奖，2018年获选文化功劳者，2019年获Ihatov奖。“越后妻有三年展”与“濑户内国际艺术节”的总策展人。2017年起又担任“北阿尔卑斯国际艺术节”和“奥能登国际艺术节”的总策展人。

现任职务与公职

公益财团法人 福武财团常任理事、Art Front Gallery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一般财团法人 地域创造顾问等

Art Front Gallery http://www.artfront.co.jp

2020年9月

采访、撰文、摄影：寺江瞳（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交流中心）

※采访在采取预防新型冠状病毒的手段下进行

相关链接

小川希・“Art Center Ongoing”法人代表 | 专题【新冠疫情下的越境、交流、创造】vol.2

稻叶俊郎 医生、“陆奥艺术祭 2020山形双年展”艺术总监｜专题【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下的越境、交流、创造】vol.1

专题【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下的越境、交流、创造】  预告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是日本唯一一所在世界各国及地区综合性地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专门机构。1994年北京日本文化中心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北京事务所成立。为加深中日两国相互理解，基于以上理念，本中心在中国各地举办了多种多样的活动及事业。主要活动分为文化艺术交流、日语教育、日本研究知识交流三个领域。

更多活动信息

官网http://www.jpfbj.cn

微博@北京日本文化中心

☜ 微信（ID：jfbeijing）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推出了新教材《いろどり：生活中日语》。主要面向在日本工作、生活的人群为对象，通过此教材可以学习到有实践性的贴合现实生活的日本语。本教材的内容和声音数据，通过以下网址可以全部免费下载。

https://www.jpfbj.cn/irodori/

（扫描或长按识别下方二维码跳转）

目前，已经发布了初级1、初级2的中文版。入门的中文版正在诚意制作中！

教材中，除了会话练习和语法学习之外，还有“日本生活小知识”这一关于日本文化和习俗的解说页。我来介绍其中的一部分。

这次介绍“日本的城堡”、“奥特莱斯购物中心”以及“职业摔跤”。不管哪一个，在日本都很有人气，很多人把它当作兴趣之一。很想去一次看看呢。你们所在的地方有类似的文化吗?

---

◆

日本の城

日本では、戦国時代から江戸時代、だいたい16世紀から19世紀にかけて、全国各地に城が建てられました。日本の城は、高い石垣、堀、天守閣などが特徴的です。現在残っている城は、人気のある観光地になっており、例えば、世界遺産に登録された白く輝く「姫路城」（兵庫県）、黒漆を使った荘厳な佇まいの「松本城」（長野県）、山城として有名な「松山城」（愛媛県）などが有名です。大阪城や名古屋城も有名ですが、天守閣は昭和の時代（1926-1989）に再建された鉄筋コンクリート製で、エレベーターも付いています。

また、当時の建造物は今はなくなっているものの、城の跡地を公園として整備した「城址公園」も多くあります。城に行ったら、天守閣に上ってみたり、展示されている資料を通してその土地の歴史に触れたり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从战国时代到江户时代，大约是16 世纪到19 世纪，日本各地建造了很多城堡。日本的城堡的特色体现在高高的石墙、护城河和天守阁。现存的城堡已经成为很受欢迎的旅游胜地，比如被收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雪白的“姬路城”（兵库县），使用了黑漆体现庄严肃穆之感的“松本城”（长野县），以山城而闻名的“松山城”（爱媛县）等。虽然，大阪城和名古屋城也很有名，但现在的天守阁是在昭和时期（1926-1989 年）重建的钢筋水泥建筑，内部还配有电梯。

此外，即便当年的建筑物已经消失，但很多城堡的遗迹会被修缮改建成“遗址公园”。去城堡观光时，可以登上天守阁，也可以通过展示的资料了解这片土地的历史。

◆

アウトレットモール

アウトレットモールは、主に衣料品メーカーが工場からの商品を直接販売する店が複数集まったショッピングモールのことで、一日中買い物が楽しめる場所として、休日にはたくさんの人で賑わいます。地方や郊外の観光地、高速道路などの幹線道路沿いなどにあることが多いです。日本の場合、アウトレットといっても、傷など問題のある商品が安く買える場所という意味はなく、格安の商品はあまり売られていません。

奥特莱斯商场主要集中了各家服饰厂商的工厂直销店铺，是个能够全天享受购物乐趣的商城，休息日的时候会迎来很多客人，非常热闹。奥特莱斯商场大多设在地方城市或郊外的观光景点附近或者高速公路等主干道沿线。在日本，即便是奥特莱斯，也并不意味着在这里会买到因瑕疵等问题而低价出售的商品，在这里并不会销售非常便宜的商品。

◆

プロレス

レスリングにショー的な要素を入れたプロレスは、日本では人気があり、最近は男性だけでなく、女性のファンも増えています。日本にはたくさんのプロレス団体があり、メジャーな団体は、東京ドームなど大きな会場で試合を行うこともある一方で、各地方には地域に密着したローカルな団体もあり、地域の体育館やショッピングセンターの駐車場などを会場にして、試合を行っています。こうした地域の団体の試合は観戦無料のことも多く、大人から子どもまでが気軽に楽しめる娯楽になっています。

职业摔角具有表演的成分，在日本非常受欢迎。除男性以外，女性粉丝也在不断增加。在日本，有很多职业摔角团体，主流的团体会在东京巨蛋等大型会场进行比赛。同时也有扎根于各地方城市的本地化团体，他们会以当地的体育馆、商场的停车场等为会场，进行比赛。这类扎根于地区的团体的比赛很多是免费观看的，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可以从中获得乐趣。

Ⓒthe Japan Foundation

---

怎么样?一提到日本，很多人会说“樱花”和“富士山”，但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像这样的人气景点或生活文化。你们所在的地方，有没有只属于自己国家流行的文化而没有被传输到海外的东西呢？

★『いろどり』の該当課

第8課　野球、したことありますか？

1. もう行きましたか？

2. このあと、どうしますか？

3. パンダがかわいかったです

★「いろどり」相关的咨询，请联系↓

   ☞ satoshi_urai@jpfbj.cn（担当：浦井）

★下载☞ https:/www.jpfbj.cn/irodori/

（点击页尾阅读原文跳转）

往期内容

『いろどり』日本生活TIPS 1 “长辈”和“晚辈”

『いろどり』日本生活TIPS 2 “你喜欢做什么？”

『いろどり』日本生活TIPS 3 “日本的气候”

日本生活TIPS 号外篇 《购物袋有偿化的日语》

『いろどり』日本生活TIPS 4“日本的天气预报”

『いろどり』日本生活TIPS 5“很繁华很方便”

『いろどり』日本生活TIPS 6：红绿灯/寺庙和神社

『いろどり』日本生活TIPS 7：～我迷路了，稍微晚到一点～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是日本唯一一所在世界各国及地区综合性地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专门机构。1994年北京日本文化中心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北京事务所成立。为加深中日两国相互理解，基于以上理念，本中心在中国各地举办了多种多样的活动及事业。主要活动分为文化艺术交流、日语教育、日本研究知识交流三个领域。

更多活动信息

官网http://www.jpfbj.cn

微博@北京日本文化中心

☜ 微信（ID：jfbeijing）

*扫描或长按识别文末二维码可阅读本文的繁体字版文本。

　　我们精心安排了“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讲座，希望通过此次不受空间距离限制的活动，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们从中感受到日本文化以及日本研究的魅力。

第十讲：“从地下演剧到走向世界

——蜷川幸雄与铃木忠志的戏剧轨迹”

---

上海戏剧学院副教授 方军

主讲人介绍：方军,上海戏剧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艺术学博士。2003-2004年，受日本文化厅资助赴东京研修；2015-2016年，赴日本大学艺术学部研究所任客座研究员。

　　出版专著：《日本现代剧场体系》《城市节日——走进中上海国际艺术节》

　　论文有：《“活性化”原则与日本公立剧场》、《日本演剧团体及其专属剧场关系研究》、《日本公共剧场中的艺术管理之问》、《生死可越，何不可越–评坂东玉三郎之<牡丹亭>》《一生青春——评坂田藤十郎歌舞伎访沪演出》等。近年来为研究生开设“日本剧场与剧团运营”等课程，为全院本科生开设选修课“日本演剧艺术”等。

　　在当代日本戏剧舞台上，如果说最负盛名的导演，蜷川幸雄和铃木忠志这两位一般都是会被提及的。

　　蜷川幸雄和铃木忠志戏剧界的两位大师级人物，本身也有很多可比性。

　　首先，他们是同时代的艺术家。蜷川幸雄出生于1935年，已于2016年去世。在他去世时，我听到一位从事戏剧教学的日本人说，如果蜷川先生健在的话，那么2020年东京奥运会开幕式总导演就应该是他了，这句话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了蜷川导演的地位。铃木忠志出生于1939年，如今也已八十多岁高龄。

　　其次，蜷川幸雄和铃木忠志在他们的青年时代，都是地下演剧运动中的重要骨干，这一点后面还会展开。

　　此外，他们后来都走向了国际，成为拥有世界性声誉的日本著名戏剧导演，这是两人的又一项共同点。

　　从上述这几点可以看出，蜷川幸雄和铃木忠志，代表了日本现代戏剧的一段历程，简言之就是从地下演剧走向更加多元化的舞台艺术的探索。

《蜷川幸雄的工作》一书封面

铃木忠志（谷盛京提供）

一、从“地下演剧”运动中走来

　　“地下演剧”（アングラ演劇）运动是现代日本演剧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日本戏剧界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便是地下演剧运动的异军突起。日本后来很多著名戏剧导演都曾经历过地下演剧运动的洗礼，可以说地下演剧运动培养与造就了日本现代戏剧中的一批中坚骨干力量。

　　地下演剧的核心要义，在于它具有强烈的反叛性、实验性和挑战性，挑战的对象是大家已经司空见惯的常规性演剧。地下演剧兴起的动因，相当一部分是出于对“规范”的不满与摒弃，向种种常规提出挑战，进行反叛，产生颠覆，被认为是地下演剧的天赋使命。

　　地下演剧所作的种种叛逆性行为，也突出地表现在对于演出场所的选择上。地下演剧从艺术理念到表现形式，都鲜明地排斥规整而秩序井然的传统剧场，认为那种类型的剧场是对创造力的捆绑，对激情的束缚，对能量的消解，因此他们热衷于寻找非传统类型的演剧空间，因为那样的地方才能产生和释放足够的“能量”，比如帐篷就是这样的演剧空间之一，唐十郎的红帐篷，佐藤信的黑帐篷都属于这一类。

　　地下演剧运动蓬勃兴起的年代，蜷川幸雄、铃木忠志正值他们的壮年时期，两人也都成为了其中的干将。

　　蜷川幸雄原本是一家新剧剧团的演员，但他最终从这家剧团脱离了出来，与清水邦夫等人组建了自己的演剧团体。1969年9月，蜷川幸雄独立执导的第一部戏上演了，它就是清水邦夫创作的《真情满溢的轻薄》。当时，蜷川幸雄选择的剧场是位于东京的新宿文化艺术剧场。之前我们已提到，地下演剧不会去选择那些很正规的剧场，而新宿文化艺术剧场的身份也很特别，它其实是一家电影院，后来在每天晚上九点半电影放映结束之后就开始演戏。晚上九点半之后开始的演剧，可想而知，观众主要是精力旺盛的年轻人，而上演的剧目很多也是青年导演带来的新锐之作。

　　蜷川幸雄的导演首秀在新宿文化艺术剧场获得了热烈的反响，蜷川导演成功地打破了舞台与观众席的界限，甚至表演与现实之间的区别也变得模糊了起来，狭小的空间内激情四射，充满了创造的动感，而这些都很符合地下演剧所追求的目标。

蜷川幸雄戏剧海报

　　那么，地下演剧运动中的铃木忠志又在做什么呢？如果说剧团演员出身的蜷川幸雄投身到地下演剧运动，代表了戏剧人的反叛，那么铃木忠志则代表了地下演剧运动中的另一支重要力量——从大学校园里崛起的演剧群体。

　　铃木忠志作为早稻田大学的学生，早稻田周边地带是他重要的演剧基地，而他早期戏剧活动最重要的成果就表现为早稻田小剧场的建立。早稻田小剧场既是铃木忠志与同伴们成立的一个演剧团体的名称，同时他们自己建立的一座小型剧场，也叫作“早稻田小剧场”。

　　早稻田小剧场原先并非剧场，而是新宿区一座咖啡馆的一部分。铃木忠志他们把这个地方长期租借下来，并改造为小剧场，使自己的剧团有了较为稳定的演出基地。把原本不是剧场的地方变为剧场作为自己的艺术大本营，这也是地下演剧时代一些戏剧导演所作的努力，早稻田小剧场在其中是非常典型的，因此铃木忠志早期的戏剧活动便深深地打下了早稻田小剧场的印记。

　　早稻田小剧场具有铃木忠志剧场的许多特点：

　　比如，能量性。早稻田小剧场大约只能容纳八十名左右的观众，但铃木忠志认为这样极简的狭小的素朴的演剧空间，便于“恢复戏剧行为的深度和浓度”。

　　再比如，群体性。从早稻田小剧场的建造来看，它采取的是集体筹资的方式，二百四十多万日元的改建费用由剧团成员们分别承担。

　　还有，就是变异性。将原本不是剧场的地所转换为相对稳定的演剧空间，这是铃木忠志鲜明的特点之一，而且在他后来的艺术生涯中还有新的表现形式。

铃木忠志工作照（谷京盛提供）

二、从“地下演剧”运动中转身

　　进入二十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曾经轰轰烈烈一时的地下演剧运动逐渐走向了沉寂。热潮退去之后，那些年轻的戏剧导演们又该何去何从？

　　我们还是以蜷川幸雄和铃木忠志为视角来作一个分析。

　　1974年，蜷川幸雄执导了由东宝株式会社出品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演出地点在东京日生剧场。

　　这是蜷川幸雄艺术创作的一个重大转向，他的这个行为在当时可谓是相当惊人的，其惊人之处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在地下演剧的观念里，莎士比亚的作品被认为属于传统的话剧演出范畴，同叛逆性的地下演剧是相互对立的；

　　第二，这台演出的制作方是东宝公司，而东宝演艺无疑是主导商业演剧的代名词之一；

　　第三，该剧上演于日生剧场，日生剧场是由一家大企业建造的大型剧场，这一点也是同地下演剧格格不入的。日本著名戏剧评论家扇田昭彦曾说过：地下演剧运动对于商业性怀有强烈的对立与排斥倾向，尤其是像大企业建造的日生剧场，被看作是“为金融资本进行宣传的剧场”，因此蜷川幸雄正是在遭到同伴们孤立的情形下走进日生剧场的。

　　蜷川幸雄的这个转向是惊人的，但他并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对于在地下演剧运动中崭露头角的导演们来说，在地下演剧运动的热潮过去之后，寻找新的道路已是不可避免的了。蜷川幸雄选择的是走向高端剧场，在高端剧场中把自己擅长的舞台想象力和视觉创造力发挥到极致。比如：刚才提到的日生剧场上演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蜷川幸雄导演在舞台上构造出了一个类似于巴别塔式的大型布景，这在地下演剧的剧场里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同时，这部剧中的男女主人公分别由松本幸四郎和中野良子扮演，而采用当红演员的做法也同地下演剧的原则背道而驰，因此对于从地下演剧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那群戏剧导演来说，这样做是很离经叛道的。

　　90年代后期，蜷川幸雄导演后来还拥有了一个演剧创作基地，那就是他担任艺术总监长达18年之久的彩之国埼玉艺术剧场，直到他病逝（蜷川导演本身就是埼玉县出身），这使蜷川幸雄几乎成为了这一剧场的代名词。蜷川幸雄的戏剧，以具有强烈冲击力的舞台视觉效果以及使用明星出演而著称（很多演艺明星正是他亲自发掘并培养起来的）。通过东宝商业演剧造就的蜷川演剧风格，正是在彩之国埼玉艺术剧场中有了更为彻底的、持续化的实践贯彻的平台。

2016年5月，彩之国埼玉艺术剧场上演了蜷川幸雄导演的最后一部作品《一报还一报》

　　在蜷川幸雄“转向”的年代，铃木忠志也在开辟自己新的艺术道路。

　　从1976年开始，铃木忠志开始将富山县南砺市利贺村作为其主要的艺术据点。

　　利贺是一个什么地方？它远离东京，四周被群山包围，出入极为不便，冬天还经常下大雪。由于地理位置偏僻、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利贺也是一个典型的“过疏化”的村庄，年轻人纷纷离开了，留下的基本都是老龄人口。这样一个地方，为何却吸引了铃木忠志和他的剧团？有人说，铃木忠志来到这里的原因是因为早稻田小剧场与咖啡馆签订的租期已满，使他失去了在东京的艺术据点。但是，铃木忠志却表示，他们其实并没有什么非得离开东京不可的理由。

利贺的合掌屋建筑（谷京盛提供）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铃木忠志对于利贺的选择是自主的，源于他长期以来所坚持的戏剧观。铃木忠志曾经说过，“当整个社会都在追随‘越大越好’的教义时，我们却努力把戏剧带回其源头。我发现，若想要真正去了解世界，需要一个中心的视角，也需要一个边缘的视角。早稻田小剧场的空间，提供了一个相对于中心化商业戏剧的边缘化视角，让我和一小撮不愿妥协的艺术家一起，利用这个平台来审视我们时代的问题。我们把目标放在恢复戏剧行为的深度和浓度上”。

　　同早稻田小剧场比起来，利贺显然更加去中心化，更加边缘化。铃木忠志团队在利贺把当地几座已经无人居住的传统民居“合掌屋”改造为了剧场，同时还在山中建造了露天剧场。由于气候的缘故，冬季的利贺雪下得很大，为了防止积雪把屋顶压塌，当地民居的屋顶就采用了两只手掌并拢撑开的形状，故称“合掌屋”。对于从民居演变而来的剧场，铃木忠志曾表示，“现在的日本几乎不可能找到一个地方比利贺更符合我对于剧场的想法与期待”。

合掌屋改建的剧场（谷京盛提供）

三、殊途同归，走向世界

　　从蜷川幸雄和铃木忠志两位著名导演的戏剧轨迹中，我们可以发现，当地下演剧运动偃旗息鼓之后，他们的选择是大相径庭的。蜷川幸雄走向了城市的中心，走向高端剧场，他的作品甚至具有很强的商业和市场方面的号召力；铃木忠志则走向了乡村，走向了更深的边缘，甚至可以说走向了自然与土地。

　　这不能不说是两个极端！然而，这两种不同选择的背后，却恰恰是日本现代戏剧多元化、多样性以及多种可能性的具体表现。同时，还应当看到蜷川幸雄与铃木忠志尽管差异巨大，却在某种意义上又是殊途同归，因为他们都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导演，都推动了日本现代演剧走向世界。

　　蜷川幸雄和铃木忠志都执导过大量的古希腊和莎士比亚的作品。日本是世界上演出莎士比亚戏剧作品最多的国家之一，据说仅次于英国和俄罗斯。蜷川幸雄的转型之作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在担任彩之国埼玉艺术剧场的艺术总监期间，他又亲自策划了“彩之国莎剧系列”，在这家剧场里制作上演莎士比亚的全部37部戏剧作品。蜷川幸雄首部在海外公演的作品，是欧里庇得斯（英文Euripides）所作的古希腊悲剧《美狄亚》，蜷川幸雄导演的版本采取了全男班的阵容。古希腊时代的戏剧表演只有男性才能登上舞台，但这一传统后来在欧洲消失了，而日本歌舞伎至今还坚持着这一传统。采用清一色的男演员，似乎是借鉴了歌舞伎的演剧方法，又在欧洲唤起了人们对于古希腊演剧的遥远记忆。

　　蜷川幸雄和铃木忠志在演绎这些西方经典剧作时，融入了日本戏剧的思维和日本文化的符号，使其带有非常明显的日本印记。然而，他们带到海外的既不是传统的能剧，也不是歌舞伎，它们无疑就是日本现代演剧。他们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把日本现代演剧带向了世界舞台。

蜷川幸雄任艺术总监的彩之国埼玉艺术剧场的周边，也充满了莎剧元素

　　除了作品在海外公演之外，铃木忠志创立的演员训练法也有很大的国际影响，每年都有来自不同国家的演员来到偏远的利贺接受铃木忠志法的训练，也可以说是潜心修炼。近年来，铃木忠志还在利贺创办了国际性的戏剧节，每年夏季吸引各地的戏剧界人士及艺术爱好者前去“朝圣”。利贺，显然已经因为铃木忠志而成为世界性的戏剧符号。

　　蜷川幸雄和铃木忠志，他们从地下演剧运动走来，在现代演剧的大潮中作出了迥然相异又有相似之处的艺术选择，他们的戏剧轨迹充分彰显了日本现代演剧的矛盾与复杂性，同时又正是其魅力之所在。

2018年，蜷川幸雄导演的《武藏》在上海文化广场公演

铃木忠志作品剧照（谷京盛提供）

感谢收听。

日本研究之窗 —— 系列讲座（戏剧）

题目及主讲人

第一讲　“中日先行艺能的交流、融通与变异”

       麻国钧 中央戏剧学院 

第二讲　“日本能乐——“能”和“狂言”的鉴赏与研究”

       左汉卿 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第三讲　“三合一的古典木偶戏——文乐”

       李玲 中国艺术研究院

第四讲　“传统与创新并举的古典戏剧——日本歌舞伎（上）”

       李玲 中国艺术研究院

第五讲　“传统与创新并举的古典戏剧——日本歌舞伎（下）”

       李玲 中国艺术研究院

第六讲　“中国近代戏曲与日本——京剧走向海外和京剧史研究的开端（上）”

       李莉薇 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第七讲　“中国近代戏曲与日本——京剧走向海外和京剧史研究的开端（下）”

       李莉薇 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第八讲　“中日现代戏剧交流——以日本新派剧、新剧和左翼戏剧对中国戏剧的影响为中心”

       刘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第九讲　“20世纪80-90年代的中日戏剧交流”

       于黛琴 国家话剧院

第十讲　“从地下演剧到走向世界 ——蜷川幸雄与铃木忠志的戏剧轨迹”

       方军 上海戏剧学院

每周四（计划）发布，敬请期待！

阅读繁体版↓

https://www.jpfbj.cn/sys/wp-content/uploads/2021/01/xiju_episode10.txt

（扫描或长按识别下方二维码跳转）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是日本唯一一所在世界各国及地区综合性地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专门机构。1994年北京日本文化中心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北京事务所成立。为加深中日两国相互理解，基于以上理念，本中心在中国各地举办了多种多样的活动及事业。主要活动分为文化艺术交流、日语教育、日本研究知识交流三个领域。

更多活动信息

官网http://www.jpfbj.cn

微博@北京日本文化中心

☜ 微信（ID：jfbeijing）

为了进一步探讨高等职业学校日语教育面临的课题，加深对高等职业学校日语教育现状的认识，以及提高全国高等职业学校日语教师，特别是中青年骨干教师的教学水平，教育部高等职业学校外语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日韩语分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日语分委员会、北京日本文化中心（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拟于2021年1月31日举办线上“第二届全国高等职业学校日语专业骨干教师研修班”。届时将以“面向新时代的高等职业院校外语专业发展现状与展望”、“《国标》、《教学指南》指导下的本科日语专业建设的目标与课题”、“《高等职业院校日语专业教学标准》的制定与实施”等为主题，邀请知名专家进行演讲、举办讲座。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1.主办单位

教育部高等职业院校外语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日韩语专业委员会

北京日本文化中心（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

2.协办单位

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日语分委员会

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职业教育分会

二、时间与形式

时间：2021年1月31日 上午8:00——12:00

形式：腾讯会议（1月25日发会议号码至报名人员电子邮箱）

三、参会对象

高等职业院校日语专业负责人、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

四、会务费用

免费

五、会务联系人

霍国宏 Tel：13502016369

报名方法：扫描下方二维码，填写报名信息

（http://uz0v506u9efb9tmw.mikecrm.com/5ZYBDFf）

报名截止日期：1月24日（星期天）23:59

通知原版

https://www.jpfbj.cn/sys/wp-content/uploads/2021/01/20210108tongzhi.pdf

（点击页尾阅读原文跳转）

会议日程 

一、开幕式 （8:00——8:15）

1. 介绍领导和嘉宾

2. 致辞

• 教育部职业院校外语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日韩语专委会主任委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院长 李运博 教授

• 教育部高等院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指委日语分委员会主任委员、原天津外国语大学校长 修刚 教授

• 北京日本文化中心（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高桥耕一郎 所长

二、基调演讲（一） （8:20——9:00）

题 目：面向新时代的高等职业院校外语专业发展现状与展望

演讲人：教育部职业院校外语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北京开放大学副校长 常红梅 教授

三、基调演讲（二） （9:00——9:40）

题 目：《国标》《教学指南》指导下的本科日语专业建设的目标与课题

演讲人：教育部高等院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指委日语分委员会主任委员、原天津外国语大学校长 修刚 教授

四、基调演讲（三） （9:40——10:20）

题 目：《高等职业院校日语专业教学标准》的制定与实施

演讲人：教育部职业院校外语类专业教指委日韩语专委会主任委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院长 李运博 教授

五、茶歇 （10:20——10:30）

六、日语教授法培训 （10:30——12:00）

题 目：「課題遂行型授業のすすめ－新教材を例に－」

演讲人：北京日本文化中心（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池津丈司 高级日语教育专家

七、闭幕式 （12:00）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是日本唯一一所在世界各国及地区综合性地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专门机构。1994年北京日本文化中心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北京事务所成立。为加深中日两国相互理解，基于以上理念，本中心在中国各地举办了多种多样的活动及事业。主要活动分为文化艺术交流、日语教育、日本研究知识交流三个领域。

更多活动信息

官网http://www.jpfbj.cn

微博@北京日本文化中心

☜ 微信（ID：jfbeijing）